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态技术没有专利法保障的原因
半个多世纪前，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杰出的科学成就，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也称中国难题，多少年来让人费解和困扰。制度经济学家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中世纪中国缺乏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说连接，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按照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熊彼特的说法，企业家是创新精神的人格化，没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所以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后来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进一步发现，当时的中国之所以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的缺失，这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7]这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具有片面性，但仍启发着今人思考。
从我国历史的开篇，对水资源实行国家统一管理的思想就非常明确。相传，早在舜的时候，就令伯禹做司空，专门负责水利。《周礼》对先秦的水利官川衡和泽虞的设置及其职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管子·度地篇》也详细记载了当时水官的具体职责、施工组织形式和分工等。在这一时期，春秋末期楚国修建的“芍陂”水利工程，规模非常大；吴国开凿的邗沟，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秦、汉是我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期，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是当时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方面。当时著名的秦渠、汉渠、灵渠、白渠的修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对航运及灌溉均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秦汉中央国家机构均设有都水长丞，“掌诸池沼，后政为使者”。汉武帝曾经非常重视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专门配备了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到了东汉的时候，都水长丞被改为河堤谒者，并设“司空公一人，掌水土事”。从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都基本上沿用了这种官制的设置，只是名称略有变动。隋唐以后，我国中央集权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隋统一全国，考察了前代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沿革，创新隋制。隋初在中央国家机构中设水部侍郎，属土部领导。隋炀帝执政后，改水部侍郎为水部郎，属工部领导。唐从隋制，自此至清，基本上沿用隋制，较少变动。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水利法——《水部式》，是中国唐代中央政府颁行的水利管理法规。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碾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和桥梁渡口的管理和维修，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内容。[8]国家对水利的官办，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了农田水利建设，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田水利技术的专利化，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型的水利设施，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做官的人，而技术人员却默默无闻。
西门豹，中国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期做过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令。他初到邺城时见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百业萧条，一片冷清。后微服私访才知百姓为“河伯娶妇”所困扰。原来魏国邺郡屡遭水患，女巫勾结群臣，假借河伯娶妇，榨取民财，百姓困苦不堪。他巧妙地利用三老、巫婆等地方豪绅、官吏为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遂颁律令，禁止巫风，教育了广大的百姓。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周围开掘了十二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引漳十二渠，是我国见诸文字记载历史上最早的大型引水渠系统工程，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公元前256年，秦国蜀守李冰创建了长江流域水利开发的第一项巨大工程——都江堰。都江堰的古训，传说是李冰修堰时立下的“万世治水之法”。鱼嘴的选址十分科学合理，与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连成一整体设置在岷江出山口，进入成都平原处。这里是岷江冲积扇平原的顶端，因而有挈瓴扼喉之势。鱼嘴位于岷江河床弯道处，灌渠（内江）取水在河床凹岸，这样分流入内江的水中沙石相对少些。李冰创建都江堰，考察岷江上源至氐道（今松潘），最终选点于此，可见其通晓天文地理，治山水形势的睿智。我国著名水利专家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写到四川水利时指出：“吾国言水利，蜀为最先。蜀水之利，都江堰为最着。大禹蜀人也，开明蜀帝也，李冰蜀守也，具有功于蜀，此后踵武前贤，功在生民者，项背相望。”
我国传统知识中的“三教九流”，就说明了我国的职业分层与各自的地位。“九流”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中九流”：举子、医生、相命、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农、工职业虽然被归于“上九流”，但实际地位并不高。中国古代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专业人户，唐代称番匠，宋代称匠户，往往为官府以强差强雇方式役使。元代以后﹐匠户成为官府户籍统计中的一类。匠户应役时﹐“每日绝早入局”﹐在官吏监督下造作，“抵暮方散”，工作很辛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明朝嘉靖八年（1529年），工部尚书刘麟等应诏陈言：“各府、州、县工匠，近多冒替影射，随解随逃，徒以累民，而公家不得实用。”为此，建议“纳价以助大工（工程），每匠一名，照旧例每季纳银一两八钱”。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匠籍制度。
农民、工匠们发明的技术不能得到专利保护，这从专业技术较强的医生行业能够找出原因。在我国，“医生”一词，始见于《唐六典》：“ 医生四十人”，即指学习医学的人。唐代置学习医，故有了“医生” 之称。医乃中九流，比士、农、工、商下一等，这是因为古人对治病救人的医学不了解，将医术与巫术纠缠在一起，医与巫合称“巫医”。据记载，唐代时，巫医的地位十分低下，但部分长期为皇室治病的御医却得到皇帝额外的封赏，人们为示尊重，就称有医道的巫医为郎中或大夫。韩愈《师说》中提到：“巫师、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其中的巫师就是医生。到了宋代，郎中或大夫就替代了巫医而成了职业名称。大夫、郎中本是官名，作为医生的称呼是由唐末五代后官衔泛滥所致。用官名尊称医生，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医生等技术人员地位的提高。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医生地位低下，其医学技术常以祖传秘方传承。我国历史上虽然有都江堰这样伟大的水利工程，可参与建造工程的工匠却为何没能留下名，传下什么技术呢？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专利或者类似的东西保障，利益得不到保障。
与蒲松龄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收集、整理一样，明朝科学家宋应星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写的《天工开物》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与徐霞客、蒲松龄相似，宋应星也是体制之外的成功者。他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但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年间写成了《天工开物》。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在我国，“专利”一词虽然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国语》，但法律含义上的专利保护，只是100多年前才被提到日程上的。1882年8月光绪批准郑观应等人创建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十年专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件专利。1898年7月12日，光绪皇帝签发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专利法，但它并未付诸实施。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当时的工商部于1912年12月公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规定对发明或者改良的产品，除食品和药品外，授予5年以内的专利权。这从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中的有关基本原则。“专利”在我国才由“特权”向作为财产权的某种现代民事权利演化了。因此，有人认为，四大发明产生于我国古代，却未在我国（而是在西方）得到发展，也许应当部分归咎于我国历史上长期对发明创造未进行必要的保护。这话虽然片面地夸大了专利法的功能，但也给我们不少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