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
人性问题在西方社会是一个从古至今被众多思想家谈论的问题，马克思也始终对人性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不同的是，以往的思想家时常从神学的角度或者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来解释人性的性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应该具有现实性，必须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角度来理解人性的内涵和特征。通过将人性问题置于社会生产方式中来考察，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性的起源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状况问题，丰富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体系。
（一）生产方式是人性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明确地阐述了研究人的问题应该遵循的原则，他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23]这就是说，谈论人的问题尤其是人性问题的时候，不能离开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凭空想象，只有结合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正确地理解特定历史时期下人性的具体状况。人的属性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实际上代表着人性的两种可能的表现方式，在阐述生产方式对人性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人的这两种属性作一个简短的说明。
人的自然属性主要反映了人同自然界其他生物的一些共同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24]要正确理解人的存在，就必须把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来看待，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一员，在生理等方面同样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人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就不能缺少维持人体各个器官正常运转的生活资料，也正因为出于对生命的维持和生活资料的获取，人类才有了不断改造自然的动力，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它还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必须做出的一种行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当时的人们往往过的都是食不果腹的日子，人的体质相对较差，寿命也不如后来的相对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所能达到的平均寿命。这就说明，人体一旦离开了必要的自然物质的补充，就无法维持自身正常的活动。“人是具有自然属性的（有时也被称作自然本质），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这点的。”[125]恩格斯曾经明确地指出，人类不论怎样发展，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的身上终究还是带有来自自然界的一种兽性，这种兽性应该被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完全消除这种兽性是无法做到的，人类只能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控制自己的兽性。对人性问题的研究和关注，不能离开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关注，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本性，没有自然属性的人不能称其为人，那只能是一种在神话中才能创造出来的事物。
除了自然属性之外，人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属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单纯的自然属性不能构成完整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6]。人必须通过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命需求才能维持个体的存在，这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然而，一个人要想从头到尾都靠他自己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懂得要结成一定的群体或部落来获取生活资料和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即便到了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想脱离社会，不与他人进行信息、产品等一系列的交换活动而求得生存，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和他人不断地打交道，最初是和自己的父母、亲人，之后逐渐扩展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人的语言能力和基本的行为习惯都是在人与社会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习得的。马克思曾经谈到真实的共同体时，就很明确地表示了共同体或者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127]。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也只有在共同体中才有实现的可能，脱离了共同体和社会环境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那样的人不存在追求自由或者被解放的需要。马克思一直强调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为的就是要给每个人都创造一个全新的、适合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摒弃以往那种用虚假的观念和制度掩盖人剥削人的事实的虚幻共同体。“所谓社会就是指个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相互依赖的关系。”[128]因此，人的社会属性也是人的存在的一大特征，缺少社会属性，人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的动物发展水平之中，甚至在许多生物的本能方面，人还不如动物来得强大，正是人的社会属性使人与人之间联结成相互作用的个体，并且这种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意义要超越自然界的其他任何生物。
人既然作为同时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生物，那么人在行为的可能性方面就会同时受到这两种属性的导向，人性就有可能呈现不同的状态。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天生就具有满足自身需要的行为倾向，这种行为倾向使得人们主要为自己的生存做打算，人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往往表现出自私的一面，这是人类历史中可以看到的现象。有些哲学家，比如费尔巴哈就特别强调自然属性对于人性形成的作用。“费尔巴哈认为人从根本上说是自然存在物，所以，人的物欲和两性欲望就是其一切属性。”[129]费尔巴哈的观点当然有些偏颇，但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对于人性形成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的自然属性在人性的自私方面所具有的驱动力量。古希腊哲学家也曾指出，人是迫于肉体的需要而赚钱，“是为发财而奔走的奴隶”[130]。在自然属性影响下的人性主要表现为获取能够维持自身生命的生活资料以及从事能够为自己带来利益的事情的强烈欲望，它将人性中自私性的一面呈现在日常的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之中。反观人的社会属性，它给人性带来的则是与自然属性完全相反的导向作用。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的个体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地存在，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有机地结合成群体，利用群体的力量来发展自身，“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自然异在物即社会存在物”[131]。社会存在物的特点就要求人们不能只考虑为自己谋利益，个人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做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必须要顾及社会中其他成员的相关利益，如果每个人都一味地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甚至总是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的话，那么整个社会中的任何群体无论是大是小都将无法维持下去，社会的秩序将陷入一种十分混乱的状态，个人的生存就将失去群体的保障，人类整体也极有可能走向覆灭。因此，社会属性要求人们在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必须为他人和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维持他人和社会的存在就是维持自身发展的条件。正如在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人们不仅要得到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132]。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生产部门都不可能在原料或者其他材料方面完全依靠自给自足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其他人生产商品，以维持整个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在社会属性的引导之下，人们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以及如何维护社会其他成员的存在和发展，人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表现为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性质，即利他性，这是与人的自私、利己的一面不同的一种人性。
