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黑格尔运动

青年黑格尔运动是黑格尔哲学解体的必然结果。就像黑格尔在论述整个西方哲学史时所讲的，哲学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只是一个过程，必须也应当得到扬弃。青年黑格尔运动就是黑格尔哲学扬弃的结果。在上一节中，笔者论述道，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矛盾正是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诱因。青年黑格尔派抓住了其革命的、批判的、激进的一面，分别对其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保守派发起了强烈的攻击和讨伐。

首先，青年黑格尔派最直接、最现实的任务就是对现有的宗教进行批判。19世纪初的德国，不像当时的法国，已经告别了“大革命”而进入了民主政治时代，更不像英国，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而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德国当时的现状是：经济方面，同英、法、荷相比，仍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政治方面，德意志地区仍处于国王、诸侯、王公、主教、城市贵族专政的封建国家。^[2]这一状况导致了人民的思想依旧受到宗教的控制。但自从有了黑格尔哲学，德国的现状已经到了破解的边缘。然而，若不对德国社会的思想土壤——宗教进行批判，则德意志的陈旧大厦永远只是朽而不倒。青年黑格尔派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之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施特劳斯，他在1835年发表了第一部宗教批判著作——《耶稣传》。施特劳斯指出，《耶稣传》是人史而不是神史，应该从人类历史的事件中挖掘耶稣的人的本质。因为一切关乎耶稣的故事都起源于神话，早期的神话则来源于民间自发的传说，这些传说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望救世主降临的希望。福音故事不是真实的历史。施特劳斯认为，这些故事不是个别人有意识地蓄意编造，而是基督教团体无意识的产物，是共同意识的结果。其特点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幻想。《耶稣传》中的神的历史可能是完全纯真地形成的，但又跟真实的历史相矛盾。施特劳斯力图找到福音故事背后的真实历史。

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在两方面突破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一方面，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上，黑格尔将宗教的各种教条归结为哲学的概念，归结为哲学概念的发展阶段。在精神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发展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艺术、宗教和哲学。也就是说，宗教和哲学在内容和本质上是一致的，包括他们的对象和形式。宗教和哲学分别以神和理性为对象，并都以思想的形式而存在。相反，施特劳斯则反对宗教与哲学的统一。宗教纯粹不是真实的历史，它来源于历史但不是历史事实，这不能与哲学相提并论。因为哲学昭示的是真理，而宗教不是。另一方面，在《圣经》故事的解释上，黑格尔把《圣经》故事当做符合理性的存在，同样把耶稣的历史当做符合概念的发展史。他致力于从这些故事中寻找象征性的意义。施特劳斯则反对把任何关于耶稣和神的故事同历史、哲学联系起来。试图让所有在人的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东西回归到历史的真实中去，或者把掩盖在历史上的那一层虚幻的面纱揭开。这样，符合逻辑地从施特劳斯的批判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耶稣不是上帝的化身，而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传教士；他之所以称为上帝的化身是后人把他神化的结果；福音书中的故事既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不具有神圣的意义。

