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彩陶类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林铃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的中亚彩陶类遗存，指的是中亚地区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约公元前14—前7世纪）以手制彩陶为特征的一类遗存。这里的中亚，指的是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以及阿富汗北部地区。20世纪初，庞佩里（R. Pumpelly）为首的美国考古队在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安诺丘发掘，发现了安诺Ⅳ期遗存，地层中出现了与此前安诺Ⅲ期（纳马兹加Ⅴ—Ⅵ期）轮制陶器截然不同的粗糙的手制陶器，部分手制陶器绘彩 (1) 。庞佩里认为土库曼斯坦南部这一时期遗址数量的锐减及陶器质量的下降是由于生态危机和游牧部落的入侵。在之后的时间里，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及中亚其它绿洲都陆续发现了这类以手制彩陶为特征的遗存（图1），由此开始了学界长达一个世纪对这类遗存性质、来源等的讨论。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主持在河南仰韶村的发掘，将发现的彩陶与安诺丘的彩陶联系在一起，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使得中亚和新疆发现的彩陶类遗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关注。中亚彩陶类遗存处于中亚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转变的重要节点，是中亚文明史上备受关注的一个时期。新疆与中亚地域上相邻，无论在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都有着频繁的联系与交流，新疆发现的彩陶类遗存沿天山一带分布，年代从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对中亚和新疆彩陶类遗存的对比研究，是新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梳理中亚彩陶类遗存的发现情况、遗存的特征及年代判定，以及国外学者对中亚彩陶类遗存的来源、国内外学者对中亚彩陶类遗存与新疆彩陶类遗存关系的讨论，以期为将来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基础。
图1 中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彩陶类遗存代表性遗址的分布图
一、 中亚彩陶类遗存的发现情况以及遗存特征、年代判定
1. 费尔干纳盆地（楚斯特文化）
楚斯特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于费尔干纳盆地东部和北部，目前共发现了80多处，以楚斯特遗址（Чуст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2) 、达维尔津遗址（Дальверзин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3) 、奥什遗址（Ош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4) 的发掘最系统，楚斯特遗址和达维尔津遗址有防御墙包围，居址有半地穴式房屋、地面骨架式建筑、夯土或土坯房屋。出土陶器以束颈鼓腹罐、锥形罐、卵形罐、折肩钵（盆）、高颈折肩罐为特征，彩绘陶器占陶器总量约1%—10%，多红衣黑彩，有三角形、菱形、棋盘格纹、网格纹、下垂的楔形纹、交叉带纹、线纹。其他遗物还包括刀、带孔镰刀、矛、箭镞、针、凿等青铜器，石镰、石锄、磨具、石磨盘、权杖头等石器，以及包括马镳在内的少量骨器。扎德涅普罗夫斯基（Ю. А. Заднепровский）将达维尔津遗址划分为三个时期，但不同层位上并不能显示出物质文化面貌的明显区别。斯普利舍夫斯基（В. И. Сришевский） (5) 和扎德涅普罗夫斯基 (6) 都将楚斯特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千纪末—前1千纪初，年代下限在公元前8—前7世纪。1992年公布的达维尔津遗址的一个14C测年数据约在公元前14—前12世纪 (7) （见表1）。
表1 中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彩陶类遗存的14C测年数据（校正年代BC2σ=95.4%）
2. 塔什干绿洲（布尔古留克文化）
主要发现于西部的阿汉格浪河流域，以吐依布古斯遗址（Туябугузское поселение） (8) 为代表。居址主要为半地穴式。陶器多圜底器，有圜底钵、管流釜、圜底鼓腹罐、束颈鼓腹罐、盘、杯、器盖及小件陶器。典型器物是管流釜和管流罐，有时在另一侧有平鋬。陶器带鋬耳的情况很常见。彩绘陶片占陶片总数1%，浅色陶衣上绘红褐彩，有实心色块、网格和斜线的三角纹，还有点纹、交叉斜线纹等。还出土了箭镞、镰刀、刀、锥等铜器及研磨器、石磨盘等石器。根据遗址出土器物与中亚其他地区同类型遗存的对比分析，杜克（Х. Дуке）将这支文化年代定在公元前9—前7世纪 (9) 。
