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发展逐渐受到重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的研究涌现出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以自由或解放为主题的研究，另一类是带有专题研究性质的、同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相关的研究。在直接以自由或解放为主题的研究方面，陈刚研究员所著的《马克思的自由观》一书，是国内较早对马克思的自由和解放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在该书中，陈刚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既有科学性，又有价值性，必须将二者贯穿于研究过程中，“把科学的东西同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17]，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李兵教授在《生存与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解放的历史观，应该将人的解放置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领域。杨兆山教授在《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科技革命视野中人的解放问题探索》一书中，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和现代科技发展结合起来思考，指出：“科技革命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体现为人的福音。但在不合理的、马克思一直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任何生产都不是从人本身出发的。”[18]刘伟博士在《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一书中，对可能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自由主体进行了研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矛盾存在物，它只能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19]，劳动者终将打破资本主义限制人的发展的界限，成为现实的和真正的自由主体。
在同马克思自由和解放思想相关的带有专题性质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晓明教授和陈立新教授在合著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纲领为基础的本体论革命，“马克思史无前例地把存在者的存在把握在感性活动的过程中”[20]。杨耕教授在《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一书中也指出，马克思是西方现代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正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来反观世界，建构了一种新世界观”[21]。张一兵教授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有两个重要的逻辑层面，“既科学说明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又坚持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和客观必然性”[22]，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开辟了以往西方哲学不曾走过的道路，从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陈新夏教授在《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一书中则运用唯物史观对现时代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要“特别注意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23]，在现实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注重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的结合，引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此外，陈先达教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李鹏程教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论》等著作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介绍了一些相关人物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国内学者已经取得的不限于上述的理论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https://www.daowen.com)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西方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宣称马克思的理论学说存在所谓的人学空场，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诽谤。同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也致力于发展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马克思思想导论》一书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劳动、阶级、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等几个方面概括了马克思的思想，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并在该书的结尾指出：“苏联的瓦解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清马克思本人。”[24]麦克莱伦指出，无论人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有多么乌托邦，至少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社会批判尺度。美国学者杜娜叶夫斯卡娅也曾指出：“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当‘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25]美国学者古尔德和奥尔曼等人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古尔德在《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一书中谈到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并通过比较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指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自由不仅存在于人们可以获得的选择之中的自由选择中，而且也存在于为自身（并为他人）创造的新的选择中”[26]。奥尔曼在《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一书中谈到了异化对资本家的影响，弥补了传统观念认为异化只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理论不足。奥尔曼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被迫去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产品——把它们生产得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如何生产得别致新颖一些，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进行销售，以及是以这样的价格还是以那样的价格进行销售，等等”[27]。因此，奥尔曼认为资本家同样在生产过程也受到了物即产品的控制，也是不自由的存在物。英国学者伯尔基则在《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不能仅仅把马克思思想同德国古典哲学、国民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在丰厚的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还有许多孕育马克思主义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建基于西方文化历史中的各种要素、传统及其进路的综合体”[28]。国外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当然，由于国外学者受到所处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所限，研究难免有一些偏颇之处，需要进行批判地借鉴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