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人的自由和解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新时期，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必然要求，但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还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即我们在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马克思在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过程中，十分注重将人类社会的制度问题和自然界的生态问题结合起来研究。“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是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加剧对立，而对自然的大规模过度的开发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77]生态文明，简而言之，就是指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成为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关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对自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变革各种不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制度因素和其他因素，在发展生产力、改造自然的同时积极保护生态环境，使之不成为日后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桎梏，让人类自身在生态环境良好的社会中实现全面发展。生态文明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的全新文明形态，它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态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意识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成果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生态文明的发展，应该将生态文明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生态文明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基于自身的历史实践活动进行反思而得出的文明成果。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人类刚脱离动物界，人类社会的生产水平和人类本身的智力水平都处于极其低下的状态，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得不时常像动物一样依靠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人类最初进入历史的时候，也是他们刚刚脱身于动物界的时候，那时的人类准确地说还游离于半人和半动物的状态，原始文明在最初的阶段还是野蛮的形态，人类处于半人半动物状态时还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的力量和潜能，在具体的生存问题上可能还不如动物。因此，马克思指出，在最初的历史阶段，自然界相对于人类是一种异己的存在，人类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渺小，臣服于自然界强大的威慑力。人的行为在原始文明的最初阶段时常与动物的行为相类似，“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78]。当然，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意识，开始懂得区分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只不过面对过于强大的自然，人类还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水平对其进行大规模改造，人口的稀少和生产力的落后制约了人类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对自然总体上持有一种敬畏和崇拜的态度，人类虽然已经有了意识和在自然之中生存下去的强烈欲望，但对比弱小的自身和强大的自然之后又时常陷入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所以，在原始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不得不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的变化，在各种自然灾害和飞禽走兽的威胁中求得生存的机会。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使人类将自然看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并在早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出各种图腾进行膜拜，以期获得自然界的宽恕，维持部落和氏族成员的生存。人类在原始文明时期都以群居的形式维持日常生活，在各种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分工往往以性别为标准，个人的劳动在表面上看来是比较全面的，但那至多算是一种原始的丰富性，“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79]。其实，自从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的那一刻起，生态问题就成了人与自然之间潜在的问题，只不过在原始的丰富性那样一种状态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人类还在被动地适应着自然，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影响尚不及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原始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生态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于原始社会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产工具的革新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应用，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显著变化就在于人类已经开始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需求开展土地耕种、牲畜饲养等生产活动，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已经不再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主要方式，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人类逐渐将自然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确切地说，这一时期人类已经有对周围的自然资源进行较大规模掠夺的历史事实，人类活动造成了自然界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不平衡，自然也开始对人类的破坏行为进行报复，主要表现在荒漠化、水土流失等方面。然而，从这一时期的表现和结果来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还未得到充分发展，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程度还是有限的，生态失衡更多地带有局部性，生态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
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蒸汽机等现代机器的广泛应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0]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的社会，工场手工业被现代机器大工业所替代，工场手工业主转变成开办现代大工厂的资本家，在圈地运动等事件中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不断涌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大城市，成为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工业文明提供了生产力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则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开拓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人类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正式向自然界宣战。重型机械的应用使得人类第一次得以大规模地开采矿产资源，促进了化学、冶金等工业的突飞猛进；电报的发明、轮船的使用和铁路的通行极大地扩大了世界各国的交往，为发达国家开辟世界市场提供了便利。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垦和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早已不再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甚至把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和地区都卷进现代工业化浪潮之中。这一时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强大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面前，人类不再觉得自己在自然面前是一种渺小的形象，而是认为人类才是自然和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已经不是大规模等词语可以形容的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可以说已经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然而，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工业文明虽然为人类创造了以往一切世代都无法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未曾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81]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分割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强迫工人进行劳动的最终目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取剩余价值，而且是通过无休止的循环过程不断获取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人类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拥有资本，谁就有权利开发自然，自然界在资本家几百年来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的贪婪活动中，已经变得千疮百孔。直到20世纪，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早些时候将一些高污染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企图把生态危机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身上，然而事实证明，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球之上，用转移高污染产业的方式来逃避生态危机是不可行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生态文明应该成为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经过多年来不断地探索，逐步形成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高度关注生态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密切联系。党的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同时，指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生态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不仅要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实现富裕，还要使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同时，要注意各环节、各方面的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要同国内的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让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样得到全面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则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高度上，更加明确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强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生态领域改革，将资源有偿使用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上议程。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重视表明，生态问题处理得如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大事。马克思指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82]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新时期我们应该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让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更加协调。
