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长星
2021年6月12—15日，“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新疆拜城县隆重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由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中共拜城县委员会、拜城县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由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古代中国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等单位共同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众多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与新闻出版单位近5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刘平国刻石”是东汉永寿四年（158）凿刻于今新疆拜城县境内的一处摩崖石刻，又称“龟兹刻石”“刘平国将军治关城诵刻石”“刘平国将军功德碑”等，记述了东汉时期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在天山南北通道要塞凿关建亭的事迹。该刻石遗址现位于拜城县东北150千米的黑英山乡哈拉塔格山麓博孜克日格沟沟口，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历史，是中国西部存世最早的汉文印记。碑文中“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铭文，表达了近两千年以来西域人民向往统一与和平的美好愿望。1957年，它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又被国务院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次会议以“刘平国刻石”为主题进行丝绸之路文明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国内外尚属首次。与会期间，学者们就“刘平国刻石”及相关问题、西域文献与西域历史、石窟壁画与造像艺术、丝路考古与西域文明、丝路研究的学术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一、 “刘平国刻石”及相关问题
会议首先对“刘平国刻石”的流传及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刘平国刻石”是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原文明的影响印记，虽然被发现的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关于它的历史已经众说纷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拜城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逊江共同撰写《刘平国刻石的早期保护和拓本流传——以徐鼎藩为中心》一文，根据在当地新发现的“徐鼎藩残石”，认为徐鼎藩是刘平国刻石最早的保护者，他也参与了光绪五年刻石发现后最初拓片的会读。残石及一系列文献资料表明，以徐鼎藩为代表的新疆建省后的基层官员——一个既是政治的也是学术的共同体，承担起了当时“文化润疆”的时代工程。
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关于东汉〈刘平国刻石〉发现的几位先驱者》一文对刘平国刻石发现的早期关键人物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光绪五年驻防阿克苏的张曜及其嵩武军下属王德魁，熟悉道路交通的王廷楫，以及对金石文字敏感的随行文人施补华，都是《刘平国刻石》真正的探索发现者。面对莫衷一是的刘平国刻石相关信息材料，如何判断、辨别与利用，是刘平国刻石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张翰墨《材料与证据之间：关于刘平国刻石信息描述的三重语境的考察》一文主张，必须对这些杂乱信息描述的不同语境进行分析，研究不同说法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历史文献研究过程中要对材料的性质自觉甄别，要去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材料，使之成为有效的证据。
“刘平国刻石”的原刻面貌现在已不清晰，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依据早期拓本做出复原。北京大学图书馆汤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平国刻石〉拓片概说》一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9种刘平国刻石拓片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介绍，对其中题跋和后世伪刻都有细致分析；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卢芳玉《国家图书馆藏〈刘平国治关亭摩崖〉拓本简述》一文把国家图书馆所藏刘平国刻石拓片13种分为三期，主张从编目者的角度命名刻石为“刘平国治亭摩崖”。无疑，石刻初拓本对于研究刘平国刻石作用很大，而留存在不同时期拓片上的学者题跋，对于我们了解近现代西域文化的传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学者们就“刘平国刻石”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刘平国刻石虽然只有8行108字，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与文化等很多方面都具有“知识考古”的价值。不同语种的材料可能揭示出更隐秘的西域历史，就“刘平国刻石”提及的“秦人”入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在《论西域“秦人”称谓》一文指出，因为战国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匈奴人、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通过对不同时期“秦人”称谓的分析，尤其是中原人称中原人使用“秦人”称谓，可以说明，“秦人”一词成为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语言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纪苏则从“刘平国刻石”这一微观点看到了历史的宏观问题——西域的汉化。他在《刘平国刻石随想——汉代西域的汉化》一文中指出，从汉代开始，西域的汉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整体性结构问题。
上海博物馆王樾《从“刘平国作亭诵”看东汉时期西域道路管理意识》一文认为，刘平国刻石最直观地反映出公元2世纪中期的西域都护府在强力控制着龟兹地域的道路交通。欧亚大陆上的道路网络，是支撑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载体，涉及道路的控制权以及管理方式，也应该是丝路文化与历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庆捷《北齐刘氏造像记跋识》一文对藏于台北史语所的北齐《刘氏造像记》拓本进行分析，认为其中涉及北魏刘桀的内容涉及中外交通史的重要信息，刘桀出使粟特的道路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历史和地理决定龟兹是其必经之地，他走的应当是龟兹古道。这为龟兹地方在中古时期的交通枢纽地位做出了实证性的联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洋从文学层面肯定了刘平国刻石的意义，他在《刘平国刻石的文学史意义》一文指出，刘平国刻石虽属汉代“颂”体文，但其七言句更接近汉代的铭镜，而非来自石刻传统。其浅白通俗的用语打破了七言古体诗的用韵惯例，展示出作者对汉语语音和节奏感的敏锐把握与出色运用。
