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问题是利益权衡问题

法益一说，也是权衡后的定论，无论是罪犯的犯罪选择还是国家法律的制定，都是在利益权衡之下的考量。毒贩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幸福的权衡之下，择其个人利益；禁毒委员会基于社会利益与毒贩群体利益的权衡，选择牺牲少数毒贩的利益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幸福。禁毒委员会的严刑峻法也是利益权衡下的结果，且禁毒委员会的严刑峻法也并非为杀人而杀人，而是在当时毒品问题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下，不得已之反其道之法，可谓之以刑去刑，目的是止恶保善，正如牛希济《刑论》中说“刑罚之用盖将以革人之心，劝之于善，所以小罪轻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罚，以励其众。……皆欲迁人于善，岂图断其肌肤，残其肢体，流其膏血，尽其性命，以逞于威怒者也?”同时辅以赏罚之举，以惩治毒贩，“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既分，而赏罚随焉。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35]，赏罚并行，合乎人性且能达到止恶扬善的效果。禁毒工作也需要做好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大众力量不可或缺，对禁毒工作有贡献的民众予以嘉奖，赏罚得中应因时而变，情形严峻则可用重法严惩。不论是民国社会还是当今社会，毒品问题已经深蚀社会骨髓，针对家破人亡、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社会现象，运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可谓“中”，重罚毒品犯罪，便是本着以刑去刑的法律理念，合人情，因时定，罚得中。(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