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
李 肖1 吐逊江2 陈 藩1 周 澍1
1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文旅局
一、 前 言
龟兹古国，中心区域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沙雅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一带，盛期占有整个塔里木盆地北缘。汉唐时期龟兹是与塔里木盆地南缘于阗并立的大国，两汉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均设于此，在汉唐西域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图1） (1) 。古代龟兹国的辖境，是今新疆四大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之一（其他三者为高昌、于阗、疏勒）。其灿烂的物质文化，内涵丰富，风格独特，与周边地区和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关系密切，是著名的考古胜地。 龟兹国地处丝绸之路北道中部，它既是塔里木盆地北缘东西向交通的枢纽，也是由盆地向北翻过天山到达伊犁河谷，向南渡过塔里木河沿克里雅河、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盆地南缘的重要孔道。汉唐时期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重点地区。
图1 西汉时期龟兹王国位置示意图
古代龟兹所辖的库车绿洲和拜城盆地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在西域三十六国中位居前列。龟兹国曾经雄霸丝路北道，强大的国势与其雄厚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金属资源，是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龟兹地区的冶铸业在西域三十六国中已享有盛名。《汉书·西域传》曾记载龟兹“能铸冶”。《魏书·西域传》曰：“（龟兹）饶铜、铁、铅……沙、盐绿、雌黄、胡粉。……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醍醐，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水经注》卷二引《释氏西域记》中所载：“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有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北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 (2) 经过地质勘查，证明龟兹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金、铜、铁、铅、锡、硼砂、煤、石油等自然资源，且主要分布在库车、拜城两地的天山南麓及却勒塔格山中。
二、 研究简介
龟兹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曾调查、发掘过阿克苏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的哈拉墩遗址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普查的深入，在古龟兹文化区域内发现了大量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通过对龟兹地区的群巴克墓地（轮台县群巴克乡） (4) 、克孜尔墓地（拜城县克孜尔乡） (5) 、多岗墓地（拜城县亚吐尔乡） (6) 、新疆库车县库俄铁路沿线考古发掘等 (7) ，可以证实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该地区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稍晚些时候则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龟兹国的冶炼能力，更使其铜铁产量和质量位居西域各国之首。除满足本国之需外，还能供应周边国家。
经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古龟兹国地域范围的今阿克苏地区发现矿冶遗址53处 (8) 。本课题这次在该区域共发现矿冶遗址36处，其中13处为采炼铁的遗址，21处为采炼铜的遗址，既炼铜又炼铁的1处，石油矿1处。史料中所记的黄金、铅、盐绿、卤沙、雌黄、胡粉等矿产的开采遗址虽有线索，但尚未寻找。煤矿遗址由于鉴别困难，故未作为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向。
近三千年的采矿冶金业给这一地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矿冶遗迹，近百年来对龟兹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金属器物标本，这两方面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系统地研究龟兹乃至整个西域的矿冶史提供了非常完整的实物资料。以前对新疆境内矿冶遗址及古代金属器的金相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山以北地区，如对位于天山腹地的新源县71团鱼塘出土铜器 (9) 、尼勒克县努拉赛铜矿、准噶尔盆地周缘所出铜器的分析研究 (10) 。近年来虽对古龟兹地域内的这一课题进行了各种探讨，但由于受时代和专业领域的局限，其研究要么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成分分析，要么流于历史学科的史料考证，导致这项研究长期处于没有内在联系的两层皮状态，即文献考证和冶金分析互不相干，致使古代龟兹矿冶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龟兹石窟艺术、龟兹古代史的研究步伐，成为龟兹学领域中的一个短项。
自20世纪90年代起，龟兹考古学又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在先贤们辛勤构筑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方法，对龟兹地区古代矿冶遗址进行系统研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本文涉及的时代上自该地区的青铜时代，下止于清末。“矿冶遗址”是指采矿遗址和冶炼、铸造遗址，因为在古龟兹地区，开采和冶炼、铸造遗址并不都是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铸造遗址，如铸币遗址，往往位于城内或寺院周围，这与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对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除了对相关遗址进行地层学和标形学研究外，还进行冶金学方面的研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对龟兹地区矿冶技术的发展和规模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三、 相关遗迹
由于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迹主要集中于库车拜城两县境内，且以采、冶铜铁的遗迹为主，其他各县有关遗址的数量极少，故本文将所有遗址统一编号后，以县为单位进行介绍。
（一） 库车县
库车县境内的矿冶遗迹，特别是采矿遗迹，主要集中于库车河上游地区的河谷两岸，即苏巴什山口以北的流域范围内。这一带属于却勒塔格山及天山南麓的前山地带，因造山运动活动剧烈，这里的地质结构非常复杂，为各种矿物矿床的产生奠定了地质条件。2009年7月至8月，为配合库车县库俄铁路工程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工程建设涉及的遗址、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地点分为4处，即提克买克冶炼遗址及墓地、贝迪勒克冶炼遗址、可可沙依冶炼遗址和苏巴什佛寺墓地，共计发掘遗址近500平方米，墓葬30座 (11) 。
1. 康村冶铜遗址
康村属于库车县阿格乡，位于乡政府所在地的南侧。遗址地处库车河西岸台地上，东、北为农田、林带，西邻独（山子）—库（车）旧公路，地理坐标：东经83°02'50″，北纬41°56'50″，海拔高度1360米。遗址均位于康村居民区内，共有4处，其中康村二组、三组各2处。康村二组的2处均位于居民院落内，大的一处不过20米见方，已被严重扰动。文化堆积主要是铜炼渣，几乎不见风管和陶片。小的一处几乎被当地老乡倾倒的垃圾所掩埋。康村三组的2处位于二组的南面约300米处，这2处也呈南北向分布，南端的遗迹为面积约20米见方的堆积，最高处约2米，北端的只有5—6米见方，堆积几乎与地表齐平。以康村三组最南端的冶炼遗迹为例，从现代地面起，下部0.6米厚为原始堆积，有保存完好的地层（图2），其炼渣堆积的上部1米多为二次堆积。遗址原来的面积可能很大，有可能当初四个点是连在一起的。当地老乡也证实，矿渣的面积原来很大，后因在其周围建房，将矿渣或埋或堆，形成了现在的四个区域。
图2 库车阿格乡康村南部炼铜遗址
调查初步认定康村遗址为古代冶铜遗址。即是将附近山岭矿脉中蕴藏的铜矿石采出后运至此地进行冶炼，具体开采地点位于遗址南部约5千米处，库车河西岸的山上。从地表遗存的堆积类型看，这里为单纯的冶炼遗址，即只有熔炼矿石、提取粗铜后的炼渣、风管、炉壁、木炭灰烬和作为熔剂的石灰石等遗物，而无坩埚、铸范等与深加工工艺有关的痕迹。看来这里只提供最初级的冶炼产品，即只是将铜矿石冶炼成粗铜或冰铜（？），再运至别处进行深加工。所出炼渣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内涵的堆积，四处遗迹的炼渣的色泽基本上呈蓝色或蓝灰色，从造渣的情况看，冶炼过程控制尚可。较高的炉温、成分及比例适当的熔剂使炼渣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内部所含杂质如矿石、石灰石、木炭的比例极低，凝固后多呈现为玻璃态。
可能是因为炼炉较大的缘故，炼渣凝固后结块较大，大者边长可达0.3米左右，很多被当地老乡拿去砌墙。由于遗址堆积以炼渣、木炭、红烧土为主，风管、炉壁、陶片等和断代有关的遗迹极少，故康村遗址的上下限尚未能准确把握。
2. 贝迪勒克炼铁遗址