二、 西域文献与西域历史
丝绸之路文化多姿多彩，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在长期融合流变中展示出新的姿态，西域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涉及西域历史的方方面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彦弘《抄录与典籍流传——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一文认为，典籍传播形式的不同，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其中，断片式的抄录应该引起重视，它的作用和意义不亚于正经、正史或总集（含选集）别集的流传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的《北宋与龟兹的交通》一文集中关注三部北宋地理总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与欧阳忞《舆地广记》，通过对比这些方志对于龟兹不尽相同的记载方式和表现的不同特点，认为这些地理总志折射出北宋和龟兹势力消长的变化是当时中原王朝与西部广大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目前，出土文献在于阗、龟兹、吐鲁番、敦煌的区域性研究也越来越受世人瞩目，这些问题也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就佛教传入西域而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的《公元前后的塞人分布与犍陀罗佛教东传》一文从“塞人”的历史关注西域佛教的传播问题，该文指出，世居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在公元前176年前后被大月氏击败后，最有可能先迁居到塔里木盆地西部，分散为包括疏勒河于阗在内的诸塞人小国，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1世纪初塞王率众“南越县度”，进入罽宾（犍陀罗）。因此不能排除在公元前后，已经在罽宾接受佛教的“塞人”，就通过“罽宾道”把佛教传入疏勒河于阗等地。北京大学文研院陈瑞翾《“潜伏”在龟兹的汉文佛经写卷》一文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纸成为西域诸语言佛教文献主要的书写材料，并连带产生了汉文写卷二次利用这一有趣现象。二次利用的汉文写卷犹如拥有了第二次生命，前世的痕迹日渐凋零，更有甚者隐匿不见，唯有通过特殊技术手段才能略窥其踪迹。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佛说安宅神咒经》一文通过文本结构、名词术语、社会语境分析，认为汉传佛教伪经《佛说安宅神咒经》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是创制于后汉时期，而应该在唐代初期。通过考察敦煌、吐鲁番相关写本，本文揭示了安宅系伪经在西域粟特、吐蕃等非汉族群中的流布及其信仰实态，为理解汉传佛教伪经在多元社会文化中的习用与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藏传密教文献解题》一文指出，我们曾对藏传密教所代表的无上瑜伽部密教曾于西域和中原传播的历史一无所知，而这正是蒙元大一统的前提下蒙、汉、回鹘、西夏等民族之宗教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出彩的一章。对这些源自西夏、蒙元和明代的不同语种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的研究，势将为西域和中原佛教史增添一个曾被长期遗忘的篇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丽娟专攻叙利亚语，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在吐鲁番——论景教叙利亚语医学残篇SryHT1与SryHT388》一文中，她主要分析了景教叙利亚语医学残篇SryHT1与SryHT388，证明这两份残篇当中保存了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平行文本，表明叙利亚基督徒早在高昌回鹘时期已将古希腊医学知识带到了吐鲁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从细节入手，以《新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门楼的波斯语诗歌释读》一文，对喀什市东北郊的俗称香妃墓的麻扎门楼上铭刻的波斯语诗歌进行释读考证，推测了该诗歌的可能出处，为丝绸之路上波斯文化的影响以及西域地区文化多元性的特点提供了佐证。兰州大学白玉冬的《蒙古国回鹘四方墓出土鲁尼文刻铭释读——兼论鲁尼文字形之演变》一文以蒙古国回鹘四方墓出土的鲁尼文刻铭为例，与西域所出鲁尼文多所比较，给出了有别于前人的解读；同时，通过对鲜为人知的鲁尼文字体变化的探讨，致力于确定上述鲁尼文刻铭的年代。因而本文主张，面对多语种民族文字文献，必须从基本的语文学出发，逐字逐词去识别验证，才有可能把握文献材料的真正意义。
三、 石窟壁画与造像艺术
石窟与寺院文化一直是西域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苗利辉的《龟兹石窟分布特点及其原因》一文指出，龟兹石窟的分布与龟兹地区先后存在的国家力量的大小、交通线、水源地及其他遗址分布有紧密的关系。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魏丽选取克孜尔石窟中保存较完整、具有代表性的佛教故事画为观察点，《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画构图研究》一文以这些画面中所表现的地点、时间、情节为视点，对不同地区出现的形式相近的菱格形构图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早期佛传故事画构图的基本演进规律。(https://www.daowen.com)
佛教文化的图像资料也不断证明着西域地区是东西方文明、多元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蛇神》以和田和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为对象，认为犍陀罗地区可以见到的波浪状环绕佛塔的图案，应是蛇身的表现，蛇身隔离开的是天界和世俗界。故宫博物院孟嗣徽《西域“护诸童子”信仰与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一文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组敦煌藏经洞遗画——汉文于阗文双语《护诸童子十六女神》像入手，与丹丹乌里克佛寺壁画中的杂神作比较研究，试图说明对“护诸童子”女神的信仰在唐代于阗和敦煌地区曾存在或兴盛过，由此证明“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物质和商贸之路，也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是各种传统习俗和文化汇合交融之路。石窟寺艺术的东传，也留下许多有趣的文化印记，云冈研究院刘建军《“玄津”非“玄事”——云冈石窟碑铭札记之一》一文对云冈石窟五华洞第12：1窟的一则造像铭文移录文字进行重新识读，指出其中“玄事”应为“玄津”等错误，认为此处铭文的内容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佛教文献色彩，值得深入探究。
四、 丝路考古与西域文明
