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至1910年敦煌遗书运京相关史事新证——以近人题跋为中心
刘 波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1909至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运京，是敦煌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劫余敦煌遗书得到最基本的保护，然而运京过程中发生的盗窃等种种恶劣行径，至今令人扼腕。关于运京过程，已有为数众多的论述，不过仍有很多细节不够清晰。我近期从事敦煌遗书近人题跋的系统整理，读到一些涉及敦煌遗书运京及相关事件的题跋，可以增进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了解。本文试举出三个方面，以略见一斑。
一、 金城与马克密克：传递伯希和携敦煌遗书抵京信息的关键人物
1909年京师学者与伯希和的交往，直接促成了劫余敦煌文献的保护与第一批敦煌学论著的发表，在敦煌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京师学者如何与伯希和建立联系，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加以讨论，提出了一些推测。孟宪实曾转述白化文得自王重民先生一种说法：“是琉璃厂修补古书的师傅发现了伯希和携带的敦煌文书，因为伯希和曾经把这些残破的文书拿到那里修补。” (1) 徐俊则推测：“京城学者获知伯希和携带敦煌秘籍的消息来源，以端方的可能性最大，其中董康与端方联系最为密切，从几个当事人记述看，董康似起到了联络人的作用。” (2) 这些都是根据当时京师学术界种种情形作出的推测，缺乏确切的证据。
《恽毓鼎日记》记载：“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 (3) 可知处于介绍人地位的是一位美国人。王冀青曾推测这个美国人是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 (4) ，后据新刊布的《江瀚日记》订正为马克密，但又称：“尽管如此，福开森的‘介绍人’嫌疑迄今仍不能彻底排除。” (5) 同样得益于《江瀚日记》的出版，王冀青、秦桦林得以更详细地探讨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10.4）北京学者公宴伯希和事件，考订出伯希和、马克密之外出席宴会的中国学者十六人，获得了当日与会的大部分学者的名单 (6) 。
马克密在这一事件中居中联络人角色的揭示，解决了京师学者与伯希和联系渠道的部分关键问题。不过，马克密和中国学者之间通过什么渠道传递信息，仍然不是很清楚。幸运的是，二十年前见于拍卖市场的一件敦煌文献的近人题跋，为更详细地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更多信息。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2001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2001年6月10日），编号2的拍品为一件敦煌所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四 (7) 。据拍卖公司介绍，该卷钤有“金城印”“金巩伯精鉴印”二印，可知为金城旧藏。该卷有金城题跋一则，兹据拍卖公司刊布图版校录如下：
燉煌石室唐人写经多至万卷，自英人史丹博士、法人柏希和等先后恣取，所存仅残破之本矣。柏至京师，余首发现（因美友马克密克之介），集同好三十余人燕之，都人始稍稍知有此物（陶斋尚书实先余识柏，彼欲留为自取，始终秘其事）。后由学部电何秋辇学政，就近择尤运京，途中又为黠者截每卷为二而私其半，相与朋分之，故京师图书馆中所存，实残之又残也。此片纸余购之厂肆，审亦为唐物同出燉煌者。仲暄砚弟好古不倦，以未得古人墨本为憾，因持此归之。今年又值其四十初度，即以祝寿可也。乙丑（1925）六月金城题记。（后钤白文方印一枚，待考。）
据此跋，金城于北京厂肆购得该卷，后将之赠予“砚弟”。“仲暄”其人生平不详，金城称为“砚弟”，可知二人有同窗之谊。这篇跋文中，提到多位在敦煌学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英人史丹博士”，即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柏希和”，即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陶斋尚书”，即端方（1861—1911），伯希和1909年赴京时端方任两江总督，在南京会见过伯希和；“何秋辇学政”，指何彦升（1860—1910），但官职有误，宣统元年（1909）何彦升任甘肃布政使，为敦煌遗书解京的主管官员，次年升新疆巡抚，且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管理全省教育事务，宣统年间实已无“学政”官职。
此跋最重要的人物，则是撰者金城与“美友马克密克”。