贝迪勒克，维吾尔语意为“苜蓿地” (12) 。遗址地处库车县阿格乡政府驻地北偏东18.5千米，位于库车河西岸，217国道东侧约500米处，东南距克孜利亚炼铜遗址约4.5千米。地理坐标：东经83°09'15″，北纬42°06'13″，海拔高度1580米。
遗址沿河分布，其范围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150米，以分布在地表以上的炼渣堆积为主。在遗址中部有一条冲沟将其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有南北向排列的两大堆炼渣及一处房屋遗迹，南端的最大，周长约66米，高约6米；两座堆积中除炼渣外还含有大量风管及少量陶片。房屋遗址位于两堆炼渣之间，共有三间，一列呈南北向排列，总长度约30米，宽约7米。房屋墙壁多已坍塌，残存的墙体基部宽约1.5米，残高约0.5—1米。墙体以夯筑为主，间或有土坯砌筑，土坯规格为0.5米×0.3米×0.12米。北区由一座建筑遗址和几小堆炼渣组成。建筑遗迹位于最北端，现存面积东西长约20米，南北长约23米。墙垣大部分无存，仅在东南角残留有一小部分。墙体夯筑，夯层厚约0.1米，基部宽约2米，残高近3米。北区堆积的文化内涵与南区基本相同，只是风管所占比例较小。
贝迪勒克遗址为单纯的炼铁而非铸造遗址（图3）。冶铁所需的矿石采自河东岸山中的铁矿脉，距遗址的直线距离不到1千米。遗址堆积虽位于地表以上，但主体部分并未扰动，文化层内涵基本清晰。南区的堆积中，除炼渣外，还含有大量黄土和红烧土。另外，风管所占比例极大，在西侧一处断面上如同用风管砌成的一堵墙（图4）。
图3 库车县阿格乡贝迪勒克冶铁遗址
图4 库车县阿格乡贝迪勒克冶铁遗址中的风管堆积
图5 库车县阿格乡贝迪勒克冶铁遗址中的风管及陶片
南北两区的炼渣块均不太大，质地均匀，多呈黑色或蓝黑色的玻璃态，所含未熔矿石或熔剂、木炭极少，说明技术成熟，熔炼过程控制较好。遗址中的风管是除炼渣之外和冶炼有关的第二大类遗物。风管的总长度约0.4米，均为曲尺形，粗细各占一端且直角相交。粗的一端较短，长约0.1米，顶端内径约0.06—0.08米；细的一端长约0.3米，顶端内径约0.03—0.05米（图5）。这里未发现完整的炼炉遗迹，只见有残存的炉壁，厚度约0.1米，内侧多呈琉璃状，外侧呈红烧土状，从炉壁的弧度看，炉体的直径在1米左右。陶片出土不多，以夹粗砂红陶为主，轮制，有些外壁施淡黄色陶衣，未见纹饰，器形较大，以大缸类为主。位于遗址区内的两处建筑遗迹，从所处位置及层位上看，当和炼渣属于同一时代，而且是和冶炼活动有关的遗迹。只是由于其本身破坏严重，又未经解剖，故具体用途不明。
采集到的陶片具有塔里木盆地魏晋至唐时期的特征，故遗址的下限至少到这一时期。
3. 克孜勒亚炼铜遗址
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境内，217国道路标1021处西侧。“克孜勒亚”，维吾尔语意为“红色的山崖”，名称源自公路西侧的东北—西南向山脉，山壁陡峭，通体呈紫红色。遗址位于山体东崖下的台地上，东侧是217国道，再向东则是库车河西岸。地理坐标：东经83°05'50，北纬42°06'13″，海拔高度1527米。
遗址分布在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00米的范围内，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炼渣堆积为主，最厚处可达3米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矿石、熔剂、风管、陶片和残破的马鞍形石磨盘等遗物。在遗址西侧与山根相交处残存有炼炉的痕迹（图6）。从遗址南端再向南约100米的台地上有一石堆墓群，墓葬基本上呈东西向链状分布，大者直径约4米，小者约1米，可以分辨出的有14座，均未被盗掘。
图6 库车县阿格乡克孜勒亚炼铜遗址
图7 库车县阿格乡克孜勒亚炼铜遗址铜炼渣遗迹
从堆积的炼渣看，克孜勒亚遗址为单纯的炼铜遗址，其遗迹遗物多与炼铜有关。这里所出炼渣色泽上呈黑色或蓝黑色，体积不大，极少超过0.1米见方的，多呈薄片形玻璃状，表面带细波纹（图7）。炼渣中几乎不含未熔之物，也没有什么铜锈，与康村冶铜遗址相比，这里的造渣技术要超过前者。炼渣堆积中风管所占的比例较康村遗址少，且直径、长度也小于康村遗址，这可能和时代、冶炼技术及炼炉规模有关。冶炼所需的铜矿石来自遗址西侧的红山崖体中，露天即可开采。由于常年的风雨侵蚀，山体下部矿脉多被冲击下来的沙石掩埋，致使开采地点和开采工具已无迹可寻。但从约10万平方米的炼渣堆积来看，当时开采矿石的规模也不会小。在山崖的顶部尚可看到黑紫色的铜矿矿脉。发现的两处炼炉遗迹均位于遗址西侧边缘，紧挨着山根，仅存基部，圆形，直径约1.2米，炉壁厚约0.1米，已成红烧土状。
由于该遗址使用时代较长，陶片也各具特征。早期以夹沙红褐陶为主，手制，有单耳罐和鋬耳罐，陶色不匀，外表往往呈现红色，胎质则为黑褐色。其形制特征与龟兹地区早期文化，如库车喀拉敦下层 (13) 、拜城克孜尔水库墓地 (14) 、拜城多岗墓地 (15) 所反映的，该地区青铜时代到早铁器时代中的陶器相符。晚期以轮制的夹沙红陶为主，多为缸、罐形器（图版1），其形制特征具有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魏晋时期陶器的共性。
图版1 克孜勒亚东铜矿遗址夹砂红褐陶器耳（01KAKY：1） 石磨盘（残）（01KAKY：4）
通过初步调查认定，克孜勒亚炼铜遗址为一处延续时间长、性质单一且基本未被晚期扰动的古代炼铜遗址。其时代上限约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及拜城县多冈墓地相同，即大致在公元前770—前221年，废弃原因不明。
4. 阿格村炼铁遗址
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217国道西侧。阿格村炼铁遗址位于阿格村东西两侧；村东有3处，均位于阿格河北岸的山坡上，自东向西依次为Ⅰ、Ⅱ、Ⅲ号遗址。其中Ⅲ号遗址东端的GPS地理坐标：北纬42°09'45.5″，东经83°05'13.8″。Ⅳ号遗址位于村西，阿格河谷南岸的山坡上，地理坐标：北纬42°10'50.3″，东经83°03'26.3″。
与贝迪勒克炼铁遗址不同，阿格村Ⅰ—Ⅳ号炼铁遗址均为采炼一体的作业方式。这里的铁矿脉外表为铁锈色，呈层状夹在山体岩层中，由山体一直延续到山脚下的坡地。因矿脉暴露在地表，露天即可开采，就地便可砌炉冶炼。从炼渣堆积的巨大规模看，阿格村炼铁遗址延续的时间很长，开采—冶炼的规模惊人。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一是铁矿石储量大，埋藏浅，能够长年露天开采；二是矿脉的海拔高度接近天山山脉中的主要树种——云杉的生长线，易于获取燃料，便于就地冶炼；三是靠近河谷，为生活及物资、产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Ⅰ号遗址靠近217国道，位于库车县煤矿西侧约2千米处，沿着河谷北侧山坡有三堆炼渣堆积，分布在长约30米，宽约20米的范围内（图8）。西侧的那堆最小，所含炼渣颗粒较细小，残存的炉壁、风管也较破碎。中间那堆的面积和堆积厚度最大，最厚处可达3米。堆积以炼渣为主，从形态上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熔炼后出渣情况较好的炼渣，体积小，密度大，外表呈铁锈色，和红烧土、黄土、破碎的炉体、风管共存，堆积主要是由此类遗存构成。所出风管的形制和尺寸，在外观上和贝迪勒克遗址的没有什么差别。另一类是熔炼极差的炼渣，外观上如同一个大铁球，里边的包含物为未充分提炼出的铁质、未燃烧尽和熔化的木炭、熔剂等，似乎是些不成功冶炼产品（图9）。它们在堆积中所占比例不高，集中在一处，故时代可能较晚，可能所使用的冶炼技术也不尽相同。西侧的那堆从内涵上看，和中间那堆的前一类堆积相同，但堆积较薄，有残存的炼炉基部暴露于地表，圆形，直径1米左右，炉壁厚约0.15米。
图8 库车县阿格乡阿格村Ⅰ号炼铁遗址
图9 库车县阿格乡阿格村Ⅰ号炼铁遗址块状炼渣
Ⅱ号遗址位于Ⅰ号遗址西侧约300米处，面积30米左右，炼渣堆积的内涵与Ⅰ号遗址中第一类堆积相同。
Ⅲ号遗址东端位于Ⅱ号遗址西侧约400米处，为4处遗址中最大的一处。遗址位于阿格河谷最宽处，这里近似一个小盆地，遗址在盆地北侧边缘，其南侧是农田和阿格村的居民区。Ⅲ号遗址的炼渣堆积长度将近1千米，宽度在50—200米之间，从断面上看，炼渣堆积最厚处可达3米多，向北一直延伸到半山腰处，向南分布到河岸边。总体上看，其堆积内涵和Ⅰ、Ⅱ号遗址并无太大差别，但在遗址最西端有一处堆积较为特殊。这里炼渣的体积很大，可达0.2—0.3米见方，出渣情况也较好，炼渣呈玻璃态，里边几乎不含木炭、矿石和熔剂。风管外径可达0.15米，内径可达0.05米，明显粗于别处。风管为夹粗砂质地，夹砂的比例很高，如果不是烧成温度较高，这种风管可能很难成型。这处堆积可能反映出冶炼技术的改变和时代上的差异。
Ⅲ号遗址由于规模巨大，其时代肯定延续很长。但由于调查仅限于地表观测，从堆积断层上一时也看不出有明显的时代变化，断代的参照物以地表采集的陶片为主，故对整个遗址的时代判断不免带有局限性。
Ⅳ号遗址是这次调查新发现的一个地点。它位于阿格村西端，河谷南岸山间的一个小盆地中，盆地直径约200米，遗址主要集中于盆地西坡上，面积约40米见方，主要是炼渣堆积。保存最好的一堆炼渣高2米多，从断面上看，里面的炼渣有很清楚的分层堆积，在底层的堆积中有束腰形石磨盘，石锤和灰陶片。石锤的形制和新疆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中出土的非常接近。灰陶片表面磨光，为夹粗砂或细砂陶，烧成温度较高。陶器的器耳、半月形堆纹等表现出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及多冈墓地陶器的传承关系。而陶质、陶色及纹饰与其西侧温宿县包孜东墓地的陶器更为接近。通过这些年的发掘及研究证明：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大约从西汉初期起，烧造的陶器，其陶色由红陶转为灰陶或灰褐陶，温宿县包孜东墓地、库车县麻札普塘墓地的陶器就是如此。故由此初步推断Ⅳ号遗址的时代至少在西汉早期，这里的开采及冶炼方式、炼渣的外观指标和前三处遗址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是由于遗址保存较好，地面上和炼渣断层中遗留有大量的陶片，为确定遗址的时代提供了大量佐证。Ⅳ号遗址是本次调查中为数不多的在地层中发现采矿工具的一个地点，从这一点看，该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图版2）。
图版2 库车县阿格乡阿格村冶炼遗址出土陶器（01KAACⅠ-Ⅴ号）
5. 提克买克炼铁遗址 (16)
遗址所在的提克力克放牧点在阿格乡西北部，东距阿格村直线距离约6千米，为一个自然村落。有一条石油部门修建的公路从遗址边上向南经过村庄，穿过克孜勒亚山区，在巴什开其克与217国道会合。该遗址为此次调查发现的新点，位于村北的山坡上，长约200米，宽约40—50米。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该点矿石埋藏和采炼方式与阿格村遗址没有什么差别。GPS地理坐标为：北纬42°10'47.8″，东经83°00'43.5″。
