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的连续性

思想的连续性指的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和后期的唯物史观是否保持内在的连贯。众所周知，在西方马克思学中流行着“两个马克思”的说法，即把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苏联及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出现过类似的思维模式。但这后来被逐渐证明是违背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发展的。因此，对于“人民理性”这一带有鲜明早期马克思色彩的概念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总体语境。研究的另一个难题就变为了如何深刻阐明“人民理性”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即马克思思想早期与后期的连续性。

这就又要回到“人民理性”的定义中去。首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所谓“成熟时期”的表述中再也见不到“人民理性”的用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理性思想的相关积极因素没有被发挥到唯物史观中。这要求把以下两个问题说清楚：“人民理性”中的什么因素被后来的马克思所否弃了；又有什么因素被汲取了。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判断出其形式的方面是保守的，精神的先验原则阻滞了马克思从感性层面进一步对社会现实的挖掘，而这部分显然被后来的马克思所否弃。在《巴黎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已逐步摆脱了黑格尔哲学的桎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最后一部分，马克思集中讨论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首次革命性地提出“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这是科学实践观的雏形，也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对“人民理性”的局限是有高度理论自觉的。(https://www.daowen.com)

那么，“人民理性”当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内容又如何被后来的马克思所发展的呢？一个要点在于马克思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的感性生活为出发点，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最高原则。这使得马克思直接抛离了一直困扰自己的那个超感性世界，而把精神、意识、观念的东西降格为副本，降低为世界的第二性。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去量化“人民理性”中的保守因素和积极因素，而应该说它的内容最终克服了形式所带来的矛盾。我们在唯物史观中很难找到与“人民理性”相对应的概念范畴，这其实也为笔者的证明带来了麻烦。在本书的第五章中，笔者有意无意地暗含了对这个问题的说明。笔者认为，若勉强为“人民理性”找一个相对应的唯物史观概念，那么“阶级意识”可能是最接近、最适当的选择。我们会发现，在唯物史观中，马克思不仅很少使用“理性”概念，也很少使用“人民”概念。这不难理解。因为“人民”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它原本是个政治概念。但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人民”的说法太过抽象、笼统，更无法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因此，阶级是更切实、更革命、更尖锐地解剖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工具。阶级意识就自然成了社会意志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