金城（1878—1926），又名绍城，字拱北、巩伯，号北楼、藕湖，浙江吴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英国，攻读法律，曾赴美、法等国考察法制及美术。三十一年（1905）回国，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襄谳委员。三十三年（1907）任编订法制馆协修、大理院刑科推事。民国初年任众议院议员、北京大学商科学长、国务秘书。善画。著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画学讲义》等。
马克密克（Fredrick McCormick， 1870—1951），美国记者。生于密苏里州布鲁克费尔德（Brookfield）。1900年以《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和《伦敦画报》（London Graphic）特派记者身份来华，亲历义和团运动。其后任《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和拉凡新闻社（Laffan News Bureau）驻华特派记者。1904年作为路透社（Reuters）和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特派记者，在中国东北跟随俄军报道日俄战争战况。1905年转驻朝鲜半岛。1908年11月返回北京，响应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857—1930）的呼吁，从事中国文物保护，参与创建“亚洲文艺会”（Asiatic Institute）及其分支“中国古物保存会”（China Monuments Society），任干事 (8) 。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介绍说：“前美洲合众国大总统塔虎脱君，因欲振兴研究亚洲各国之文化，增厚亚、美两洲人民之感情，并欲知亚、美两洲于进步发达上彼此所互受之影响，故特创设亚洲文艺会，会中之书记为马克密君。嗣又以中国文化在昔称盛，而其所有之古物，为中外人民所窃毁者，业已不少，故又分设一中国古物保存会。此会于一千九百零八年在北京成立，并已撰具禁阻毁窃中国古物之广告，使人至各处张贴。驻北京之各国使馆人员，寓居东亚之中外人民，以及欧、美之学者，暨各热心家，均乐为此会助力。” (9) 1922年回美国，继续从事媒体工作。著有《日本的威胁》（The Menace of Japan）、《俄国在亚太地区的悲剧》（The Tragedy of Russia in Pacific Asia）、《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等。《江瀚日记》亦称其为“马克密”。
金城此跋称“柏至京师，余首发现（因美友马克密克之介）”，这一句话寥寥数字，却透露了几个关键信息：
其一，马克密克是北京学者获悉伯希和来京的消息来源。马克密克长期居留北京，又以中国古物保存会干事身份与“驻北京之各国使馆人员，寓居东亚之中外人民，以及欧、美之学者”交往密切，且正从事“保存中国古物”事业，关注到伯希和携敦煌遗书来京的消息，实在情理之中。准此，福开森的“介绍人”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马克密克作为消息来源又添一条强有力的证据。
其二，金城是最早获悉伯希和携敦煌遗书来京消息的中国学者。金城有留学英国的背景，通英文，又与马克密克为“友”，从他那里获得消息，完全在情理之中。
其三，金城是将伯希和来京消息传递给其他中国学者的关键人物。据秦桦林的梳理，已知的出席10月4日公宴的16人中，王式通为大理院民科推丞兼学部咨议官，董康为刑部主事，刘若曾大理院少卿，姚大荣为刑部主事兼学部图书局行走，他们与大理院刑科推事金城有职务和交际的交集，较容易获得消息或受邀赴宴，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恽毓鼎日记》所称“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的渠道，同时也解释了秦桦林提出的“如果不是《江瀚日记》的公布，我们的确很难想象得出曾有不少大理院系统的官员出席此次公宴”的问题 (10) 。这些人中，王式通、姚大荣都兼有学部职务，董康则是学界闻人，与文史学者们交往甚密。那么学部右侍郎宝熙、学部国子丞徐坊、学部咨议官兼京师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学部图书局编译兼名词馆协修王国维、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京师大学堂经科代理总监督兼典礼院学士柯劭忞、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兼毛诗教习江瀚、学部图书局副局长兼京师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等学部官员，以及没有赴宴的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获得伯希和来京消息，当是通过王式通、董康这个渠道。这也符合《恽毓鼎日记》“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的说法 (11) 。大理院、学部之外，则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国史馆总纂恽毓鼎、内阁学士耆龄、内阁中书吴昌绶三人，也都是向学之士。
