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起社会责任，辩证做好谨言慎行
人生一世，说话做事。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话要怎样说、事要怎样做？两者皆要讲道德、守规矩。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中提及，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率兵攻打袁绍的粮仓乌巢，袁绍不听大将张郃的建议去支援粮仓守军，而采用谋士郭图夺取曹操大本营的建议，结果兵败。对此，作为谋士的郭图，非但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借机诬陷张郃对袁绍出言不逊，结果造成张郃弃袁投曹，助曹操统一了北方。这是古代人心术不正，胡作非为，搬弄是非，以恶言劣行造成惨重损失的典型案例。
同样也是汉代，西汉天汉二年，李陵率五千步卒与匈奴大军遭遇，寡不敌众，被俘投降。投降叛国理当遭受谴责，但当时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却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被汉武帝处以宫刑。
司马迁无疑是个聪慧之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显然犯了糊涂，起码没有成为政治上的清醒人与明白人。不论李陵平日里为人有多好、功劳有多大，但其投降叛国之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原则性错误。就算非替李陵说好话不可，也应当选择合适的时机，找到合适的方式。
“言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家庭教育中重要的内容。对于“言行”教育，不同的教育者有不同的观点，而最受人推崇的教育观点莫过于“谨言慎行”。这种谨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所提及的：“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注意自己的言行，以修炼个人道德，而这种修炼得到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少招惹是非。
古代家风中对“谨言慎行”极为推崇，认为一个人只有行为举止严谨，才能不犯错误，事业顺利，人生少走弯路。
在中华启蒙经典中，《弟子规》对生活“严谨”问题要求比较细致，教导孩子珍惜衣食、行为有礼。“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
关于“严谨”，孔子教育弟子要“慎言慎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朱熹也教育后代要“慎言慎行”，做人不要骄傲，“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颜之推教育子孙想要将来“立身扬名”，就必须做到说话谨慎，行为检点，“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
《礼记·缁衣》中提及：“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做事说话要小心谨慎，不可狂妄放纵。明朱国桢在《涌幢小品·笃行》中写道：“八十年来识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谨言慎行无些过，细数吾乡有几人。”
在教育子侄时，范仲淹认为谨言慎行、不要随意发表高论最为重要：“京师郊游，慎于高议，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侮矣。”
俗语云，“祸从口出”，这与《大学》中所说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谋而合。若自己的语言不检点，出现虚妄的言论，一旦这种言论侵犯到他人，便自然会产生不好的后果。因为语言不检点而招来祸患的，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当下，我们处于互联网与信息化的时代，身为党员干部，更应在家风建设过程中注意教育家庭成员谨言慎行。但如今，有些党员干部及其家属的言行变成了最值得注意的一种问题：干部本人与其家庭成员在公开场合讲话口无遮拦，不注意分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些人传播小道消息，把社会上妄加猜测的东西和互联网上所谓的“内部消息”，当作谈资，更有甚者津津乐道于一些消极颓废、格调低下的所谓“段子”。
很多党员干部将在公开场合说什么话、怎么说仅仅看成一种个人行为，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认知。身为党员干部，在任何地方代表的都是党的形象，其家属也会因为党员本人的身份而产生连带性作用。
因此，党员干部应谨言慎行，不能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遍的群众。干部在平日的家风教育之中，也应将这一要求贯彻到整个家庭之中。从家风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要求是相当必要的。因为社会上看待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不会将其看作完全孤立的个人，而是将之视作某个家庭的一员。一个人必然有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孩子，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人在有失礼之处时，会受到他人“没有教养”的责怪，而“教养”本身就是关乎整个家庭荣誉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与其家庭成员的言行谨慎，不仅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党的形象、家庭的荣誉与安全。《孝经》说：“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谨慎自己的言行，就会少出错，然后家族可以长久，这也是大孝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周易·系辞传》言：“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意思是吉祥的、善良的人话比较少，而浮躁的人话特别多，甚至是“话篓子”。这基本符合大众的一般观感。其实要达到办事的目的，几句话就够了。说话太多，意味着要增加、渲染许多内容，同时又为了吸引听众或调动气氛，喜欢讲话的人总喜欢在讲述的过程中加入一些“佐料”，是故说话滔滔不绝的人往往有很多破绽。不管说者有意还是无意，但听者有意是一定的。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佛教戒犯口业，其实讲的就是谨言慎行的意思。