3. 粟特地区
包括撒马尔干和卡什卡达利亚地区，以科克特佩Ⅰ期（Коктепa Ⅰ）为代表 (10) 。居址形态为地穴或半地穴式。陶器器形有束颈鼓腹罐、圜底鼓腹罐、盆、管流罐、罐流釜、杯子等。陶器多见带鋬耳，有少量乳突形耳。彩陶占陶器总量14%，彩绘粗糙，绘褐色—红色彩，有三角形纹、圆点纹、斜线纹等。还发现了大量石磨盘、石镰、石刀、磨刀石等石器。科克特佩Ⅰ期有7个14C测年数据，集中分布在公元前14—前8世纪 (11) 。
4. 西北巴克特里亚
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以库楚克特佩Ⅰ—Ⅱ期（Кучуктепа Ⅰ—Ⅱ） (12) 、米尔沙杰遗址（Миршаде） (13) 、扎库坦城堡（Джаркутан）上层遗存 (14) 为代表。有部分轮制陶器，手制陶器常见器形有束颈鼓腹罐、圜底鼓腹罐、杯、圜底钵、带流罐（釜）、浅腹盘、带钮器盖、碟、缸形器。部分陶器有彩绘，在黄白或浅—粉色陶衣上绘粉色—红色彩。纹饰有内填网格、斜线或实心的三角纹、斜线纹、圆圈纹。圜底钵的口沿处常见各式倒三角纹或斜线纹。遗物还有箭镞、镰刀和刀等铜器，以及石磨盘、石杵、研钵、磨棒、权杖头等石器。阿斯卡洛夫（А. А. Аскоров）将库楚克Ⅰ期定在公元前11世纪末—前8世纪中叶，Ⅱ期年代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前7世纪 (15) 。1992年公布的库楚克特佩的14C数据为公元前1100—前890年 (16) ；桑吉尔特佩（Sangir⁃tepe）的14C数据为公元前1300—前1100年 (17) ；玛伊达特佩（Majdatepa）的14C数据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左右 (18) （见表1）。
5. 东北巴克特里亚
塔吉克斯坦西南部，以康古尔杜特遗址（Кангурттут）上层 (19) 、特古萨克遗址（Тегузак）上层 (20) 、吉洛瓦国营农场遗址（совхоз им. Кирова）上层 (21) 、卡里木-别尔迪遗址（Карим Берды） (22) 为代表。器形包括管流罐（釜）、圜底钵、圜底鼓腹罐、束颈鼓腹罐、缸形器。彩绘匮乏，一些陶器残片上有暗红色彩，图案为不闭合的侧向三角纹。还发现了少量石磨盘、石杵和铜锛。维诺格拉达娃（Н. М. Виноградова）认为这类遗存是由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雅孜Ⅰ期文化人群进入这一地区形成的，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末—前1千纪初 (23) 。
6. 南巴克特里亚
阿富汗北部地区，以蒂利亚特佩（Тилля⁃тепа）Ⅰ、Ⅱ期遗存为代表 (24) 。兼有轮制和手制陶器。器形以圜底钵为主，还有圜底鼓腹罐、杯、盘、带耳器盖等。部分手制陶片有彩绘，浅色陶衣上绘褐—黑色彩，主要有线纹、实心三角纹、菱形纹、棋盘格纹、植物纹。还发现了少量铜箭镞、铜镰、铜刀、铜锥。В. И.萨瑞安尼迪通过与周边遗存对比进行了大致的年代划分：Ⅰ期公元前1300—前1000年；Ⅱ期公元前1000—前600年 (25) 。
7. 马尔吉亚纳
穆尔加布绿洲，以雅孜（Яз）Ⅰ期遗存为代表 (26) 。兼有轮制和手制陶器。手制陶器中彩陶占3%—6%，器形以束颈鼓腹罐和鼓腹罐为主，有个别杯和豆形器。黄—白陶衣绘红褐色或粉色彩。纹饰主要为三角形，内有多样化的填充几何纹。陶器口沿下偶尔有乳突装饰。其他遗物还有箭镞、锥、针、牌饰、手镯等铜器及权杖头、石杵、研钵等石器。马松（В. М. Массон）将雅孜Ⅰ期遗存年代在前900—前650年 (27) 。1993年公布的14C测年数据约在公元前15—前13世纪（见表1） (28) 。
8. 科佩特塔格山北麓
以艾勒肯特佩（Елькен Депе） (29) 和乌鲁格特佩（Улуг Депе） (30) 为代表。第一时期的遗存兼有轮制和手制陶器。典型器物有卵形罐、鼓腹罐、钵和器盖。部分陶器在浅色陶衣上绘黑或红彩。在粉色—黄或绿—白底上绘淡红色、黑—灰彩。纹饰以各种三角纹组合为主，填充网格纹、斜纹或实心彩。遗物还发现了铜箭镞、铜锥、石锤、磨石、研钵、磨盘、小锉刀、石杵等。马鲁申科（А. А. Марущенко）将艾勒肯特佩的彩陶类遗存年代定在公元前12—前7世纪 (31) 。
二、 关于中亚彩陶类遗存来源的讨论
继庞佩里等在安诺丘Ⅳ期遗存中发现了手制彩陶，马鲁申科发掘了土库曼斯坦南部的艾勒肯特佩，划分出了艾勒肯Ⅱ期和Ⅲ期。他将艾勒肯Ⅱ期和雅孜Ⅰ期称为“野蛮人入侵时期”（“the Epoch of Barbarian Occupation”，简称“EBO”） (32) 。甘亚林（A. F. Ganyalin） (33) 和库兹米娜（E. E. Кузьмина）支持这一观点 (34) 。起先马松将安诺划分为安诺Ⅳ和ⅣA (35) ，后来他研究了雅孜特佩的材料之后，主张将“野蛮人入侵时期”的文化统称为雅孜Ⅰ期文化。