综合以上三方面，可知金城是北京学界与伯希和建立联系的关键人物。现在，我们可以基本复原当时伯希和携卷来京信息的传递过程，即：
伯希和
马克密克→金城→王式通、董康（及刑部、大理院诸人）→学部诸人等
可见，金城是当时信息交换的枢纽。据汪荣宝日记，金城在公宴期间与伯希和约，次日前往八宝胡同伯希和寓所观览其所携敦煌遗书，汪荣宝应金城电邀同往 (12) 。可知金城虽然较早获悉伯希和来京，到访八宝胡同（10月5日）却晚于罗振玉（9月28日）等人。六天之后（10月11日）伯希和即启程离京回法。
值得注意的是，京师学者接触到伯希和所携敦煌遗书，在其停留北京约四个月的最后半个多月。消息经过马克密克、金城辗转传递给董康、罗振玉等固然颇费时日，但这也清晰地说明，当时伯希和并没有主动与京师学界分享其所得的意图，因而伯希和才有“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籍籍传播”的说法 (13) 。如果不是金城在其中传递消息，京师学者们恐怕有可能与伯希和携卷擦肩而过，他们对敦煌文献的价值形成比较准确的认识恐怕也要晚很多，那么当时还存在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也许不会及时解运京师并得到最基本的保护，它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很难推测了。从这个角度讲，金城可谓有大功于中国敦煌学。金城本人的学术成就在于法学、画学，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并没有多少建树，但是在中国敦煌学发轫时期，他在中西学者之间沟通信息，推动京师学者关注敦煌文献并进而从事保护与研究事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仅如此，据王冀青研究，金城1910年8月至1911年5月赴美国参加第八届国际监狱大会并游历美欧，期间在法国调查我国西北出土简牍，是最早赴欧洲调查这批文献的中国人之一。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相关信息极有可能是他提供给罗振玉的，后来罗振玉与沙畹建立联系，并与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由于在研究信息方面起过关键作用，王冀青称金城为“促成中国简牍学起源的中国学者之一” (14) 。可见金城是一位学有根底、眼光敏锐且热心学术的人，他能做出这份贡献，也不是偶然的。
金城跋文中提到，“集同好三十余人燕之，都人始稍稍知有此物”，指的就是1909年10月4日公宴伯希和事。他记录的与会人数“三十余人”，较以往发表的记载要多。田中庆太郎所记，为宝侍郎等九人“及其他十数人” (15) ，总计为二十余人。恽毓鼎日记也记载与会者为“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 (16) 。目前能确认的与会者共十八人，其中中国学者十六人。不论当日与会者是二十余人，还是三十余人，在目前据恽毓鼎、江瀚日记考定者之外，还有几位与会者的姓名并不清楚。期待将来有更多史料发表，更全面地还原这一事件的细节。
金城跋文对端方颇有微词，他说：“陶斋尚书实先余识柏，彼欲留为自取，始终秘其事。”伯希和1909年5月21自越南河内北上，途经江宁（今南京），曾拜会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并出示部分敦煌文献，“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 (17) 。端方清醒认识到敦煌文献在考据学上的价值，在回购遭拒后提出了得到精印本的要求，他迫切希望获得这些资料从事研究的心情，和京师学者们是一致的。他是否确有“欲留为自取”的心态，因而“始终秘其事”，就不可推问了。不过，京师学者结识伯希和并非经由端方介绍，从金城跋文看，是确凿无疑的了。
二、 蔡金台：另一位参与盗窃运京敦煌遗书的晚清官僚
1910年解运京师的敦煌遗书，不幸遭遇监守自盗。参与这件恶行的人，知名的有何彦升之子何震彝、何震彝岳父李盛铎、李盛铎亲家刘廷琛以及方尔谦等四人。此外还有没有人参与其中，很少见到更多资料和说法。从现存敦煌遗书题跋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在京师任御史的蔡金台，很可能也参与了这次盗窃行动。
蔡金台，字燕生、燕孙，一字君啬，晚号啬庵。江西德化人，与李盛铎有同乡之谊。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十七年（1891）任甘肃学政。二十二年（1896）在江西高安创立蚕丝学堂。二十五年（1899）以“考察商务”为名前往日本抓捕康、梁。三十年（1904）任会试同考官，同年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民国初年寓居北京。收藏书画名品甚多，如辽宁博物馆藏《野墅平林图》、上海博物馆藏郭熙《幽谷图》、故宫博物院藏马远《踏歌图》等，早年都曾是蔡金台的旧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14884《维摩经》卷中有蔡金台跋：
阅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大清宣统二年庚戌九江蔡金台得于甘肃燉煌千佛寺石室 (18) 。
