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人的自由和解放是各个时代思想家不断追问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终极归宿。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一条主线，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走进马克思本人的一把钥匙。研究马克思的自由和解放思想，不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在理论方面，将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宗旨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确，马克思在其革命和研究生涯中，并没有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来论述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他的著作所涉及的大都是对一些反动理论的批判或者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评论和解决方案。因此，不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十分注意马克思某一时期的著作或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而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忽视了这些著作背后的精神，即马克思通过这些不同时期、阐述不同问题的著作究竟要表达什么。忽视了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要义，人们往往会陷入对其思想的片面的理解，导致断章取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西方学者中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门类繁多，比如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这些西方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解读，提出了一些颇有益处的见解。然而，马克思之后的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解构，不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学说精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往往是被肢解的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追求的社会理想，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应该准确地把握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中心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各个著作文本以及各个领域思想的研究，都不能离开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注。国内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的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学说，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即使在现今的研究中，国内研究也还是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对于细分领域的学科研究是有一定帮助的，但同时也容易导致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片面性。本书以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为主题，希望能够从整体上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把握和研究，在马克思众多的文本中梳理出其自由和解放思想的逻辑结构与核心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对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的解读离不开西方历史文化背景，这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思想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以往的一些理论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马克思作为一个19世纪的西方人，其自由和解放思想扎根于西方千百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对马克思思想和学说体系的理解，离不开对西方思想家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史的把握。在西方，最早的希腊神话中已经开始出现人们追求自由的萌芽。希腊地区处于地中海沿岸，夏季炎热干燥，降雨量较为稀少，生活在希腊地区的人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不得不以落后的生产力对抗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界作为强大而又异己的力量存在，无法征服自然的人们便希望通过神话的形式在想象中展现自己的力量，让人的自由在神话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就反映了人们试图摆脱自然的束缚，以自身的力量主宰命运的欲望。“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以赫拉克利特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自然哲学家将目光从神话转向了对自然的研究，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万物的本原是火，世间万物不是由神或者什么个别的人创造的，万物都是由火转化而来，并且火与世间万物之间的转化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进行的。由此可见，赫拉克利特虽然将研究的视角从神话传说转向了自然界，但他对于自然界仍然是保持着一种敬畏和服从的态度，认为一切事物在自然界中都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运行。德谟克利特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他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世间万物都由原子构成，原子的运动受到某种自然必然性的支配。德谟克利特认为，必然性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发展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同时，偶然性在他看来纯属无稽之谈。这位学识渊博的自然哲学家将必然性看作世间万物发展的唯一规律，在他看来，个人与社会之间也是受着某种必然规律支配的，个人相对于社会是处于从属的地位，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应当优先于个人，否则个人便无法找到生存的立足点。古希腊早期以赫拉克利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虽然以超出神话传说的视野来看待自由和解放的问题，但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服从于自然规律支配作用的学说，他们在把目光转向客观自然界的同时忽视了人的作用，这样的观点只能被称作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
在早期的自然哲学之后，西方哲学家逐渐开始了对人的关注。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选择和品格问题，他并不像早期自然哲学家那样认为一切都应该由某种必然性支配，而是把人的生存看作一个选择的过程，“德性不出于钱财，钱财以及其他一切公与私的利益却出于德性”[2]。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天生具有对善的向往，希望通过对善的追求来实现自身的自由，人的一生应该在追求善的事物的过程中不断解放自身。第欧根尼在评论苏格拉底时曾说：“他非常独立且品格高尚。”[3]可见，苏格拉底十分重视人自身的选择和品格问题，他认为人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的选择和高尚的品格实现对善和自由的追求。柏拉图则在继承苏格拉底思想的基础上对政治权利和人的自由进行了探讨。柏拉图认为自由是古希腊民主的特征，但他反对绝对的自由，并且认为自由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体制带来繁荣，也使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体制走向衰落。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将自由绝对化，将导致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任何人都会认为整个社会没有人可以劝诫自己，也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合理地约束自己。绝对的自由将使整个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个体在绝对的自由下非但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自由状态，反而会把自己送往一条奴役自身的道路。