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理性的形而上学藩篱
对于“人民理性”，其最后的藩篱是理性的形而上学困境，而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冲破了这一层阻碍，从而完成了一场哲学革命。提到马克思的实践观，就必须关涉到他的哲学革命。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三位哲学家：第一位是康德，第二位是马克思，第三位是尼采。为了说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我们不妨拿康德和尼采来比较。
康德称自己的哲学是“哥白尼式革命”。哥白尼在天文史上完成了地球与太阳之地位的颠倒：他认为，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一提法打破了人们传统的感性经验。在经验中，每一个人都能观察到日出日落，太阳东升西落是经验给我们的直观表征。但哥白尼的革命完全破除了束缚人们几千年的经验中心主义。这无疑是一次革命。康德的哲学是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人类认识论中的体现。在传统的真理观中，人们总是把主观符合客观当成真理的标准。人们的认识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客观的经验事实才能称得上真理。这看似毫无疑问的常识被康德所打破。他认为，我们的认识，不是让主观符合客观，而是要使客观符合主观。人们的知识结构是由经验的杂多表象与理性的先天形式构成的。甚至在康德那里，经验的杂多表象也是由理性的先天直观构建。可见，康德是名副其实的哲学革命家。相对于康德，尼采的革命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尼采的革命来源于他的一句名言：“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这看上去如此直白的语言，却有着非常彻底的革命意义。“上帝死了”并不是说基督教消失了，灭亡了，“上帝死了”不是对宗教的批判，抑或说，它不在于对宗教的批判。因为宗教神学的理论上的批判已经由近代哲学完成了。宗教早已离开了现代西方哲学批判的视野。那么，“上帝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整个超感性世界的崩塌。上帝在这里代表的不是宗教，而是包括宗教在内的理性世界。这个世界从柏拉图开始支配了我们两千多年之久。在这期间，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理论都试图建立一个理性大厦，用理性来说明整个世界。理性几乎成了思想与哲学的代名词。理性是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和最高理想。“上帝死了”语出惊人地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理性，也预示着理性的虚假性，他要为非理性赢得真理之位。尼采用意志、欲望来代替理性，他认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是由人的意志和欲望来支配的。这样理性就被真理排除在外。尼采的革命是釜底抽薪式的，以至于整个哲学都为之发生了转向。
回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他的革命旨在探究思想与现实、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哲学一直以来都只是思想中的事。包括其内部的一些变革和转向都只是在思想观念中完成。就如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科学只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一样。马克思一开始就致力于哲学的现实化。哲学不仅要关注现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且不只是在思想中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是要付诸于行动，要“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何谓“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就是要用实际的物质力量、感性的活动去打破原有的现实世界，打破实际阻碍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物质世界，并建构出由精神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由此可见，哲学的现实化或“使现实的世界革命化”的关键在于，要用感性的物质力量直接作用于实际的物质世界，这也是实践观的革命性所在。在传统的认知中，现实的世界只与科学家、政治家抑或是经济学家有关，认为他们才是构建社会、改变世界的主体，他们提出的理论才是作用于外界的动力，只有他们才有权支配物质世界。而马克思的实践观使哲学切入现实，并试图彻底改变现实。这当然不愧为哲学革命。
马克思的革命不仅要重塑实践观，而且要建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3]，它的本质即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实践的唯物主义有三方面的规定。第一，它是面向社会现实的世界观。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关注现实，关注“现实的人”的问题，更确切些说是关注现实的人的根本问题，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中，也有不少人关注人的问题，但他们或是只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如宗教、道德等；或是只停留在探讨人与自然的思维的统一性，如近代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有的这些哲学无一例外地把人的物质生活排除在哲学之外，或只是轻描淡写地把人的物质生活看成是人的自然属性。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但把人的物质生活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且把它理解为从根本上起作用的因素。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为存在论依据的。(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前提。既然实践的唯物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的现实，那么构成社会现实的个人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点和前提。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并不是指个人的意识或人类的意识，也不是指抽象的、作为生物之“类”的个人，而是指人的物质生活，包括他们的物质生产、物质消费、物质交往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意识活动、政治活动、伦理活动。“现实的个人”与意识的个人的区别在于，它是感性的、对象性的，是与外界相互作用的；“现实的个人”与“类”个人的区别在于，它的本质并不是动物属性或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亦即他对自己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并通过活动来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
第三，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为“现实的个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现实的个人”构成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在某一特定的区域中，各个“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运动，推动着这一区域的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些若干个“现实的个人”在改变对象、改造他们所处的现存世界中完成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运动。因此，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随着这种改造而向前推进。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社会生活本身；没有实践，也同样不会发生社会的向前运动。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实践的唯物主义要求现实的世界革命化，要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不仅意味着实践的主体要具备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还要有改变现实的能力。单个人的理性不能做到这一点，特殊利益群体的理性也不能做到，而唯有人民理性可以。人民理性代表了最普遍、最现实的物质力量，也同样体现了掌握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的最自由的能力。人民理性本身就是最革命的力量。因为人民理性来源于现实生活，所以它是最贴近现实、最符合现存世界的意识。但人民理性不满足于现状、不拘泥于现实，它有一种冲破传统、打破旧世界的趋向。人民是实践的主体，由实践而来的人类社会、国家、法、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科学技术都离不开人民的实践。总的来说，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标志，是以人民的现实为基点的，人民理性思想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马克思注意到了人民生活、人民的现实问题、人民的政治诉求，才有了马克思对实践的重新理解。他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呐喊出“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并改变现存世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