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传承。生态文明其实不是近现代人所独创的概念，古代社会文明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包含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合理成分，提高人们保护自然、促进生态和谐的意识。儒家从人道和天道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思想家们认为，天道不可违，天道决定了世间的事物，人道必须与天道相符合、相统一，人不可逆天行事，违背天道的人最终将招致毁灭。儒家主张知命畏天、顺天者存，认为天既不为尧舜禹这样的明君存在，也不会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暴君而灭亡，天道自有其定数，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律，人要对天道怀有敬畏之情，而绝不能与之相对抗。儒家认为，人们在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例如，孟子主张人们的耕作、捕鱼、伐木等生产活动都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进行，切不可违背万物的生长规律或者过度地向自然界获取资源，如果人们能做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那么人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将获得极大的丰收。不仅儒家文化包含着生态文明的观点，道家和佛教也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道家认为，人不仅应该认识自然，更应该主动融入自然，实现天人合一、人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佛教则主张万物平等，众生皆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反映在自然观和生态思想方面体现为爱惜自然界中的一切，尽量过节俭的生活，不因为自己的贪欲和浪费而给外部自然界造成生态方面的压力。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丰富而合理的生态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人们更加了解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史，从内心里更加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同时重视对西方消费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消费社会最早产生于美国。”[83]卢风教授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和资本家就认为，在没有其他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当人们的自然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就会面临滞销的情况，为了不出现生产过剩并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二战”之后，美国的消费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消费主义思潮也从美国开始向全世界蔓延开来，其迅速的传播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受到消费主义这一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消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同时在合理的范围内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宣扬消费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却夸大了消费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们宣称，如果不采取各种方式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那么不仅全球经济将步入衰退的境地，而且这样的衰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事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有刺激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一部分人的消费欲望，才能为社会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消费的停滞在他们看来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噩梦。然而，消费主义思潮恰恰忽略了无节制的消费方式带给自然生态的沉重负担以及其对消费社会人的异化程度的加深。消费主义观点认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极其丰富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的主宰者，应该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通过刺激消费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84]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在西方国家一些群体中盛行，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容易使人们走进人与自然关系的误区，认为自然就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和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服务的。试想，如果全世界无节制地消费，那么地球上的土地、山川、河流、森林将会变成一种怎样的景象？若果真到那时，人类就再无自然资源可供自身消费了，也无法开展任何生产活动，只能导致自身的灭亡。弗洛姆曾经指出：“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但是现在，消费却成了它自身的目的。”[85]消费本来应该作为满足人的需要、使人更加幸福的手段，而消费主义思潮宣扬的是一种异化的消费观，它加深了人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异化。消费主义怂恿人们盲目消费，以花费金钱、购买物品的多少来衡量自身的价值，使得人们不顾自身的消费能力而一味地与他人攀比，不计后果地超前消费。消费主义这种西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潮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盛行，而且近年来也在发展中国家有所渗透，这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批判的现象，在批判西方消费主义等思潮的过程中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在善待自然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统一。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2]［荷兰］斯宾诺莎：《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顾寿观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5页。
[6]同上书，第58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7页。
[8]同上书，第5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12]同上书，第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14]同上书，第28—2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16]同上。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18]［法］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页。
[21]同上书，第75页。
[22]［英］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张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23]同上。
[24]［英］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张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页。
[27]周林东：《人化自然辩证法——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解读》，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29]［美］维克托·D．利皮特：《资本主义》，刘小雪、王玉主等译，张蕴龄总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33]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https://www.daowen.com)
[40]同上。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42]同上书，第92页。
[43]［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5页。
[45]同上书，第17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48]［英］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2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9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5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55]［英］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冬野、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5页。
[56]［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页。
[58]［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63]同上书，第273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4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4页。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5页。
[7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7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7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2页。
[7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7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77]余源培：《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的生长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第17页。
[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8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83]卢风：《论消费主义价值观》，《道德与文明》，2002年第6期，第34页。
[8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85]［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凯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