“野蛮人入侵时期”这一词也受到了批判，学者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代替的术语，萨瑞安尼迪（В. И. Сарианиди）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东呼罗珊文化” (36)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称之为“楚斯特文化联合体” (37) ，阿斯卡洛夫称之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 (38) ，法兰克福（H.⁃P. Francfort）称之为“铁器时代的阿姆河文化” (39) ，吕里耶（Johanna Lhuillier）称中亚这一时期的文化为“彩陶文化”（The painted ware cultures） (40) 。
关于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彩陶类遗存的来源，有几种假说：
1. 草原人群迁入的假说
马鲁申科最早将中亚彩陶类遗存的年代和伊朗的纳迪阿里（Nad⁃i⁃Ali）、锡亚克（Sialk）Ⅴ期和Ⅵ期、吉延（Giyan）Ⅰ期年代等同，并将它们定在公元前12—前7世纪，他强调在中亚彩陶类遗存的形成中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塔扎巴格亚卜文化部落的迁入起着重要作用 (41) 。甘亚林赞同这一观点，并总结道：“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形成是土著农耕文化和外来的畜牧文化结合的产物。” (42) 库兹米娜也支持这一迁徙的假说，但是她指出彩陶与纳马兹加Ⅵ期的轮制陶器、木椁墓文化及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陶器的区别，她将中亚南部和伊朗东部的彩陶文化和北边草原的附加堆纹类遗存联系在一起，指出它们都有陶器上装饰附加堆纹的因素 (43) 。她认为，青铜时代晚期，中亚南部和阿富汗地区的农业文化遭遇危机（这种危机可能是生态环境恶化触发的），游走在沙漠边缘的这些畜牧人，他们使用附加堆纹的陶器，他们开始进入绿洲地区。这些畜牧人创造了彩陶文化。有时候他们与农业人群建立了和平的关系，有时候他们摧毁了农业人群的聚落继而建立起自己的聚落。他们开始的时候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事畜牧业，生产手制陶器，一部分是附加堆纹陶器，但逐渐地，尤其到了前10—前9世纪，他们转变为更加定居的生活方式，与当地土著混居并采用了它们的经济方式和文化。这种文化面貌的转变的重要证据是附加堆纹陶器逐渐被弃用。这些畜牧人是操东伊朗语的人 (44) 。
2. 本土发展假说
以马松为代表，认为彩陶类遗存是在此前以轮制陶器为特征的绿洲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指出，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彩陶类遗存，无论是灌溉、堡垒的建筑，以及对建筑传统和轮制陶器的保存，都取得了进步 (45) 。同时他也不否认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可能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 (46) 。他指出，中亚南部的伊朗化可能不是在彩陶类遗存发生的时期，而是在更早，在公元前两千纪。而后他又指出，前两千纪下半叶在土库曼斯坦的文化反映了当地土著被印度伊朗部落的语言同化过程 (47) 。
3. 东呼罗珊迁徙假说
萨瑞安尼迪认为蒂利亚特佩的文化层厚度比土库曼斯坦南部厚，所以应该比后者年代老。他提出假设，中亚彩陶文化的形成中心是在伊朗 (48) ，依据仅仅是在伊朗呼罗珊地区的阿特雷克（Atrek）河谷发现的少量的彩陶，他将中亚所有的彩陶类遗存都纳入东呼罗珊文化，并反对将中亚的彩陶类遗存的起源与草原部落的影响直接联系在一起 (49) 。但是Л. И.赫洛平（Л. И. Хлопин）和И. Н.赫洛平（И. Н. Хлопин）反对这一设想，他们指出蒂利亚特佩Ⅰ期和Ⅱ期是碎屑冲击层 (50) 。阿斯卡洛夫和阿里鲍姆（Л. И. Альбаум）也反对蒂利亚特佩Ⅰ期和Ⅱ期超长的时间跨度 (51)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指出呼罗珊的遗址缺乏可信的信息 (52) 。萨瑞安尼迪的设想没有得到认同。
4. 文化融合与转化理论
阿斯卡洛夫和阿里鲍姆认为中亚的彩陶类遗存属于青铜时代，将库楚克Ⅰ期、雅孜Ⅰ期、艾勒肯Ⅱ期、安诺ⅣA期和蒂利亚特佩Ⅰ期定为同一个时期的遗存，年代在公元前11、10至前8世纪。他们认为，在中亚南部，彩陶文化的形成是基于原本的古代农业文化，是对先前的彩陶传统的复兴，同时融合了外来的草原文化；在中亚北部，没有更早的农业居民的区域如粟特、塔什干和费尔干纳盆地，则基于本地畜牧居民向定居农业居民转变 (53)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也赞成这一理论 (54) 。
关于中亚彩陶类遗存的起源地也有诸多分歧，其原因在于不同彩陶类遗址的发掘者都强调自己遗址的重要性，坚持自己的遗址是同类遗存中年代最早的。
