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全面发展
无论是人的依赖或是物的依赖都不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态，它们必然要被更高级的人的发展形态所替代。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们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形态下，人才真正克服了人对人的统治和物对人的统治，真正实现人向人自身的关注和回归，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只有在这样的形态下才能从可能变为现实。
（一）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
人的全面发展是由多方面的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既有主次之分，却又必须有机地结合统一，当这些必备的条件都完成了之后，人的全面发展将翻开人类发展史上崭新的篇章。
首先，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落后的生产力无法提供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62]生产力的发展是人实现全面发展、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前提条件。诚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甚至在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确实伴随了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创造了以往社会都无法想象的生产力，无论是资本主义早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和面貌的迅速改变，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突破，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但同时，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的落后形成的矛盾，将人类带入一个被物所统治的时代，人的发展似乎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还并未实现全面的自由和解放。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同时，却放纵了人们对物质尤其是对金钱的追求，金钱本是一种为了交易方便而实施的手段，而人们在对金钱极端渴求的状态下，“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63]。人们对金钱的渴求实际上也只让资本家这些少数人获得了巨额的财富，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依然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花费了大量的体力、精力甚至从事一些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工作，但他们得到的，却只是劳动产品中十分微薄的一部分。因为生产资料不归工人阶级占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是资本家，这种情况导致了在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带来的是相对于以往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使得工人生产的产品变成对抗自己的力量，变成不属于他的、外在异己的东西，更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陷入一种对抗性的关系状态。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一些负面影响，生产力好像成了一种“异己的和敌对的力量”[64]。即便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地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产生了对物质的疯狂追逐的畸形消费心理，“使其具有异己本质”[65]。这些现象似乎都让人觉得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对人的发展是一种危害，负面效应显得十分明显。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应该停止发展生产力，甚至倒退回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生产力是人们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前提，一个没有生产力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生产力，人类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甚至可能在史前时代就灭亡了。人类在力量、速度和攻击性方面都不如老虎狮子这些凶猛的野兽，而人类却能够一直发展到当代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自然界，这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人类懂得通过劳动实践来发展生产力，这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若是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不是乌托邦，它是一种以生产力为基础向人自身复归的形式，这种复归应该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66]。马克思很清楚地向人们说明了生产力发展在人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并不是生产力的罪过，这种现象的成因在于制度的问题。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不见得是对物质财富的贪得无厌，这在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中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些人确实被物质和金钱蒙住了双眼、迷失了方向，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淡泊名利、脚踏实地，积极投身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甚至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可以舍己为人。这些生活中的例子都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生产力并非是社会不良现象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把社会的一些罪恶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那就是没有真正看到事物本质的表现。试想，如果真的像极少数人宣扬的那样，人类应该倒退回工业文明以前的社会，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境况？只恐怕到了那个时候，“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7]。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物质资料匮乏的时代所产生的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相比，同样是存在缺陷甚至是非人性的。人类要想进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必须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坚实的后盾，如果社会的物质资料极度匮乏，那么人们必然再次陷入和人类社会早期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争夺甚至战争，“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68]。这样的情况明显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人的全面发展若要实现，就必须把生产力的发展摆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大前提。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还必须以适合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的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社会关系，改变历史上那些限制人的发展以及对生产力造成破坏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越是往前追溯人的发展历史，就越是发现当时的人在发展方面的不自由。这其中固然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缘故，可是当生产力已经达到足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的时候，生产关系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相对于封建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狂飙式发展，然而与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社会极少数人的暴富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大多数人乃至全体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69]。人的全面发展，除了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还需要对落后的、已经成为生产力和人的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作出调整。
人类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不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最终模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和多数人的贫穷，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早期的所有国家中都无一例外地存在。即便对于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一幅看似和谐的画卷之下其实隐藏和掩盖着诸多矛盾。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水平看上去似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凌驾于他们之上的资本家，就会很清楚地发现，其实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资本家正在利用新的方法剥削工人。马克思指出：“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70]从马克思的这句话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应用，都会变成资本家进一步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机器在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是为少数人而不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器的广泛应用才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财富差距的扩大，“劳动的实现竟如此表现为失去现实性”[71]。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似和谐的图景往往是以侵犯别的国家的人民利益为代价的。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过错，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才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人的异化、人性的贪婪是这种制度和生产关系驱使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使追逐利润成了唯一的目的，为此当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够使用的时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对落后的国家展开侵略，为的就是要夺取别国的资源，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每个人都力图在别人身上激起某种新的需求，以便使他处于新的从属地位并促使他破产，而自己则得到新的权力和财富。