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显然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及整个宗教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另一位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看来仍是避重就轻，甚至根本没有动摇基督教的根本，这个人就是布鲁诺·鲍威尔。在鲍威尔看来，施特劳斯的批判是如此地轻描淡写，以至于根本没有触及宗教的本质。鲍威尔认为，《耶稣传》似乎是把各种神圣故事还原为历史事实，实则仍带有为宗教辩护的意图。因为它只是否定了福音故事中的神话部分，并没有否认其历史部分。与其说否定了神话，不如说为神话找到了人的原像。因此，鲍威尔要完成的任务是对宗教进行彻底的批判。其主要观点是：福音传说不是基督教团体的无意识集体创作，而是个别人蓄意杜撰的结果，是一些纯然虚构的历史。这样一来，宗教就被看成是一场“骗局”，设计骗局的人是宗教团体中的个人或国家的独裁者，而受害者是教徒和人民。可以承认，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是彻底的，他揭露了全部宗教的虚伪性；他击破了宗教的基石。鲍威尔的影响甚大，导致普鲁士政府不得不撤销他在大学里的教职。但批判的成效已产生，鲍威尔成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领袖。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是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开端与逻辑起点，有了宗教批判这一先导，其他各个领域的活动便开始进入空前活跃的状态。政治批判紧随其后。1838年，切什考夫斯基发表了《历史哲学引论》一书。在其中，他推出了“行动哲学”。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把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古代，（2）从耶稣到黑格尔，（3）未来。切什考夫斯基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只是把规律用于解释过去的历史。它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已到此为止，未来的发展要根据“自我”的理性。我们要根据“自我”的理性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来主导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一观点无疑针对的是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显然具有政治自由主义的倾向。当然，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行动哲学所提出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丝毫没有涉及任何对象性的、物质的、感性的活动。它是一种主观的意识，强调精神的活动，强调自我意识的活动，这是纯粹思维的活动。即使这样，“行动哲学”仍然在青年黑格尔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使批判从宗教这个天国的领域降为政治这个现实的领域。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批判的顶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思想基础是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赫斯认为，“行动哲学”是能超越自身的哲学。在内容上，它不仅讨论理论还关注现实；在范围上，它不仅囊括过去和现在，还预测未来。赫斯依据费希特的“自我”之能动性的原则指出，“能思”的思维主体必定能克服“所思”的对象，实现“能思”与“所思”的统一。“能思”的“自我”主体不仅不会受到“非我”的客体的束缚，而且还能改造甚至创造出一个“非我”的客体来。因此，思想对社会的改造便油然而生。有了“行动哲学”的思想基础，赫斯与格律恩、海尔曼、莱克等在科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核心原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从人的本质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平等和自由。国家和社会同样应是平等和自由的。但现实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阶级社会与人的本质相对立，其社会制度完全泯灭了人性，抑制了人们追求平等和自由的个性。社会本应是充满爱和道德的人类共同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人的伦理前提推导而来的“社会主义”，也叫作哲学共产主义或伦理共产主义。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归并到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当中。但若仅只从它的批判效果来说，它使青年黑格尔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派别，从此，任何从青年黑格尔派而来的原则立场都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性。(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政治的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最终仍要回归到哲学的领域中来。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矛盾也必然会导致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神圣家族》中就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点，他们叙述道：“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实体”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直接地体现在了施特劳斯与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当中。而说是宗教批判，毋宁说最根本的分歧来源于哲学的倾向。施特劳斯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把整个世界的发展看成是实体的、无意识的结果。这里的“无意识”指的是一种客观性和必然性，是“脱离人”的意识。就像“实体”中早已包含了世界的一切变化和发展。人类历史只不过是重现和复制这种早已被安排好了的世界。而“自我意识”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更注重精神的能动作用。它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当成是“自我意识”，这样“自我意识”就被赋予了神的光环和地位。“自我意识”具有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自我意识”通过异化来展开自己，世界历史是“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最终又通过“批判”的环节来回到自身。“自我意识”的本质是自由，自由也是“自我意识”所追求的目标。

自我意识哲学从两方面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一方面，它以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即神的自我意识，克服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逻辑泛神论，从自我意识中清除了上帝。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哲学突破了国家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它认为，国家同样也是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也理应受到自我意识的批判。它否认了黑格尔把国家精神当成最高精神之体现的观点，而把国家看成是历史的存在。这样，自我意识哲学实则把黑格尔哲学中最革命的因素发挥到了极端，同样把青年黑格尔运动推向了高潮。自我意识的主导者是鲍威尔，他无愧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核心，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许多成员都受到了他的影响与启示，包括马克思在内都一时是“自我意识”的拥护者。但是青年黑格尔运动最后的惨淡结局同样归咎于“自我意识”。

青年黑格尔派的另一位核心代表麦克斯·施蒂纳极端地发展了“自我意识”哲学，他把“自我意识”与人结合起来，提出了“唯一者”的概念。“唯一者”是独一无二的、大写的我，是唯一的实体，是一切事物的根据、一切发展的动力。没有“我”就没有国家、法律、道德和宗教，“我”才是主宰一切的、最高的神。因此，“唯一者”哲学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压制人的自由的罪魁祸首。“唯一者”不要任何形式的宗教，包括“爱的宗教”“自由的宗教”“政治的宗教”“共产主义的宗教”。应该让人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让在“我”之外的东西来支配人的发展。此外，“唯一者”也否定国家的存在。国家同样是“我”的对立面。宗教用教条来支配人的思想，国家则用法律规范来限制人的思想，并强行控制人的行为。“我”作为“唯一者”本应摆脱国家和法律而自由，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不约束自己，也不让别人来约束自己。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独立的利己主义个人结成一个“唯一者联盟”。“唯一者”哲学中的利己主义个人的本性同样也导致了它的非道德主义。它认为，道德和法律一样驾驭了人的思想和行为。道德是一种虚伪的欺骗和自我欺骗；道德是没有神的宗教和没有强制的规范。它与自由背道而驰。“唯一者”拥有无限的自由，它的规范就是自己，一切限制“我”的自由的事物都应剔除。

这样一来，“唯一者”哲学作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一支，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首先，它否定了实体的统一性，以任意的个人的创造物来替代之。这样，世间的一切都是“我”随意制造的，根本不存在在其之上的统一性。其次，自我意识的普遍性也被否定掉了。因为“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世界的统一与唯一动力，但随着世界统一性被“唯一者”否决了之后，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晦暗消沉了。最后，青年黑格尔派的任何政治诉求都在“唯一者”面前化为泡影。“唯一者”哲学实则是自我意识哲学的逻辑终局，它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破产。与此同时，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也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随之而来的解决方案是，要么完全从黑格尔哲学的反面来建立新的哲学原则和思想体系；要么走扬弃黑格尔哲学的道路，继续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它的某一因素。前者由费尔巴哈完成，后者则由马克思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