1. 土库曼斯坦南部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认为楚斯特文化的来源受到更加发达的中亚西南部的农业定居文化、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部落的影响 (55) 。斯普利舍夫斯基将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和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彩陶联系在一起 (56) 。但他也指出，两者的联系可能只能通过一些中介者如生活在中间地带的部落来实现 (57) 。但伊萨科夫（А. И. Исаков）指出凯拉克库姆（Кайрак Кум）和扎曼巴巴文化（Заманбаба）都无法作为楚斯特文化和土库曼斯坦南部文化的中介，因为它们的差异太大了 (58) 。马松指出，楚斯特文化不是土库曼斯坦南部部落迁徙的直接结果。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联系可能在楚斯特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总体而言，楚斯特文化还应该是费尔干纳盆地本地的部落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的结果 (59) 。
2. 费尔干纳盆地
卡萨尔（J. M. Casal）认为彩陶的创造者是费尔干纳盆地东部的居民 (60) 。库兹米娜提出中亚有两个彩陶文化来源中心：第一个在阿富汗南部（蒙迪加克（Mundigak）Ⅴ期），另外一个在中亚北部，一部分在费尔干纳盆地，一部分在新疆 (61) 。阿斯卡洛夫认为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手制彩陶文化最早起源于费尔干纳地区，继而向中亚南部扩散，影响到北巴克特里亚地区。他指出楚斯特文化不可能是以一种非常完备的形态从别处迁徙而来的，相反，费尔干纳盆地存在大量深厚的地下水储备、肥沃的黑土、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为古代农业文化的发生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一部分土著居民逐渐过渡到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楚斯特文化。他强调从楚斯特文化相关遗址的文化层厚度来看，是中亚同类遗存中年代最古老的 (62) 。杜克也赞同阿斯卡洛夫的说法，并认为布尔古留克文化是塔什干绿洲本地部落向农业—畜牧生活逐渐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费尔干纳、苏尔汉河地区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定居农业部落的影响 (63) 。
3. 阿富汗北部
萨瑞安尼迪认为阿富汗北部是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彩陶类遗存的源头，后来传播到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马尔吉亚纳地区 (64) ，费尔干纳地区的彩陶文化因素是受到中亚南部的影响形成的 (65) ，并认为中亚彩陶文化的来源应该到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甚至伊朗西南部寻找 (66) 。
4. 泽拉夫善河上游
伊萨科夫指出萨拉子模有着悠久的彩陶传统，承接土库曼斯坦南部的早期彩陶文化而来，它在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彩陶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里可能是晚期手制彩陶文化中心，随后传播到费尔干纳、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里亚北部 (67) 。
早期关于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彩陶文化的起源地的分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14C测年数据，学者往往是通过与周边同类型遗存对比进行大致的年代判定。但即使到后来有一些遗址进行了14C数据测定，仍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些遗存年代都比较接近，不容易准确判断出年代早晚。
三、 关于新疆彩陶类遗存的来源、中亚彩陶类遗存与新疆彩陶类遗存关系的讨论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主持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被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端，但也由此引发了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向问题的讨论。他将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与东南欧特利波里、中亚安诺等遗址出土的彩陶联系起来，并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仰韶彩陶源自近东的结论 (68) 。这种仰韶彩陶西来的论调在当时影响很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支以彩陶为代表的先进农业集团进入中国的黄河流域，汇入原有的文化中并成为中国的史前文化 (69) ”。但这一论调很快就遭到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质疑和反对。1926年，李济先生指出：“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还没有得到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到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70) 在彩陶