除了语言，行为也应该审慎。诸葛亮教子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不检点的行为，会因为积累而成为大恶，甚至当时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春秋时期的齐顷公，在接见晋国郤克的时候，嘲笑对方是个矮子和驼子，甚至还让宫中的妃嫔一起围观，集体嘲笑。郤克愤愤不平，当时就暗自发誓要报仇。后来齐晋爆发鞍之战，齐国战败，欲割地求和，晋国人不从，他们提出的讲和要求，竟然是要齐顷公的母亲到晋国做人质。
因为一个嘲笑，导致国家受辱，家庭受辱，这事情的教训也是相当惨痛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绝非仅出现一次。
嵇康，三国时曹魏著名思想家。身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其个人潇洒到了放浪形骸的地步。他给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写信说要绝交，提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又激怒和鄙薄七贤之一的钟会，以致钟会怀恨在心，向司马昭进言，最终导致嵇康被杀。
这样一个言行放浪的人，在留给他后代的《家诫》中，却一再谆谆地嘱咐后人要言行谨慎。比如，他说“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即在做事以前，要自己先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事情能不能做，而不能凭一时冲动。同时，他又告诫后人：“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如果可以少说话、谨慎自守，那么，来自他人的怨恨与责备便会大大减少。可见，虽然嵇康以夸张的方式向这个时代抗争，出于父爱的天性却不希望子女也效仿，而是平安地过完这一生。
谨言慎行，不仅仅是外在言行上的要求，还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态和内心的要求。这就是《大学》所谓的“慎独”，即便没有人听到你说的话、看到你的行为，也一样应该谨慎，不能松懈。有平日的谨慎和涵养，才能在待人接物的时候自然做到谨慎。若平日里松懈，养成一些不良习气，等到遇到外人的时候才收敛、才正襟危坐，这不仅仅是一种虚伪，而且事实上很难把自己约束住，免不了鄙野。
《大学》说得很精彩：小人平日里自处的时候做不善的事情，见到君子来了，就马上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掩盖自己的恶，竭力显示自己的好——这有什么意义呢？即便别人不知道，上天也看得清清楚楚……个人即便私底下做坏事，也会被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过，古代家风文化中推崇的谨言慎行并非一味地胆小怕事、裹足不前。古人早已意识到，在修身立德方面，若过于谨言慎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即放弃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每一个独立的个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党员领导干部更是如此，这种责任既包括了言，更包括了行。
当遇到不良行为时，需要我们去呼吁和制止；当遇到不正义的现象时，需要我们去身体力行地阻止。这个时候，“谨言慎行”往往会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可在传统的主流文化中，显然对这种做法持批判态度。最好的证明，是孔子说过的那句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不仅自己可能会壮烈牺牲，甚至会波及家庭，然而却能够使家庭显扬后世，被许多人铭记。对于这种人，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们对家庭不负责任。
那么，“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与“舍生取义”的冲突，到底如何解决？其实这两者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直接的矛盾，因为谨言慎行与敢于担当，所面向的是不同的事情。谨言慎行是告诫我们不要无缘无故地惹是非，也不要夸夸其谈，它所针对的是人们虚妄焦躁的毛病。但遇到该说话的时候，当然要说话。所谓“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或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就是说，不要随便空谈，但遇到应该说话的时候，定要言之有物、一语中的——不管是在赞美善良还是在抨击丑恶，都应无所保留，不以自己的荣辱为念。
个人行为也是如此，慎行并非唯唯诺诺，明哲保身，更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它更多的是告诫人们要身正影直，但遇到大义所在也不应该有过多顾虑。对多数人而言，这里并不存在矛盾。
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注意自己的言行、自我约束的过程中，注重自我教育与家庭教育，实现个人与家庭的全面完善。同时，在面对丑恶的社会现象时，更要敢于挺身而出。只有将谨言慎行辩证化地实现，在家庭教育细节中全面地展开，才能在避免不当言行引发恶果的同时，肩负起社会责任，维护我们的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