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依赖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归结为人的依赖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从人类社会形成到封建社会结束这一漫长历史时期”[2]。人的依赖阶段是马克思人的发展三形态中的最初阶段，人类在该阶段对自然界和社会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变革，积累了一些积极的经验，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人的依赖阶段基本状况
人的依赖阶段最早见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由于和动物分离的时间并不长久，他们在生产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技术，因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呈现出一种极其落后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摸索来改变的状况。人类来到世间，一开始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无法制作，他们常常在与大自然特别是与凶猛的野兽的搏斗中处于下风，运气不佳的时候甚至断送自己的生命。后来人们学会了利用石块来制作一些简单的工具。“最初，原始人学会以石击石的方法，制成一些粗糙、简陋的石器工具。”[3]他们将石块进行各种粗糙的打磨，使之变得更加尖锐和锋利，这样才勉强拥有了对付飞禽走兽的武器。而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极其弱小的原因还包括原始人自身的体质不如后来的人类，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并未出现造成的。当时的人类只能通过采集一些植物或者偶尔捕获一些动物来给自己充饥，而在动物的食用方法方面，最开始只是生吃，直到偶然的机会使人类发现被自然的野火烤过的动物更适合食用之后，人类才改变食用猎物的方式，并且逐步发现了火的作用和掌握了取火的方法，“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4]。火的发现和使用不仅使人们改变了饮食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它让人们掌握了抵御寒冷的方法、增强了自我防卫的能力，这才有了原始的农业出现的可能。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才算发生了初步的分离，这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又是意义重大的事件，“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5]。
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带来了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需要指出的是，氏族公社并不是一开始就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存在的，它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在改造自然、探索自身的生存方式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巩固下来的。原始社会的人类最初只是组成一个个规模很小的群体，这些小群体是人们为了抵御在自然界中遇到的危险而自发形成的组织，它们通常没有固定的场所，有时成员也可能是不固定的。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特别是人们在狩猎、农业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群体的生活开始相对稳定下来，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一些群体便以血缘为基础向着氏族公社转变，于是，氏族公社成了原始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单位。
原始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也同后来有着剥削和阶级对立的社会相区别，应该说，原始社会是一种原始的公有制状态。马克思在晚年的研究中发现，除了他提到过的亚细亚等所有制之外，人类社会在那之前还存在着一种所有制，即氏族公社的所有制，“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6]。原始氏族公社的成员，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具备劳动能力的，都一同参加劳动，劳动获得的产品由公社统一搜集，而后再进行统一的分配。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协作的关系，人们的劳动成果基本上只够维持公社成员的生存，剩余劳动产品出现的情况在当时是极少的，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进行分配就成了必要的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剥削人的条件不成熟，“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7]。“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8]直到生产力发展到足以使剩余产品成为可能的时候，原始社会才逐渐瓦解，被后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取代。
奴隶社会的生产力相对于原始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部分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广泛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出现，人们利用金属工具提高了生产力，原始氏族公社的劳动产品出现了剩余现象，一些氏族公社的首领就利用手中的职权占有一些剩余的劳动产品。与此同时，氏族公社内部各个家庭的生产水平也出现了分化，富裕的家庭在公社中取得了优势的地位。于是，氏族公社的首领和一些富裕的家庭就成了后来最早的奴隶主，而奴隶的来源则主要是一些没落的家庭和在氏族之间的战争中被俘虏的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部落所有制的时候，简单地提及了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这一阶段的状况。“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9]在奴隶社会中，人们通过战争得到的俘虏，一般不像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样直接杀死，而是让这些俘虏成为奴隶来替自己创造财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比原始社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种做法最起码保留了大量的劳动力。不可否认，人类社会有些辉煌灿烂的文明是在奴隶社会时期创造出来的。
然而，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又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暴的生产关系，“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10]。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就连奴隶本身也被奴隶主直接占有，成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人的依赖，在这里体现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人身的直接占有，一部分人直接掌握着对另一部分人的生杀大权，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暴行。“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11]因此，奴隶社会出现了两个激烈对抗的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就是在这一时期繁荣和发展起来的。在古典古代公社所有制形式下，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自由的公民可以使唤奴隶为自己劳动；而到了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时期，国家作为奴隶主阶级统治奴隶的工具就正式出现，并且城乡之间的对立也出现公开化的现象。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虽然在社会早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的残暴和非人道，使得奴隶社会不断走向解体，被封建社会取代。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相比奴隶社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奴隶社会末期，大量的奴隶不堪忍受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出现大规模的逃亡现象，有些奴隶甚至发动起义来打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12]。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成员逐步意识到，原先的那种直接对他人的人身进行控制的统治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实行了，于是他们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分给原先的奴隶也就是后来的农民来耕种。农民在小片的土地上劳动，相对于之前被奴隶主直接当作工具使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这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13]
