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哲学中的技术进化研究

本研究基于技术体系的单元结构分析技术进化,同时,注意到技术进化作为系统进化,在社会层面需要引入技术范式和技术轨迹等概念。技术群体——技术体系的进化,在宏观层面表现为技术范式的变迁,从而导致技术发展轨迹的变化,反映了技术进化的整体特征。技术进化作为一个范畴,是研究技术变迁的逻辑起点。

技术进化研究较早出现在技术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后来在技术论或技术哲学领域,也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我国学者大多停留在技术进化的特征分析、模式归纳以及社会选择等宏观论述上,并倾向于描述技术系统的自组织的进化特征。众多学者对技术进化都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盛世豪的《技术系统的进化模式、规律及机制》(1987)、《试论技术进化和技术体系的演变》(1989),贾杲的《论技术域、技术理解与技术进化》(1990)、《论技术进化的一般机制》(1990)、《技术是怎样进化的》(1993),沈思明的《技术进化论初探》(1994),陈来成的《技术系统进化的动力机制初探》(1995),李宏伟的《技术进化的社会选择》(2002),李亚青的《技术进化的趋势与展望》(2002)等。总体上看,比较主流的实证的经验研究是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以技术和生物之间的类比来研究技术变迁和进化,如巴萨拉和奇曼等。(https://www.daowen.com)

技术进化研究能够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范畴,我国学者在对比国内外技术进化研究后提出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技术进化之合理性,二是完整的技术进化的概念。^[11]技术进化的合理性说明技术确实是进化着的,具有和生物进化的类似性,同时,技术进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不是个体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需要基于技术体系或系统的整体进化视角,分析技术进化究竟是达尔文式的还是拉马克式的,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技术进化的机制,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技术进化的完整概念,应当包括技术进化和退化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其认识论意义,还应当考虑其价值论意义,即对技术进化的人文考察。技术作为客体,是通过人的主体而进化的,是人进化的一种方式,技术进化不是遮掩了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本质的体现。生物进化理论中,拉马克和达尔文两种观点谁对谁错,迄今尚难判决,或许还需要在更高层面上综合才能使两者实现统一。而技术创新的“需求拉动说”与“技术推动说”也同样存在争议。从技术创新角度看,尽管两种创新模式都有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但一般而言,重大的原始性创新来自科技推动,因为这种创新就是需求的创造者,而不是需求的产物。而产品或工艺上的改良则往往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无论哪一种情况,技术变异与有效需求的“契合”是创新完成的必要条件。或许两种创新模式都有一定的客观现实基础,不同的创新模式只是发生的概率不同。因此,产业政策或技术创新政策,既要着眼于提高技术的生存能力,提高其适应社会需求的水平,又要着眼于提高产业或经济系统对技术的有效需求水平,以此缩短有效需求与技术变异相契合的时间。生物进化是生物自身变异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的发展则是技术自身变化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互动的结果。有益于技术进步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自然促进技术的进步与变革。^[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