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统治了当时的整个德意志民族。这里的“统治”和“整个”毫无夸张之意。这因于黑格尔哲学庞大的、繁杂的、包罗万象的，又不失逻辑的思想体系。它不仅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还完成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致使任何来自其他外部的反抗与冲击都只能在黑格尔哲学面前铩羽而归。即使是后来完成伟大颠覆的叔本华，在当时，也只能望着自己空荡的教室悲叹。在黑格尔的德意志时代里，人们寻找突破的唯一途径就是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内部瓦解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

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的体系有三大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这两者的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1]这一概括非常辩证。但笔者愿意采取一种更简洁的概括，即绝对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唯一因素。而实体与自我意识构成了绝对精神的本质。绝对精神即是实体与自我意识的统一。实体代表“一”和“一切”；自我意识体现了辩证法。毫不讳言，黑格尔的这一“统一”，具有伟大的功绩。这一功绩在于，黑格尔解决了近代哲学以来，甚至整个西方哲学以来，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它保留了自柏拉图以来的那个神一般美好的理念世界，并使它在理论上得以实现。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具备严密逻辑结构的唯心主义体系。它从绝对精神这个神秘的概念出发。把绝对精神既看成实体又看成主体；既看成起点又看成终点；既看成理想又看成现实。它把整个宇宙看成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把世界万物的各个发展阶段看成绝对精神自身运动的各个环节。这样它既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也克服了费希特“我”与“非我”的矛盾，同样也解决了谢林“无差别之统一”问题。

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果是辩证法，即辩证的发展观。相对于“实体”，辩证法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因为“实体”思想本身就是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传统。柏拉图那里的“理念”其实质就是“一”和“一切”。它是所有宇宙万物的概念形式，同时也是最完满状态。即使是哲学鼻祖泰勒斯也把“水”当成是与“实体”一样的存在。而到了斯宾诺莎那里，“实体”有了理性的色彩。因为斯宾诺莎不但把“一”和“一切”包括在了“实体”之概念中，而且把“我”和“自我”也融合进来。当然，斯宾诺莎并不是为了解决“实体”的发展问题，而是为解决思想与广延的矛盾。但这也毫不影响斯宾诺莎的“实体”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因素之一。然而辩证法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尽管在几千年的哲学史上，辩证法的确早已被提及，但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就算是有重大贡献的费希特也难与黑格尔相提并论，更不用说康德那里的辩证之“幻象”。从方法论上说，“辩证法”完全激活了“实体”，它赋予了“实体”永恒发展的动力，即把整个世界描述成一个既符合理性又不断变化发展的关系体，而且，这种发展并不是单调的、单一的，而是全面的，并涉及各个领域。从整体上来说，绝对精神的发展就经历了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发展环节，其中的每个环节又由更小的环节发展完成。辩证法彻底摧毁了千百年来固有的形而上学式的宇宙观，合理地解释了世界万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比任何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或思想体系都要科学、全面，它使人们的知识大厦得到了完成。但是，辩证法的过于强大的力量却使黑格尔遗忘了它的整个体系的另一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它的绝对精神。这看上去不成问题，因为让黑格尔引以为傲的不就是他的辩证法吗？也许，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为辩证法提供了根基及广阔的空间，让辩证法大放异彩。但没有想到的是，结果恰恰相反，辩证法与绝对精神是如此的水火不容。原因有二：第一，从逻辑上看，绝对精神是“实体”，是“一”和“一切”，是起点也是终点。而辩证法的核心是永恒的发展，永恒的变化。那么问题就来了，一方面，按照辩证法永恒的发展原则，世界是没有终点的，因为有了终点，就意味着一切发展停止了，世界的变化停在了终点。另一方面，永恒的发展原则同样意味着世界没有起点。因为按照永恒的发展原则，任何一个发展环节都是由前面的环节扬弃而来，任何一个事物和概念都有其原因和逻辑前件，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这是一个无尽的演绎，没有起点。第二，从现实来看，黑格尔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看成是永恒发展的过程，但他又认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正是绝对精神的实现，是绝对精神展开为现实的最终结果。这与其理论上的矛盾如出一辙。

如果黑格尔哲学体系内部的矛盾，只是哲学上的矛盾，那这也仅只是哲学家内部的分歧和争辩。但不要忘了，当时的德国不仅在理论上、在思想上受黑格尔体系的统治，而且在现实的实践领域，同样被黑格尔的体系所控制。因此，理论上的矛盾必然会在现实中暴露出来。(https://www.daowen.com)

