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1花生仁儿
CHAPTER 11花生仁儿
——读《印第安人咒语》[1]
悬念的故事情节，其主干被砌筑了“刻写人性”的叙述基石。在阅读悬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体会人性的自我考问，从中反省。
不错，著名悬念故事大师希区柯克以其为题，写了一个破案小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了一段对白。警察不断地提问，“我”不断地回答。对话的目的指向了一桩杀人案的侦破。花生仁儿就是花生仁儿，只不过因为“我”喜欢吃花生仁儿，所以，临近的人都称“我”为花生仁儿。警察提问的意思，主要是试图在“我”身上挖掘证人的特征。因为，当一对年轻男女发生了口角，女子不幸被“剖腹”致死的时候，“我”正在不远的地方。
警察的提问很认真，“我”的问题回答则十分自然。全部叙述对白都在暗示“我”的确是个证人。最后，警察断定，凶手是那个男性青年，并将“我”作为证人保护起来。可是，就在真相似乎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也即这个“花生仁儿”，自言自语地道出了真相：年轻女子怀孕了，“我”为了帮助她解决肚子里的问题，放胎儿出来，用了餐刀，由于出了差错，女子像是被谋杀。
症结出在哪里？出在警察提问的方式不对路。警察先入为主地将“我”当作证人来看，提问的思路，也就走在了“证人调查”之上。警察根本没有三条腿走路：既想“我”也许是证人，又想“我”也许是疑犯，还想“我”可能是误伤。
显然，事情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故事也许想要表明：从警察这样一个“事后（案件事实发生之后）才做”的角度来看，警察不可能经历真正的事实，只能依赖证据查看一二，而这样一种查看，又只能由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所牵引，或者说是“前见”作祟。所以，警察像许多“思考”一样，是会出现错误的。而且，“错误”有时也是隐性的，无法觉察。
小说载于《印第安人咒语》（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6，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https://www.daowen.com)
这本书，由精致的短篇悬念故事组成。许多题目，就像“花生仁儿”一样，瞧去使人提神儿，比如“池塘里的眉笔”“不对劲儿的车”“化妆间里的眼药水”“窃贼的浪漫史”“汽车后座上的手”等。就连那些一般化的题目，像“第六个逃犯”“老好人”“姑妈回城”“作家轶事”等，混迹于这些题目之中，也变得骤然增色。一书在手，应该是可以大饱“悬念游戏”眼福的。
希区柯克解释过悬念的意思：
如果要拍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然而，即使是表现同一场景，如果先拍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则镜头就造成了悬念，并牢牢抓住了观众。
但是，悬念故事如果仅仅有悬念，也不过是调节一点阅读情趣罢了。然而，希区柯克对人性的负面有着特殊的关注。他笔下的人物，使我们容易联想到犯罪学家龙布罗梭“天生犯罪人”的概念。而且，故事中的重要角色，时常焦虑、内疚、仇恨，或者备受情欲的折磨，充分凸现了心理灵魂的冲突矛盾。这样，悬念的故事情节，其主干被砌筑了“刻写人性”的叙述基石。在阅读悬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体会人性的自我考问，从中反省。
另外，在希区柯克式的意念中，“人性冲突”的基石铺垫通向了“揭发社会自我解构”的背景叙述。人之灵魂和心理的矛盾，同时也折射了社会的矛盾。例如，在常人眼中，警察与罪犯的对立关系是恒久的，警察是一种正义的象征，其角色定位是医治社会的疾病。而罪犯是反抗社会的，是邪恶的撒旦，总是滋养着社会的毒瘤。但是，警察与罪犯终究都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他们作为人，是可以转换角色位置的。换言之，当警察进行侦查的时候，他可能因为灵魂心理的矛盾，而变成了罪犯的始作俑者，这是说，他可能由于偏见，由于嫉恨，甚至由于自我感受的冲撞挣扎，而使无辜者成了罪犯，从而进行着“罪犯的生产”，最终，自己成了一名另类的罪犯。在此，社会的角色结构因为人性的矛盾而自我解构了。希区柯克的悬念故事，也在撕开社会的另一面孔。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深层的挖掘，我们在阅读悬念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将社会问题的必要解决方案置于思考的潜层意识之中。
这样一种叙述意念，和另外一些我们熟知的英语世界的著名悬念故事大师如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后两者写作的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知道丝丝入扣、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事件发展路径之外，只能知道英国侦探福尔摩斯、比利时侦探波洛这些干练的逻辑推理头脑人物和一般罪犯之间所形成的从不相互转化的“正反”对立关系。我们无法深入日常生活的复杂纠葛之中，从而无法深刻反思“对付犯罪”与“犯罪”的辩证关系。
于是，希区柯克笔下的“花生仁儿”的故事，连同“池塘里的眉笔”“老好人”“姑妈回城”等故事，为我们铺开了渐次深入的阅读阶梯。这些轻松随意的题目，其背后累积着丰富沉重的“社会悬念”。
[1]. 原载《文汇报》2001年5月26日，第10版。现题目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