这里，需求范围的扩大逐渐变成非人的非自然的和臆造的欲望的根源。”[72]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将人类再次带入了战争的深渊，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将生产资料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有效的控制之下，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有相应的保证。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增加自由的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亚里士多德曾把时间看作“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73]，而马克思则超出物理学的规定，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定义时间，认为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74]。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为自由时间的增加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梅茹耶夫指出，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将自由时间视为人世间最值得人们去珍惜和充分利用的财富，自由时间的存在和拥有可以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对于希望在国家发展和国家事务方面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自由时间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古希腊人还认为，自由时间是神灵赏赐给人类的财富，神灵之所以把自由时间交给人类，为的是让人们可以积极地利用自由时间来为社会贡献一分力量，同时不断地发展自身的能力。自由时间的存在不仅使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享有发展自身的权利，它还给了人们一个将自己的功名流传于后世的机会，它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不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失，这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永恒的状态。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人们对自由时间的理解逐渐深入，更多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自由时间的作用。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把自由时间的存在当成一种摆脱过度劳动的手段和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接近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关注。“对于马克思来讲，自由时间则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其意义恰恰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来表达的。”[75]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自由时间的追求，或者说至少是对自由时间的渴求，到了近现代，自由时间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产力的新变化也使自由时间真正在每个人的身上成为可能。
梅茹耶夫指出，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对工人整个劳动生产过程的影响。在资本主义萌芽或者早期的手工工场阶段，生产过程的变化主要还是表现在工人劳动过程的分工方面，即把某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分解，每个步骤交给不同的人来完成，以便提高生产效率。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手工工场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的大工厂，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人劳动的方式相对于以往社会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机器在很多生产过程中代替了原本由工人操作的手工劳动，“夺去了工人履行具体产品直接生产者的功能”[76]，工人的劳动从原本直接对象化的过程变成对机器的操作或看管，产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也更多地取决于机器的先进程度，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多地取决于脑力劳动的贡献。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应用并不意味着劳动创造价值的功能消失，只是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的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影响相对下降，机器也是通过人们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未来社会人们将更多地通过机器使社会的财富得到增长，同时大幅缩减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问题在于，如何支配腾出来的时间。”[77]马克思并不怀疑将来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对人们劳动时间的节省，他早已敏锐地发现，如果不解决制度的问题，不从根本上改变一些生产关系，即使科学技术在进步，人们也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进步始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这种制度和生产关系下的人尤其是资本家的人性都是异化，拜金主义、无节制的消费主义充斥着这个社会。“虽然资本本身促进自由时间的增长，但自由时间对于资本而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是作为剩余劳动时间而存在。”[78]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大多数都受到资本家强制劳动的压迫，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会让资本家给工人很多闲暇的时间，资本家的目的在于将工人通过机器劳动节省下来的时间再充分用于劳动生产，以便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获取利润。这就造成了工人对劳动的厌恶，工人将现代机器化生产下的劳动看成完全机械的、消极的活动，工人在离开劳动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在进行吃喝这些本能活动的时候感到自己是满足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给工人带来更多自由时间，因为通过机器应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还是被用作劳动生产。只有在人们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束缚的条件下，自由时间才会充分涌现，“马克思感兴趣的，恰恰是超出劳动时间之外的部分”[79]。只有当人们在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节省出时间，人们才能真正占有了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出现，可以使人们自由地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变换，或者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调换职位、学习使用和操作各种不同的机器，人们在使劳动不再机械、单调的同时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技能，这将成为人们为全面发展自身迈出的重要一步。(https://www.daowen.com)
（二）人的全面发展的表现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和社会发展的归宿，当人们摆脱了历史上一切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之后，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就将真正到来。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但总的说来，人的全面发展集中表现在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解决以及作为个体的人在各个具体方面的充分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在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上，体现为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彻底消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马克思谈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与类之间关系的时候，不像唯心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那样，唯心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不顾现实，对人的发展经常进行一些以幻想为基础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有时虽然反映了人类的理想和追求，但是却不能落实到人的实际生活之中。而马克思则不同，马克思是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出发，科学地揭示个体与类的关系变化的趋势，对这一趋势的揭示和预测离不开对人最重要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实践进行研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0]。人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不是一种被抽象地设定的对象，个体的发展以及他们与自己所属的类之间的关系是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人在将自身的劳动对象化即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改变自身的性质和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实践反映了人们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生活，如何表现自身，这与他们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水平是密不可分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81]正确理解人的发展、个体与类关系的变化必须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寻找答案。
