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到了近现代才被思想家们讨论的问题，古往今来中西方各个时期的思想家均有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马克思在充分地吸收先前思想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唯物辩证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其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论目标不仅尖锐地指出了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一理论目标也应该成为当今社会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为人类提供了有效解决人与自然之间问题的途径。
首先，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其优先性以及对人类发展的基础作用毋庸置疑，没有自然界这一客观的物质存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便无从谈起。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家往往把世界的本源看成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认识导致唯心主义哲学家忽视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研究，他们时常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宗教或者纯粹的道德问题。黑格尔在研究自由问题的时候，虽然看到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即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必然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但遗憾的是作为唯心主义代表的黑格尔追求的终究是精神领域的自由，他所指的必然同客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规律还有着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在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扬弃黑格尔哲学当中唯心甚至反动的成分，与此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确立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将自然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之上即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也曾指出，人的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的实现需要人类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1]。人的生存和发展要以自然界的物质存在为前提，盲目超越自然的物质基础而追求的自由只能是幻想中的自由，“人，只要他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2]。
对于自然界的基础地位和优先性的认识，从马克思早年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这一对于自然的观点应该是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的虚幻性，认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异化，人通过自身的精神活动创造出的神的形象反过来压迫人自身，宗教颠倒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真实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创造了神这一客体，却在精神上和行为上遭受客体的操纵，这一反客为主的现象是费尔巴哈所极力抨击和批判的。为此，他主张回归人本身、回归自然界。费尔巴哈主张正确认识人必须要以正确认识自然界为前提。他指出自然界并不是什么神的创造，而是原先就已经独立存在的实体，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不是由任何的宗教理论来描述和说明，只能由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明自身的存在和变化。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不是自然之外的任何事物进行创造的结果，自然界有其独立的地位和特征，它不依赖于别的事物而存在，其优先性不容置疑。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和赞同。马克思当时指出，费尔巴哈关于自然的论述虽然篇幅不算大，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的哲学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甚至“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3]。费尔巴哈还通过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来说明自然界对人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人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先考虑吃喝问题，而吃喝的对象来源于自然界，没有这些对象的存在人类就无法获取食物来源，费尔巴哈认为缺少了吃喝对象的人不能被称为完整的人，自然界尤其是自然界提供的可以维持人生命的食物应该被看作是人的本质、人的另一个自我。费尔巴哈以水为例来说明自然界对于人的重要性。他指出，人体中流动的血液所含有的水分都是从自然界中得来的，如果没有可以供人饮用的水，人的生命就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因此，他认为自然界应该被当作人的本质来对待。
马克思曾经指出，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的研究视角令他不能满意，但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以及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从维持生命的角度将自然界看作“人的无机的身体”[4]，而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阐述自然界对于人类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一个自然基础”[5]。自然界的优先性和基础性作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不可能依靠把自己的同类当作食物来存活，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虽然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其基础性作用并不因此而改变。自然界作为基础同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在劳动生产方面缺乏许多必要的经验和技术，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十分落后，那时不仅大多数人都从事直接的劳动生产，而且劳动产品也多属于直接从自然界获得的未经人类加工过的物质。人类发展初期没有采掘和锻造之类的技术，只能通过捡拾树枝和石头等自然物质来生火取暖或者抵御凶猛野兽的入侵。马克思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时期自然对于人类生存的重大意义，他将自然条件分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6]。其中，对于人的周围的自然又可以分为两类，即直接的生活资料来源和可供人类进一步利用的劳动资料来源。直接的生活资料取决于某个地区土壤的肥沃程度以及水质状况等因素，很显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本身的自然条件以及直接生活资料的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不同地区人的发展水平。因为此时的人类没有什么先进的劳动工具，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参与到劳动之中，人与劳动对象通常是直接接触的状态，人种素质的高低时常对劳动生产率构成影响，这尤其表现在人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过程中。至于能够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活资料数量的多少，则更是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生活在物产丰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获得维持自身生命的必需品，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于其他地区发展水平更快一些。
当人类摆脱了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之后，自然界中可以被人类用来提高生产水平的劳动资料就占据了比生活资料更加重要的地位。金属资源、煤炭资源等不论对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资本主义工业还是现代工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马克思指出，土地的肥力所提供的直接生活资料的多少虽不能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完全没有影响，但其影响力相对于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已经大为降低，我们已经不能断言“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7]。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已经提高到以往社会形态下不可比拟的水平，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大幅度的增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人类更多地是利用自然界提供的劳动资料来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以此创造出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劳动产品。地理水文条件的利用、森林以及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人类发展的较高阶段人对自然的依赖方式。“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马克思在论述自然的基础性作用的时候，既吸收了费尔巴哈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合理成分，又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各种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给予了自然这一客观存在的实体更为清晰的定位，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
