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
人可以通过实践来改变世界，共产主义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实现，而经过革命实现了的共产主义又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和自由的空间。共产主义超越了以往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不适合人的自由发展的因素，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共产主义在多方面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条件。
（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虽然催生了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然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是一种极其片面的发展，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到漠视，只有“物”，或者确切地说资本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顶端，才是统治一切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存在只能选择为资本服务，“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343]。国内外很多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其实只是作为一种被人格化的资本而运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因素和资本的运动规律支配着资本家的行为，也限制着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不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晚年的著作中，都对资本统治一切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指责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分工、货币以及拜物教是国民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国民经济学最大的失败不在于他在经济学上的缺陷，而在于他在人性论以及道德哲学上的知识论缺陷。马克思在皇皇巨著《资本论》中，对国民经济学的经济学原理本身并未给予根本修正，甚至是依循着经济学本身的逻辑去追寻它的哲学与政治话语；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追寻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了整个国民经济学所追求的不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甚至难说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因为从目的论的救赎角度来讲，这样的财富根本无助于人类向善；对于人复归于人自身的自由追求毫无助益，反而渐行渐远。”[344]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被当作商品来使用，工人不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且还要时常忍受经济危机带来的收入波动，处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状态下的工人根本无法拥有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
另外，机器工业的发展也没有给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帮助。“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345]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人的技能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为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变成只和机器打交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变成一些按部就班的操作过程。本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的出现，工人即使在生产过程中技能得不到有效发展，也应该在生产过程之外获得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各方面的技能。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却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比别人更多的利润而不愿减少甚至更多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实际上变成了有血肉之躯的机器。马克思认为工人就像奴隶和士兵一样在工厂里受人驱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346]。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变得像机器一样在工厂里运作，还要时时刻刻受到资本家的监视和约束，这种为资本的扩张而进行的劳动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的生命最基本的需求而谈不上发展的问题。因此，人如果要想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就必须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人在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发展的个体
共产主义是人类摆脱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建立的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已经开始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设想和构建，虽然说当时的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没有进行长篇大论的叙述，甚至描述也相对分散，但马克思却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对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意义。
首先，共产主义社会致力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超越以往任何社会的生产力将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生产能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347]人类自从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就和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发展自身生产能力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对于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48]。当人类满足了自身维持生命的基本生存需要之后，就会产生进一步改造周围世界的新的需要，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是在人类不断探索大自然、改进生产劳动工具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的。每个时代的人的发展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一定时代的人都是在前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的发展的一种方式，人的生产活动正是展现人的本质的最根本的方式”[349]。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发展人自身的能力，应该看到，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完全有能力在未来社会实现生产力与以往不可比拟的巨大飞跃，但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由于生产力的不够发达而使人无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在刀耕火种的人类早期社会，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只能专注于解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维持自身的生命存在，那时的人们不仅在获取食物和衣物方面存在困难，而且还要时常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因而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时代里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尝试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也要求人们大多数时间从事为谋生而进行的劳动，并且这种劳动还受到特权贵族的残酷剥削，这些背景下的人们也无法去实现自由发展；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处于从手工业向新兴的机器工业生产过渡的生产力也不足以为整个社会提供丰富的财富用于人的自由发展。可见，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离不开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当生产力还不能够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时，自由发展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只有从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350]共产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为全人类自由和解放而建立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致力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将会大大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自由发展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之上，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不仅将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且旧式分工也会随之消灭，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片面发展将被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发展所取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将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发生反向作用，生产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可能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也有可能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351]。马克思的这句话表明，生产力是人实现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和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则属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直接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产关系对人的自由发展的作用就变得十分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产物，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相比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到后来必定成为生产力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允许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的社会财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仅只给予工人十分微薄的工资，还让每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一般只从事一种类型的劳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熟练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在这样的情况下，旧式分工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化了，工人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和机械，直至出现严重的异化。“异化劳动，最初产生于人类的自发分工。”[352]人类的自发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无论是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手工业时期还是资本主义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时代，都是属于让人片面发展的分工，在这样的分工模式下，每个人通常都是不断地重复单一的、没有变化的工作或者操作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不改变这样的旧式分工，还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分工。资本家所要求的不是每个工人可以操作不同的生产过程，也不是工人学会管理企业，而是最希望每个工人能够熟练地操作一种机器或者其中一小段生产过程，以便提高劳动效率，为资本家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在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也是最发达的私有制社会里，异化劳动达到了顶峰。”