文化传播方向的问题上，新疆作为中间地带，自然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1946年，裴文中先生指出新疆彩陶较黄河流域彩陶晚，对“彩陶文化西来”提出了质疑 (71) 。1965年，苏秉琦先生指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彩陶文化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而非反向 (72) 。1978年，严文明先生梳理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清晰展现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扩展的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 (73) 。1982年，陈戈先生指出新疆彩陶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现象，显然彩陶传播的主导方向是“西去”而非“西来”，同时，他也认识到楚斯特彩陶与新疆彩陶两者之间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74) 。穆舜英也指出伊犁河流域的彩陶的造型和纹饰都与中亚楚河流域的彩陶相似 (75) 。
李水城先生分析天山北路一期遗存的文化因素，认为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过渡类型遗存是它的重要来源之一，并且融合了可能来自阿勒泰地区的文化因素 (76) 。梅建军先生认为新疆四道沟下层文化、新塔拉文化的西渐，是公元前两千纪末中亚手制彩陶兴起的原因之一 (77) 。郭物先生引法兰克福的假设，认为中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手制彩陶来源于新疆，但他也意识到新疆和中亚的彩陶文化缺乏考古学文化的中间环节 (78) 。
韩建业先生研究认为，起源于陕甘地区的彩陶文化，经历了四波向西扩散的过程。第三波扩张时，马厂类型可能已经抵达新疆东部，约公元前1900年以后，河西走廊中西部和新疆东部差不多同时出现了面貌近似的四坝文化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约公元前1300年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之后彩陶文化沿北道进行开始了第四波西进。焉不拉克文化的高颈壶、弧腹杯、弧腹钵、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西传，导致新疆中部自东而西形成苏贝希文化、察吾呼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彩陶文化，察吾呼文化晚期向南以及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缘 (79) 。
至此，国内学者对新疆彩陶的传播问题形成了主流的观点，即从东往西传，新疆地区彩陶主要受到甘青地区彩陶的影响形成。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发表了不同观点，如水涛先生认为青铜时代晚期的文化以费尔干纳盆地到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东向传播为主。但并不是指的彩陶类遗存，而是指素面灰黑陶类遗存 (80) 。在另一处，他表示，新疆的彩陶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接受了来自甘青地区早期彩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来自中亚地区若干彩陶文化的影响；可能还有一部分产生于当地的土著文化因素 (81) 。邵会秋先生认为新疆的彩陶和中亚青铜时代晚期出现的彩陶差异很大，分布地域上有脱节，两者的来源不同 (82) 。吕恩国、魏久志先生认为伊犁河流域文化的彩陶主要是受楚斯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83) 。遗憾的是，文章中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