公民的政治权利在柏拉图看来是不能无限扩大和绝对化的，国家为了维护整体利益剥夺一些人的自由是必要且合理的。柏拉图的自由思想中包含有集体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倾向，这与他支持奴隶制度的主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柏拉图还认为，国家的政权应该由哲学家来执掌，在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权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4]，只有哲学家才能让人民实现自由。亚里士多德则通过对灵魂和理性的论述主张部分人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灵魂和身体的关系在于灵魂统治身体而不是身体决定人的灵魂的性质，理性程度高的人能够被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别人的人，而缺乏理智的人只能成为被统治的对象，作为奴隶即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被人使用。由于人的灵魂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在身体外形方面也有着较大的差异，通常来说，奴隶的身体较为强壮，他们适合给人充当苦力，奴隶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5]。而自由公民的身体则属于比较端庄秀气的类型，这样的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而适合从事各种研究和城邦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通过说明人天生在灵魂和理性方面的差异，指出了自由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不是由后天生长的环境抑或是个人后天的努力决定的，而是由灵魂事先规定的，灵魂使得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理性，并最终决定人的身体条件和生活状态。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试图对早期的自然哲学进行超越，从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但由于他们都不反对当时存在的奴隶制度，因此还是只能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对人的自由和解放作出片面的解释，甚至苏格拉底本人都成为他所支持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
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虽然与神学联系十分紧密，一定程度上被用来解释神学，但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也依然无法完全回避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其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证也包含着当时的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承认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具有选择从善或者作恶的自由，他在早期借用柏拉图的学说，指出虽然人既有可能接受上帝的指示而从善也有可能违背上帝的指示而作恶，但总体来说，人的本性应该是对善的向往，人可能通过对善恶的判断以及自身的努力不断朝着善的目标前进。奥古斯丁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改变了看法，他指出，人单纯依靠自身的努力很可能无法实现最高的善，至善的状态只有在上帝的指示下才能获得。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6]，只有虔诚地信仰上帝，人的自由意志才不会走向反面，人才能够在追求善的过程中“不至被错谬引上歧路，更不以那些走上歧路的人的谄媚为荣”[7]。人的本性具有追求善的倾向，但在世俗的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因为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干扰和诱惑而迷失自己，这些干扰和诱惑的因素会导致自由意志驱使人们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或者使人们只看到较小的善而忽略了至善。当人们虔诚地信仰上帝，自觉接受上帝的指示和恩典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奥古斯丁列举了人驯服动物的例子，他指出，人在感觉和力量方面不如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但人却可以驯服这些动物让它们来为人的目的服务，究其原因就在于人接受了上帝的指示和恩典，人的灵魂优于动物的灵魂。奥古斯丁通过这些例子指出，有了上帝的帮助，人就可以做到许多“人以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8]，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至善的，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上帝“感知并理解一切事物”[9]。在罗马遭到外族的入侵之后，奥古斯丁反对异教徒将罗马所经受的灾难归咎于基督教，那些免遭屠戮的人“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全靠蛮族人由于敬重基督而宽恕他们”[10]。总之，奥古斯丁认为，人只有虔诚地信仰上帝，自觉接受上帝的恩典和指示，才能使人自身和自由意志在追求善的过程中不至于走向反面，人在接受上帝的恩典和指示的条件下实现善的状态和真正的自由。(https://www.daowen.com)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则对暴君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阿奎那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国家政权由一个君主来掌控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能够设计的最为理想的政体，但人民把国家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君主来行使的同时一定要防止君主权力的腐化变质，君主政治一旦走向它的反面即演变为暴君政治，暴君政治是对人民危害最大的政体。阿奎那指出，从市民政治到贵族政治再到君主政治，国家的权力逐步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直至最后集中在一个君主的手中；同样地，从民主政治到寡头政治再到暴君政治，国家的权力也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君主政治和暴君政治都属于个人的独裁统治，不同之处在于君主政治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倾向，而暴君政治则完全是统治者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的独裁统治，它对公共利益的威胁是最直接、危害也是最大的。君主政治和暴君政治都是统一的政权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比分散的政权效果明显得多。阿奎那认为，政权的集中和统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造福人民的政权来说，政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自然是件好事；而一旦这种集中和统一的政权被暴君所利用，国家权力就会成为统治者牟取私人利益的工具，公共利益在暴君政治的环境中必然成为被牺牲的对象。因此，阿奎那极力反对暴君政治，他指出，人民有反对暴君、抵抗暴政的权利，既然暴君政治的出发点不是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满足统治者的私人利益，那么这样的政权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反对非正义的政权是正义的行为，人民抵抗暴政不能被称作叛乱。残暴的统治者总是在人民之间不断制造纷争，采取一切手段压迫人民以便满足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这样的统治者本身就是在犯着严重的罪行，暴君政治应该受到谴责并且被推翻。阿奎那同时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上帝赋予君主世俗的权力让他来促进公共利益，只有上帝才能给予一个国王超出世俗的真正的荣耀。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世俗社会政治权力的来源，而神职人员和教皇则是上帝指派到世俗社会中的代表，“这个王国的职务不是交托给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而是交托给神父”[11]。阿奎那虽然认为教权高于王权，但他对暴君政治的批判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阿奎那对自由的理解给黑暗的中世纪带来了一道自由之光，在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一步唤醒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这一时期的部分思想家开始对社会现实问题给予更多关注，理性主义的兴起也使人们更加相信科学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宗教神学的消极影响。