[353]工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发展的只是极其片面的技能，而且这些技能也仅仅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需求而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分工给工人带来的是一种异化，是对劳动的厌恶，使工人变成“机器似的人”[354]，人的自由发展在异化劳动的状态下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旧式分工才能彻底得到消除。旧式分工的消除，使得“人们从异化劳动条件所造成的狭小和片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355]。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将把自身从资本和资本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当社会的生产资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并且生产过程由全社会有计划进行调配的时候，工人就不再作为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356]。变革旧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消灭旧式分工必须建立在较为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没有相对发达的生产力，人类就还是处在为生活必需品忙碌甚至冲突的状态，消灭旧式分工也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消灭旧式分工和异化劳动，还是消灭阶级和私有制，都有赖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357]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的广泛应用，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旧式分工的生产力条件已经成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成为消灭旧式分工的阻碍力量。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每个人的活动将不再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机器也不再是一种将人束缚在单一的机械劳动中的力量，而是成为缩短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的工具。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时提出过这样一种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358]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进入共产主义、消灭旧式分工之前，画家只是部分人谋生的一种职业，人们从事绘画行业，特别是在资本家的企业从事绘画工作的人，实际上是被旧式分工束缚的片面发展的人。而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绘画就变成了人们的一种兴趣爱好，工人也将摆脱整天面对同一种机器从事固定分工和劳动的情况，全社会不再像资本家那样以追求纯粹的利润为目标，每个人自由地改换工作职务和学习各项技能都将成为可以实现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359]。因此，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360]，建立起真正代表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充分实现。
再次，共产主义社会将摒弃虚幻的共同体，构筑起真实的集体环境，从而消除以往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对抗性关系，最大程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的发挥。马克思虽然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前提条件，但他始终没有否认良好的共同体和集体环境对人自由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阐述过个体包含在团体之中的思想，提出人是社会存在物的观点。虽然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但他却正确地指出了社会集体环境对人的自由所施加的重大影响。在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又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因此，从马克思文本的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马克思十分重视人所处的社会集体环境对人自由发展的影响，这也是他为什么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原因之一。陈志尚教授也指出：“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就是真实集体中的个人联合。”[361]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为个人提供了各种资源，至少是维持最基本生活需求的资源，社会对于个人来说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环境，离开社会的个人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个人只有借助于社会集体的环境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明确谈到社会集体环境对于个人自由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62]这表明，个人的自由如果要想得到有效的实现，就不能脱离集体或者共同体来空谈自由，个人自由不是孤立的个人可以创造的事物，它需要在一定的共同体环境中来得到实现。
同时，马克思也敏锐地发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那些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的共同体都是虚幻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统治阶级刻意构造出来的、用来掩盖社会矛盾和奴役被统治阶级的事物，虚幻共同体的任务就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让统治阶级从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中获得长久的利益。在虚幻的共同体中，“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363]，在这种条件下的自由不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自由，而是少数人统治别人的自由。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殊权益，往往通过国家这样一些虚幻的共同体来粉饰太平，企图将社会描绘成一幅非常和谐完美的图画，而在这样的画面下，只有那些属于特定阶级的人才能得到自由，这些得到自由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成员才自由。而对于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来说，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给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发展，而是自由和个性的磨灭，他们作为国家的公民看上去是自由平等的个体，而一旦回归现实的市民社会，这些被统治阶级的成员就成为被奴役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封建时代经常出现大量农奴逃亡的原因，因为他们和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无法从被统治阶级转为统治阶级，而阶级属性决定了一个人在虚幻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利益，他们只有通过逃离这种虚幻的共同体，才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自由。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发挥，就必须“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364]。
当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消灭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之后，真实的共同体将全面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发挥创造出一片新天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共同体“给予每个构成它的成员最大限度的发展”[365]，每个人将真正作为个体参与到共同体生活当中，而在以往社会虚幻的共同体之中，每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是以一定阶级成员的身份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出现，这种方式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被迫参与到共同体生活之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真实的共同体将“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366]，真实的共同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根本宗旨的共同体，它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束缚。“共产主义社会不再以交换为基础”[367]，生产资料将在全社会有计划的统一调配下进行运作。真实共同体中新的生产关系带给人的不再是强制的劳动，也不再把人终身限制在某种机器的操作过程之下。新的生产关系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自主的生产过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地调整劳动时间，以便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去从事别的兴趣爱好；人们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学习更多的劳动技能，在不同的劳动生产部门之间轮换岗位，真正做到“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368]。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在共产主义真实共同体中的消解，人与人之间以往对抗甚至敌对的社会关系也将得到解除，在这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中，“我的自由发展不是你的障碍，而是你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你的自由发展不是我的障碍，而是我自由发展的条件”[369]。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将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个性的自由发挥，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凝结了自身自由创造的成果，同时，劳动产品将不仅仅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生活需要，它还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而他人生产的劳动产品也可以成为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处在真实共同体的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彼此不断地在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物质基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使得“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370]。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对抗性社会关系被消解之后，每个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不仅充分自由地发挥了自己的个性和施展所学的各项技能，还把自身的需要和别人的需要融合在一起，既实现了自身的自由发展，又不以限制别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每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将成为自由发展的个体，他们将既实现自身的自由发展又促进社会整体和其他成员更深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注释】
[1]张剑抒：《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真蕴及其当代境遇》，群言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4]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页。
[5]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6]袁祖社：《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7]袁祖社：《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8]王新生：《市民社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9]袁祖社：《权力与自由：市民社会的人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0]［意］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十讲》，苏隆编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11]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8页。
[12]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3]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4页。
