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书香涵养，养成向学好学家风
古代家风中首先推重的是读书。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说：“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母亲和伯父、叔父说，友兰的父亲说，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份量。他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因为子孙代代出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可以称为‘耕读传家’了。”
那么，在冯友兰父亲那一辈读书人的心目中，谁堪称当其时代的“名人”呢？论世知人的结果，大抵非中兴名臣曾国藩莫属，“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正是出于其笔下的名言之一。
该语出自曾国藩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家书：“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诚然，曾国藩家书中颇多论及保守“耕读”之道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十四家书云：“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六日谕其子纪泽、纪鸿云：“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节总须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
据说，他还曾手书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1790—1857年）亲撰的厅堂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尔曹。”从此联之中，足见阅世甚深的曾国藩，看重“耕读传家”的终极关怀，乃是在于如何保持其家族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位与曾国藩同一时代的晚清名臣左宗棠同样主张“兴教劝学”。由于出身“寒素”，他讲求保持“耕读家风”，强调“读书非为科名计”。
左宗棠十分注重“耕读家风”的保持。他写下“纵读数千年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宇；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的楹联“悬刊祠中，以示族子弟”，同时更有“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和“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家训以“诏其子弟”。(https://www.daowen.com)
左宗棠在述及人生追求时说：“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并进一步阐述道：“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左宗棠主张用“苦心力学”的清寒生活习惯培育后代，以使他们能够保持“耕读家风”。他说：“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在谈及读书之目的问题时，左宗棠一向主张不要完全为了博取科名而去读书：“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不过，读书之人最重要的是“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当其子即将参加科举之时，左宗棠直言，并非想要他高中做官，而是想要儿子从中知道“此道辛苦”，并因此而发愤读书，至于是否有名次，“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
由此可见，“耕读传家”不仅是家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同时更是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重要人文观念。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思想，涵养出了中华民族的书香气质，同时更营造起了独属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家园。“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这使向学、好学成了中华家风文化孕育出来的一种带有民族性的习惯。
不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归趋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某些人的深度曲解，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拼搏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试观一县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稀罕。”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
清末花隐老人甘树椿在《甘氏家训》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笃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虽然时代变迁，但以书香涵养家风对于当代领导干部更是必不可少。对领导干部本人而言，个人学习水平如何，工作和领导水平就怎样，不学习便肯定会落后，甚至会落伍。是否学习，这看似是一个个人旨趣问题，却可照见领导干部的知识涵养与精神追求，同时更反映着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与价值情怀。在群众眼中，更是观察干部个人作风的风向标。
学习能力与水平决定了个人知识水平与修养境界，同时更关乎民族整体素质与国家兴衰前途。领导干部与其家庭向学、好学所产生的“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的强烈示范效应，可以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甚至全社会的学习风气。从公众角度来说，学习习惯的培养、对读书热情的凝聚，离不开适当的引导与指点，而领导干部与其家庭成员，恰恰是引领这种向学社会风气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