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新疆考察述略
刘长星
1927年5月9日上午，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一行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包头，至此拉开了前后延续八年的中外合作考察大西北的序幕。考查团组建时有28人，徐炳昶、斯文·赫定分别任中、外方团长。其中中国团员10人，外国团员18人。后来考察延长，中瑞各增派了5人，先后共计团员38人。八年考察期间，中外方团员的足迹经过内蒙古、甘肃、新疆、青海、西藏、宁夏等多个省区。其中，新疆是此次科考的重点区域之一，团员们也在新疆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考成果。
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的考察活动整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要从1928年1月开始算起，因为正是从这时开始，西北科学考查团才到达新疆哈密，开始了在新疆的考察活动。一直到1933年5月8日，第一阶段科考结束。第二阶段是指在国民政府资助下，斯文·赫定于1933年10月21日率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乘汽车再次前往我国西北地区考察，队员有铁道部工程师尤寅照、龚继成，及原考查团员陈宗器、郝默尔、贝格曼、生瑞恒等。黄文弼受教育部委派去新疆考察教育及考古，也搭车前往。绥新公路查勘队一行于1934年2月到新疆，1935年3月勘察任务结束。
一、 中方团员在新疆的考察活动
1928年1月23日，西北科学考查团到达哈密，2月底到达乌鲁木齐，考查团大本营设在乌鲁木齐南关道胜银行旧址。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分工后，3、4月间中外团员们先后赴新疆各地考察，一两人为一组，足迹几乎踏遍整个新疆。其中，中方团员中能独立进行科学考察的只有3人：黄文弼、袁复礼、丁道衡。
1. 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察
黄文弼（1893—1966）一生四次考察新疆，前两次就发生在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期间。
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至1930年秋。
1928年4月至1929年底，黄文弼考察的主要范围在吐鲁番地区与南疆。4月下旬至5月中旬，他在吐鲁番盆地及附近地区考古。1928年5月，他沿塔里木盆地调查了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古址遗迹，采集了大量遗物。1929年底他回到了乌鲁木齐。
1930年2月，黄文弼再次前往吐鲁番考古，4月底他来到罗布泊，“当时湖水水势很大，水面宽阔，鱼凫翱翔与水上，洵为海景奇观” (1)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进入罗布泊地区 (2) 。他虽然因阻于水，而未能考察楼兰核心区的遗址，但此次考古之行，最富有成果的是，他发现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即土垠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牍。直到1930年秋，黄文弼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他在新疆的考察告一段落。
1933年10月，黄文弼跟随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第二次进入新疆。他从比上次偏西的道路进入罗布泊，在第一次工作过的烽燧台遗址也有新发现，还找到罗布泊以北的一段丝绸古道，以及古渠遗址和屯垦遗迹。1934年返回北京。
从1931年开始，黄文弼的考古成果就开始陆续发表。他的《高昌砖集》（1931出版，1951增订）、《高昌陶集》（1934）、《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被称作“三记两集”，成为后来新疆考古领域的必读著作。他是第一位到新疆考古的国内学者，是西域考古学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
2. 袁复礼在新疆的考察
袁复礼（1893—1987）的考察时间长达5年，是连续考察时间最长、采集品最多的团员。他在新疆的考察从1928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31年12月。
袁复礼的考察方向主要在准噶尔盆地东部的阜康、奇台、吉木萨尔一带。1928年8月19日，他率采集员白万玉、靳士贵等到三台。9月下旬至10月底，在三台南5千米的大龙口洪积扇，他发掘出7个完整的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斯文·赫定与徐炳昶马上通电国内外，立刻轰动世界学术界。1930年12月6日，袁复礼在奇台北77千米的白骨甸，发现大型恐龙骨骼，后来被杨钟健定名为奇台天山恐龙。袁复礼在这里挖掘了32天，脚被冻伤，被迫回到乌鲁木齐进行手术，三个月后才痊愈。1931年12月他率队东归，经6个月的艰辛考察历程，于1932年5月10日回到北京。