在马克思看来，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主要经历了最早的没有对抗性到牺牲个体利益再到个体与类和谐发展这样一些过程。而生产方式在这些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具体则表现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所有制和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分工和所有制常常是同义语，“马克思还提出，自由人必须从奴隶般的分工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82]。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来临之前，人类历史上的分工都可以被归结为旧式的分工，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以往分工形式及其变化的研究，揭示了个体与类关系的发展过程。在人类社会最初的阶段，即原始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至多只能获得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原始氏族公社是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应对自然灾害和猛兽袭击的群体，这种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情况使得人们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勉强维持生存，经过劳动所获取的生活资料往往只能维持氏族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有时甚至不够分配。这种没有剩余产品的情况自然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剥削现象。原始氏族公社中的劳动分工主要是根据年龄、性别等最简单的自然因素进行划分，这种划分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当时的人们去从事比较适合自己年龄和性别的劳动来提高整个公社的生产效率，并不包含剥削的成分。这一时期个体和类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比较和谐的，“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83]，个体认识到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必须依靠类才能让自己继续存活，而类也必须依靠个体之间平等的协作才能存在。当然，这时的个体“比较全面”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主要是这种全面只表现在各种简单体力劳动以及个体与类十分单纯的和谐关系方面，“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84]。
生产力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原始氏族公社内部开始有剩余产品出现。氏族首领和一些生产效率较高的家庭就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逐步取得一些特权，私有制的发展加速了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即奴隶社会产生了。与私有制、奴隶社会的产生同时进行的是旧式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正式分离开来。“分工产生效率。在人类历史的几次大分工中，社会生产力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85]虽然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和分工，但是所有制和分工就像生产关系那样，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反作用，特别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和分工，它们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别进行，使人类有了专门的时间从事精神方面的生产，人类社会少数成员从事科学、艺术方面的研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加速度增长，整个社会的面貌不断得到改观。当然，能够从事科学、艺术方面研究创作的基本上都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成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非统治阶级的成员从事脑力劳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多数工人依然每天在重复千篇一律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类还处在旧式分工的条件下，就必须有个体为整个类的发展作出牺牲，而作出牺牲的人当然是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被统治阶级成员。整个人类社会以牺牲个体全面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为代价，来使类得到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曾经指出：“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86]工人将自己本该拥有的自由时间投入到为资本家劳动的过程中，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社会产品得到极大的丰富，从类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无疑取得了重大发展。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工人作为个体牺牲了自己全面发展的权利，他们所能得到的顶多是一种片面的发展，甚至变得机械、愚钝。类的发展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这时的个体和类理所当然处在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旧式分工的基础上，全面发展的人意味着个体与类矛盾的彻底消解。当人类克服了旧式分工之后，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服从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而变成为每个个体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87]而当人类进入全面发展这一形态的时候，个体与类的矛盾在以往发展形态中出现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和类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中，每个人不仅创造出了自己，也创造出了别人，每个人都在为他人的发展开辟道路。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形态下，某个人的发展不再是其他人发展的障碍，而成为其他人发展的条件，个体与类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得到消解，“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8]。
人的全面发展在个体与类的关系上表现为个体与类之间矛盾的消解，在个体身上则表现为每个个体在各方面充分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在个体身上先是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根据韩庆祥教授的研究，人的能力应该包括“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自然力’和社会能力”“‘潜力’和现实能力”“体力和智力”[89]。由此可见，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充分发展。但在人的诸多能力当中，最重要的是人的劳动能力。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却又与动物相区别，根本原因就在于人能够通过劳动有意识地改变自然。动物只能在自然为它们划定的范围内被动地生存，而人却懂得利用自然赋予自己的力量，即通过自然力来对抗自然力，在依赖自然的同时着手改造自然，使之更加符合自身的需要。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劳动能力的成长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在外在的方面表现为自然被人类更大程度地利用和改造、社会产品的不断丰富，而内在方面则体现为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人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改造着人自身。在人的依赖阶段，人的劳动能力只是一种原始的丰富的能力，它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直接相关，那时一个人似乎可以从事许多工作，不过那些工作都是属于简单的、初级的劳动生产；在物的依赖阶段，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了发展，但却是一种被私有制和旧式分工异化了的片面发展，“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90]。只有进入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阶段，人的劳动能力才能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旧式分工被废除的条件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而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将进一步激发人的潜能、提高人的体力和智力，使劳动者不再因为机械单调的劳动变得痴呆和愚钝，人将在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完整地确证自己的本质，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人的全面发展还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通过社会来表现自己，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1]。社会关系和自由自觉性一样，都属于人的本质，人不仅需要发展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同时还必须丰富自己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基本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是人通过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不同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关系。“人的能力发展固然是人的发展的最重要内容，但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92]人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不可能形成全面的能力，甚至无法被称作人。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逐步达到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的依赖阶段，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把人限定在狭隘的区域内，生产力的不发达所造成的交通落后也阻碍了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在物的依赖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往出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浪潮之中，但这种大范围的交往是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只有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既摆脱原始的丰富性，又超越物化所形成的片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93]。全面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进行共同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关系超越了物的依赖阶段由少数人掌握生产资料形成的社会关系，以一种自由的社会关系取代强制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使得每个个体真正能够充分自由地享受世界历史带给人的发展机遇，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把自身的发展不断提高到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