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慎独，展开自我监督
就监督而言，不仅有来自外部的，而且包括自我监督。
河南省巩义市建行原行长王永平，由于受贿罪而被判处死刑，他之所以最终走入歧途，关键就在于他欠缺这种自省式的自我监督。在伏法以前，他流着眼泪追悔莫及：“假如我第一次走错路时，有人提醒我甚至给我一个处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至死也未曾明白，若抛弃了自我监督，外部的一切力量都是枉然，而这也正是他走上断头台的最关键原因。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领导干部本身在家风建设过程中就起着榜样与权威的作用，因此，在家人面前，领导更应自重、自省与自警，在各个方面以身作则，树立起良好的榜样。要求他人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他人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这便需要领导干部一定要搞好自我监督，及时地、果断地给自己提个醒，这是领导干部自身修养的最起码要求。对于领导干部而言，违法犯罪行为对国对家对自己的危害，恐怕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那些违法者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时，往往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警醒。可遗憾的是，在尝到了“甜头”以后，这种提醒便被欲望所冲淡，而侥幸心理和自我放纵一旦在脑海中占据上风，个人便会在罪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再谈家风建设已是枉然。
在犯罪道路踏出第一步时，那些违法犯纪者抱怨无人提醒，可这与事实并不符合。党中央一直在针对领导干部的廉政问题发出告诫，而一些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大案要案的反面教训更是振聋发聩，可有些人并不愿意听。如此重要的提醒尚且不愿接受，其他方式的提醒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入不了耳、进不了心。外因永远是条件，只有内因才是根据。在家风建设过程中，只有领导干部真真正正地从自身做到自我监督、自我提醒，让自己与家人不心生邪念，才能真正地实现家风清正。
所谓领导干部的自我监督，指的是干部本人凭借着高度的自爱之心、政治责任感，自觉地抵制私欲的低级冲动与行为，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经得起大众审视，担当得起家人的榜样。
在自我监督的过程中，慎独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慎独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重要心法，它讲求的是道德的高度自觉与日常的严格自律。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自己的言行举止动念起意皆可合乎礼、合乎道，而这一境界便可称为慎独修为的圆满典范。
《礼记·中庸》中写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没有比在那些不易觉察的地方更能表现君子的人格，没有比细微之处更能显示君子的风范了，所以君子一定会严肃而谨慎地对待自己。
对于慎独，《礼记》只是将其进行了道德上的简述，而《大学》中则将慎独的内涵写了出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就如同人人都厌恶恶臭、喜爱美色一般不欺骗自己，这便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满足，因此，君子一定要在独处时保持谨慎的态度。小人在独处时什么坏事都能够干出来，可在见到君子时，又往往会躲躲藏藏，有意遮掩自己的不足，有意地表现自己的美德。人在观察自己时，就如同能够看到肺肝一样透彻，而这样的欺骗又有什么用呢？这便是内心真诚，并必定会表现出来，所以君子一定会慎独。
自此，慎独的概念开始完整，而历代皆有慎独的事例，足以垂范后人。《后汉书·杨震传》中记载：杨震曾四次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上任途中，过去他曾经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在夜里前来拜访，并在怀中揣金子奉上。对此，杨震极为不满：“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怎么回事呀？”王密说：“深夜没有人能知道的。”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羞愧地退了出去。
“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伸节，不为冥冥堕行。”这便是慎独之可贵：君子行事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地，中不欺于人。这也正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如何修心、如何为人的精神财富。
随着家风文化的发展，慎独也变成了中华家风文化中重要的一方面。曾国藩的“日课四条”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中，慎独居其首，可见其在曾国藩心目中的位置。
将慎独当成家风传承的，还有被誉为“闽学干城”的蔡氏一族。蔡氏一族的祠堂大门有“五经三注第、四世九贤家”的楹联，便是在表彰建阳蔡氏一门九儒对宋代儒学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https://www.daowen.com)
“蔡氏九儒”一门祖孙四代人，皆坚持研究孔孟所倡导的儒家学说。在历时150余载后，终于为影响国人德行标准的“五经”中的《易经》《书经》《春秋五论》三部经典作出注解。这与其一门自始至终坚守“慎独”的好家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蔡元定的父亲蔡发是个理学家，一生独尊儒术，并告之儿子：“‘慎独’乃处世之第一要领”，“为人要忠厚诚实，不可浸于利禄”。
父亲去世以后，满腹才华的蔡元定一生不仕，淡泊名利的他在家中研究儒学长达38年时间。在1196年秋，朱熹因宋朝内部政治斗争而被定为“伪学魁首”去职罢祠。作为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也受到连累，贬谪三千里外的湖南道州受监管。
来到道州以后，远近读书人皆因其声名而前来求学。毕生以授徒为使命的蔡元定抱定信念，常贻书训其子及门生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又说：“步步守着仁义就智信，可传子孙。”对于慎独，蔡元定是行知合一之人。哪怕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再三嘱咐儿子，一定要将棺木劈小，丧事从速从简，拒收慰银。这些，皆可看出其言行一致。
在“慎独”家风的熏陶下，蔡元定的三个儿子渊、沆、沉皆克己复礼、慎独处世。长子蔡渊隐居山间专心著书，所注《易经》均入四库全书。次子蔡沆以“慎独”为座右铭，用心数年，为《春秋五论》作注。三子蔡沉三十载不考科举，朝中有多人举荐他为官，他皆推说：“此非吾志也。”
蔡沉之子蔡模与父亲一样，专著研学；蔡沉次子蔡杭讲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忠直敢言，官至右丞相。蔡沉三子蔡权乐善好施，其天性之高洁与祖父一般无二。
“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的清廉家风，成就了蔡氏九儒一门四代“五经三集注”的伟业。
其实，细细说来，慎独中的“独”字有二义：一是，人在独处、没有监视、无人看管时，应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做亏心事，不要做违反道德的事；二是，对自我心理活动进行监督，哪怕是一个不好的念头都应警惕与克服，这样才能使自己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端正之人。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曾经提及这种可贵的慎独：共产党员“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由此可见，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慎独是一种极其可贵的自我监督。
一般情况下，在众目睽睽之外，人们往往会格外注意自我行为，可在无人监督时，很多人便会松懈自我要求。想要在建设家风的过程中真真正正地做到慎独，干部本人就必须要在“微”与“隐”处下功夫。在防微杜渐的同时严格自律，凭着修养者内心信念的力量选择道德行为，恪守道德原则，同时，通过自我亲身实践，将这种慎独的精神与做法进一步传递给家人，使他们与自己一起真正地做到静修己身、常思己过。
在当下物质生活丰富、外来诱惑挑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会放松对自我的要求，甚至违背党规党纪，为了谋求一人、一家之利而做出违法之事来，关键就在于无法做到慎独。因此，党政领导干部有必要在家风建设中要求自己做到“慎独”，躬行践履，与家人一起，在内心深处自觉地筑起拒腐防变的“钢铁长城”，不管在有人还是无人之时，都坚守党性原则与法律道德规范，真真正正地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