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共同体”的幻象

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理想社会描述成“乌托邦”。当然，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在现代生活中，我们都把一些对社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斥之以“乌托邦”之名。在社会主义产生以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总是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而“乌托邦”的拥护者又把“乌托邦”说成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早期，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把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乌托邦”。那么“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它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从古自今，“乌托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理念阶段、空想社会主义阶段、无政府主义阶段。最早提出“乌托邦”理想的是柏拉图。他在《理想国》中详细描述了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景象。在柏拉图的哲学世界中，理念与现实是分离的。理念是现实的理想状态，也是现实各领域的概念形态。这意味着，现实的人的生活都能在理念世界中找到其应然的表达。相对应到政治的领域，它的现实的应然就是“理想国”。因此，“理想国”就是“乌托邦”的理念。

在“理想国”中，一切都是和谐有序的。哲学王以最高的智慧，最纯粹的理性来统治国家；骑士以完全的忠诚和勇敢来保卫国家；劳动者则以绝对的服从和勤勉为国家生产财富。柏拉图认为，这就是正义的国家，是国家的理念，也是现实的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可以看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情怀。他把任何概念都分为实然与应然两面，也就把国家一分为二。从整个哲学史看，柏拉图是“乌托邦”的开创者，也是最纯粹、最极端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柏拉图之后，人们最多只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来建构“乌托邦”，而柏拉图把整个哲学、整个世界都乌托邦化了。就这一点而言，后无来者。中世纪的宗教世界也讲求“上帝之城”，但那最多是一种信仰，一种崇拜。它没有理性的基础，更不是人民所要追求的理想。

再次把人们引入“乌托邦”思考的是卢梭。卢梭是第一位全面论述“乌托邦”思想的哲学家。卢梭思想如此深远以至于后人把他当成法国大革命的先驱。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深入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中”。人人平等是卢梭建立“乌托邦”社会的理论前提，也是其社会理想。卢梭所要构建的理想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论证了如何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他指出，人人平等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权利的平等。因此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权利让渡出来交给一个由人人负责的共同体，这样，每一个人失去的和得到的权利都是相等的。卢梭的“乌托邦”构想更具有现代精神。他已经看到了社会发展失衡的现实依据，并提出用“共同体”来代替现代的社会结构。卢梭是现代“乌托邦”思想的开创者，后来者的构建也无非围绕着卢梭提出的几个主题展开，如消灭私有制、人人平等、构建“共同体”。如果说，卢梭是“单枪匹马”地为“乌托邦”殚精竭虑，那么空想社会主义则形成了一种“乌托邦”思潮，推动着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空想社会主义最早始于16世纪的欧洲，英国人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被称作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空想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思潮是在19世纪初，代表人物是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在那个时期，英法的资本主义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暴露出了致命的缺陷。他们指出，资本的贪婪本性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私有财产、私有制带来了剥削、贫困、虚伪和欺骗，他们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彻底性是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的重要原因。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驱。第一，他们力图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尝试按劳分配；第二，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地进行生产，从而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第三，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然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乌托邦”的原因在于，他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未来的设想和建构上，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他们没能正确掌握达到社会主义图景的有效方法和合理途径。这一任务最后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https://www.daowen.com)

总的说来，“乌托邦”的最后一种形式是无政府主义。它主要产生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始于对实现社会主义之途径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一个过渡型政府，即无产阶级国家。无政府主义则彻底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国家政府，他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上而下地通过独立的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人民才会是幸福和自由的”^[21]。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任何统治的社会，即直接进入“共同体”的状态。它的最终目标虽然也是“自由人联合体”，但它的实现途径决定了无政府主义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只可能是“乌托邦”。

我们通常说，“乌托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它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部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也是有其理性基础的。首先，“乌托邦”都是以人的本质、人的观念为前提的。无论是卢梭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人本应自由平等，社会也应是正义和谐的。卢梭以人的原始状态为前提指出，人类的原始生活本身就是平等、有序、和谐、自由。其次，人类一进入现代社会便与自身的本质相异化了。在这里，“乌托邦”主义者都把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无一不使人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和平等。人类的社会性背离了人的本性。资本、私有财产、私有制是这种背离的罪魁祸首。他们的批判和反对是对社会的一切进行摧毁。他们试图把人的社会性的一面取消，消灭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且认为，现代文明使人罪恶。最后，“乌托邦”主义者仅只要求靠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构建一个理想社会。卢梭的另一部著作《爱弥儿》就讲述了如何通过教育使人的精神、灵魂不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从而让新教育出来的人建立一个新社会。欧文在美洲进行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也试图利用与世隔绝的环境，通过思想灌输来创建一个纯洁的、不受污染的小型社会。

我们看到，“乌托邦”的理性虽然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想象，它是一种想象的理性。第一，人的自然状态是“乌托邦”想象的前提。不可否认，人类的确有自然状态，也应有自然状态，但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前提。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人作为自然属性的一面，而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属性。先况且不说人的自然状态是否为自由平等的，即使要谈论自由平等也应作为社会的人来看待。第二，人的社会状态是“乌托邦”想象的对立。而“乌托邦”主义者把人的社会性看成是这样一种对立：人与社会制度的对立、人与人的对立。这些对立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人在社会发展中认识自身；人在社会制度中构建国家；人在交往关系中形成共同体。第三，简单、纯洁的社会是“乌托邦”想象的人类归宿。“乌托邦”总是把人类的未来生活、未来社会想象成为与现实对立的状态：现实有什么，未来就没有什么；现实没有什么，未来就有什么。这是“乌托邦”的一般的缺陷，也是最大的缺陷。它使对未来的规划完全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他们没有注意到未来与现实的关系；他们只关切到未来与现实的对立，这是“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乌托邦”的决定性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