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文化，让淡泊名利深入家庭
淡泊名利，即“名利于我如浮云”。在实际工作中，想要真正地做一名党的合格领导干部，就必须要具有淡泊名利的精神。古代贤相诸葛亮最早在《诫子书》中提出了“非淡泊无以明志”的思想，其意在忘却私利、奉献社会与国家。
淡泊名利所体现的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道德风范与精神境界，自古以来，它便是人格修养与行为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淡泊名利之家风发扬得最为彻底的，当属“梅鹤林家”。
林逋，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他自幼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但性格孤高，不喜荣利。长大后，林逋隐居于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而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即是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生活。
自林逋开始，梅鹤家风逐渐成为林姓的传家宝。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对其同姓先人林逋极为景仰。他曾题诗一首：“我从尘海感升沉，何日林泉遂此心？墓表大书前处士，家风遥愧古长林。湖山管领谁无负，梅鹤因缘已渐深。便拟携锄种明月，结庐堤上伴灵榇。”
因为姓林，梅鹤家风自然便是林则徐的家风，可林则徐却在诗中说回忆起家风来我辜负梅鹤了。此诗不仅点明了林则徐的彷徨心境，同时更表达了其向往山林的心情。梅鹤家风是不仕隐逸的高洁清逸，而此时的林则徐已经做官了，所以，难免流露出愧对之意以及林则徐本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
细细读诗，不难看出，林则徐一方面想要做官报效国家与百姓，但另一方面却因为清末官场的虚伪龌龊、利禄之徒的寡廉鲜耻、兴利除弊的艰难和是非难辨的窘迫而“三叹作吏难”，所以极想寄情于梅鹤。
林则徐在此刻正经历着思想上的苦恼、彷徨与愤怒，甚至一度想要急流勇退、弃官还乡，像自己的先祖一样寄情于梅鹤。他不仅是这样想的，更这样做了。在题诗后的第二年，林则徐趁父亲生病之机，再三求见巡抚，声泪俱下甚至谎称自己也有病，要求巡抚准归。当天，他便交出官印，陪同老母，弃官归里。林则徐回到福州时，父亲已经痊愈，但他迟迟不返杭，长达半年之久。
直到1822年3月，林则徐才离开家乡再度走向仕途。家计需要是一原因，双亲的催促也是一个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他对理想和事业并未完全灰心，经世致用的思想战胜了隐士脱俗的愿望。由于他为官正派、清廉，政绩突出，这次回到杭州后受到了黎民百姓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在杭州小住后，安顿好生病的妻子，登船北上，再度进京。
此时的林则徐早已因为历经了初涉官场的磨炼而发生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强。此后，他的人生正式拉开了高潮迭起、大显身手的序幕。从表面看，林则徐没有当成隐士，确实辜负了梅鹤，但从后来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来看，他并没有辜负梅鹤。相反，因为原本就坚持着梅鹤家风，所以林则徐在为官过程中更加淡泊名利，并因此而不为名利所诱惑，进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为国为民——站在这一角度上来说，也正是林氏的梅鹤家风使其人生价值体现得更加充分完美了。
自此，梅鹤情怀正式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产生悠久教育力量的家风，在日积月累之间潜移默化地陶冶了无数人的情操，对林姓后人乃至于整个民族的品德起到了良好的教化作用。它虽然有着极深的时代烙印，但其所承载的淡泊名利思想，不管在哪种社会形态之中都是极为高尚的，显然值得当今世人特别是为官者学习。
其实，不仅林氏家风中有淡泊名利的成分，在中华文化中，拥有此类家风的官员还有很多，张煦便是其中一员。(https://www.daowen.com)
张煦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官员，其一族家风淳朴，是远近闻名的乡贤。张煦的父亲自小便对家人管教极严，他曾经教育子孙：“若一个读书人不重视品德，那么就算满腹经纶，也不能算是有识之人。”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中长大的张煦，自然养成了耿直的品质。在张煦正式踏入仕途时，其父又郑重将其叫到祠堂里，告诉他，若一味追求名利，脏了自己的名声，便对不住列祖列宗，便“莫要还乡”。
张煦带着这样的嘱咐担任了知府十几年，他在任期间，任地上的人民安居乐业，成了全国为数不多的稳定地区。而其在外为官，因从不以追名逐利为本，所以自然不去奉迎献媚他人，并因此而得到了朝廷的重任。
1890年1月，张煦升任湖南巡抚，是当时正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的部下。当时，张之洞位尊权重，但因轻信传闻，对湖南政务中的细枝末节之事过度干预，连篇累牍地滥发指示，引起张煦的不满，于是他便写下了蜚声一时的《致鄂督张香涛书》，对张之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规劝。
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公自命为国家理学名臣，才大望重，当为海内所钦仰，鄙人敢不敬服。然而好大喜功，惑于浸润，往往言不顾行，病在才优，于德无镇静功夫。以致遇事张皇，虎头蛇尾，言入即行，既行复悔，若再加以涵养，庶为完人。”并列举了张之洞一些举措失宜之事和好大喜功、言不顾行等诸多事实。信的末尾，他还严厉指出：“公若恃才傲物，以势凌人，人纵甘而受之，是岂海内君子所望于公者欤？弟深愿公为良臣、纯臣，不愿公为才臣、能臣。”
从其语言之尖锐、措辞之激烈中可以看出，他毫不畏惧当时作为清廷重臣与顶头上司的张之洞。有人问及他为何如此鲁莽、难道不怕丢官罢职时，张煦回应道：“无官一身轻，不敢直言如何为官？”正是因为自身怀着这种淡泊名利的想法，所以，张煦才敢、才愿意直言张之洞的为政不端之处。
林则徐与张煦之所以敢为敢言，是因为淡泊名利的家风帮助他们养成了一种从容不迫、睿智洒脱的超然境界，进而能够在面对人生困境与官场迷局之时形成豁然开朗、晴朗圣洁的宽阔胸襟。也正是这种淡泊名利，使他们摆脱了名利的束缚，在官场之中敢为他人之不敢为，这才有了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张煦的肝胆直言。
反观现在某些领导干部却“太会做官”。他们进入体制以后，想的是如何攀附关系高升、怎样利用手中权力发财。而这样的官员除了让自己染上严重的官僚病以外，也会使整个家庭面临着陷入腐败的危机。
历史上，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都以一颗淡泊名利的心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革命队伍里涌现出了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先进人物，他们一心为党为国为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奉献社会，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精神追求与道德风范。
对于当下领导干部而言，在各项工作之中，如果自己能够以淡泊名利的心态对待利益得失，便能够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奉献。但若过分强调名利，一切从个人名利出发，最终只会为名利所害，直到走向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贪图腐化的泥潭。也只有领导干部本人真正地在名利面前既保持适当的进取之心，又保持一颗“得之淡然、失之泰然”的淡泊名利之心，才能够在正家风的过程中要求家人正确地对待荣辱得失，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物欲横流，才能够养成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浮华所动的清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