至于生产关系方面，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充满剥削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会把分割后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使用，他们会用尽各种可能的办法从农民身上榨取利益。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农民一开始是以劳役地租的形式向封建主缴纳租金，后来逐步转变为缴纳实物作为租金。西方封建社会相比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加残酷，封建主领地内的非自由农民可以随着封建主土地的转让而一同被转让给别人，因此这些农民也被称作农奴。由此可见，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生产力不够发达、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的社会。(https://www.daowen.com)
人的依赖阶段包含的原始、奴隶、封建三种社会虽然各有其特点，但从宏观和综合的角度来看，这些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由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只能受自然界支配。”[14]可见，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三者共同的特点之一，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人类还处于对大自然探索的早期阶段，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单个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因此，当时的人们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力量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依赖阶段的共同体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15]。那时的共同体，不论是公社还是国家，都是由一种自然的状态生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组成共同体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有意识的思考，组成共同体更多的原因是由于生活所迫而被迫让自己成为共同体当中的一员。这些被迫形成共同体的情况，有时是为了对抗大自然，有时则是为了战争或者保护财产的需要。马克思在谈到日耳曼共同体的时候，就提到共同体在战争或者保护财产方面的作用，“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16]。总之，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点，这些特征也决定了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
（二）人的依赖阶段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人的依赖在人的发展历史过程中起到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人类通过最初的一些实践活动将自身和自然界的动物区别开来，确立了人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了原始的丰富性，为人和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人的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虽然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探索和维持自身生命的过程是艰辛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种艰辛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7]。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不断地通过劳动实践，并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物以及人作为一个类的特性。人的生命也是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才得到真正的体现，不仅如此，劳动实践不仅使人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存在，同时还让人发现周围的对象，人在自身与对象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自身的能力，逐步将自身当作自由的个体来对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对生命的生产、维持过程的性质可以说明自然界不同种类的生物的特性，不同的物种从事着不同性质的生命生产，“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8]。正因为通过与外界不断交换、不断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实践，人才成为具有自由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才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人的依赖阶段，虽然人类认识大自然以及对大自然进行改造的能力十分有限，每迈出一小步都显得非常艰难，但正是这些艰难的每一步，为地球创造了最有智慧的生物，让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
人类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不同的。动物的生命活动仅仅与它的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动物的生命活动是直接为它的生命本身的存在而服务的，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没有意识到有对象存在的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19]而人则不同，人在劳动实践活动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改造客观世界、与周围的对象发生互动和交换的过程，并不是和自己生命的简单同一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把自己的生活都当成对象，而这些活动、生活的质量是可以随着人类劳动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加以改善的。动物只知道在自己肉体需求这种最简单的支配下进行生产，而人的劳动实践则是多方面的生产活动，它不仅是满足自身肉体需求的活动，还是满足他人需求、创造精神财富的自由自主的活动。人在生产活动中懂得将不同的尺度运用到不同的对象之中，以便改造各种对象，而动物只懂得按照同一个尺度进行重复不断的生产，这就决定了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对象的数量都远远大于动物的活动范围和对象的数量。人的依赖阶段虽然没有建立起强大的生产力，但我们仍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人类在这一阶段的劳动实践活动给人带来的变化，从最初在最狭小的区域内活动、只会采集果实，到活动范围的扩大、学会狩猎，再到后来的农业文明，这些都反映了人的依赖阶段早期的劳动实践对人的发展的重大作用。
在漫长的人的依赖阶段所进行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类初步地发展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展现出一种原始的丰富性。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十分落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只能使用一些简陋的劳动工具，这就必然导致人和自然的联系相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紧密，这时的人更多情况下需要依靠自身直接的活动和大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以便实现对自然的改造。因此，这一阶段人的活动看上去有一种原始的全面性或者丰富性。“同时，这一阶段，社会分工还极不发达，人作为劳动主体独立完成生产过程中的全部工作，人与对象的交往表征着多方面的属性，人的本质力量能够通过多样性活动释放出来，结果是使人的发展具有全面性，亦即原始的丰富性。”[20]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分工的不发达往往使每个个体承担多项工作或者生产过程。比如在原始社会，一个人可能既要打猎又要耕种土地，有时可能还要生产狩猎和耕作的工具。