国外学者在新疆与中亚彩陶类遗存的比较研究上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如马松 (84) 、扎德涅普罗夫斯基 (85) 、安东诺娃（Е. В. Антонова） (86) 、法兰克福 (87) 、戴寇琳（C. Debaine⁃Francfort） (88) 、吕里耶 (89) 、耶特马尔（K. Jettmar） (90) 、库兹米娜 (91) 、哈弗因（С. В. Хаврин） (92) 、斯维尔曲科夫（Л. Сверчков）等 (93) 。
综合国内外关于中亚彩陶类遗存与新疆彩陶类遗存关系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彩陶文化是从新疆向中亚传播。新疆彩陶来源于甘青地区的彩陶文化，向西影响到了费尔干纳等地。如韩建业先生认为楚斯特文化的彩陶纹饰和器类均与察吾呼文化相似。楚斯特文化的彩陶和早先的纳马兹加文化Ⅰ—Ⅲ期彩陶存在很大缺环，而察吾呼文化的彩陶则上承甘青文化系统，有着完整的演变序列，所以推测当时彩陶的传播大势是自东往西，察吾呼文化曾对楚斯特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 (94) 。库兹米娜指出，楚斯特文化、布尔古留克、雅孜I、库楚克、蒂利亚特佩等的文化来源可能都受到了新疆文化的影响。所有这些文化都有相似形制的石磨盘、石镰、石刀和铜镰、铜刀，以及陶器是在红底上绘黑彩（楚斯特）或白底上绘棕色彩（雅孜I） (95) 。
第二种观点认为彩陶文化是从中亚向新疆传播。多数西方学者，包括苏联学者，都认为楚斯特文化和新疆的彩陶文化属于同一文化圈，即是中亚青铜时代末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手制彩陶文化，并且认为它们来源于中亚西南部科佩特塔格山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 (96) 。关于新疆彩陶和甘青地区的关系，他们不否认哈密天山北路文化与四坝文化的联系，但将这种联系视为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交汇的两支族群文化、两支彩陶传统 (97) 。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亚彩陶和新疆彩陶有各自独立的来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法兰克福、戴寇琳和吕里耶为代表。法兰克福将公元前二千纪晚期至公元前一千纪初的中亚南部和周边地区划分为：中亚南部彩陶区、费尔干纳彩陶区、新疆彩陶区和南哈萨克斯坦彩陶区，这些彩陶区彼此独立 (98) 。戴寇琳将新疆史前文化分为三种类型：1.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新疆西北部持续被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占据，之后进入到塞人文化时期，更晚些进入到乌孙文化时期。2.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西缘和西北缘分布着“灰陶”遗存，以阿克塔拉类遗存为代表。3. 在新疆中部，南至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北至天山，西至库车，东至哈密盆地，包括东部天山地区，分布着彩陶文化遗存 (99) 。她认为新疆彩陶的源头来自东边，而当时的冶金传统则显示出受到北边草原的影响 (100) 。吕里耶对中亚彩陶类遗存有深入的研究，并支持戴寇琳的观点，指出新疆彩陶和中亚彩陶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显示出一些联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有文化来源上的联系。新疆彩陶的来源应该追溯到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 (101)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和中亚南部的雅孜I文化差异较大，楚斯特文化的来源可能在新疆。这种观点以马松为代表，主要是以彩陶纹饰和石镰等因素为依据 (102) 。
四、 总结与展望
国外学者主要是苏联学者对中亚彩陶类遗存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重要的有代表性的遗址多有报告和研究性论著发表，对中亚彩陶类遗存的起源也有很多有益的讨论。但由于早期没有14C测年数据作为遗存年代判定的依据，导致对各个地区的彩陶类遗存的孰早孰晚众说纷纭。但即使后来有了一些可参考的测年数据，由于遗存年代相近，这一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近年来的一些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也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契机，如费尔干纳盆地东南部发现的沙根姆（Шагым）墓葬表明早到公元前三千纪，费尔干纳盆地就已经有活跃的居民，且出土的器物与泽拉夫善河上游的萨拉子模文化联系最明显。学者指出，很可能在这一时期泽拉夫善河上游的农业居民（萨拉子模文化人群）迁徙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东南部 (103) 。中亚南部早期农业向费尔干纳盆地的传播，可能为后者青铜时代晚期定居文化的来源提供了可能性。马克苏多夫（Ф. А. Максудов）也从古环境气候、植被、地貌水文条件、考古发现等多方面论证费尔干纳盆地在新石器时期具备从狩猎采集自主转变至农业生产的可能性 (104) 。
