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1.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1]
【关键词】
行政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审查标准
【裁判要点】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及时、有效采取法定监管措施，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标准。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3条、第20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43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4条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剑川县居民王寿全受玉鑫公司的委托在国有林区开挖公路，被剑川县红旗林业局护林人员发现并制止，剑川县林业局接报后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进行查处。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于2013年2月20日向王寿全送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并于同年2月27日向王寿全送达了剑川县林业局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玉鑫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的林地征占用手续的情况下，委托王寿全于2013年1月13日至19日期间，在13林班21、22小班之间用挖掘机开挖公路长度为494.8米、平均宽度为4.5米、面积为2226.6平方米，共计3.34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对王寿全及玉鑫公司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责令限期恢复原状；2.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即22266.00元。2013年3月29日玉鑫公司交纳了罚款后，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即对该案予以结案。其后直到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义务，所破坏的森林植被至今没有得到恢复。
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职责，认真落实行政处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2016年12月8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回复称自接到《检察建议书》后，即刻进行认真研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并派民警到王寿全家对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处罚决定第一项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进行催告，鉴于王寿全死亡，执行终止。对玉鑫公司，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没有向其发出催告书。
另查明，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为剑川县林业局所属的正科级机构，2013年年初，剑川县林业局向其授权委托办理本县境内的所有涉及林业、林地处罚的林政处罚案件。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林业部门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的批复》，授权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同年11月20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授权，云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对森林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单位及执法权限进行了公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也是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执法权限的单位之一，同年12月11日，云南省林业厅发出通知，决定自2014年1月1日起，各级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行使省政府批准的62项林业行政处罚权和11项行政强制权。
【裁判结果】
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云2931行初1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剑林罚书字（2013）第（288）号处罚决定第一项内容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宣判后，当事人服判息诉，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也积极履行了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益诉讼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林业部门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的批复》授权各级森林公安机关相对集中行使林业行政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因此，根据规定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行使原来由剑川县林业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是适格的被告主体。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查明玉鑫公司及王寿全擅自改变林地的事实后，以剑川县林业局名义作出对玉鑫公司和王寿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和罚款22266.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玉鑫公司缴纳罚款后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督促玉鑫公司和王寿全对破坏的林地恢复原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玉鑫公司和王寿全擅自改变的林地至今没有恢复原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相关合法、合理的事由，其行为显然不当，是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执行完毕，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应该继续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行政相对人限期恢复被改变林地的原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新科、白灿山、张吉元）
2.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1年2月25日）
一、被告人李绪根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被告人李绪根在明知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禁渔期、电鱼为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情况下，驾驶快艇，利用电磁波高频逆变器、带导线的抄网等工具组成电捕工具采用电鱼方法在夹江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60余次，捕获鲢鱼、鳊鱼等野生鱼类900余斤并出售，获利9000元。经扬州市江都区渔政监督大队认定，李绪根使用的电捕工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的捕捞方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通告［2017］6号《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及《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资料汇编》，明确长江扬州段四大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施行全面禁捕，扬州市江都区长江夹江流域属于上述禁渔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审理中，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与李绪根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和解协议：一、李绪根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二、李绪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十日内增殖放流价值25000元的鱼苗（已履行）；三、李绪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二年内再行增殖放流价值22500元的鱼苗。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李绪根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李绪根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已退缴违法所得，且采取增殖放流修复生态环境，可从轻处罚。一审法院判决李绪根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没收违法所得9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捕捞水产品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长江十年禁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长江母亲河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决策。本案中，案发地位于四大家鱼种质资源区的长江流域扬州段，是鱼类的重要洄游通道，也是鱼类育肥产卵和越冬的最佳场所。李绪根电鱼的行为对自然水域的水生生物产生极大杀伤力，严重威胁生态资源和水环境，故人民法院依法以非法捕捞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并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李绪根仍需承担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责任，确保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制定了《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对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的各类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确保长江流域禁捕工作顺利实施。