所谓“阅一千三百三十九年”，指该卷有题记“咸亨三年六月上旬弟子氾师僧为亡妻索敬写”，自咸亨三年（672）至宣统二年（1910）为1339年。此跋声称“得于甘肃燉煌千佛寺石室”，似乎直接得自藏经洞。查蔡金台虽然做过甘肃学政，但已在宣统二年之前十余年，1910年前后他在京任御史，并没有去过甘肃敦煌，且当时劫余敦煌遗书已装车运京，藏经洞已基本没有文献留存，因此他显然不可能直接从藏经洞获得敦煌遗书。那么，他从哪里获取这些写卷，让人生疑。“得于……石室”云云，恐怕只是掩人耳目甚至自掩耳目的假托之辞。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14888《释肇序钞义》也有蔡金台跋：
阅一千二百四十四年，大清宣统二年庚戌从燉煌千佛寺石室所藏晋唐卷子检得之 (19) 。
所谓“阅一千二百四十四年”，指该卷有题记“余以大历二年春正月于资圣寺传经之次记其所闻，以补多忘，庶来悟义伯无诮斐然矣，崇福寺沙门体清集记”，由大历二年（767）至宣统二年为1244年。此跋谓该卷系“从燉煌千佛寺石室所藏晋唐卷子检得”，声称卷子为“石室所藏”，与上一则题跋明确说“得于甘肃燉煌千佛寺石室”不同，这里把获取地点说得比较模糊。所谓“检得”，是从一大堆东西中拣选的意思；从朋友、市场获取，似不能称为“检得”，因此，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他接触过大批量的敦煌文献。
上海图书馆09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蔡金台跋四则，其一曰：
阅十有九丁巳，至大清宣统二年庚戌（1910），凡千一百九十有四年，江右蔡金台得于甘肃燉煌千佛寺莫高窟，装裱成卷。
其二曰：
莫高窟藏写本经卷凡二万数千，其有年月款识者殆千之一耳。又首数行无一全者。此《陀罗尼》独首尾完善，仅损数字，尤难寻可宝。其最古者为义熙十年沙门道袭之《宝梁经》，次则符秦之《甘露》，由此迄于北宋之《淳化》，几于无代不备。大抵官本与经生所写皆极精，而字体面目大致相似。惟施主所书，如此卷之类，笔意较活泼，故尤以此种为可爱。独其中有《易》《书》《诗》《礼》《左传》《论语》及《老》《庄》《列子》，或为长卷，或为零篇，取较宋以后刻本，异同甚多（《论语》“未若贫而乐道”与遵义黎氏所翻日本古写本同）。又刘勰《新书》一卷已尽全书之九，真古今未有之鸿宝也。余因监试拔贡，生告奇珍，而出闱后犹能从众所弃余中得此及晋义熙、唐咸淳三种，亦未尝非厚幸也。装竟附记其梗概如此。啬盦。
其三曰：
某君又得有唐譒唐写景教经两种，奇古可玩，亦异观也。当与经文诸卷谋亟影印，以成千古快事。昔莫子偲得唐写《说文·木部》数页，便自诧为奇观，而世亦有疑之者。试令其生当今日，则莫君之自夸与旁观之疑议皆当自悔其少见多怪矣。
其四曰：
通观法博士伯希和及此次公家所辇运者，凡官本及经生本皆硬黄纸，独施写本及儒书写本皆多系一种白纸，或厚密如绵（此卷即此种），或毳薄似茧，类皆完洁似百年间物。信乎西北高燥之地，足以保藏古物也 (20) 。
第一则称“得于甘肃燉煌千佛寺莫高窟”，与BD14888跋略同。然而第四则谓“通观法博士伯希和及此次公家所辇运者”，可见“得于……莫高窟”云云不过是虚虚实实的伪饰之辞，“此次公家所辇运者”方才是其收藏的来源。也就是说，他的所得出自1910年运京敦煌遗书。(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则透露了更具体的消息：“余因监试拔贡，生告奇珍，而出闱后犹能从众所弃余中得此及晋义熙、唐咸淳三种。”其中的“唐咸淳”可能为“唐咸亨”之误，指的便是上文已提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14884《维摩经》卷中，有题记“咸亨三年（672）六月上旬弟子氾师僧为亡妻索敬写”。“晋义熙”所指不详。
据此跋，蔡金台获取敦煌遗书时正在“监试拔贡”。宣统二年六月十八日（1910.7.24）《申报》报道，“六月十七日内阁奉旨，此次考取各省拔贡着于本月二十六（1910.8.1）、二十七日在保和殿覆试”；同日报道，“连日学部考试各省拔贡，本限八点钟截止，乃考生一味延迟，直到夜间两点钟始能清场”；七月初二（1910.8.6）则报道拔贡廷试录取名单。蔡金台时任御史，为监试人员之一。甘肃运京敦煌遗书于1910年8月入藏京师图书馆，此次学部考试拔贡日期（即蔡金台获取敦煌遗书日期）恰好与之相合，这也是蔡金台参与盗窃甘肃解京敦煌遗书的旁证。跋文显示，蔡金台还颇有些遗憾，因监试获得消息太晚，因此只能从“众所弃余”中拣选。
第三则题跋提及“某君又得有唐譒唐写景教经两种”，这里的“某君”当指李盛铎。景教经两种，即李盛铎所得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宣元本经》，今均藏于日本大阪杏雨书屋，编号分别为羽13、羽431，影本分别载于《敦煌秘笈》第一册、第五册。蔡金台为李盛铎德化同乡（德化1914年改名九江县，今为九江市柴桑区），两人过从甚密，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刊布蔡金台1898年致李盛铎两通密札，内容涉及戊戌政变及袁世凯，可见二人交谊甚厚。蔡金台能参与盗窃，大概源于他和李盛铎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推测，1910年8月李盛铎、何震彝等盗窃甘肃解京敦煌遗书，蔡金台也参与其中，上列国图、上图藏卷便是蔡金台当日所窃得。
