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人实现自由和解放必不可少的命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要落到人与自身的范围内，自身不和谐的人即使外部和谐也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通过继承和批判前人的思想，从物质劳动生产、精神生产等角度论述了人自身的现状以及实现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途径。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劳动价值等理论的重要来源，其中的一些观点对于马克思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亚当·斯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其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突出贡献，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劳动价值论的形成都与斯密的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密首次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54]斯密从效用和购买力两个角度来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当价值用来表示某个物品对于使用他的人的效用时，价值可称为使用价值，换言之，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需要。而从购买力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值则是当人们拥有某种商品时，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该种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能力，商品的价值在此时表现为交换价值。斯密同时还注意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有的东西本身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但却没有人愿意拿别的东西与之交换，或者这种东西由于一些原因无法与别的东西相交换，这样的东西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交换价值。而对于另一些东西来说，看上去似乎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多少使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的使用价值，但这些东西却可以与很多别的东西相交换，有时还需要用大量的别的物品才能换取，这样的东西虽然没有使用价值或者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被人使用，却在购买力方面显示出其巨大的价值。斯密通过水和金刚钻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他指出，水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最广泛的物品，人的生存和工业生产都少不了水资源，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会用别的物品去和他人交换水；反观金刚钻，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得很少，甚至很多地方根本用不到，它却具有很大的交换价值，人们愿意付出大量的其他物品与之相交换。斯密在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过程中，看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认为交换价值并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这是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他克服了以往经济学家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缺陷。但斯密本人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缺陷。斯密在探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时候，不是从商品的二重性出发，而是对以往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进行整合，对价值一词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斯密认为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斯密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潜在地将商品和一般的劳动产品以及自然物等同起来，忽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背后的因素。而斯密提出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可能具有交换价值的论断，则彻底暴露了他在理解商品性质方面的理论缺陷。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以其使用价值作为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也不会有人愿意拿别的物品去交换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斯密在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时，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而没有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的。当然，斯密在这一包含缺陷的见解中还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斯密在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配第曾经指出：“一百个农民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两百个农民来做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55]斯密继承了配第的观点，并且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56]斯密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且相对于配第的观点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配第虽然也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但他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存在于金银开采活动之中，其他领域的劳动未必能够直接创造价值。斯密则不同，他将劳动对价值的创造作用扩展到一切生产领域，认为一切生产领域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否定了配第的只有开采金银劳动创造价值以及以往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导致每个人通常只生产一种或某几种产品，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如果一个人要想得到其他的生活用品，就必须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相交换。每个人为自己生存而劳动的同时其实也是为他人劳动，人与人之间商品交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劳动量的交换，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取决于使用价值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虽然斯密后来在解释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陷入了混乱，但马克思还是对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斯密看来，创造价值的不是某些生产部门特殊的劳动，而是“一般社会劳动”[57]。李嘉图后来在对斯密的批判过程中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购买的劳动，而是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属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58]。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在论述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时，都是主要从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劳动，将劳动仅仅看成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劳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只是作为一种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59]。劳动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恰恰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忽视的问题，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劳动过程不是一个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反而是一个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通过牺牲自身的自由、幸福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的过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人在劳动过程中是工具，把他人当作实现商品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也把自己贬低为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工具，用来实现他人的目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处于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目的，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考察，只是从社会表象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而没有很好地关注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劳动对人的发展的重大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将人的个性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去，并把被抽去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60]。