从1928年起的四年中，袁复礼在准格尔盆地东部发掘出大批爬行动物化石，分属72个个体，比较完整并定名的有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恐龙等等，这些发现推翻了当时学界流行的“天山东部不可能有动物化石”的观点。他的这些发现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以前的爬行动物化石，与过去我国的同类发现相比，时间提前了1亿多年。袁复礼的一系列动物化石的发现，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在国内发现完整恐龙化石，短期内如此集中地发现大批恐龙化石，在世界考古史上也实属罕见，这把我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3. 丁道衡在新疆的考察
丁道衡（1899—1955）是中方团员中一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他为人熟知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在1927年7月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大型铁矿。这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到新疆后，丁道衡发现，在新疆旅行的人多数走天山南路或天山北路，很少走天山中间的一条大路。此路由东向西，从托克逊入阿拉沟，经裕勒都斯、空格斯可到伊犁；也可由南至北经乌鲁木齐穿天山至焉耆、库车等地。不过这条路比较险峻，通行难度很大。为此，丁道衡决定沿着天山中部的这条山路西行考察。1928年4月12日，他和詹蕃勋离乌南行，经吐鲁番、托克逊进入阿拉沟，6月下旬过焉耆，往西北到达巩乃斯河上游地区。到库车后詹蕃勋因牙疼返回乌鲁木齐，丁道衡继续南行，经过拜城、阿克苏、柯坪、巴楚、喀什，在帕米尔之西的蒲犁（塔什库尔干）工作了两个多月。丁道衡在南疆工作两年多，对天山南路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0年秋返回北京。在整个西北考察三年多的时间里，丁道衡绘制了百余幅地质图，采集了30多箱标本资料，后发表《新疆矿产志略》《白云鄂博铁矿》等著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新疆矿产志略》对新疆矿产资源概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被当代中国学者誉为“第一部综述新疆地质矿产资源的论著”。
4. 徐炳昶在新疆的考察
作为中方团长，徐炳昶（1888—1976）主要进行协调工作，负责与地方当局联络沟通，是中方团员的主心骨，对维护中方团员利益、解决队员纷争、坚定中方年轻学生的考察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12月17日，徐炳昶与斯文·赫定两位团长离开乌鲁木齐东归，1929年1月到北京后再未返回新疆。1930年他发表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三册，详细记录了他的西北考察经过。此次作为中方团长的野外考察经历，对徐炳昶影响非常大，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他开始对野外调查、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研究方向从哲学转向了考古，在我国史前传说研究和考古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重要著作，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史学家。
5. 刘衍淮与李宪之在新疆的考察
刘衍淮（1907—1982）、李宪之（1904—2001）、崔鹤峰、马叶谦（1903—1929）四位团员是北大经选拔派出的学生。崔鹤峰于1927年11月上旬即从内蒙古押运采集物品返京，退出了考查团，仅工作半年多。马叶谦未进入新疆，他留在额济纳作气象观测，1929年4月不幸殉职。
刘衍淮与李宪之两人一生的成就都起因于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1928年到达乌鲁木齐后，他们在郝德的安排之下负责气象观测工作。刘衍淮于1928年3月开始，在博格达山附近福寿山顶观测站与马学尔进行气象观测。5月与华志去库车，在当地建立了气象站并一直进行气象观测。1929年9月2日他回到乌鲁木齐。在博格达山和库车的观测，成为他后来撰写《迪化与天山中福寿山四月天气之比较》《天山南路的雨水》等天山南北地区气象学论文的基础。李宪之于1928年5月10日跟随郝德去若羌建立气象站，负责当地气象观测工作。1928年9月随郝德来到青海西北部的铁木力克建站观测。关于寒潮等气象的实际观测资料后来成为他留学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的重要基础。1930年5月李宪之返回乌鲁木齐。
因为考察期间表现优异，1930年6月，李宪之与刘衍淮被推荐赴德国留学深造。1936年回国后，李宪之先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科研和教育的奠基者之一。李宪之认为，西北科学考察工作和后来到柏林的研究，创立了他一生的研究体系。而刘衍淮1934年学成归国后也成为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台湾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6. 陈宗器在新疆的考察