国外学者将中亚彩陶和新疆彩陶的关系问题放在中亚彩陶的来源问题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但早期的讨论限于当时新疆发现的零散的材料及缺乏14C测年数据，往往停留在彩陶的纹饰和石镰、石磨盘、权杖头等个别因素上面，没有综合考虑文化的方方面面。随着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越来越多，测年数据越来越完善，且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法国学者进入新疆开展工作，对新疆的遗存掌握更加深入，在对这一问题的考量也更有说服力。关于新疆彩陶类遗存来源的讨论，国内学者在新疆东部与甘青地区的联系方面有很多的建树，但对新疆彩陶类遗存与中亚彩陶类遗存的关系的讨论仍有较多空间，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对中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缺乏系统了解，导致出现将年代早、晚的遗存，或不同类型的遗存混为一谈的情况。中亚地区日益规范的考古发掘以及日渐完善的测年数据、越来越多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以及国内外学者日益频繁的交流及信息的畅通，都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对中亚和新疆地区的彩陶类遗存进行葬俗、陶器制作方法、陶器器形及纹饰、经济生活方式及使用石器、铜器等方面综合考察，分清同异的主次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思路。
The Discoveries and Research Overview of Painted Ware Remains in Central Asia
Lin Lingmei
The discovery of painted ware remains from late Bronze Age to early Iron Age was of special status in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and has started the continuous discussion on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Especially when J. G. Anderson directed the excavation in Yangshao， Henan in 1920s， he connected the painted ware discovered with those from Anau in Central Asia， and proposed the theory on the western origin of painted ware culture. As the intermediate zone， Xinjiang gained a lot of attentions on its painted ware remains， and trigger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inted ware remains from Central Asia and those from Xinjiang among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he paper combs the discoveries of painted ware remain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chronology， and then the discussion mainly of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origin of these remains from Central Asia， also the discussion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inted ware remains from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in order to lay som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s on related subjects.
(1) Pumpelly R.，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Washington，1908，pp.49，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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