其次，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并不停留于自然的基础性作用，人与自然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人以实践为中介同自然产生各方面的联系，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自然就已经不是某种纯粹的自然，而是打上了人类实践活动烙印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确认人本身的自然即肉体组织，还应当注意到“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9]。也就是说，人虽然来自自然界，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在面对自然时不是单纯的被动状态，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同自然发生多种联系。
人在面对自然时具有能动性的观点在马克思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得到初步的体现。马克思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位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单从题目来看研究的内容似乎更多地涉及一些客观现象，但实际上这篇博士论文涉及了对人的研究，是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初步表达，也影响着日后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哲学家在认识事物方法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于必然性和原子运动的不同态度。根据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事物的发展只遵循某种必然性，必然性就像上天的旨意一样，它使一切事物都在其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和变化，“必然性是不容劝说的”[10]。同时，对于偶然性，德谟克利特则认为偶然性不过是人们脑海中的幻想而已，它实际上不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必然性对于事物发展和人的命运的规定，偶然性不过是人们希望逃避现实而用来欺骗自己的一种手段。而在伊壁鸠鲁看来，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调似乎有些过于极端了。伊壁鸠鲁认为，人们相信世界上有能够保佑自己的神灵的存在也比只相信物理学家所发现的各种规律来得可靠。因为相信神的人往往还能给自己一些信心，认为有偶然性存在的他们或许还有勇气去挑战命运，从而使事情出现转机。伊壁鸠鲁认为偶然性始终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味遵循必然性将使主体失去控制自身的能力，从而变得任凭外部世界的事物来摆布。在伊壁鸠鲁看来，即使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必然性，人们也可以对其进行认识，并且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自身的命运。“因此，伊壁鸠鲁在解释具体的物理现象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冷淡的态度。”[11](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认识的差异，使得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位哲学家在原子运动学说方面又出现了重大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正反映了两位哲学家对于人的不同态度。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只存在两种运动，即下落过程中的直线运动和原子之间相互排斥的运动，除了以上两种运动之外，原子不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运动。而且原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不仅直线运动，就连相互排斥的运动也是由必然性决定的，在原子运动的背后有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律支配着他们。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除了做直线运动和相互排斥的运动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运动，即原子偏离直线运动，这种运动在伊壁鸠鲁看来恰恰是偶然性作用的体现。伊壁鸠鲁的这一观点在后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许多哲学家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要么认为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离直线运动的观点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要么认为伊壁鸠鲁事实上没有进行什么创新，只不过是在抄袭和复述德谟克利特的哲学观点。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认为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观点并不是什么简单的幻想，原子偏斜运动反映了伊壁鸠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12]。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作出了与以往哲学家们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原子实际上可以被看作作为个体的人，而原子的偏斜运动则是自我意识和意志自由的体现。在德谟克利特的眼里，原子只是一种自然物质，是毫无生命的、完全受自然规律和必然性支配的物质；而在伊壁鸠鲁看来，原子是自在的、有自主运动能力的实体，原子的自由特性使它们不完全受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支配而发生偏斜运动。马克思看到了伊壁鸠鲁哲学中的闪光点，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事实上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伊壁鸠鲁将被长埋的自我意识和意志自由重新唤醒，这一哲学观点“到处都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13]。当时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研究，已经意识到虽然自然规律和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自然规律和必然性面前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安排，人是具有自我意识和意志自由的主体，在现实的世界中作为主体的人一定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博士论文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中，马克思还同时认识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缺陷，即伊壁鸠鲁更多地把意志自由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归结为心灵的宁静。伊壁鸠鲁所追求的，或许还停留在“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14]。这是马克思所不赞同的，马克思当时已经意识到人应该通过与自然界的接触和交换来使自己改变现存的客观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探索的又一部重要的著作。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能够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虽然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同时提到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提出的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论断。事实上，自由自觉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总和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人的本质所作出的阐述，即便在晚年的革命和研究生涯中，马克思也没有否认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观点。人是一种能够进行自由自觉活动的生物，这一观点的提出揭开了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的视角。在马克思看来，人与动物一样来自自然界，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质维持自身的生命，但人与动物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5]。动物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的食物来源，而它们获取食物来源的方法往往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动物通常只能在自然限定的范围之内依靠自身的本能存活于自然界之中，即使动物发生迁徙的行为也只是一种对自然规律被动地服从的现象。