6. 提克力克炼铁遗址
“提克力克”，维吾尔语有两种含义，一是“陡峭的地方”，一是“高高耸立”。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谷的西岸，国道217线从遗址中间穿过。遗址以炼渣堆积为主，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炼渣一直延伸到库车河边。遗址现已破坏殆尽，仅在公路边上可以看见被推土机堆起的炼渣，其形制与贝迪勒克炼铁遗址的在外观上无大差别。
7. 巴什开其克铜矿遗址
“巴什开其克”，维吾尔语意为“上头的渡口”。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谷的西岸，阿格乡政府驻地以北14千米，217国道里程碑1030处。在山谷西侧崖壁上有4个矿洞，自上而下排列；东侧崖壁上有3个矿洞，均悬于半山腰。东西两侧崖壁陡峭不可攀，我们这次调查受条件所限，也未能进入洞内。据《库车县地名图志》记载，该采矿遗址已有七八十年历史，古代也在此采矿，时间当在唐代之前 (17) 。但该资料未注明此说的出处。
8. 阿艾古城炼铁遗址
古城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县东风煤矿南约1千米处（图10）。地处库车河西岸台地上，西侧60米为217国道，北侧为养路段工作站，南侧有小片耕地。古城东城垣外直到库车河岸边；北城垣外向北延伸约100多米的范围内，均为炼铁矿渣的堆积层。其中北部的大部分堆积经平整后，被压在养路段的院址下，层位已严重扰乱。东侧的保存较好，在河边断崖上可以看出未被扰动过的炼渣层，地面上也可见到残存的炼炉基部以及陶片。古城地理坐标：北纬42°08'45″，东经83°06'30″，海拔高度1650米。
图10 库车县阿格乡阿艾古城远眺
图11 库车县阿格乡阿艾古城卫星影像
古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24米，南北长约114米，西城垣方向为北偏东10°（图11）。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墙基宽约8米，墙体高约6—8米（内侧）。城垣四角各有一段墙体伸出，长宽各8米左右，可能是角楼遗存。西、北、南三面城垣上各有两座马面，基部长约4米，宽约4.5米；顶部长约3米，宽约2.5米。西城垣偏南有一处豁口，宽约4米，从周围的情况看，应是废弃后所为。东城垣正中有一处豁口，宽约7米，当为城门痕迹，门外有瓮城，东西宽约14米，南北长约20米，残高约4米，瓮城门向南开，宽约8.5米（图12）。
图12 库车县阿格乡阿艾古城东垣城门及门外瓮城遗迹
（内—外）
北城垣东端已损毁，与东城垣之间有一缺口，在东北角楼上有一废弃的现代窑炉。城垣用夹杂细小砾石的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约0.12—0.2米，以厚0.18米的居多。墙体分内外两层，内层横截面基本上是长方形，外层是护城坡，横截面为直角三角形。城内已辟为农田，散布有炼渣、风管和少量的陶片。炼渣和风管集中在古城的西南角，形制大小和贝迪勒克炼铁遗址的基本一致；陶片则散布于城内各处，多为夹砂质红陶的缸形器，其口沿有一些和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回鹘时期的陶缸口沿形状接近，还有一些则具有唐代陶器的特征，据考察过该城的专家研究，这座小城有可能修建于唐代（图版3） (18) 。
1. 夹砂红褐陶口沿（01KAA：01） 2. 夹砂青灰色陶扳耳（01KAA：04） 3. 浅灰色夹砂风管（01KAA：05）
图版3
城外北、东两侧的炼渣堆积体积巨大，延续时代可能较长。其中的包含物以炼渣为主，其次为风管、红烧土、残破的炉壁等，从初步观测的情况看，和附近的几处炼铁遗址，如可可萨依、苏博依、阿格村相比，并无什么差别。但这里出土的石器、陶片等遗物为遗址时代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北城垣外的地面上采集到一个石斧，形制和奴拉赛铜矿、阿格村3号地点出土的石斧基本一致，故其时代也应和上述遗址相当（图13）。东城垣外至库车河岸边为未被扰动过的区域，发现许多重要的遗迹遗物。其中一座炼炉的痕迹较为清楚，炼炉仅存基部，直径约1米，炉壁厚约0.2米，修建在炼渣层中（图14）。
图13 三系石斧（残），阿艾古城内（01KAA：03）
通过观察发现，现在城内的地面已低于城外的1.5—2米，从城内侧看，城垣的夯土墙基已悬挂于墙体之上，非常明显。除城垣尚存外，城内已无任何建筑遗存，和古城有关的遗迹多已消失。但我们在西城垣南端的内侧，发现了与古城时代有关的地层叠压关系。这一段的夯土城垣叠压在包含有风管的炼渣之上，说明古城的建造时代要晚于这处炼渣堆积的时代（图15）。另外，在靠近城内东北角处由于要埋电线杆，挖了一个边长1米，深约2米的坑，从坑口向下1米左右为淤土层，其下为含有大量木炭、灰土的文化层，如果考虑到城内地面已被减去至少1.5米这个因素，那么这个新发现的文化层距现代地表至少在2米以上，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实验室测定，该文化层时代在公元650—720年间。所以，早在阿艾古城建立以前，这里已是龟兹地区主要的冶铁中心之一，而作为一个早期的聚落，其时代可能更早，充分研究这个遗址，将有助于解决该地区何时进入金属时代等一系列问题。
图14 阿艾古城内炼炉底部残余
图15 古城城墙体基部的炼渣堆积层
9. 可可萨依炼铁遗址
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的北岸，苏博依村西侧约500米处的河谷二级台地上，西北距阿艾古城约3千米。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130米。文化层堆积以炼渣为主，最厚可达3米。其中包含有大量风管、陶片及石磨盘残块等。遗址东端的GPS地理坐标：北纬42°08'04.5″，东经83°08'59.9″，海拔高度1620米。遗址南边与1958年“大炼钢铁”时遗留的炼渣、炼炉、残窑洞、破房相连，也可能被后者打破或叠压，仅从地表观察无法探清。但遗址的主体部分保存尚好，未被晚期活动干扰。
所出陶器均为夹砂红陶，轮制为主，部分器物为分段制成后套接，一些小件器物为手制。器表多施红黄色或红褐色陶衣，以素面为主；纹饰主要有玄纹、网格纹、莲瓣纹、贴塑莲瓣纹、三角纹内填并列玄纹、植物纹、“S”形连环纹、附加堆纹、锥刺纹等。器型主要有缸、高领罐、盆和碗形灯盏等。从各式陶器所占比例来看，该遗址的鼎盛时期可能在晋—唐时期，而出土的绿釉陶器则说明其下限可能延续到宋元时期。
10. 苏博依冶炼遗址
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的北岸，苏博依村北侧的河谷二级台地上，西侧隔一条冲沟与可可萨依炼铁遗址相邻，实际上可视为同一遗址。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100米，以炼渣堆积为主，薄厚不均，厚处可达3米左右。堆积的文化内涵与西侧的可可萨依遗址基本一致，但部分炼渣中含有绿色铜锈，说明该遗址除炼铁外，可能还利用附近所出的铜矿石冶铜。GPS地理坐标：北纬42°08'11.9″，东经83°08'47.0″。
陶器类型与可可萨依的风格基本一致，但在这里采集到一些釉陶器，说明该遗址的使用下限可能要晚于可可萨依（图版4）。
图版4
11. 唐王城铸钱遗址
唐王城位于库车县塔里木乡英达里亚村东北约11千米处，西南距乡政府驻地约12千米，东距苏博东遗址约9千米。地理坐标：北纬41°15'10.0″，东经83°39'23.0″，海拔956米。在古城西北部外侧100多米处有三座南北向排列的大土丘，上有建筑痕迹。在最北端的土丘东侧有一窑址，已塌，仅为一堆红烧土，其中含有炼渣、木炭、窑体残片及残砖等。在该土丘顶部散布有许多龟兹小钱的铸范。根据以上遗迹分析，这里可能曾经是一处铸币作坊遗址 (19) 。
（二） 拜城县
拜城县的矿冶遗址多分布于拜城盆地的周边地带，即却勒塔格山中及天山的南麓一带。其特点是分布地域广，遗址点多，炼铜的遗址要多于炼铁的遗址。除冶炼遗址外，尚有铸造遗址，且往往和城址连在一起。
12. 卡勒玛克阔坦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温巴什乡阿特博依那村南约1千米，却勒塔格山北麓的一个小盆地中。地理坐标：北纬41°41'17.3″，东经82°3'12.8″。遗址位于盆地南部半山腰上，距盆地底部约6米，由炼渣和一个窑洞组成。炼渣堆积约20立方米，厚度约1米，炼渣为紫色的玻璃态，体积较大，最大的直径约0.2米，未发现水波纹状炼渣。采集到轮制的夹沙红陶片一块。窑洞在炼渣北侧，依山崖凿成，由入口、烟道、壁龛组成，面积约5平方米，可能和冶炼遗迹有关。
该冶炼遗址面积不大，堆积也很薄，使用的时间应该较短，有可能是在这个小盆地附近发现有铜矿脉露头，便试探性地开采冶炼，但由于种种原因，使用不久便遭废弃，其时代可能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
13. 温巴什炼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温巴什乡政府驻地西北约1千米处，属于约库鲁盖依温巴什村的地界，地处木扎特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南邻却勒塔格山北麓。遗址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被一条冲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遗址区南北宽约100米，东西长约300米；西部遗址区南北宽约150米，东西长约200米。从剖面上看，文化层自地表向下深约1.5米，堆积以炼渣为主，夹杂有红烧土、铜矿石料、木炭、破碎的炉壁、龟兹小铜钱等遗物，未发现建筑遗迹。地理坐标：北纬41°39'50″，东经81°44'26″。
炼渣的形制较为复杂，既有和库车县克孜勒亚冶铜遗址相似的薄片形带水波纹的炼渣，也有像库车县康村冶铜遗址那样的块状炼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遗址使用的时代很长。遗址地表上具有断代特征的遗物，如陶片等极少，给初步判断遗址的历史上下限带来了一定困难。但至少说明在龟兹小五铢钱流通的时代里，该遗址尚在使用之中。
14. 温巴什千佛洞窟前铸币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温巴什乡吉格代勒克村南，却勒塔格山北麓山谷中的温巴什千佛洞窟前区。地理坐标：北纬41°34'09″，东经81°37'08″（图16）。
图16 拜城县温巴什石窟寺
图版5 拜城县温巴什千佛洞窟前区铸币遗址出土泥质红陶钱范（01BWBS：1）
在窟前区台地的东南角，保存有面积约10平方米的铸钱遗址，其四周散布有许多夹砂红陶片、动物骨殖等。遗址西南部有炼渣、窑址遗迹。20世纪80年代末文物普查时，发现铸钱遗址已被人为破坏，地表布满了铸钱的陶范残片（图版5）。其中少量的钱范上还带有没有取下来的龟兹小铜钱。从采集的钱范观察，均为单范，许多钱范上尚保存有浇铸口。我们这次调查时只发现有铸造后留下的炼渣和灰烬，龟兹小钱和铸钱的陶范已踪迹皆无，所采用的标本是由拜城县文管所提供的。