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奴隶和农民在特定的土地上劳动，他们有时进行农业生产，有时进行简单的手工业产品制作，虽然那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离，但人们往往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混合亦使得一些贵族阶层的成员表现出一定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有些人可能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甚至可能同时还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领导整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在生产力落后和分工不发达的条件下，人类的每个劳动过程显得相对简单，这构成了原始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的全面性和丰富性虽然不是一种完美的状态，但人类在这一阶段表现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也是一种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过程，它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人的依赖阶段也对人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在人的依赖阶段中，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一种直接的社会关系，人在自身具备原始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同时却缺乏社会关系丰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经济形式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是直接的。”[21]虽然每个个体在人的依赖阶段可以从事不止一种甚至多种劳动活动，人们在劳动的过程看上去似乎发展了自身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然而这种劳动与社会的联系却并不丰富。劳动是在人对人的依赖之下、以人对人的依赖为前提进行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在生产过程和结果方面都只能体现为少数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例如，奴隶所从事的各种劳动生产活动是为了奴隶主的利益进行的，他们常常在奴隶主的监督之下进行劳动，他们的社会关系表现得非常直接，就是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简单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奴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不需要由奴隶自身拿到外面去做交换，他们的劳动成果是由奴隶主直接占有的，这时的物还没有成为搭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中介。对于西方封建社会的农奴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农奴被束缚在封建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劳动所得的产品也基本上被封建主直接占有，不存在与封建主之间交换劳动产品的现象，不论是采取劳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的形式，农奴与封建主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直接的。如果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具体到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得十分直接。“个人劳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协作与分工的关系。”[22]在人的依赖阶段的家庭中，男耕女织是十分典型的形式，人们在家庭内部进行这种协作和分工，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命的需要和家庭后代的生存，因此，当时的家庭还是以这种生产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直接的联系为主，人们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下，无法发展出家庭成员之间丰富的关系。可见，在人的依赖阶段，人们基本上是以血缘和阶级统治为基础建立直接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缺乏一定的中介，人在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上显得十分单一。
其次，由于人的依赖阶段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劳动生产工具落后，使得大多数人都被束缚在狭小的活动范围内，社会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人的社会性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人的社会性，简单讲就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发生的联系性、交往性、互动性，即在人身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性。”[23]理想状态下人的社会性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环境应该建立一种频繁和广泛的互动。而在人的依赖阶段，一方面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低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24]，这是当时的人们改造自然和抵御自然灾害的主要途径，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就被划分为无数个比较固定的群体，同一个国家甚至某个地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和成员流动都不频繁。在这个阶段，人类受到自然的统治和支配，自然提供的现成的物质，例如适合耕作的土地、水源等成为人们生存的必备条件，人们只有在自然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和自然进行直接的物质交换才有可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为了获取劳动产品，人们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长时间进行劳动，这限制了不同群体之间人的交往。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社会特权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劳动者往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为特权阶级的利益劳动，他们被限定在奴隶主、封建主的土地上，为了生存只能不断与自然进行直接交换、生产产品，而很少有闲暇的时间和自由的权利去和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人的依赖阶段造成的这种现象在农村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在城市中，它实际上也是普遍地存在。“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只好父传子，子传孙。”[25]城市中的居民更多地以手工业甚至商业为主，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和分工的不发达，个人往往需要掌握生产过程的整个部分，或者从事某一方面的商业，这样一来个人在交往的时间和空间上都被限制，社会性得不到更为彻底的展现。
再次，在人的依赖阶段，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是一种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形成的共同体，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或是为了与自然界斗争，或是为了在战争中保护自身和财产免受侵犯，共同体的存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自然、自发而成的共同体过分地依赖人对人的控制，对于人个性自由的发挥是一种限制，甚至时常无视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原始社会没有剥削的条件下，共同体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将人们联合起来，在强大的自然面前求得生存。然而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共同体的功能就不再是单一的对抗自然那么简单，它在更多情况下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显然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因此“国家通过虚幻的普遍利益进行干涉和约束阶级，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26]。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利用一些看似合理的宗法关系来从被统治阶级身上榨取大量的利益。奴隶主不仅可以随意使唤奴隶，甚至杀死奴隶都是正常的事；封建主不仅强迫农奴在自己的领地内生产，还可以将农奴和土地一同转让给他人。所有的这些都表明，人的依赖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只能是一种初级的、功能不完善的共同体，大多数人在这种共同体中进行的是被迫的劳动，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潜能；此外，“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27]，这种强有力的人身依附关系必然导致统治者权力的滥用，被统治者、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事实上时刻都面临着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自身基本生存权利的威胁。因此，人的依赖阶段虽然在人类最初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给人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遗症也十分明显，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并且超越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