陈宗器（1898—1960）是作为第二批增补队员进入考查团的，1929年5月，他与柏利等第二批团员一行拟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但受到新疆政府的否决，直到1930年11月，陈宗器才由敦煌荒漠第一次进入新疆。他主要测量塔里木河、孔雀河改道后的罗布泊的新位置，在荒漠中坚持了三个多月。1931年夏又回到额济纳河流域，1933年5月回到北京。
1933年10月，作为绥新公路查勘队的一员，陈宗器再次前往新疆。1934年5月开始，他随斯文·赫定乘独木舟考察罗布泊。1934年10月离开新疆至甘肃。1935年2月回南京。陈宗器前后在罗布荒原工作长达一年。他和霍涅尔合作对罗布泊和居延海地区进行研究，完成著作《中国西北的交替湖》一书，在斯文·赫定游移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交替湖”理论。陈宗器、霍涅尔和那林对罗布泊湖区进行测量，完成了该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按照《空间遥感图像分析应用》一书记载，其精确程度与美国陆地卫星一号测得结果完全一致。对罗布泊地区水文地理的考察是陈宗器的重要贡献所在，赫定写道：“我们年轻的中国同事陈宗器通过准确绘制从铁门堡到罗布泊的库姆河（即孔雀河）南面所有类型的湖泊，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极大地增长了我们有关这片沙漠水系分布的知识。” (3) 在考察结束后，陈宗器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在我国地磁学的引进和发展方面有过出色的贡献，是我国地磁科学的奠基人。
7. 刘慎谔在新疆的考察
植物学家刘慎谔（1897—1975）与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关联很少被提及，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不属于西北科学考查团。确实，1931年4月他是作为中法考察团的一员进入新疆的，但到新疆后中法合作破裂，刘慎谔退出了中法考察团。应邀请，1931年8月他加入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野外考察工作。这一点是被代理团长袁复礼证实过的 (4) 。刘慎谔在新疆的考察主要在天山一带，他多次进入天山采集植物标本。1932年初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南沿线考察，3月他与那林一起深入昆仑山海拔5500米的山岭，并进入西藏。他多次往返昆仑山与新疆南部，曾两次进入藏北羌塘地区，两次出入喜马拉雅山脉，后来由藏北进入印度。1932年12月28日自印度乘船到上海。1931—1932年间，他在新疆、西藏共收集标本4500号。新中国成立后，刘慎谔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在东北地区开创了植物学科学研究的新基地。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在植物学教育事业上贡献卓著。他编著了有中国特点的《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指导了东北森林采伐更新和西北铁路沿线治沙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二、 外方团员在新疆的考察活动
1. 斯文·赫定在新疆的考察
在1927—1933年第一阶段的考察中，作为外方团长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在新疆的时间并不多。因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不再赞助此次科考，他不得不于1928年5月离开新疆，回国筹集经费。争取到瑞典政府的经济支持后，他于当年返回新疆。又因为原定的两年考察期限将满，只能回京申请延期，他与徐炳昶于1928年12月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此后一直到1933年11月，最后一名团员贝歇尔回到北京，6年（第一阶段）的西北科学考察结束。
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率绥新公路查勘队乘汽车再次前往新疆考察。1934年2月初到达哈密，因为正值新疆内战期间，考查团一行难以进入乌鲁木齐，只得去罗布泊地区考察。10月末，在新疆的考察结束，赫定一行到甘肃安西，决定从东部再进入罗布泊地区，以与从西面考察罗布泊的路线相接。1935年3月绥新公路查勘队回到北京，八年科考宣告结束。考察结束后，斯文·赫定发表了长篇科学考察报告《罗布泊探秘》《游移的湖》等多部著作。他非常看重此次考察所获，积极组织后续考察报告的整理出版工作，从1937年开始，《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在瑞典不定期出版，至今已出版五十多卷，集中展示了外方团员的科学成果与重要科学贡献。无论从科考的组织方面，还是科学研究本身而言，还是从弘扬此次科考的影响力方面，斯文·赫定无疑都是此次科考的灵魂，他被公认为“20世纪新疆探险史的领军人物”。
2. 郝德在新疆的考察
郝德（W. Haude）领导的气象组从1928年2月开始工作，先在乌鲁木齐南郊驻地建立气象站，由韩普尔主持。3月郝德率马学尔、刘衍淮在博格达山中海拔约2500米处的福寿山建立一气象站。5月至6月，郝德到若羌与库车，分别主持建立两处气象站，前者由狄德满和李宪之负责，后者由刘衍淮和华志负责。1929年2月郝德在鄯善附近的七克台建立气象台，观测持续了半年多，9月结束。
郝德领导的气象考察活动主要在乌鲁木齐、南疆的若羌、库车展开，共建立4座气象台，还在博格达山、阿尔金山北坡及库车的喀拉古尔山村设立3处高山观测所。1930年初，三处工作陆续结束，在当地建立的气象台都移交给了当地政府，郝德回国。