该遗址对研究古代龟兹地区的铸币技术、寺院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综合从已发现的铸币遗址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龟兹文化圈的范围内，一些特殊的阶层或集团拥有铸造货币的权利。对于他们所拥有铸币权的使用范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定量铸造还是无限制地铸造，受目前资料所限尚不明了。但从属于古代龟兹地区的众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龟兹钱币和本地铸造的中原王朝的货币来看，龟兹地区出产的铜，除了出口到周边国家外，很大一部分都用于钱币铸造方面了。
15. 冬买里冶铜遗址
拜城县温巴什乡冬买里村有3处冶铜遗址，都是清代的遗迹，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据当地老乡说，这都是他们祖辈冶铜时留下的遗迹。当时的人们从南边的却勒塔格山中将铜矿石采出后运至村里进行冶炼，规模巨大，几乎是村村炼铜，户户冒烟。冬买里村在乡政府西南约3千米处。地理坐标：北纬41°38'26″，东经81°43'40″。
冬买里村3小队冶铜遗址。位于3小队村北农田中的一株老桑树旁，为一处炼渣堆积，据当地老乡称，遗址原来的面积是现在的数倍。 遗址高约1米，直径约6米，除炼渣外，还包含有木炭、风管等遗物。所出矿渣的形制和大小与温巴什炼铜遗址的基本一致，在未充分玻璃化的炼渣中包含有未燃尽的木炭。在炼渣堆的顶部可见一残存的炼炉基部，直径约1米。
冬买里村2小队A号冶铜遗址。位于村内居民院落内，面积约100平方米，厚约1米，堆积内涵与3小队的相同。
冬买里村2小队B号冶铜遗址。位于号A东侧约300米处，牙生·斯迪克老人家的果园内。遗址原面积很大，堆积很高，现已被房宅、果园等建筑打破。现存的堆积为圆锥形，直径约30米，高2米，内涵与A号遗址相同。
16. 协依和买里斯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温巴什乡协依和村的中心小学东南隅。遗址区大部分已成麦田，堆积以炼渣为主，长约35米，宽约22米，高约4米。遗址时代与文化内涵与冬买里冶铜遗址相当。地理坐标：北纬41°38'34″，东经81°45'43″。
17. 乌堂村2小队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温巴什乡乌堂村2小队的一座老麻扎东侧，又名麻扎里亚冶铜遗址。堆积以炼渣为主，基本上全部被扰动，现存面积约100平方米，高约1.2米。遗址时代与文化内涵与冬买里冶铜遗址相当。地理坐标：北纬41°38'26″，东经81°42'30″。
18. 乌堂村2小队东侧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温巴什乡乌堂村2小队东侧，堆积以炼渣为主，已被严重扰动，总面积约100平方米，最高处可达5米。遗址时代与文化内涵与冬买里冶铜遗址相当。
19. 阔纳协海尔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克孜尔吐尔村东，地处克孜尔河西岸台地上。地理坐标：北纬41°47'27″，东经82°23'45″。向南约100米为阔纳协海尔古城，其间隔着一条自然冲沟和泉水；向北约50米为阔纳协海尔墓地，其间也隔着一条大冲沟和泉水。冶铜遗址和居住遗址位于其中间。遗址已被老乡取土造田所破坏，现存范围东西宽约50米，南北长约100米。遗址范围内的炼渣、矿石、坩埚、陶片、石器、炭屑均暴露于地表。尤其是堆积了大量的人工粉碎后呈颗粒状的孔雀石、尚未熔炼的矿石及废料等。地表上的陶器残片均为夹砂红陶，手制，有部分彩陶片。石器有石磨、石杵、砍砸器等。
20. 米斯买里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政府驻地西北直线距离约2千米，地处克孜尔河西岸台地上。地理坐标：北纬41°50'26″，东经81°25'53″。米斯买里，维吾尔语意为“铜村”。调查表明，这是一处由集中炼铜而发展形成的一个自然村落。村内到处可见炼渣、矿石及废料的堆积。据文献记载，清代咸丰年间，库车开局铸钱，光绪时铸量大增。此处冶铜遗址即是光绪四年后人口增多而形成的冶铜村落。
21. 米斯铁米村喀拉墩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米吉克乡政府驻地西南，直线距离约7千米。地处却勒塔格山北麓，木扎尔特河北岸台地，隔河与温巴什乡相望。地理坐标：北纬41°41'50″，东经81°43'09″。米斯铁米，维吾尔语意为“炼铜房”。据调查，过去曾有人在此炼过铜，并有炼铜的工房痕迹。现在，这里的冶铜遗址已被扩建的房屋所毁坏，村内仅能见到散落的铜矿石、炼渣等遗物。村南原有一座烽燧，时代大约在清代。
22. 一滴泉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察尔齐镇西部，地处乔尕布拉克泉的北侧，拜城至阿克苏公路北侧的山坡上。GPS地理坐标：北纬41°33'39.9″，东经81°13'38.9″，海拔1430米。乔尕布拉克泉，汉语称之为“一滴泉”，是周围几十里范围内仅有的一处泉眼。古人利用这眼清泉提供的生活便利，开采附近的矿石来冶铜。遗址除炼渣堆积外，还有一座依崖开凿的石窑洞，面积约10平方米，可能是当时冶炼工人的住处。在窑洞的周围堆积有大量的铜炼渣，外观上多为酱紫色的玻璃态，说明出渣情况良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带米黄色陶衣的轮制红陶片。
这处冶铜遗址延续了很长时间，附近山中铜矿石的蕴藏量相当丰富，号称“铜山”。据清代文献记载，拜城开采和冶铜规模最大者，有上、下二铜场。上铜厂在今察尔齐镇附近的牙哈艾日克，当时谓之“察尔齐厂”，有滴水崖和巩伯两个矿点；下铜厂亦即今温巴什乡，矿点名托和奈旦。上述清人所记的开采、冶炼遗址，都同这里历史上的相关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3. 派斯达坂铜矿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托克逊乡北部，喀拉苏河中游东岸约2千米的低山地带，地名为派斯达坂，维吾尔语意为“矮达坂”。地理坐标：北纬41°57'47″，东经82°09'17″。遗址为开采铜矿石用的矿坑，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图17）。山体的相对高度约30米，上半部为胶结的砾石层，下半部为砂岩结构。铜矿脉就位于砾石层的底部，与砂岩相接的地方。从小山的西侧看，在其西侧的断崖上有两个很规整的洞口，距地面约20米，因为我们只有简单的绳索而无法攀登至这个洞口并由此进入洞内。在山体南侧的半山腰上还有一个矿洞可进入主矿洞，但已被淤积的泥土掩埋的只剩下0.5—0.8米的空隙。据向导说，向里爬行约1个小时后，洞体变得开阔，人可以在里直立或弯腰行进，矿井很深，从未有人走到尽头。洞内有通风口直达山顶，因为发现有亮光自洞顶泄露，但在山顶并未找到这个通风口。我们向里爬行了约40分钟，由于支巷太多，所带的50米绳索已不够用，担心在里边迷路；再加上越向里爬，空气越稀薄，害怕万一体力不支，连爬回去的力量都没有，于是便退出洞口。由于矿洞是开凿在胶结状况良好的砾石层和砂岩之间，整个老窟都未用巷木支护。在洞顶和侧壁尚可见到开采后残存的铜矿石，表面布满了绿色的氧化铜，具体成分要待分析测试后才能知道。在矿坑口的周围和矿洞内均未发现开采工具的遗存。
图17 拜城县托克逊乡派斯达坂铜矿遗址
这个矿洞是清代所开，开采出的矿石运至山外的村庄进行冶炼，在这一带的许多村庄、地名都和开采冶炼铜矿石有关，如坎其铁米村等。
24. 铁再克卡哈村冶铜遗
遗址位于拜城县托克逊乡铁再克卡哈村中，为清代炼铜遗址的炼渣堆积。
25. 阿热买里村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热买里村，为清代炼铜遗址的炼渣堆积。
26. 坎其铁米村一小队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托克逊乡坎其铁米村一小队村东路边，卡拉苏河西岸附近，为清代炼铜遗址的炼渣堆积。
27. 坎其铁米村二小队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托克逊乡坎其铁米村二小队，集中于农田里，为清代炼铜遗址的炼渣堆积。
28. 亚木古鲁克冶铁、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老虎台乡羊场二连居民区的东北，吐鲁木塔依艾肯河口东岸的高地上。遗址分为两部分：冶铁遗址位于亚木古鲁克城堡内，冶铜遗址位于城堡南侧的台地上。亚木古鲁克城堡，当地老乡又称为“卡勒玛克协依和”或“阔太克吐尔”，汉语意思为“蒙古城”或“埂地上的烽火台”。城堡建在东河岸的断崖边上，城北以一座孤立的小石山为天然屏障，城堡依小山的山势而建，故城内地势北高南低。城垣用夯土筑成，每层厚约0.2—0.3米。西城垣紧邻河岸山崖，长约110米，宽约2—3米，残高约2.5米。东城垣因所处地势较低缓，故墙体相应较宽且高，全长约100米，宽约4—6米，残高5—6米。西城垣长约90米，宽约2—3米，中部偏东有一豁口，宽约6米，当为城门痕迹。GPS地理坐标：北纬41°52'52.9″，东经81°13'18.9″。
城堡内文化堆积很厚，但经过历年的人为破坏，到处是盗掘后形成的大坑，从剖面上看，地表向下1—2米处均为文化层，甚至北城墙外侧小石山较为倾斜的半山坡上也有很厚的文化层。东城垣的夯土墙叠压在文化层之上，说明遗址的上限要早于城堡的始建年代。堆积内含陶片、石磨盘、灰烬、动物骨殖、铁炼渣和已经锈蚀的铁器。
陶器多为夹砂红陶，灰陶较少，还有一些带绿釉的红陶片。夹砂红陶均为轮制，器形以罐类为主，还有钵形碗、大陶瓮等，皆为平底器。纹饰以素面的为主，另有刻画的几何纹、弦纹、附加堆纹、变形莲纹、圆圈纹等。陶器中以竖颈、溜肩的高领罐较为典型。所出的大陶缸，其口沿和吐鲁番交河故城中回鹘时期的同类器物非常近似，而绿釉陶片的出现则可能预示该城堡的下限时代较晚。普查资料认为，从陶器的质地、陶色、形制、纹饰以及大量的圆形石磨盘等因素来看，城堡为唐代的遗址。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对于这座偏居于拜城盆地西北角的小城堡中，为何遗留有大量的石磨盘这一现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所发现的部分石磨盘的沟槽中还粘有褐色的石粉，与磨盘胶结得很紧，难以抠下来，且与城中的土质土色不同，故不可能是埋藏后粘上去的。结合遍布城内外的铁炼渣来看，这些石磨盘中的绝大部分可能是用来研磨铁矿石的，而不是用来加工粮食的。当然这一结论最终确认尚待实验室的分析结果。
冶铜遗址位于城堡南侧约100米的台地上，西邻河岸，为一处炼渣堆积，长约250米，宽约180米。在遗址地表上散露着炼渣、陶片等遗物。