考古挖掘为西域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也是本次会议多元化研究的一个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等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就库车、拜城、温宿、阿瓦提4县市共计36处矿冶遗址进行了详尽考察，对龟兹地区古代矿冶遗址进行了系统研究，澄清了一些围绕古代龟兹地区矿冶技术、时代、规模等问题领域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古代龟兹地区矿冶经济面貌的集中展示，有助于为龟兹史的考古学及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的《建政西域：汉代天山通道的军事设施》一文结合刘平国刻石、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奇台县小城子遗址、巴里坤汉代石刻等资料阐明，像“西域三十六国”这些绿洲国家实际上成为汉代中央王朝守卫西域、建设西域的重要对象和支撑，汉代在建政西域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天山通道的控制，以防卫匈奴等游牧人群侵袭，客观上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稳定秩序。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裴成国《中古时期丝绸之路金银货币在中国的使用与流通》一文对比考古发掘品中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在中古中国的流通情况，认为中国古代钱币具有开放性特点。与萨珊银币在6世纪中叶之后在西域等地的广泛流通不同，拜占庭金币则仅在个别时候作为货币流通。在中国发现的两类金属货币的比例有较大差别，萨珊银币绝大多数都是萨珊波斯铸造的，而拜占庭金币则有相当部分是仿造的。唐代金开元通宝的铸造应该与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在中国的流通有直接关系。
农业文明也是西域文明曾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刘志佳《关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地下水灌溉系统与区域发展的再思考》一文通过排比丝绸之路沿线30多个国家的考古资料，认为基于不同历史、政治与自然条件，分别在新疆、中亚、伊朗、阿拉伯半岛、北非、西班牙形成了“坎儿井”核心分布区。坎儿井研究应将关注重点放在坎儿井与人居环境、人文景观以及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层面。吐鲁番学研究院张永兵《从考古资料分析吐鲁番盆地史前环境与古遗址变化》一文列举吐鲁番盆地历年的考古资料，讨论吐鲁番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在不同时期对环境的适应方式，不仅与气候、地理变化直接关联，也决定了盆地内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林铃梅《费尔干纳盆地考古综述及若干思考》一文认为，费尔干纳盆地的考古对欧亚大陆东西文明交往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学界已积累了诸多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各个时期盆地不同区域的文化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依然存在着一些将来考古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文化分期观点复杂，没有形成公认的序列；盆地内没有统一的完整地层，各个时期的序列关系仍不清晰；以往考古发掘及研究注重建筑遗存及器物类型的考察与分析，不注重保存各类有机材料，等等。
五、 丝路研究的学术史
丝绸之路的学术史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上活跃的话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刘波《1909至1910年敦煌遗书运京史事新证——以近人题跋为中心》一文重点关注1909至1910年敦煌遗书运京及相关事件的题跋，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四金城跋，国家图书馆藏BD14884《维摩经》卷中蔡金台跋等，通过对这些题跋的新证，可以增进对敦煌遗书运京过程中一些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加深我们对早期敦煌学史的认识。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张廷银《由〈敦煌县志〉收载汉唐诗文看方志的编纂旨趣》一文通过分析道光《敦煌县志》收载的汉唐诗文，指出方志编纂立足于地方而着眼于全局，有出位之思和越权之嫌，更是地方文化对中央文化的滋补与支持。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许建英《近代外国对中国新疆考察述论》一文把近代外国对新疆的考察分为三个阶段：地理探察时期、文化考古探察时期、政治探察时期，认为对相关考察资料的翻译与研究对我国重建西域话语权有着重要意义。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刘长星《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考察活动述略》一文强调，在新疆的考察是1927年开始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一行科考的重点，中外方团员也都在新疆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察成果与科学发现。对中外方团员各自在新疆具体考察活动的梳理，应当是未来更深入展开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的基础。
冯其庸学术馆的冯有责、沈宏通过《冯其庸先生与龟兹学》一文，追述了冯其庸先生十到新疆，并与龟兹学结下的深厚情缘，高度肯定了冯其庸先生以传播龟兹文化为己任、为振兴和发展龟兹学付出的艰辛努力。
综上，本次学术研讨会聚焦于“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以刘平国的名义第一次集中讨论了“刘平国刻石”本身的历史及流传史，为研究西域文化与丝路文明增添了思想力量。与会学者们在兼顾丝绸之路东西两端，涉及历史、文学艺术、考古、语言、宗教、矿冶、交通等诸多领域的研讨过程中，做到了让历史发声，让文物说话，为深入落实“文化润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学术支持。
The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Liu Pingguo Stone Carving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ivilization
Liu Changxing
The review is the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Liu Pingguo Stone Carving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ivilization.Taking Liu Pingguo Stone Carvings as the core topic， from the aspects of Liu Pingguo Stone Carvings and related issues， Western Region literature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history， cave murals and statue art， Silk Road Archaeolog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ivilization， and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Silk Road research， the participating scholars wrote articles to report their own research ideas and views， so as to make history speak and cultural relics speak. This symposium focused on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added new ideas and new forces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culture and Silk Road civi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