而人则不同，人虽然也从自然界之中直接获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但人从来不一味地寄希望于大自然的施舍和恩惠，人天生就有一种有意识地改变周围环境的欲望。人通过自己有意识的活动，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范围，使自然界的各种新事物不断进入自己的视野，这样一来，人就不再是被动地遵循和服从自然规律的生物，而是能够主动发现并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扩大自身活动范围的自由存在物，人与自然的接触要比动物与自然的接触更为普遍也更为复杂。人在与自然进行各种接触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不仅满足了自身肉体上的需求，同时也使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在自身生命得到维持之后，还从事自然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又被人再一次地应用到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之中。人不但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更是把自然界当作自己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在真正意义上把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6]。
人通过劳动生产能动地建立起自身与自然界的联系，马克思认为，对象化的劳动生产活动使人和一般的生物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类存在物。人在改造周围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认识自身、确认自身的存在，并使自身的主体力量得到发挥。自然环境对于人来说不是头脑中单纯的直观反映，而是可以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加以改造的对象。人通过运用自身的自然力对周围的自然环境产生作用，这一过程同时改变了人的肉体、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人周围的自然。不仅如此，人对自然的改造还使人与人之间结成了各种群体，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不是孤立的个体，单个人在广阔的自然界中求得生存甚至对自然进行实质性的改造是一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人除了能够在面对自然时发挥主观能动性之外，还能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觉地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结成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有计划地对自然进行改造，以便使人的生产活动更加具有效率，同时使得自然界朝着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已经察觉到费尔巴哈自然观的缺陷，认为把吃喝等行为当成人的身体机能虽然无可厚非，但决不能把这些行为作为人的“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17]，人不像动物那样被动地面对自然或者只能从自然界获取直接的生活资料，人是具有改造自然的意识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对象化的劳动改造自然的自由存在物，如果只把吃喝或者对自然直观的反映看成人的机能，那就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忽视人的主体力量。
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更是通过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缺陷的彻底批判来说明人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历史不仅包括自然的历史，还包括人的历史，而且自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产生以来，自然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就不可分割，自然成为人的实践活动作用的对象，人通过以实践为中介不断地对自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自然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彼此相伴，互不分离。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独立的，其与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没有太大的关系，这种将自然科学与人类活动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一切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的智慧”[18]。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的基础正是人类长期以来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9]。自然科学研究并不像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仅仅依靠一些人天才的大脑就可以取得进展，而是扎根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过程之中，归根结底在于人们日常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自然科学就不可能获得研究自然所需要的材料，所谓天才的大脑也只能停留于对外部自然的直观反映，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也将因此徘徊不前。费尔巴哈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将导致的后果是，只要他停顿一年，他就会发现之前他通过纯粹的感性直观所认识的自然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他的感性直观能力在新的自然之中将大为地弱化，“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20]。
马克思还列举了樱桃树的例子来说明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樱桃树并不是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在他所居住的地区，而是因为人们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才把樱桃树从别的地区移植过去。费尔巴哈通过所谓的高级感性直观看到的世界不是一直以来就以某种固定的状态存在的，而是受个体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社会制度的影响不断改变的，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某一时期，它伴随着各个时代人们的劳动生产活动。费尔巴哈认识事物的那种感性直观的方法无法理解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概念，他也只能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甚至是某种天才的构想来理解现存的自然界，只有人类足迹暂未到达的地方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才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而这样的自然早已不存在于费尔巴哈生活在其中的周围世界。马克思主张不仅通过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而且更要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1]。人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不仅遵循自然规律活动，更能够在实践中利用自然规律改变周围的自然环境，将自然逐步改造成人化的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生活的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
再次，马克思认为步入现代社会以来自然环境出现问题、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解，使自然重新获得解放。“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是一部增长机器。”[22]的确，马克思也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其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创造了资本主义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效率得到提高，手段也变得比以往丰富。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人们满足日常的基本生活需求有时都是一件困难的事，而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发展之后，农业、纺织等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技术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各种日常食物和生活用品都可以在高效率的情况下大量地被人们生产出来，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也使得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资本主义确实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人类提供了更好更有效率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法，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较大范围内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寿命得到了提升，疾病发生率也比以往有了显著的降低。