在城堡东侧约1千米多处有阔太克吐尔古墓群，位于老虎台乡阔太克吐尔村北的天山山前坡地上。这一带分布有许多南北走向的鱼脊形小台地，墓葬皆建在上边，总数有50余座，分散在较大的范围内。墓葬为土石混合结构，较大的墓直径约10—15米，小的直径在3—5米左右，有些墓呈东西向链状排列。从墓葬形制和地表上残留的陶片看，该墓地的时代和文化内涵与其东侧的多岗墓地、克孜尔墓地基本一致。故叠压在城堡下的早期文化层和城堡南侧的炼铜遗址，在时代及文化面貌上应和墓地有着内在的联系。
29. 阔太克吐尔河口冶铜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老虎台乡，羊场二连居民区的东北方向，吐鲁木塔依艾肯河西岸的山脚下。GPS地理坐标：北纬41°53'6.2″，东经81°13'17.1″。遗址为炼渣堆积，不甚集中，分布在约100米见方的范围内。炼渣体积较大，出渣状况好坏不均，有些炼渣中含有未燃尽的木炭；有些则为紫色的玻璃态。从周围的情况看，该遗址是人们在附近山上开采铜矿石后，就近冶炼形成的，可能是由于矿石品位不高或储量不大，没用多久便废弃了。因为缺少陶片等断代因素，确定其时代尚有困难。
30. 克乌鲁克萨勒代铜矿遗址(https://www.daowen.com)
遗址位于拜城县老虎台乡羊场二连居民区的东北方向，吐鲁木塔依艾肯河河口向内约5千米，西岸的一条东西向山谷的北侧山坡上。遗址有两处，均为矿洞遗迹。Ⅰ号矿洞规模较大，洞口朝南开在人工修平的山崖上，距沟底约20米，洞口外有一平整出来的平台。矿洞为窑洞形，高、底宽各2米左右。因洞内积水较深，故无法进入。洞壁上和洞口周围的地面上可见到带绿色铜锈的铜矿石。据当地老乡介绍，矿洞很深，有许多支巷，无人走到尽头，洞内没有支护用的巷木。矿洞所在山体的岩石非常坚硬，以至于洞中不需要巷木支护。在如此坚硬的岩石中并不是完全顺着较软的矿脉进行开采，而是为了满足大量矿石的输出，开凿出规整的矿洞，如果没有大量的铁制工具是无法做到的。因此Ⅰ号的时代可能不会太早。Ⅰ号矿洞GPS地理坐标：北纬41°53'9.2″，东经81°12'40″。
Ⅱ号矿洞位于Ⅰ号的西南方向，直线距离约50米处，高出Ⅰ号约20米，洞口朝东。Ⅱ号的开采方式有别于Ⅰ号，是严格按照矿脉在岩石中的走向进行开采的，故洞口与洞体的形状也就是矿脉在岩体中的形状。洞口为不规则的四边形，面积约4平方米，洞体基本上为长条形，总长约20米，最宽处约4米，高约5—6米，狭窄处仅能一人侧身通过。洞壁很光滑，几乎不见铜矿石的痕迹，说明当时开采得较彻底。在矿洞中部的两侧有现代人用风镐和炸药开出的盲巷，目的是利用这条深入山体的老窿来寻找新的铜矿。GPS地理坐标：北纬41°53'9.7″，东经81°12'35.7″。
在Ⅰ、Ⅱ号遗址及附近地区未发现陶片、开采工具等具有断代价值的遗物。矿洞所在的山谷中可见散乱的铜炼渣，大小及形制和其南侧的阔太克吐尔河口冶铜遗址基本一致。Ⅱ号遗址的开采方式似乎较为古老。参考新疆尼勒克县努拉赛古铜矿的开采方式，如果利用非常原始的工具（如石器等），开采夹在较为坚硬岩层中的矿脉时，是严格按照矿脉的走向来采掘的，除非矿脉已狭窄到难以通过时才挖掉有碍的岩体。因为用原始工具开凿岩石是件很费力的事情。故从矿坑的形制看，Ⅱ号矿洞的时代可能较早。
31. 麻扎吉勒嘎冶铁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老虎台乡羊场二连居民区的东北方向，地处吐鲁木塔依艾肯河西岸的二级台地上，隔河与亚木古鲁克城堡相望。GPS地理坐标：北纬41°52'41.8″，东经81°13'10.5″。遗址略呈方形，边长约100米，地表已无建筑遗迹，从遍布地面的大坑可以观察到厚约1米的文化层，内含灰烬、陶片和铁炼渣。采集到的红陶片与其东侧城堡中的基本一致，另外还有一些破碎的石膏建材，形制与温巴什千佛洞窟前遗址中的很接近。在遗址南端有一炼炉遗迹，只残存有基部。炼炉残高约0.7米，直径2米，外表用砾石砌成，炉壁涂有厚约0.1米的泥土，已烧成琉璃状。从所出遗迹、遗物的特征看，该遗址的时代与东侧城堡的时代相当。
32. 亚布依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老虎台乡开普台尔哈纳村三小队，木扎尔特河东岸台地上。地理坐标：北纬41°47'00″，东经81°02'45″。遗址呈长条状，西侧靠近河岸边的部分已被木扎尔特河水冲走。现存范围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60米，遗址附近有大量的炼铁遗迹。遗址内有早晚两期文化性质不同的堆积，早期堆积以石球、石砧、砺石、马鞍形石磨盘、敲砸石器、手制夹砂灰陶和炼铁遗迹为代表；晚期堆积以圆形刻槽石磨、轮制红陶为代表。从所出陶片等遗物来看，早期堆积的文化性质与时代和其东侧的多岗墓地晚期墓、西侧的温宿县包孜东墓地相近；晚期堆积的文化性质与时代和其东侧的亚木古鲁克城堡相近。
33. 瓮古鲁吉勒尕冶铁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黑英山乡克其克果勒河上游谷地中。遗址所在的畜牧点地名为“瓮古鲁吉勒尕”，维吾尔语意为“有洞的山沟”，因为在此处河谷西岸的山坡上有一个山洞，故有此地名。我们深入这条河谷调查的初衷是针对这个山洞，但意外地发现了两处冶铁遗址和一处早期居住遗址。
Ⅰ号冶铁遗址位于河流东岸的一级台地上，为两堆炼渣堆积，直径分别为15米、10米左右，高约0.5米。堆积除炼渣外，还有残破的炉壁和风管等遗物。GPS地理坐标：北纬42°16'11.0″，东经82°16'18.6″。
Ⅱ号冶铁遗址位于河流西岸的一级台地上，为两堆炼渣堆积，直径均为10米左右，高约1.2米。除炼渣外，风管和炉壁的残片极少，但发现一座炼炉的遗迹。GPS地理坐标：北纬42°15'40.8″，东经82°16'51.8″。
瓮古鲁吉勒尕洞穴位于Ⅰ号冶铁遗址的南侧，河流西岸的一条东西向小山沟的北坡上。GPS地理坐标：北纬42°16'11.0″，东经82°16'1.8″。
洞口为不规则的裂隙状，宽约5米，因洞口淤土堆积，现高约0.6米。洞内曲折蜿蜒，洞体的形状、高度、宽度均变化不定。除主洞外，还有许多支洞，加在一起的总长度约200米。洞壁很光滑，表面多凝结有水泡状的碳酸钙结晶。由于在洞内外没有发现明显的人工开凿的痕迹和工具遗物，洞体形状又不规则，特别是无法断定该洞是开采何种矿物的遗迹，所以要待分析出从洞内带出的岩石标本后，才能确定该洞的性质。但该洞系天然形成的可能性同样不大，这里的山体均为火成岩，降水量又不是太大，被水冲击侵蚀的条件也不具备。另外，到目前为止，新疆境内尚未发现典型意义上的溶洞，所谓的山洞不过是一些较深较大的裂隙或风力吹成的洞穴。
瓮古鲁吉勒尕居住遗址位于河流西岸的二级台地上，Ⅱ号冶铁遗址的北侧。GPS地理坐标：北纬42°15'49.6″，东经82°16'38.7″。遗址为连成一片的房屋及院落基址，用砾石砌成，砾石表面已形成黑褐色的太阳漆皮，说明时代较为久远。其中最大的一间为长方形，长20米，宽8米，内部被分割为基本上相等的两间。遗址的形制和建筑方法与新疆巴里坤县兰州湾子遗址较为接近。在遗址周围还有一些石堆墓、石围墓和土墩墓，时代可能延续较长。
34. 亚尔叶黑露天石油矿遗址
遗址位于拜城县黑英山乡米斯布拉克村东侧的丘陵地带中。露天石油矿地处一个小盆地中，由黑英山乡到米斯布拉克村的简易公路从遗址旁边经过。GPS地理坐标：北纬42°08'43.8″，东经82°26'49.7″。遗址由若干眼原油泉组成。原油从地下裂隙中渗出，在接近地表处形成一个个如同水池一般的大坑，表面为沥青所覆盖，中央为向外缓慢流淌的油泉（图18）。目前仅有一眼还在向外流淌，其余的几眼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人采光，仅剩下大坑的遗迹（图19）。遗址周围未发现陶片等断代遗物，但据当地老乡说，这个油矿谁也说不清已存在了多少年，他们的祖辈就在这里挖沥青和原油。沥青多用于修补器物，原油用来润滑车轴。还有的人将原油涂在头上，据说可以治疗谢顶。遗址本身虽未发现和古人活动直接相关的证据，但作为古代龟兹地区一种独特的矿产品，该遗迹的发现可以印证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据《北史·西域传》记载：“（龟兹）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 (20) 《魏书·西域传》中也有同样记载 (21) 。《酉阳杂俎·物异》记载：“石驼溺，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 (22) 从地理位置看，亚尔叶黑油矿正处在库车县龟兹古城西北方向的大山中，直线距离60多千米，与文献记载相符。在油泉的旁边有一座巨大的风蘑菇石，如同一只天然雕成的骆驼（图20），所谓“石驼溺”的来历可能与这块骆驼形的风石有关。
图18 拜城县黑英山乡石油泉
图19 拜城县黑英山乡石油矿坑
图20 拜城县黑英山乡石驼溺遗迹
温宿县
温宿县境内尚未发现古代采矿遗迹，仅发现有冶炼遗址，但温宿县紧邻拜城县的老虎台乡，又都处于天山南麓，故地质环境不会相差很大，发现古代采矿遗迹只是时间问题。
35. 拱拜孜窑址
遗址位于温宿县东北约19千米的伊希来木其乡拱拜孜村东北部，地处柯柯牙河两岸台地上。遗址依山而建，可分为东西两区。地理坐标：北纬42°29'52″，东经80°16'50″。
西区，位于河流西岸，现存两座，均坍塌呈土丘状，原有形制已不可考。土丘周围散布着大量陶片、炼渣、钱币、风管和石器等。从窑址西侧被水冲毁的断面观察，窑壁底部为就地挖筑的生土壁，上部为土坯砌筑。在西区的西南约500米另有一片遗址，地表散布有少量陶片石器等遗物，1983年6月，村民平整土地时曾推出一只大陶缸，高约1.6米，腹径约1.5米，现存于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展厅中。
东区，位于河流东岸的二级台地上。为一座南北长25米、东西宽20米、高约3米的土台，其四角均有红烧土墩向外突出，长约5米。其中西南角及东北角的红烧土墩明显是窑址堆积，东南角的窑址尚存部分窑室及火膛，附近散布着大量陶片、陶质铸范、石膏构件、铁器残片等。遗物有陶器、石器、铁器及钱币等。
阿瓦提县
阿瓦提县地处阿克苏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上，故仅有冶炼遗址存在。
36. 伯什力克古城
古城位于阿瓦提县东北，伯什力可乡牙马伦村，地处阿克苏河流域，科纳达里亚旧河的台地上。地理坐标：北纬40°42'57″，东经80°26'11″。古城北城垣外紧邻通往县城的公路，西、南城垣约5米外均有护城壕的遗迹，宽约5米，内有水深度不详。古城平面呈方形，长、宽约110米。夯土城垣基部宽约4—5米，剖面呈梯形，残垣高3—4米。东南隅有一阙口，宽约4米，应为城门遗迹。在南城垣的中部有向外凸出的高台建筑遗迹，基部长约20米，宽约10米，残高约4米。由于近几十年来，当地老乡不断在城内修建墓地，故将城内地层深处的文化层翻至地面。被掘出的土层中含有大量文化遗物，如陶片、残石磨、铁炼渣和动物骨殖等。陶器有夹砂红陶、红褐陶的平底器，轮制，部分器物表面有刻画纹饰。铁炼渣中含有杂质，如硫磺、木炭颗粒等，似以木炭为助燃剂冶炼矿石。
综上所述，从古城建筑形制的特点以及陶器的陶质、陶色和器形特征观察分析，古城的建筑时代约在唐代。
四、 结 语