通过以上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性既有可能表现为自私性的一面，也有可能展现出利他性的一面，单纯地把人性归结为善或恶的观点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正是敏锐地看到了人性这种潜在的两面性，才没有像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把对人性的解释诉诸神灵的指示，也没有像类似于费尔巴哈那样的旧唯物主义者一样把人性归结为简单的吃喝以及其他自然的生理活动。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性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人性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表现？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可靠的答案。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33]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于人性的认识。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表现为一种怎样的性质，这取决于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存在情况。人性在特定历史时期会偏向自私性还是利他性，取决于人们能生产什么以及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强大生产力，这个社会在“生产什么”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按理来说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应该推动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引导着人性朝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一种利他性的方向发展，可现实中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建立在大多数社会成员被强行剥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里的基础之上，这样的生产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的长期恶化却给人性的发展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西方传统人性观将人看作是与物无异的既定性存在，人性一旦形成，就是永恒不变的。”[134]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把人性看成是随着人类生产方式变化而变化的事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尤其是资本家的人性之所以表现出贪婪、狡诈等一系列自私的性质，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具有压迫性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虽然给予了个体相对于以往阶级社会更多的人身自由，但它在给予个体表面上的自由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来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承认财产归私人所有，实际上是把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对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剥削合法化，将社会成员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的是少数人对财富的控制，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少数人对于财富的追求陷入一种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当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的时候，德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135]“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经济人性赤裸裸的发挥过程，一切人、技术、机器等都要围绕经济人性的发挥服务，是一种反主体性、反道德性和反人类目的的过程。”[136]由此可见，虽然人性具有自私性和利他性这两种潜在的可能性，但真正引导人性走向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对人性的具体表现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
（二）人性异化对商品拜物教的影响
“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概念，当时马克思用异化来说明工人的劳动状况，即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一种异于工人自身的力量和工人相对立，并以此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强烈的道德批判。虽然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较少地直接使用异化一词，但这并不代表他摒弃了异化这一概念，也不能认为当时异化一词的使用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仍然对异化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只不过这时的马克思更加注重从经济的角度对人性的异化问题进行科学系统的论述，以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性异化的后果，先是表现为它加深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列出一节来进行分析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137]的确，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角度来观察，它不过是具有某些特定功能，能够满足需要这些功能的人的需求的物品。在这一点上，商品似乎和其他的劳动产品甚至自然的物质没有很大的区别，不论是人们生产的用于自给自足的劳动产品还是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得的未经人的任何加工改造的自然物，只要它们在功能上能够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需求，人们就可以认为它们是在性质上相同或相近的东西。即使从劳动的具体内容来看，商品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这些劳动不过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138]。改变物质形态的过程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任何直接参与具体劳动过程的人都需要在劳动中消耗自己的体力、脑力来完成产品的生产，这一过程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可捉摸之处。可见，如果从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劳动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我们无法看出为什么商品会披上一层类似于宗教的神秘的面纱。(https://www.daowen.com)
那么，商品的神秘性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引起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从劳动的社会性角度进行。商品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劳动产品，是因为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必须是一种能够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交换的目的是交易双方能够各取所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交易双方就必须承认对方的劳动。这样一来，劳动的具体内容就被排除出去，人们关注的不是每个商品具体的劳动生产过程，而是这些具体的劳动能够转化为多少相等的价值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139]。这种撇开具体的劳动内容而关注抽象价值量的交易方式，使人类的劳动最终通过一种物的方式表现出来。商品交换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劳动的联系，是一个生产者同他自身之外的其他生产者的交往，但是具体的劳动一旦被转化为价值量、变成社会劳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就会被掩盖，“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40]。
当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种物的关系的支配。物的交换过程和人们之间直接的社会交往不同，人们直接的社会交往需要关注具体的交往对象，交往对象性质的不同会让人做出不同的行为；而物的交换关注的是一种抽象的价值量，在交换的过程中，价值量的大小是被关注的问题，而创造出这些价值的每个具体的生产者则受到忽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141]每个人都希望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价值，因为一旦拥有了价值，就可以通过它交换任意的自己需要的商品。诚然，在一切有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社会中，商品拜物教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负面的作用，“商品包含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客观矛盾”[142]。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性异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极大地加深了商品拜物教对于人类的负面影响。由于资本主义是一个生产资料私有占有的社会，这样的生产关系无时无刻刺激着人们利用一切手段获取更多的价值，因为一旦自己手中积累了大量的价值，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就能得到稳固，不仅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能通过自己掌握的价值即财富来控制他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拜物教的考察，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资本家人性异化的根源，从而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无产阶级是人性异化的最终承受者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14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人性贪婪、自私的一面呈现出来，而人性中利他性的一面则受到压制。从表面上看，资本家似乎是人性异化过程中明显的受害者，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性异化产生的对价值、财富无限追求的贪婪的欲望在资本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事实上工人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异化影响最深的对象，资本家自私自利的人性、对于价值和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最终都是把他们所得到的满足建立在工人的痛苦之上，无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性异化的最终受难者。