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超感性世界的掣肘

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其实是实践观的革命，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实践观来完成对整个哲学的批判。其实，马克思既不是第一个提出实践概念的哲学家，也不是第一个进行实践观革命的哲学家。对于前者，每一个学习哲学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对实践概念进行详细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把实践理解为伦理的行为或人的道德行为。他的“实践智慧”讲的即是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实践作为伦理概念来阐述的集大成者是康德。他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的界限，也就把实践划入了“应当”的领域。可以说，康德哲学的核心就是他的伦理学，“实践理性”是他的理论表述。实践也首次作为一种理性的“定言命令”确定下来。

第一个对实践观进行革命的是黑格尔。之所以称之为实践观的革命，是因为黑格尔首次把实践从伦理学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予以对象化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实践”被困在伦理学的牢笼中上千年之久。为什么说是“被困在伦理学的牢笼中”？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自然的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只是受统治、受支配的那一方，人逃不开自然规律的束缚。因此，一切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改造环境、生产物质资料、创造新技术等，都是自然规律的发展运动的结果，而唯有伦理道德的领域，人才能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只有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能脱离自然规律的支配。固然，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行为来说，只有在做出伦理的行为时才是有意义的。总之，自然的领域、物的领域没有实践可言。而黑格尔完成的实践观革命就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改造对象的活动，即对象化的活动。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自然界的运动和人类生产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绝对精神的对象化的过程。自然界的运动是绝对精神的直接地对象化；人类社会的运动，如生产劳动，是绝对精神通过人的意识来完成的外化，劳动产品和工业化的社会是人类精神对象化的直接结果。这种人类精神对象化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即为实践。可以看到，实践的范围从原来的伦理道德范畴转换到了人的生产劳动领域。这得益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他把整个世界都看成了精神的活动，也就把实践当成了精神的活动。从表面上看，黑格尔的实践观已接近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但从本质上看，两者之间还缺少了重要的一环，甚至是本质的、原则的一环，即费尔巴哈哲学。

可以说，没有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根本完成不了实践观的革命。当然，费尔巴哈哲学并没有直接对实践进行论述。并且，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实践只不过是被理解为犹太人的卑劣行为。如果，费尔巴哈确实只把实践理解为犹太商人的利己主义行为，理解为一种商业行为。那么，确实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批判的标准，它甚至没有达到德国哲学的高度。然而，事情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费尔巴哈的“直观”。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直观”直接忽略或者跳过了“实践”，就像是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直观”来完成。这种“直观”是比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要神秘的东西，是比思辨的思维还要抽象的东西。但这种“直观”给马克思带来了某种灵感。(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的实践观概括起来即是：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的活动。首先，实践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是针对费尔巴哈来说的。因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1]。显然，费尔巴哈把思想客体与感性客体割离开来，为的是从直观的感性中寻找事物的真理。这就把精神的能动的一面抛到一边。但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展开自己的活动，而动物的活动则只是盲目的、本能的自然行为。这一局限直接导致了费尔巴哈把人看成了“类”，与其他动物并列起来。“对象性的活动”强调的是对象化的活动。前文已述，对象化的活动是由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发展而来的，它把人的精神的能动性作用于一个对象，使自己的抽象的形式具体化为一个感性之物。“对象性的活动”之根本在于“活动”，但这里的“活动”并不能纯全理解为人的一切行为。它只能是指那些由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生发出来的对象化的行为。例如，一个婴儿的吸吮行为，我们只能把他当作人的本能，而不是活动，而一个成年人用杯子喝水就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因为杯子作为喝水的工具蕴含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进而言之，“对象性的活动”意味着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原则。

其次，实践是“感性的活动”。这是针对德国的唯心主义而言。马克思认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也就是说，“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唯心主义所缺乏的。唯心主义仅只关注“活动”的意义，从而忽视了实践的客观性。实践活动有精神的参与，也必须要有精神的能动的作用。但这种能动性并不是任意地、无限制地发挥出来，而是受客观的感性客体的制约。精神的能动性必须作用于具体的与精神对立的客观外物上才能实现自己，而独立于精神的对象是给定的、既定的。在精神作用于它之前，它有自己的定型且不受精神的控制。因此，精神只能在客观对象原有的内容上展开自己。这就是“现实的”“感性的”意义所在。而这一方面被近代唯物主义者极端地发展了。他们要么把人看成了机器，要么把人看成了动物。表面上，“旧唯物主义”强调感性的极端重要性。但他们根本不懂真正的“感性”。感性不是凌驾于人之上，与人对立并支配人、奴役人的存在，而是人的活动的外在条件，是人实现自己的中介和手段。感性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人的活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无论是“对象性的活动”还是“感性的活动”都含有两方面的规定：其一，感性对象性原则，这一原则直接由近代唯物主义发展而来，它强调实践的客观性一面；其二，能动的创造性原则，这一原则由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而来，它强调实践的主观性一面。这里的表述要注意的是，实践的这两方面原则是扬弃了近代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而成的，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把两者拼凑起来。以往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拼接，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曲解。一种粗俗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自我意识加上费尔巴哈哲学的感性直观。这种观点不但歪曲了马克思思想，更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蕴意。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精神的自我能动性，但绝不等同于黑格尔那里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感性的客观作用，但绝不等同于费尔巴哈那里的感性直观。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同时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发展，是批判地继承两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