在筹备了新的仪器后，1931年1月郝德再次来华。我国派徐近之、胡振铎担任气象助理随行考察。此次考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郝德先后在内蒙古的益诚公、额济纳的瓦窑淘莱建立气象台。1932年5月郝德结束考察回到北京。(https://www.daowen.com)
郝德的气象工作，为开辟新航线收集了必要的气象数据，填补了新疆地区气象资料的空白。在考察过程中他还积极培养了我国的年轻气象学生，真正体现出科考团是一所“流动的大学”。郝德的气象考察取得突出成果，斯文·赫定认为：“经过艰辛的调查，他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测从天山到内陆亚洲沙漠区之间的暴风雨发生的程度。”其考察成果主要集中在瑞典报告集的第14卷与18卷。
3. 那林在新疆的考察
那林（E. Norin， 1895—1982）主要做地质考察。1928年3月10日，那林取道达坂城、吐鲁番去库鲁克塔克。后来与贝格曼、哈士纶同行去楼兰与罗布泊。在新疆的前三年，他主要在塔里木盆地东部，更多时间是在库鲁克塔克（干山）一带。他发现那里的震旦纪曾有冰期，采集到寒武纪的三叶虫，考察了复杂的地质现象，并到达库车，找到上新世植物化石。1930年他在吐鲁番盆地西部和北部的天山山地考察地质，9月到阿克苏柯坪山区、和田。1931年初至巴楚北部山区、库车北面山区。年底和安博尔、刘慎谔在藏北昆仑山工作，1933年2月回北京。
那林在新疆的工作具有开拓意义，对我国沙漠成因和冰川都颇有研究，此前只有波丹诺维奇等少数俄国地质学家到东天山做过简单考察。据那林的考察结果，第四纪时塔里木盆地曾是一个大湖或内陆海，古罗布泊是其最后的遗存。他在库鲁克塔格发现石炭纪、二叠纪冰期遗迹，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至今是研究该地区地质的重要资料。他的研究成果主要在瑞典报告集的2、16、29、47卷中，内容为库鲁克塔山、天山和西藏西部地质，以及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地图。
4. 安博特在新疆的考察
天文学者安博特（N. Ambolt）于1928年8月随赫定从瑞典达到新疆，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工作。因为身体原因，1929年4月他才开始进行野外考察，在吐鲁番设立了重力观测点。1929年9月中旬他与那林结伴前往库鲁克塔格，主要做重力、天文和地磁方面的测定。1931年经托克逊、焉耆、库车、阿克苏，6月到和田与那林汇合，建立了气象观测站以及一系列重力观测站。8月安博特到和田南部山区，1932年1月又去莎车，2月与那林、刘慎谔到西藏西北。同年5月他西行向喀拉喀什河上游考察，7月到且末。1933年5月安博特返回和田，8月中旬离开新疆回国。
安博特主要考察昆仑山一带，一直到帕米尔、藏北等地，详细测定了所在地区的气候、重力、经纬度等方面，这些工作颇具开创意义，填补了以上地区相关研究的空白。他也是考察时间最长的团员之一，他的考察成果见于瑞典报告集的第6、30、47卷中，瑞典学者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野外大地测量学家，有时他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做难度很大的摆测量”。201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考察探险大系”出版了他的著作《驼队》。
5. 贝格曼在新疆的考察
1928年2月，赫定得到消息，孔雀河离开旧河道在沙漠北缘向东流淌。这是赫定一直关注的罗布泊变迁的热点问题，他马上让那林、贝格曼（W. Bergmen， 1902—1946）等去实地考察。1928年3月，贝格曼、那林和哈士纶从吐鲁番穿过觉罗塔格山和库鲁塔格山，向南直达新河床核实赫定的“罗布泊游移说”假说的可靠性。随后，贝格曼和哈士纶在罗布泊北部边缘和库鲁塔格山区进行考古和民族学调查。11月初，贝格曼从塔里木盆地返回山区，到达兴地，后去且末及若羌的米兰遗址进行考古。1928年底，贝格曼离开乌鲁木齐返回瑞典。
1929年5月，贝格曼随第二批团员贝克赛、霍涅尔、那林一行到达新疆边境，因不能进入新疆，只得转到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考察，直到1931年3底返回北京。
1933年贝格曼参加了赫定率领的铁道部绥新公路查勘队，他作为大地测量工程技术人协助线路勘察。1934年6月，他以奥尔德克为向导，发现了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这一著名遗址在20世纪90年代被我国学者重新发掘后一直是中外考古界非常关注的考古点。1934年8月他护送郝默尔回瑞典结束考察。他的考察成果在瑞典报告集第26卷有介绍，1939年他又写出《新疆考古研究》作为报告集第7卷发表。 1927年至1934年的八年间，“贝格曼在中国西部的考古探险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是在内蒙古西北，在甘肃、新疆交界个考古探险，这以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核心；另一部分是作者在新疆塔里木东端和阿尔金山、昆仑山的考古探险，这以发现‘小河古墓’为高潮” (5) 。杨镰认为，贝格曼仅就“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就该名垂史册。因为“他的经历之所以不能忽略，是因为他的发现足以证实，目前广袤荒凉的中国西部，曾有过面貌迥异的历史时期” (6) 。
6. 霍涅尔在新疆的考察