当时的德意志精神在现实中的体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宗教和政治。19世纪初的德国，不像法国已经完成了政治革命，更不像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是处于封建贵族统治下的小农经济时代。政治上还未达到资本主义民主，经济上则仍未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从人民的思想到国家的管理都还必须依赖宗教的约束，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停留在君主贵族的专制下。而自从黑格尔哲学的介入，宗教和政治，这看似在黑格尔哲学的保护下坚不可摧的领域却遭到了其内部的分裂。其原因本身就来源于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首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基本方面是它的理性主义。黑格尔的整个哲学都是彻底的理性主义，它以完美的逻辑解释了整个世界。因此，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理性高于一切信仰。在黑格尔看来，宗教只是理性发展的愚昧阶段，是绝对精神展开的低级环节。理性是对宗教的扬弃，是摆脱了宗教愚昧状态的更高级环节。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有完全优于康德和谢林的地方。康德虽然在理论理性中驱逐出了上帝，挣脱了宗教的束缚，但在实践理性领域却又请回了上帝作为道德的前设。谢林几乎完成了哲学的统一，但在晚年又迷信于宗教，最后他的哲学自然沦为了上帝的婢女。只有黑格尔以其强大的、严密的辩证唯心主义体系，不仅把上帝彻底赶出了哲学殿堂，同时赶出了议会。

不过，在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把宗教驱逐出界的同时，自己却占据了宗教的位置，它自身成了宗教。率先指出这一点的就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宗教的最后一根理性支柱。黑格尔哲学有理性的外衣，却有宗教的本质。在宗教里，人们把所有的一切寄托给了上帝，甚至把整个世界都赠予了上帝。一切生于上帝，灭于神灵。在哲学中，黑格尔的体系同样囊括了所有，并归于绝对精神。宗教和哲学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各自环节，其本质是统一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着的、永恒的理念，即神。哲学在解释宗教时，也就是在解释自己；哲学在解释自己时，即是在解释宗教。从本质上看，黑格尔的体系是在调和理性与信仰、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必然导致了两方面的质疑。正统的宗教神学家批评黑格尔把理性带入信仰中来，玷污了上帝的纯洁性。他们力争保持上帝的最高权威，这种权威是神的权威，是不容遭到任何挑战，哪怕是理性的证明。上帝是最高的真理。相反，启蒙理性主义的后继者们，又不能容忍黑格尔向宗教所做的妥协，极力确保理性的地位。他们像不满意上帝的存在一样，不满意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体系，特别是作为神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最终成为黑格尔派分裂的导火索。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即法哲学，同样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最高表现。国家精神是客观世界中的最高阶段，是现实世界中最彻底的理性的表达。这一原则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黑格尔认为，普鲁士的国家制度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伦理的实现，是遵从理性发展的逻辑体现。国家的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国家中的个人、家庭、市民社会都产生于国家，都应无条件服从于国家的管理和法的约束。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黑格尔哲学中看到了革命性的因素。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绝对精神展开的环节。作为一个环节，必然会被其不合理的因素所限制，并被更高的环节所扬弃。因此，国家的任何形式都将被历史所淘汰。普鲁士国家也不例外。它的合理性只是暂时的，而且其不合理的因素已经阻碍了国家的发展，社会必须发生变革，才能符合发展的规律。

政治与宗教两个领域的分裂，必然导致了黑格尔派内部的解体。它保守的一面被黑格尔的学生所坚持下来，这就是所谓的老年黑格尔派。因他们秉持着黑格尔哲学的陈旧体系，所以在理论上，并无多大建树，但在收集黑格尔的遗著，整理黑格尔讲稿的工作上，有其贡献。老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活动是政治上的，他们积极拥护现有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很多都在政府机构谋有一职，为王权的统治出谋划策。青年黑格尔派则是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激进派，也称黑格尔左派。他们力图发展黑格尔哲学中革命的辩证法，摒弃黑格尔哲学中僵死的体系。相对于老年黑格尔派来说，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更加积极一些。他们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来发展、批判当时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形成了许多名震一时的著作。因其内部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角度不同，在政治倾向上也形成了不同的立场。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无论从何角度出发，他们所针对的对象都是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如果说，黑格尔的那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能被正确理解的话，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就是当时德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