对于不断扩张的资本来说，工人只是“一个特殊的实物形式”[14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工资、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详细地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性异化的资本家、人格化了的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仍然是一个非人道的社会的事实。在对工资的论述方面，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表面上的平等作辩护的企图，揭开了工资的神秘面纱。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交易市场上，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这种形式购买到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这看上去似乎是十分正常和平等的交易，“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145]。然而，工资所支付的实际上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劳动的价格”。马克思指出，工人如果能够不依赖于资本家而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独立、充分地发挥的话，就不会像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被迫进入商品市场，不得不在商品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的价格”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撰出来的虚假的概念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所谓“劳动的价格”看上去让人觉得工人在为资本家进行劳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劳动都得到了报酬，而资本家实际上给予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即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是高于劳动力的价值的。所谓“劳动的价格”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混淆视听的手法，它掩盖了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它把工人的一切劳动都归结为得到了报酬的劳动，而工人得到的其实只是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146]
既然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那么在商品的实际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所获得的新的价值就必须大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工资即劳动力价值之和。只有这样，资本家在预付了货币之后才能取回更多的货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147]马克思认为，新增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不会从资本家所购买的生产资料之中产生，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被转移到新生产出来的商品之中，这个价值的转移过程不会产生出新的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只有可能由劳动力的使用引起。马克思举了棉纱的生产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创造。棉纱的生产需要棉花和纱锭，资本家分别用10先令和2先令从市场上购买了棉花和纱锭，假设当时市场上劳动力每天的价值是3先令，工人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将价值10先令的棉花和价值2先令的纱锭转化为棉纱，也就是说工人只要工作6小时就可以补偿资本家为自己所支付的工资，“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148]。但是，工人如果每天只工作6小时的话，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只有棉花的10先令加上纱锭的2先令再加上劳动力的3先令即15先令，这才刚好等于资本家所预付出去的货币的价值。“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149]这样的生产过程对于期待取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重复这样的生产过程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使资本家得到的新的价值等于预付出去的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的是要让资本家获得巨额的剩余价值。然而，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劳动力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150]。还是以棉纱的生产为例，劳动者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为每天3先令，劳动者只需要劳动6小时就可以创造出这3先令的价值，如果资本家只让劳动者每天工作6小时的话，资本家是没有利润即剩余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把工作时间增加到12小时而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变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只要12小时的工作是人体可以承受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显著影响人体健康的，那么每天3先令还是可以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资本家仍然只要付给工人3先令的工资就可以让工人为其劳动。于是，工人在增加的6小时的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窃取了。“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151]延长劳动时间是资本家最初剥削工人、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述了工人工作日的状况，揭露了人性异化的资本家在疯狂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表明了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人性异化后果承担者的事实。马克思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152]在人类发展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只要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享有某种特权，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的获取权，这部分人就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强迫他人替自己劳动，从中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上的非特权阶级都或多或少地将自己的劳动力交给特权阶级使用，奴隶主或是封建主都在不同程度上占有了被他们统治的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属现象。
但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153]。对于使用价值的追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需求的限制，而对于交换价值的追求则是无止境的，因为对于交换价值的追求可以通过G-W-G过程无限循环，而且交换价值彼此之间不像使用价值那样有着质的区别，交换价值只有量的差异，这些都成了资本家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因。而在资本主义早期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追求绝对剩余价值则是资本家人性异化的主要表现。人性异化的资本家对劳动时间的延长给工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19世纪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虽然后来经过工人与资本家的一些斗争，工作时间减为10小时甚至8小时，但仍然存在一些工作时间不受法律限制的部门。工作时间长加上工作环境的恶劣，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在法律监管不严的部门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寿命往往都不长，过度劳动让工人阶级失去了身心的自由。“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54]人性异化的资本家们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还想出了早晚班交替这样的工作制度，他们让妇女甚至是未成年人上夜班，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的发展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在资本主义造成人性异化、资本家攫取绝对剩余价值的背景下，工人不仅贫困，而且时常连最基本的身体机能都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持。
在批判资本家早期无节制地延长工人工作日的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生活的影响，但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为人性异化的资本家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服务的，工人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面前实际上遭到了资本家更大程度的剥削。“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155]维持工人生命正常运转的商品价值的下降最终导致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资本家在工作日不变的条件下缩短了工人用以补偿资本家为工人所支付的工资的劳动时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被大量地延长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为更加隐秘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人性异化的社会里，不论是延长工作日还是改进生产技术，目的都在于“使对劳动的剥削得以加强”[156]，资本家的人性出现了异化，但他们起码还占有了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受剥削和贫困的状态让人们看到无产阶级才是人性异化后果的最终承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