霍涅尔（Nils Hörner，1896—1950）是瑞典地质学家，1929年5月作为第二批团员开始参加考察，主要在贺兰山、居延海地区、阿拉善沙漠、祁连山等地工作。根据赫定的指示，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期间，他与陈宗器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测量，测绘了塔里木河三角洲东部5万分之一的地图，勾勒出历史上罗布泊的湖滨线。并在疏勒河流域考察地质构造，对柴达木盆地北面冰川也进行了考察，1933年5月返回北京。霍涅尔是个很严谨的学者，他的很多成果都没有发表，瑞典报告集第40卷根据他的手稿编成，主要内容涉及戈壁沙丘和流沙研究。他还出版过游记作品《前往罗布泊的路》（Resa till Lop）。
7. 郝默尔在新疆的考察
瑞典人郝默尔（D. Hummel）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医生，兼作植物学收集和体质人类学调查，1928年4月开始在天山考察植物的垂直分布，收集大量植物标本，年底与贝格曼回国。1930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在甘南做了一年多植物学考察及民族学调查。1931年结束工作。1933年他随绥新公路查勘队进入新疆，在塔里木盆地、博格达山、甘南做动植物考察，收集了大量鸟类与昆虫标本，以及约7500件高等植物标本。因被野猪咬伤感染，1934年8月他离队回国。郝默尔在植物采集方面成绩突出，获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的林奈金质奖章。
8. 哈士纶在新疆的考察
丹麦商人哈士纶（H. Haslund⁃Christensen， 1896—1948）是西北科学考查团驼队的副队长，懂汉、德、英语，是考查团中的翻译。1928年他与贝格曼、那林到罗布泊考察考古，1928年下半年开始对焉耆等地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做人种学测量和民族学调查。他获取了一些文物和一座名为“格根殿”的帐篷式神庙，1929年神庙被送到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博物馆。1930年4月29日他带着宗教收集品回国。他的重要贡献是对蒙古族音乐成果的考察研究，他的著作《蒙古的音乐》作为瑞典报告集第21卷于1943年出版，对于蒙古族音乐歌曲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他保存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做了重要的考察工作。199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出版了他的《蒙古的人和神》一书，此书成为20世纪有关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研究的一部相当重要的作品。
三、 结 语
（一）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外学者在新疆的考察成果众多，影响巨大，是在地质、地理、气象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众多领域对新疆的再发现、再认识，对世界了解新疆，我国内地重新认识、重视新疆起到了积极作用。杨镰认为，西北科学考查团“是对西北做了前无古人的实地考察，丰富了对西北的认识，使中国西北受到举世瞩目，为加强、改善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做了不懈的努力，使其加快了进入现代社会的步伐” (7) 。无疑，对新疆全方位的科学考察有利于维护边疆安全，促进西部开发，也为加强新疆和内地的交通联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这次考察更加凸显了新疆在丝绸之路研究、“一带一路”研究上的重要地位。
（二） 就考察地域而言，中方团员的科考重点在新疆。袁复礼在奇台、吉木萨尔等地作地质、古生物考察与考古；丁道衡主要沿天山中路考察地质；黄文弼主要在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等地考古。新疆之外的区域，包括内蒙古、甘肃等地，中方团员只是做了基本的沿途考察。只有和霍涅尔同行的陈宗器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做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而外方团员的考察范围则显得更加广泛。郝德在新疆各地建立气象台；那林、安博特在东天山、库鲁克塔格以及和田、藏北进行了大量地质、古生物、大地测量学方面的考察。1929年未被允许进入新疆的第二批考查团员在内蒙中西部、青海和甘肃南山地区、北山地区、柴达木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地质、古生物和生物学、考古学调查。总体情况表明，考查团考察重点区域主要在新疆南疆的盆地及周边高山，甘肃青海的南山、北山地区，以及内蒙古西北的额济纳流域。