这次调查的初衷是想澄清一些围绕古代龟兹地区矿冶技术、时代、规模等诸领域，长期似是而非的看法，为古代龟兹史的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虽然调查之后产生的新问题远远多于所能解决的老问题，但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次调查的结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不失其参考价值。
图21 库车县阿格乡阿格村Ⅲ号冶炼遗址
首先，调查认定史料中关于龟兹金属工业规模巨大的记载不是虚构的。史书记载“（龟兹）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 (23) 而阿格村Ⅲ号遗址的炼渣堆积的巨大规模与这项记载是相吻合的（图21）。
其次，史书记载该地区的冶铁技术在汉代有了质的飞跃，如《汉书·陈汤传》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这段记录说明，西域地区在汉朝势力进入之前，其金属工艺较为原始，所制备的武器性能很差；然而在接触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加工技术后，武器的质量有所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提高。这一划时代的技术变革，可以视作该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结束。这次调查的冶炼遗迹虽不能判定所采用的是块炼铁还是铸铁技术，但从炼渣的形态上看，大多出渣状态良好，说明技术是成熟的。
最早记录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史料当为《史记》《汉书》。有些学者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的记载，就推测说西域地区汉代以前尚不知冶铁技术，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学会了冶铁技术。但近百年来的考古调查则证明中亚地区冶铁技术的出现早于中原地区，于是又有学者置疑上述史料的准确性。通过这次调查，得出的感受是考古资料固不容置疑，史料记载也无太大偏差，只是后人理解有误。现代人对于同时代的文字资料在解释上还产生出许多歧义，况且是两千多年前的记载。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全面客观地理解这些史料。《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的“不知铸铁器”，其前文是：“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漆丝，不知铸铁器。”所指地域并不是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而是今费尔干那盆地至伊朗高原一带 (24) 。但上述地区又早已进入铁器时代，与“不知铸铁器”的记载相悖，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铸铁器”上。当时这一地区已经掌握块炼铁技术，但在汉朝使卒的帮助下，掌握了冶炼铸铁的技术。而对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来说，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均证明这里在汉代已进入铁器时代。因此，龟兹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矿冶技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有限。
（一） 考古调查成果
由于地表主要是炼渣堆积，虽然发现有炼炉的痕迹，但因为此次调查不能动土，故对于该地区冶炼铜、铁的技术源流、具体方式尚无法详细掌握。虽然目前无法了解龟兹地区从块炼铁发展到铸铁的过程及时代，但从黄文弼调查阿艾古城的有关记录看，在古城北墙外的地层中包含有大量装满铁汁的坩埚，当为铸铁的实证 (25) 。而通过这次调查证明古城的时代晚于魏晋时期，很可能建于唐代 (26) ，坩埚位于城内地面，当和古城属于同一时期或晚于古城的时代，因此，仅就该遗址来说，至少在唐代或稍晚时期已掌握了坩埚炼铁的技术。
（二） 自然科学分析
由于调查只限于地面观测，对于该地区矿冶技术的金相学研究尚无法展开，故对于铜铁矿石的具体冶炼方式还有待于下一步的研究。
（三） 讨论
燃料问题——这一带现在已是童山濯濯，是否跟当年大量砍伐树木作为冶炼燃料有关？冶炼遗址和燃料获取地的关系如何？与库车河上流采矿冶炼遗址相邻的拜城县黑英山乡，在与前者纬度大致相当的山谷中至今仍生长着茂密的天山云杉，而这些山谷恰巧都没有古代的冶炼遗迹，这是否可以成为前者呈现荒山地貌的反证？当然，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仍需靠考古发掘，需要通过分析当时地层中的孢粉和其他遗迹才能解决。
虽然《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的记载，魏晋时期这里已使用煤炭作为燃料来冶炼金属，但从采集到的炼渣标本来看，尚未能够确定当地在清代以前的冶炼活动使用了煤炭；虽然有些地方煤层和铁矿层交错分布，如阿格村Ⅲ号遗址，冶炼遗迹就位于煤层旁边，但炼渣中残留的燃料仍为木炭。
从采集的标本看，各遗址出土的风管均是事先烧制而成，为耐烧裂的夹粗沙陶质。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标本看，为了增加其耐热性及防止漏气跑风，风管烧好后，外表还再敷一层泥土，有些还是草拌泥。由于发现的风管均已使用，而随着这一炉矿石冶炼的完成，炼炉即被拆毁，风管因为在高温下已和炉壁烧结在一起，故极少能发现保存完整的风管。较为完整的风管呈曲尺形，两端粗细不同，细的一端和炉壁相通，在高温的作用下往往烧熔变形，多呈玻璃状或与炼渣烧结在一起；粗的一端与鼓风皮囊相通。
在此基础上，首先力争对龟兹地区不同时期的矿冶品种、技术、规模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其次将矿冶遗迹中的标本进行分析测试，再与该文化区域内墓葬、遗址所出标本对比研究，搞清它们之间的联系程度；揭示出矿冶遗迹与周边遗迹，如古城、屯田、寺院的内在关系。再次通过和周边地区的比较，如东侧的焉耆绿洲、南侧的和田绿洲、北侧的伊犁河谷，摸清古龟兹矿冶炼技术的源流和影响范围。最后，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成果，指出历史上龟兹国得以雄居丝路北道，汉唐时期中央政府选择龟兹一带作为控制西域的中心地区，这一切都和其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达的冶炼、铸造业是分不开的。
该项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1年度所级重点课题。课题实施得到了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石窟研究所、阿克苏地区文化局及地区文管所、库车县文管所、拜城县文管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科技中心、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学术振兴会、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四人，吐逊江任职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文旅局，其余三人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参加调查工作的有（按姓名首字的拼音顺序）：
傅明方 郭 物 李 肖 梅建军 吐逊江 颜 松
绘图：陈连同 王 云
附：
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实验研究报告
一、 导 言
古代龟兹地区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拜城、新和、沙雅和轮台诸县一带。至迟从汉代起，这一地区即是古代西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有大量的古城和石窟遗迹为证。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更揭示出，这一地区还存在丰富的早至青铜和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龟兹古代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金属冶铸业的发达，这不仅有《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和《水经注》等古代文献的记载为证，而且有考古发现的大批金属文物及矿冶遗迹为证。近年来，学者们已开始关注龟兹地区古代矿冶的发展及其与该地区古代文化演进的关系 (27) 。但因研究手段所限，有关研究尚未深入，我们对古代龟兹地区矿冶技术的发展仍缺乏清晰的认识。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古代龟兹地区矿冶技术的发展，2001年8月，我们对库车和拜城地区的十余处古代矿冶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和研究，采集了大批矿冶遗物的标本，包括矿石、炉渣、炉壁、鼓风管和金属块等。本报告就是有关这批标本的初步的实验研究结果。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对有关标本（主要是炉渣）进行成分定性检测，以确定其化学组成特征。由于受测试标样的局限，这项分析尚不能给出样品的准确的化学成分，而只能够给出其化学元素组成或半定量的化学成分。尽管如此，这项初步的实验研究仍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判定相关遗址遗物的基本技术特征，而且便于有针对性地展开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或发掘以及实验室的检测分析。必须说明，这里报告的实验分析结果是非常初步的，要想对冶炼遗物的性质有较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尚需对其显微组织进行观察，并对其金属夹杂物进行分析。因实验条件所限，我们目前尚未能展开这种观察和分析。希望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有条件进行更深入的检测分析。以下将按遗址分述实验分析结果。
二、 检测分析结果
1. 库车县阿格乡康村冶铜遗址（2001KC）