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并不只将劳动看作是提升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他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来研究，认为人应该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自身各方面的能力，使自身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丰富，最终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61]。(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从人与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和特性。一个种、一个类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反映了这个种和类的特性，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过程，人在劳动过程中将自身与其他的类区别开来，通过劳动发展自己，达到自身和谐统一的状态。马克思指出，人依赖自然界生活，但人的活动范围远远比动物来得广泛。自然界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人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不仅把自然物质转化为人的肉体，而且逐步认识自然，将自然界变成“人的精神的无机界”[62]。自然界起初只是作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对象，但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的对象化劳动过程，已经不再仅仅把自然界作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对象，而是在劳动中不断认识自然，发展出自然科学和各种艺术，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象化自身的意识，通过劳动使自身的意识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提升自身的能力，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通过对比人和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别来说明人类劳动是人实现自身和谐统一的过程。对于动物来说，它们的生命活动和它们自身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并不懂得区分自身的生命活动和其他活动，动物所进行的生命活动目的仅仅在于维系自身肉体和生命的存在。而人则不同，人除了进行直接的生命活动之外，他还能够在劳动过程中有意识地去认识自身的生命活动，这样一来，人进行生命活动的过程中实际上不只是维持自身的生存，这一过程更是人将从外部世界获取并经过意识加工过的想法再一次通过劳动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这些过程的实现既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又是人不断丰富自身内部世界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由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人将自然进行人化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人自身，使自身在肉体和精神方面得到发展。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的生产活动与人的劳动生产不同，动物的生产只生产和自己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是一种本能的不带有改造外部世界意识的活动，动物的生产活动无法给自身带来质的发展。总之，“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63]。
因此，马克思认为人将在有意识的对象化劳动中实现自身的和谐统一，他对于劳动的理解不同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并不认为劳动是对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牺牲，相反，人正是通过劳动确证自身的存在和力量，以此实现自身的发展。人的劳动不像动物的生产那样完全依靠肉体的支配，人在个体自身暂时没有肉体需要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生产，这样的生产活动既是对自身能力的锻炼，又是为社会其他成员的发展贡献力量。从生产的结果来看，动物的生产只是再生产出自身的肉体，维持生命的存在，而人的劳动生产除了再生产自身的生命之外，还提升了精神境界，甚至再生产出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客观外部世界。动物的生产过程是被迫进行的生产活动，而人的生产则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不同的尺度生产出自身或其他社会成员需要的产品，不同尺度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使得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更加统一协调，人在劳动中不断地使自身走向和谐统一，“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64]。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的劳动过程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劳动这一本应是促进人实现自身和谐的过程，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异化劳动。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生产的主体，劳动产品由工人创造，但占有生产资料的却是少数资本家，资本家利用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地位，将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变成资本家个人的私有财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唯一能够出卖的劳动力为资本家生产劳动产品，在工人通过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巨大财富和价值的同时，自己得到的却是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微薄的工资。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劳动产品，而他们自己却不是对象化劳动结果的占有者，劳动结果即各种劳动产品在工人面前成了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工人创造出的劳动产品越多，他自己就成为越贫穷的人，至少与资本家相比，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资本家只要付出很少的成本便能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大量占有，工人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断贬值。工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存在，这不仅是对工人的肉体，也是对工人的内心世界即精神的摧残。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甚至时刻处在资本家的监视和控制之下进行劳动，这使得工人和外部世界即自然界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导致工人不断在内心否定自己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借助于资本家提供的生产资料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然而，这样的生产过程绝不是出于他的自愿，工人越是与自然界进行频繁的物质变换，就越感到外部世界超出他的控制范围，就越有可能在内心世界否定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自由的、促进自身和谐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自己的肉体进行打击、摧毁自身精神世界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不会被工人当作一种促进自身和谐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束缚人的身心发展、对人进行奴役和压迫的过程。工人一旦开始劳动，便感到不自在，因为他知道他的劳动是在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创造财富，自己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劳动过程只是为了维持自身和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5]。工人在异化劳动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从意识和行为的统一体变成受人操纵的工具，工人在资本家的眼里仅仅被当成工人而不是完整的人来对待，工人甚至只有在进行吃喝等与动物没有什么差异的行为时才感到自己的身心是和谐自由的，人的机能由此被降低到动物机能的层面上，劳动从人的本质变成了仅仅是维持人生存的手段。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身心遭受分离，人自身的和谐处于分裂的状态。
若要克服人自身分裂的状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66]，推翻那些使人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生产关系。可见，马克思是结合人与社会的关系来探讨人与自身如何实现和谐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共同体中，人的个性实际上是被蔑视的，因为在以往的共同体之中，个人是作为阶级成员而不是作为能充分发挥自由个性的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异化劳动反映了虚幻共同体中不同阶级成员利益相互对立的状态，对于结成不同关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双方的利益是存在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结束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人与自身不和谐的状态，“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67]。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自身在劳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不同的。在没有剥削的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们主要是直接地面对自然，将自然界作为使主体生存得以实现的对象，这时的劳动相对阶级对立社会中的劳动较为自由，但人们同时也是以公社成员的身份面对自然，即便一个人在当时可以从事多项工作，他的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还不发达，人与自身处于一种原始的丰富性之中。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不论是奴隶劳动还是雇佣劳动，劳动始终都是一件让被剥削阶级感到不自由的事情，劳动在阶级对立社会中是异化的，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属于“外在的强制劳动”[68]，被剥削阶级只有在不劳动的时候才能感到自身是自由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虽然已经使人自身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发展，但这种劳动的形式仍然是异化的和歪曲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创造的巨大财富将成为炸毁它自身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所形成的联合对于人来说是异己的，只有在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建立的新的共同体才能为人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和谐创造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但这一经济性质的运动与以往其他带有经济性质的运动不同，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第一次自觉地消灭以往自发形成的社会状态，将社会生产力自觉地置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控制之下。个人不再以阶级成员的身份为中介而是真正以个体本身参与到真实的共同体之中，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为人自身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取代剥削阶级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不再把生产劳动强制地推到部分人的身上，生产劳动届时将成为每个人全面发展自身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69]，人将在属于人的本质的劳动中实现自身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