此外，首都博物馆藏31.3.331《佛名经》龚钊跋称，“敦煌所出佛像有观音巨幅，为唐人工笔，曾在蔡京卿处” (21) ，这里的“蔡京卿”，或许便是蔡金台。清代称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寺等官署长官为京堂、京卿，蔡金台清末任都察院监察御史，故有“京卿”的雅称。广仓学宭编印《艺术丛编》第三期收有敦煌绢画影本一幅，标题为“唐画大士像纸本（甘肃敦煌县千佛洞旧藏，近归江西蔡氏）” (22) ，这里的“江西蔡氏”，或许也是蔡金台。那么，蔡金台所得，除敦煌遗书外还有巨幅观音像。详情如何，还有待发掘更多更具体的资料。
三、 方尔谦自供盗窃运京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运京后参与盗窃的几位官绅，因所得来路不正，往往秘而不宣，极少自述其事。这是可以理解的。饶有趣味的是，安徽博物馆藏有一件刘铭传（1836—1896）之孙刘朝叙（号瞻明）旧藏《大般涅槃经》卷二十，有题跋二十六则，其中方尔谦所题叙述了他在盗窃运京敦煌遗书后的心境：
余所见燉煌石室六朝唐人写经不止千卷，所得不止百卷，然如此卷之紙墨精好，亦无几也。余初获此，近于窃取。既窃取矣，遂至贩卖。既贩卖矣，遂至割裂。余每见此种卷子，觉罪过无量，欢喜亦无量。今身边所存尚七八十卷。中间因贩卖更易，取他氏所有补我所无，得《莲华经》七卷一字不阙，《维摩经》三卷一字不阙，他小卷如《阿弥陀经》《药师经》之属完全者十数种，有年号者仅三五种。每当静坐，用以自娱。而十余年来水火刀兵之厄，往往挟以俱走，为之恐惧，有累方寸。明知有有必有无，乃患得患失，并此区区莫能解脱，亦由吾于经卷但知窃取、贩卖、割裂之，未尝一日持诵校勘，而其中所以为佛者，更绝无知焉，无怪恐惧多、欢喜少耳。瞻明一笑。大方。（钤“大方”朱文方印） (23)
在这则题跋中，方尔谦坦然承认：“余初获此，近于窃取。”不仅如此，他还坦承：“既窃取矣，遂至贩卖。既贩卖矣，遂至割裂。”因此，方尔谦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觉罪过无量，欢喜亦无量”。能有“罪过无量”的感受，也算是他一点良心未泯。
他还说：“十余年来水火刀兵之厄，往往挟以俱走，为之恐惧，有累方寸。明知有有必有无，乃患得患失，并此区区莫能解脱，亦由吾于经卷但知窃取、贩卖、割裂之，未尝一日持诵校勘，而其中所以为佛者，更绝无知焉，无怪恐惧多、欢喜少耳。”将他保存窃得敦煌遗书的一点微劳，视为“患得患失”“莫能解脱”，可谓不知悔改。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到写下这则题跋的1924—1925年间，方尔谦仍然将敦煌遗书视为供其把玩的古董，对它们的文物文献价值毫无理解，他的陈旧观点，在同时代人中也很有代表性。
在这条题跋中，他还讲述了收藏者们“割裂”“贩卖”写卷的行为，他们“贩卖更易，取他氏所有补我所无”，互换有无，以凑成全经。他自夸有“《莲华经》七卷一字不阙，《维摩经》三卷一字不阙，他小卷如《阿弥陀经》《药师经》之属完全者十数种”。这对于我们了解敦煌遗书的流散史，也略有帮助。
以上据敦煌遗书近人题跋，讨论了敦煌遗书运京前后史事的一些细节，加深了我们对早期敦煌学史的认识。这也提示我们，敦煌遗书近人题跋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值得多加注意。
New Evidence on the Proces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Being Moved from Gansu
to Beijing from 1909 to 1910： Focusing on Modern Chinese Postcripts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Liu Bo
In the earlyspreaded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re are some mordern postscripts. Some of them revealed some details of the proces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being moved from Gansu to Beijing in 1910. For example， Jincheng and Fredrick McCormick were the key figures who passed the news to the Beijing scholars that Paul Pelliot had arrived bring some Dunhuang manuscripts. It is very likely that Cai Jintai was also involved in the theft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with Li Shengduo， Liu Tingchen and others. Fang Erqian confessed to the theft of the Dunhuang manuscrpts in a postcript. These materials make some details of the proces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being moved from Gansu to Beijing clearer.