从这样的角度一看，人的生存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自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人类充分利用。“似乎我们已经掌握了炼金术士的秘密，知道如何将贱金属变成黄金。”[23]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取得的成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所有的问题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顺利得到解决。然而，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高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带来的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利用能力，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因此获得大幅度的提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在广阔无边的自然界面前，人类不再是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处于挣扎状态的生物，人类似乎成了自然的主人，自然界的一切都逐渐变成人类社会工业发展攫取的对象，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敬畏自然转变成通过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力越强，所引起的环境变化就越大，其结果也就越不可预测。”[24]资本主义自从其原始积累阶段开始就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大规模的破坏效应。在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并且把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发动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完成圈地运动的资产阶级在扩大生产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在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上大肆开展畜牧业生产，这种纯粹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直接导致了当时许多水草丰满的土地变得寸草不生。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只注重粮食产出给农场主和资本家们带来的利益，而土壤肥力的损耗则没有人去关心和过问，“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使得森林资源这种人类共同的财富资源也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马克思在早年批判林木盗窃法时就已经指出，当时德国的制度是少数私人利益的保护伞，在不平等制度的条件下，森林中各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树木都是贵族和资本家们的专属品，而对于穷人来说，即使捡拾掉落在地上的枯枝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后期的研究中，马克思更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对森林资源的巨大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每个资本家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快速地实现整个生产过程，尽可能地以最快的速度将从自然界中获取的物质加工成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产品。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使得资本家根本无暇顾及对森林的保护，更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去促进森林资源的再生，即使他们有计划这样做，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快节奏的生产方式也会使他们很快就打消这一念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提升了人类的工业文明水平，但其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然造成大规模破坏甚至摧毁自然环境的手段。相比资本主义社会对森林资源的无休止利用来说，其对森林等自然资源所作出的尝试性修复根本不起作用。马克思曾经在描述卡尔斯巴德状况时指出了森林资源被破坏带来的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如1872年）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26]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提到了森林资源被破坏给自然界和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他指出，人类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许多山地都成了不毛之地，这些山地因此失去了积聚水分的手段，一旦暴雨的时节来临，山洪便如猛兽般地冲击人们居住的平原地区。森林资源被破坏还导致了气候异常变暖，这不仅影响了人类的居住环境，还造成地球上一些物种的灭亡。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时刻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自然界在遭受人类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之后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报复人类。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若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必须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把自然界纳入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考察范围。因此，他是站在废除私有制的高度上，提出了解放自然界的问题。”[27]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比以往和同时代的理论在自然问题上更加具有深度的原因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将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深入社会制度的层面，从而为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持。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28]。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依靠自身掌握的强大的生产力将自然从原先崇拜的对象变成为自身牟取利益的工具。事实上，自然被人类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后果，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对利益的无限追逐和人性的异化。在当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并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美国学者利皮特指出：“资本主义必须以扩张求生存，这就好比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必须保持前行以维持平衡一样，以积累为主要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扩张。”[29]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建立，使得生产资料被少数的资本家占有，劳动生产活动创造出的价值由资本家来分配，各个资本家为了使自己获得高额的利润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参与市场竞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家们来说，利润增长就是唯一的目的和任务，其他一切都是为利润增长服务的手段和工具。在这种生产方式背景下，一旦资本家发现市场对某种产品需求旺盛、某种产品的价格处于上升趋势，就会想方设法地扩大企业的产能，以更多的产品来占领现有的市场。而产能的扩大往往意味着耗费更多的自然资源，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产能过剩还带来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带来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反而使自然不断遭受新生产力的破坏。难怪马克思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30]马克思主张以共产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没有人拥有剥削他人的权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为了个人利益的市场竞争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为了满足人的正常需求而不是为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因此，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科学、合理的过程。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包含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其中的经典论述、所运用的分析方法都是同时代的其他理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理论内容在今天依然蕴含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需要我们坚持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