（三） 新疆当时政治动乱，经济落后，给考查团的工作带来重重障碍。比如，杨增新曾率军队在哈密严阵以待，以为要进入新疆的考查团是敌人的部队；金树仁主政新疆时对考察工作处处设阻，充满敌意，千方百计阻止考查团再次进入新疆。地方统治者不让进入，中央政府也无计可施。中国学者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科学考察极端困难，时刻面临被拒绝、被驱逐的压力。对此，刘半农曾经感叹：“以中国人在中国境内不能立足，以中央政府颁发的护照而在本国境内不能通行，实属骇人听闻。”因此，在任何时候，科学研究与学术发展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环境，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是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自觉维护国家稳定与繁荣也是我国科学研究者的首要原则与义务，以徐炳昶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们在八年科考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 考查团既是一个高效规划的整体，其内部又有很大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中外方团员灵活有效的合作是整个考察能取得一系列光辉成果的重要基础。赫定曾指出：“在我的探险队中，不同的科学家是独立工作的。”刘衍淮也提到，当时“各科学家同仁关于研究场所的选择，享有很大的自由，且经常是彼此独立工作，而考查团仍保持为一个有机和有效的单位” (8) 。从在新疆的考察来看，中外团员基本上都能根据自己有兴趣的学科领域到想考察的地区以发挥专长，同时大家又能彼此呼应配合，相互理解、尊重与信任。赫定在西北科学考察结束后对双方的合作非常满意：“我们在一起工作如手足一样，没有丝毫的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和种族，唯一的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 (9) 中外团员合作与信任最突出的表现应该是，西北科学考查团成为一所“流动的大学”，中方年轻的学者和大学生在与外方科学家共同工作过程中，勤奋好学，迅速成长起来，外方专家也言传身教，有意培养。此次考察，成为李宪之、刘衍淮、丁道衡、陈宗器、徐近之、郝景盛等年轻学生和助教终身事业的起点，他们日后成为我国现代科学事业中一批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在气象、地理、地质、考古、林学等不同领域贡献突出。
Study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 Xinjiang
Liu Changxing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in Chinas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nd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by Chinese academia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Xinjiang was the focu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Chinese and foreign league members had also obtain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investigation results and scientific discoveries in Xinjiang. Combing and clarifying the specific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eague members in Xinjiang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in the future.
()* 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现代意义研究”（编号：XJEDU2019SY018）成果之一。
(1) 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358页。
(2) 同书名编委会《“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北京：气象出版社，2011年，165页。
(3) 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156页。
(4) 根据袁复礼及刘慎谔女儿刘瑛心提供的材料，可以确认刘慎谔加入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察，见王忱《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661—662页。
(5) 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横渡戈壁沙漠·代序》，李述礼、张鸣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12页。
(6) 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横渡戈壁沙漠·代序》，8页。
(7) 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横渡戈壁沙漠·代序》，10页。
(8) 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46页。
(9) 罗桂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