(1) 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页。
(2) 徐俊《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事杂考》，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8页。
(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454页。
(4) 王冀青《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2期，132页。
(5) 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174页。
(6) 同上，167—176页；秦桦林《1909年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补考——兼论王国维与早期敦煌学》，《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44—56页。
(7) 图版见雅昌艺术网：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14400002/。
(8) 马克密克生平，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事件杂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173—174页）已有详细考辨。本文主要据王冀青文所述略加介绍。
(9) 《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东方杂志》第11卷第6号（1914年12月），15—18页。
(10) 同426页注④，秦桦林文，44—56页。
(11) 同426页注①，453页。
(12) 汪荣宝著，赵阳阳、马梅玉整理《汪荣宝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50页。
(13) 沈纮译《伯希和（Paul Pelliot）氏演说》，载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清宣统元年铅印本，第三十七叶；此据《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207页。
(14) 王冀青《金绍城与中国简牍学的起源》，《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12期，135—151页。
(15) 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汉译文附载施萍婷《敦煌学杂谈之一》，《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5页。
(16) 同426页注①，453页。
(17) 同428页注④。
(18) 中国国家图书馆编，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22—23页、《条记目录》5—6页。
(19) 同上，83页、《条记目录》6—7页。
(20) 以上四则题跋录文见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105页（该目录编号为“上图108”）。图版见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68页；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99页；上海图书馆编《缥缃流彩——上海图书馆藏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5页。
(21) 荣新江、王素、余欣《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续）》，《首都博物馆丛刊》第21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126—137页；《“顾二郎”与“护陇使者”：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载余欣《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47—148页；荣新江主编《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册壹，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3—5页。
(22) 《唐画大士像纸本》，《艺术丛编》第三期，上海：广仓学宭，1916年9月；《艺术丛编》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345页。
(23) 安徽博物院编《佛光恒常——安徽佛教文物精品展》，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7年，2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