这处遗址共见四处较为集中的炉渣堆积。炉渣的形态以块状玻璃态为主，呈红、棕红、深蓝、蓝灰和黑等各种色彩，少量炉渣夹杂有木炭。所取样品共计21件，包括炉渣、炉壁、矿石和金属块，实验室编号KC01-KC21。XRF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康村遗址冶炼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1可知，康村遗址为冶铜遗址无疑，多数炉渣中均检测到铜的存在，铜矿石（KC08）和小铜块（KC11）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绝大多数炉渣均属 SiO2-CaO-Al2O3系或 SiO2-FeO-CaO-Al2O3系；SiO2含量高，估计在30%—45%之间，这可能是形成玻璃态的主要原因；在多数炉渣中均被检测到少量的 K2O，在某些炉渣中还检测到少量的 Na2O和MgO。炉壁材料则属SiO2-CaO-Al2O3-FeO系，含有少量的K2O和 MgO。炉渣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原因仍不清楚，与组成成分究竟有何对应尚有待进一步地分析研究。
2. 库车县阿格乡克孜勒亚炼铜遗址（2001KZ）
这处遗址的炉渣堆积规模较大，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除炉渣外，堆积中还可见到少量的小铜块、矿石、熔剂、风管、陶片和炼炉等遗物和遗迹。炉渣主要呈黑色薄片状、玻璃态，体积一般较小，表面多带流动形成的波浪纹样，质地纯净，极少见夹带木炭或其他未熔物者。也有少量炉渣呈块状。所取样品共计23件，包括炉渣、小金属块、炉壁和矿石等，实验室编号为KZ01—KZ23。XRF分析结果列于表2：
表2 克孜勒亚炼铜遗址冶铜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克孜勒亚炼铜遗址的渣系为SiO2-FeO-Al2O3-CaO系，FeO含量高，这与康村炼铜遗址的渣系SiO2-CaO-Al2O3明显不同。遗址中所出小金属块均为铜，含有少量的铁，确证此处为炼铜遗址。冶炼所用的矿石种类及工艺过程目前尚难推断，还有待进一步检测渣中的金属夹杂物。表面带波纹的片状炉渣均为 SiO2-FeO-Al2O3-CaO系，夹杂未熔物的块状炉渣则为 SiO2-FeO-Al2O3，表明CaO在造渣中起到重要的“熔剂”作用，当不含CaO或CaO含量过低时，炉渣的流动性将明显减小，而黏性增加，故易形成团块状，并多夹带未熔物。
3. 拜城县温巴什乡温巴什炼铜遗址（2001WB）
这处遗址的炉渣堆积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炉渣形态复杂多样，主要是彩色的玻璃态块状炉渣，体积一般较大。遗址上见有少量的小铜块、矿石、木炭、炉壁和炼炉等遗物及遗迹。用于检测的样品共计12件，包括炉渣和小金属块，实验室编号为WBS01—WBS12。XRF分析结果列于表3：
表3 温巴什炼铜遗址冶铜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3可知，温巴什炼铜遗址所出玻璃态炉渣的渣系多为 SiO2-CaO-Al2O3，这与康村炼铜遗址的渣系相同，而不同于克孜勒亚炼铜遗址。就块状多孔炉渣而言，尽管渣系为SiO2-CaO-FeO-Al2O3，但其FeO含量低，仍与克孜勒亚炼铜遗址的炉渣有区别。炉渣的颜色差异可能与FeO和MgO的含量多少及Cu的赋存状态有关。
4. 拜城县温巴什乡冬买里炼铜遗址（2001DM）
这处遗址的炉渣主要是彩色玻璃态块状炉渣，体积较大。共取样品9件，实验室编号为DM01—DM09。XRF分析结果列于表4：
表4 冬买里炼铜遗址炉渣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4可知，冬买里炼铜遗址所出炉渣多为 SiO2-CaO-Al2O3系，与康村及温巴什炼铜遗址所出炉渣大体相同。也有少量的炉渣属SiO2-FeO-Al2O3-CaO系，与克孜勒亚炼铜遗址所出相近。但外观形态仍不太相同。炉渣中的其他组分主要有Na2O、MgO、K2O和 TiO2。TiO2的存在似与其他遗址略显不同。
5. 拜城县温巴什乡卡勒玛克阔坦冶铜遗址（2001KL）
这处遗址的冶铜遗物主要包括炉渣和小金属块。炉渣多呈块状玻璃态，体积较大，以棕色和黑色为多。共取样品16件，实验室编号为KL01—KL16。XRF分析结果列于表5：
表5 卡勒玛克阔坦冶铜遗址冶铜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5可知，卡勒玛克阔坦冶铜遗址所出炉渣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棕色或黑色玻璃态炉渣，属SiO2-CaO-Al2O3系，与康村、温巴什和冬买里炼铜遗址所出炉渣很相似；另一种是黑色或黑灰色片块状炉渣，多带铜锈或夹杂物，属SiO2-FeO-Al2O3-CaO系，与克孜勒亚炼铜遗址所出相似，但外观形态有很大差异，克孜勒亚所出多为玻璃态，而此处所出显然熔态不佳，不利于铜与渣分离，故此类渣表面多带铜锈。此遗址所出小金属块多为铜铁氧化物，可能与使用的矿石为含铁的铜矿有关。炉渣中的其他组分主要有Na2O、MgO、K2O。
6. 拜城县托克逊乡阿热买里村冶铜遗址（2001AR）
这处遗址的冶铜遗物主要包括炉渣、炉壁和金属块状物。炉渣多呈彩色玻璃态，块状；类似炉壁的土块上附有炉渣。共取样品12件，实验室编号为AR01-AR12。XRF分析结果列于表6：
表6 阿热买里村冶铜遗址冶铜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6可知，阿热买里村冶铜遗址所出彩色玻璃态炉渣基本上属于SiO2-CaO-Al2O3系，与康村、温巴什、冬买里和卡勒玛克阔坦几处炼铜遗址所见大致相同，表明冶炼所用的矿石、熔剂及工艺也应相去不远；仅有一块玻璃态炉渣显出较高的 Na2O和MgO。另外，这处遗址还见到一些铜、铁含量较高的金属或炉渣块状物，表面多带铜锈，可能属于冶炼过程后期阶段的产物。
7. 拜城县托克逊乡铁再克卡哈村冶铜遗址（2001TZ）
这处冶铜遗址所出遗物主要是彩色玻璃态块状炉渣，以深棕色、棕红色和黑色为主。也有炉渣和木炭混在一起的块状物。共取样品7件，实验室编号为TZK01—TZK07。XRF分析结果列于表7：
表7 铁再克卡哈村冶铜遗址冶铜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7可知，铁再克卡哈村冶铜遗址所出彩色玻璃态炉渣大致上属于SiO2-CaO-Al2O3系和SiO2-CaO-Al2O3-Na2O-MgO系。与前述几处炼铜遗址所见的炉渣大同小异。非玻璃态的块状渣熔态差，混杂有木炭，期渣系也属于 SiO2-CaO-Al2O3系，但铜、铁的含量高。
8. 拜城县托克逊乡康旗唐木一小队冶铜遗址（2001KQ）
这处冶铜遗址所出炉渣多为彩色玻璃态，有块状，也有片状；有的熔态好，有的则较差，颜色也较混杂，但以深棕色为主。共取样品7件，实验室编号为KQ01—KQ07。XRF分析结果列于表8：
表8 康旗唐木一小队冶铜炉渣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8可知，康旗唐木一小队冶铜遗址所出炉渣基本上均属SiO2-CaO-Al2O3系，与前述几处炼铜遗址所见的炉渣大体一致。SiO2含量较高，一般都在40%以上；另外都检测到MgO、FeO、K2O和 Na2O的存在，唯多少略有差异；铜的存在也甚明显，在7件样品中均被检测到。
9. 拜城县温巴什乡千佛洞窟前冶铜铸钱遗址（2001ZQ）
这处冶铜遗址所出冶铜遗物包括炉渣和小金属块状物。炉渣形态较复杂，大多呈大块状，黑色，但有的表面呈棕色；有的接近玻璃态，有的熔态差，呈混结状；金属块状物表面均带铜锈。共取样品9件，实验室编号为ZQ01—ZQ09。XRF分析结果列于表9：
表9 温巴什乡千佛洞窟前冶铜铸钱遗址遗物的XRF定性分析结果
由表9可知，温巴什乡千佛洞窟前冶铜铸钱遗址所出炉渣主要为SiO2-CaO-Al2O3系，也有炉渣含较高的 Na2O和FeO，成为四元渣系。 SiO2-FeO-Al2O3-CaO渣系中，铜含量明显较高。小铜片经测定主要为铜，另有少量的铁和钙，或为表面污染。此处冶炼所获当为纯铜。
10. 拜城县的其他几处铜矿冶遗址
老虎台乡乌鲁克萨勒代铜矿遗址：在这处遗址取得三件金属块状物样品，实验室编号为KW01—KW03。XRF分析结果表明，KW01为铁的氧化物，并含钙、锰和铜的氧化物，可能是铁矿石。KW02为铜铁矿石，其成分为：CuO 56.4%， FeO 42.1%。KW03为铜矿石，表面全为铜锈色，含有少量的铅、锰和钙的氧化物，成分分析结果如下：CuO 72.4%， FeO 15.5%， MnO 6.1%， PbO 3.9%， CaO 2.0%。
老虎台乡阔太克吐尔河口冶铜遗址：从此遗址取得两件炉渣样品，实验室编号为KT01—KT02。KT01呈黑色玻璃态，而KT02为灰色块状，多气孔。XRF分析结果表明，这两块炉渣的化学组成很接近，均属SiO2-Al2O3-Na2O-CaO-MgO系，SiO2含量在35%以上，并含少量的FeO，铜峰明显可见。
温巴什乡乌堂村二小队冶铜遗址及乌堂古城遗址：从冶铜遗址采得两件样品，实验室编号为WT01—WT02；从古城遗址获得两件样品，实验室编号为WT03—WT04。WT01为金属块状物，成分分析结果为：Cu 75.2%， Fe 24.6%， Pb 0.1%； WT02为炉渣，夹杂有木炭，非玻璃态，XRF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组成属SiO2-Al2O3-Na2O-CaO-MgO系，SiO2含量在40%以上，含少量的FeO，铜峰明显可见。WT03为铜的氧化物，表面见有大量绿色的铜锈，表面分析也主要为铜；WT04则为铁的氧化物，并含大量氧化钙和少量的铜。
老虎台乡古城亚木克鲁克冶铜遗址：从此遗址取得一件炉渣样品，实验室编号为YM01。此样品呈淡绿色，块状，非玻璃态，气孔很多，夹杂有木炭、石英和石灰石。XRF分析结果表明，其化学组成属SiO2-CaO-Al2O3-Na2O -MgO系，SiO2含量在35%以上，并含少量的FeO和K2O，铜峰很低。
米吉克乡米斯铁米村喀拉墩遗址：从此遗址采集得到两件样品，实验室编号为KD01—KD02；KD01为金属铜块，其成分如下：Cu 98.7%， Zn 0.9%， Fe 0.3%； KD02为铁块，已氧化锈蚀，含有少量的钙和钛。
察尔齐农场乔喀布拉克冶铜遗址：从此遗址取得两件炉渣样品，实验室编号为QK01—QK02。两件样品均呈灰黑色，块状，多气孔，XRF分析结果表明，两件样品化学组成相近，均属SiO2-CaO-Al2O3系，SiO2含量在35%以上，并含少量的FeO、K2O和MgO；QK02含铜较高。
三、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库车和拜城地区十余处铜矿冶遗址所出遗物的初步分析检测，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 所出遗物绝大部分可以确定为炼铜炉渣。尽管炉渣的外观形态，尤其是色彩，多种多样，但其化学组成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SiO2-CaO-Al2O3系（也包括 SiO2-CaO-Al2O3-Na2O -MgO系），大部分遗址所出的彩色炉渣均属这一系统；二是SiO2-FeO-Al2O3-CaO或SiO2-FeO-Al2O3系，这类炉渣呈黑色，多为流片状，主要见于库车县的克孜勒亚遗址，个别的也见于其他遗址。炉渣中常见的其他组分主要有 K2O、MgO和Na2O。绝大部分炉渣都检测到铜的谱峰，故可确认为炼铜炉渣。