[14]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1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97页。
[16]Jean Hyppolite，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New York：Basic Books，1969，p．122．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1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3页。
[19]［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21]Thomas C．Patterson，Karl Marx，Anthropologist，Oxford·New York：Berg，2009，p．139．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9页。
[25]Warren Breckman，Marx，the Young Hegelians，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85．
[26]［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董云虎、李云龙译，张妮妮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2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1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29]同上书，第58—59页。
[30]同上书，第60—61页。
[31]Ernest Mandel，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1843 to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5．
[32]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9页。
[34]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3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37]［法］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39]同上。
[40]［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罗宾森英译，楚何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4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26—327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44]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46]同上。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48]同上。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50]同上书，第168页。
[51]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53]同上。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55]周尚君：《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6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58]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6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60]同上书，第173页。
[61]聂锦芳主编：《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63]同上。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65]同上书，第204页。
[6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周小普、郝勤译，张峰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9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211页。
[69]同上书，第213页。
[70]［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李兴国、周小普、郝勤译，张峰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63页。
[71]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72]张奎良主编：《跨世纪的回响——马克思学说的精粹及其现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77页。
[73]熊子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2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2页。
[75]［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136页。
[76]武天林：《实践生成论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77]［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7页。
[78]［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页。
[79]［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137页。
[80]［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5页。
[81]［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8页。
[82]［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5页。
[83]［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页。
[84]［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81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8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8页。
[87]［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89]［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91]同上书，第302页。
[92]［古希腊］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2页。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94]朱成全：《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97]同上书，第26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99]［英］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3页。
[100]［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8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102]张一兵、蒙木桂：《神会马克思——马克思哲学原生态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1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106]李金霞：《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当代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88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110]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11]［美］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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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288]同上书，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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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2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2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293]同上。
[294]向德忠：《〈共产党宣言〉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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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299]同上书，第280—281页。
[30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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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30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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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309]同上。
[310]刘明华：《〈共产党宣言〉全球化二重性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3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312]同上。
[313]同上书，第282页。
[314]［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3—74页。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3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317]同上。
[318]［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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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1页。
[321]同上。
[3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323]同上书，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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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周尚君：《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3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346]同上。
[347]陈志尚主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3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349]陈志尚主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350]同上书，第54页。
[3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352]朱成全：《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353]朱成全：《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354]［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1页。
[355]Shlomo Avineri，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231．
[3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8页。
[357]陈志尚主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3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0页。
[3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17页。
[360]同上书，第318页。
[361]陈志尚主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3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363]同上。
[3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365]Anne Fairchild Pomeroy，Marx and Whitehead：Process，Dialectics，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p．187．
[3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367]Michael Heinrich，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Volumes of Karl Marx's Capita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2，p．220．
[3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369]王盛辉：《“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3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