客观地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人类追求自由和解放自身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及至德国古典哲学，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也作出了更深层次的探索。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首先在哲学领域对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革命。在康德看来，人是具有双重属性的生物。一方面，人带有感性，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的行为和意志自由需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只能在必然的领域内活动；另一方面，人又带有理性，作为理性存在的人其意志自由是不受外在的必然性束缚的，理性存在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在人的自由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从自然和感性的角度来看，人不是自由的存在物，是受外界和必然性支配的生物；但从理性和人自身的角度来看，人又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可以通过自身的选择来实现自由。“盖若现象为物自身，自由即不能维持。”[12]为此，康德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对于人来说，自由和必然并不是在同一领域存在的。自然对于人来说是一种必然性，是人认识的对象，关系到人和物之间的感性活动，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实现完全的自由；而道德、法律等对于人来说属于一种实践理性的领域，在道德、法律等实践理性领域内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得到充分的实现，自由在实践理性的领域内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13]。康德认为，人在经验的范围内是无法实现自由的，自由是通过先验和实践这两个领域的连接才成为可能。先验的自由摆脱了经验的束缚，在经验领域内，人的自由始终要受到外在必然性的支配，对规律的服从不可能使人获得自由，而先验的自由则使人摆脱经验领域，通过理性为实践的自由提供目标和指导，先验的自由其自身存在不是由于某种经验，存在的原因是不需要经过证明的。人通过理性的指导，使先验的自由最终在道德的领域得以实现，成为实践的自由。在实践自由领域内，人作为道德主体存在，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才是摆脱了必然束缚的人，康德认为，道德律和自然规律不同，道德律是人自身作为主体并为自己设定的规律，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并且能够做什么。道德实践领域不同于经验领域，人在经验领域中始终受他物的支配，而在道德领域中，人能够在自身之中意识到自由并实现“积极意义上的自由”[14]。康德通过划分不同领域，回答了人能够认识什么、应该做什么、期望什么的问题，试图为人解放自身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在继承和批判康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黑格尔反对将自由和必然割裂开来理解自由的方法，他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把握。他以精神为出发点，指出精神是自由的，人作为精神外化的一部分，同样是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获得自由和自身的解放。黑格尔不赞同把自由当作心灵的宁静的做法，也不赞同康德那样仅仅把自由限制在道德实践领域的观点。他认为，在客观精神的外化过程中，人将找回自己的本质，外部世界也将在客观精神的作用下发生改变，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客体。在黑格尔看来，精神是自由的，精神是人的本质，而这种自由并不是一种天生就得到的自由，而是要经过后天的某种实践才能获得。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十分反对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然权利。自由主义者从人的自然状态和属性出发去理解人的各种需求，认为这些需求是人生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们有权利通过一定的方式去占有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对外部进行控制是基于人的天性作出的行为，这些行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正当合理的。而在黑格尔看来，这些被自由主义者称作天赋的、先验的自然权利其实是在后天的实践过程中通过观察确定下来的，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自然权利实际上是一种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预先设定好的，国家和法对于这样的权利的保护不可能解决一些普遍的社会问题。黑格尔提出通过理念来理解人的权利，认为理念是中心，理念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内在地实现其自身，人的精神通过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摆脱自然的必然性而实现自由和解放，“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15]。黑格尔主张国家应该对人的原始状态进行限制，限制原始粗暴的状态是人走向解放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认为普鲁士国家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为当时的国家制度做辩护，指出“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16]。直到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才逐步被破除，当然，费尔巴哈的理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他以一种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来代替黑格尔神秘的客观唯心主义。
西方思想家追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其中的一些观点，无论马克思对其是赞同或是批判，在研究过程中重视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把握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的本质和精髓，通过与历史上各个时代思想家不同观点的对比彰显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的科学性和重大理论意义。
其次，在实践方面，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挫折，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和反马克思主义者趁机兴风作浪，妄图颠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其实，早在东欧剧变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就已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诘难。哈耶克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认为，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追求人道方面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多数社会主义者”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存在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带给人自由，反而会将人引向一条奴役的不归路。而福山更是叫嚣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扬言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没有更高更完美的社会形态可以替代现行的资本主义。事实上，福山等人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垮台，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要义。再将目光投向东方的中国，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再次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多年来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为的就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和促进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多年来，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不能回避且需要在当下解决的问题。为此，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指导，是当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一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