2. 大部分彩色炉渣均呈团块状玻璃态，其原因当与SiO2的高含量有直接关系。估计冶炼的温度应比较高，所以炉渣能完全熔融，冷却后形成玻璃态。炉渣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颜色可能与FeO和MgO的含量多少及Cu的赋存状态有关。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Cu的赋存状态，有待对炉渣的显微组织进行观察和测定。克孜勒亚遗址所出炉渣多呈流片形态，表明其造渣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炉渣的流动性好，将有利于渣铜的分离。
3. 部分炉渣夹杂有木炭、石英和石灰石，表明冶炼的燃料为木炭无疑，而石英和石灰石很可能是作为熔剂加入的。从外观形态上看，大部分遗址所出炉渣很相近，而XRF分析也表明多数炉渣均属相同或相近的渣系，这可能表明这些遗址所用的铜矿石、熔剂和熔炼工艺应大致相同或相去不远。唯克孜勒亚炼铜遗址所出炉渣在形态和渣系上均具有特色，其炼铜工艺也当与其他遗址有所不同。这是下一步的研究中应给予特别注意的。
4. 除炉渣外，所出遗物中还有一小部分金属块状物。分析表明，它们多是铜铁或铜铁氧化物或含铜较高的炉渣，这些可能是冶炼过程不同阶段的产物。这些金属块状物中除铜铁外，偶尔可见很少的铅或锌，显示出这些遗址所冶炼的金属当是纯铜，而不太可能是铜和其他金属的合金。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金相观察和显微成分测定，以便确定它们的组织和成分特征。
本报告由梅建军执笔写成。本项实验研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奖励费的资助；金泽大学文学部高滨秀教授对研究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平尾良光博士和早川泰弘博士对实验测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Sites in Kuci Area
Li Xiao， Tursunjan， Chen Fan， Zhou Shu
The Kuci Kingdom is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branch of Silk Road. It is not only the east⁃west traffic hub at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Tarim Basin， but also an important north⁃south pass， from which to the north through the Tianshan Mountains to the Ili River Valley， and to the south across the Tarim River along the Keriya river and Hotan River， through the Taklamakan Desert to reach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basin.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Kuci has always been a key area for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to rule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Kuqa Oasis and Baicheng Basin under the rule of Kuci Kingdom had rich mineral resources， ranking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36 Kingdom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uci Kingdom dominated the North branch of Silk Road， which was inseparable from its rich mineral resources， especially met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by the 2nd century BC， the smelting and founding industry in the Kuci Kingdom had already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among the 36 Kingdom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geological survey， it is proved that the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in Kuci region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rn foot of Tianshan Mountains and Kül⁃Tagh Mountain in Kuqa and Baicheng.
Through years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36 known mining and metallurgical relics in the ancient Kuci area.
(1)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3—14页。
(2)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等疏，段熙仲等复校《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09页。
(3)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拜城多岗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7)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县库俄铁路沿线考古发掘简报》，《西部考古》2016年第1期。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成果集成·阿克苏地区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60页。
(9) 巴依达吾列提、郭文清《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出土一批青铜武士俑等珍贵文物》，《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86页。
(10) 陈藩等《新疆伊犁博物馆藏史前时期铜器的初步科学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3期，49—53页。
(1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库车县库俄铁路沿线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2年第1期。
(12) 库车县地名委员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地名图志》，内部资料准印证（新出）字第2225号，1994年。
(13)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1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拜城多岗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1995年印制（内部用图）。在第142页《库车县图》中，该地名被标为“提克买克”，而库车县地名委员会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地名图志·居民地类》第174页中，写作“提克力克”，本文为和《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冶炼遗址》中的库车县提克力克炼铁遗址相区别，地名从前者，称为“提克买克炼铁遗址”。
(17) 库车县地名委员会编《库车县地名图志·名胜古迹》，内部资料准印证（新出）字第2225号，1994年，316页。
(18) 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257页。
(19) 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20) 《北史》卷九七《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3217—3218页。
(21)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266—2267页。
(22)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二“物异”，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98页。
(23) 郦道元注，杨守敬等疏《水经注疏》，109页。
(24)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7页。
(25) 黄文弼撰，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257页。
(26) 标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室测定，时代为公元650—720年前后。
(27) 张平《从克孜尔遗址和墓葬看龟兹青铜时代的文化》，《新疆文物》1999年2期，5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