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的各项事业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更是被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实践所证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各项解放事业，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政党，其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干部都是从人民中来，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其内部成员拥有超出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背离人民群众的人没有资格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必将受到党和人民的审判。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70]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成立以来所做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任何超出人民利益甚至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必须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各项基本权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之前，中国也曾出现过各种类型的政党，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也有一些维护封建官僚政治的政党。这些政党之所以最终没能领导中国人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并没有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甚至有些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矛盾的。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把谁作为目的、谁作为手段，是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能够长期得到人民拥护的重要因素。
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劳动人民五千多年来为这个国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产，然而，直到近代中国，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演进是劳动人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的结果。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始终把人民当作统治的对象和实现本阶级利益的工具，广大人民群众直到近代都没有获得真正的主体地位。就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维和统治策略来看，人民更多地被当成一种责任主体而不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具有创造精神的主体。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人民强调的是服从，不论是保疆戍边还是发展社会生产，人民都被作为统治者使用的工具来看待，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国家存在而服务的。同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习惯于将历史的发展进步归功于自身，夸大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使得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人民在旧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没有成为发展的目的。可见，在旧社会尤其是近代中国，“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71]。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人民的历史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邓小平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7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各项伟大的革命和改革事业，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把人民的利益摆在一切利益之上，使人民从手段变成了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仆后继；在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积极献身于社会主义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历史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唯一的领导核心。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统筹兼顾，人民群众才能得到最大的实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处于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各项事业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各项事业才能顺利进行。(https://www.daowen.com)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领导是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被历史实践证明和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明朝中叶以来封建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逐渐被西方国家超越，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利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也使当时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的各项制度，他们注意到中国之所以在19世纪落后于西方国家，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的侵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使得当时国内救亡图存情绪空前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变当时中国政治的运作方式，中国才能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他们积极宣传西方的理论，希望通过改变君主专制制度来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然而，维新派所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他们过多地把变革的措施建立在照搬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没有打算从根本上革除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甚至将变法的希望寄托于封建统治者身上。维新派发动的变法运动从本质上来说也算不上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们没有推翻封建君主统治的勇气，只是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一些政治模式来限制君主的权利，这样的模式既不可能得到封建统治者中顽固派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当时西方列强的允许，维新变法作为中国人第一次尝试西方资产阶级道路的运动并没有给中国人民争取到应有的权利，也没有使国家赶超西方列强。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也发展到新的阶段，许多提倡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爱国人士逐步认识到不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随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资产阶级的一些理念也逐渐深入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临时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封建特权，给予人民比以往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然而，辛亥革命仍然是一个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没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革命的果实最终被北洋军阀窃取，中国再一次陷入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中国人民最后一次尝试效仿西方制度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同意和国民党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始终企图进行独裁统治，并公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这也标志着中国尝试西方模式道路的彻底终结。从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组建联合政府的最后尝试，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向我们表明，西方的模式和道路根本不可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国需要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自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建设，在几十年来的探索和建设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曲折，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始终保持不变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向着世界经济强国的目标迈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效，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大力弘扬；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公民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已经取得的成就都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才有根本的保证。因此，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