二、被告人赵成春等6人非法采矿案
【基本案情】
2013年春节后，被告人赵成春与被告人赵来喜共谋，由赵成春负责在长江镇江段采砂，赵来喜以小船每船1500元、大船每船2400元的价格予以收购。2013年3月至2014年1月间，赵成春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被告人李兆海、李永祥在长江镇江段119号黑浮下游锚地附近水域使用吸砂船将江砂直接吸到赵来喜货船。赵来喜雇佣被告人赵加龙、徐培金等将江砂运输至其事先联系好的砂库予以销售。经鉴定，赵成春、赵来喜、李兆海、李永祥非法采砂38万余吨，造成国家矿产资源破坏价值152万余元。赵加龙参与非法采砂22万余吨，价值90万余元；徐培金参与非法采砂15万余吨，价值62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赵成春、赵来喜等6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赵成春、赵来喜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李兆海、李永祥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罚金2万元；赵加龙罚金1.8万元、徐培金罚金1.6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并没收吸砂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长江河道非法采砂引发的刑事案件。长江河道砂石资源具有维持河道潜流、稳定河道形态、提供生物栖息地、过滤河流水质等重要功能，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矿产资源的流失，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加大对非法采砂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对六名被告人依法予以严惩，斩断“盗采、运输、销售”一条龙犯罪产业链条，有力震慑了非法采砂行为，彰显了人民法院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维护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决心。
三、被告人秦家学滥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被告人秦家学在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位于保靖县毛沟镇卧当村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自己承包山上的杉木进行砍伐，其中核心区内面积117.5亩，核心区外面积15.46亩，并雇佣他人将砍伐的杉木运出并销售。经鉴定，秦家学共砍伐林木1010株，林木蓄积为153.36立方米。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湖南省保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秦家学滥伐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公益林，林木蓄积153.36立方米，数量巨大，构成滥伐林木罪。鉴于秦家学系初犯、认罪，积极交纳补植复绿的保证金66025元，有悔罪表现，应从轻判处。保靖县人民检察院要求秦家学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秦家学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1万元；秦家学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在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栽植一年生杉树苗5050株，存活率达到90%以上。
【典型意义】
本案系滥伐林木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陵山区，是长江流域洞庭湖支流沅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该地区的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本案中，秦家学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砍伐、销售自然保护区内公益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责任方式，有效确立“伐树要许可、毁树须担责”，并支持检察机关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对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欧祖明诉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撤销行政行为案
【基本案情】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于2015年10月作出《关于涪江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的通告》（以下简称被诉通告）。被诉通告按照经批复的方案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规定在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泊船、采砂、放养家禽、网箱养殖等活动；在一级保护区内，还须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等行为；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或个人，由环保、农业、水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欧祖明长期从事渔业养殖的水域被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被禁止继续从事渔业养殖活动。欧祖明认为被诉通告侵犯其合法权利，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通告。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区政府作出被诉通告的行政目的是为了防止饮用水水源污染，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且程序并无违法之处，故被诉通告合法。欧祖明虽曾依法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行政机关可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遂判决驳回欧祖明的诉讼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引发的行政诉讼。饮用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长江保护法亦规定，长江流域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本案中，虽然欧祖明曾获得从事渔业养殖的行政许可，但区政府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实际需要作出被诉通告，进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符合环境公共利益。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案不属于行政权力擅自专断的违法情形。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行政机关的整治举措，有力保障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制度的功效实现。
五、宣城市恒泰金属铸件有限公司诉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行政补偿职责案
【基本案情】
宣城市恒泰金属铸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黄渡乡杨林村，属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及“绿盾2018”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工作要求，向恒泰公司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公告，责令恒泰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前将其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自行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并向恒泰公司出具《承诺书》，就拆迁原则、存疑评估处理以及付款方式进行了承诺。恒泰公司自行拆除了建筑物后，黄渡乡政府向其支付补偿款400万元。因双方对剩余补偿数额有异议，区政府一直未支付剩余补偿款，恒泰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恒泰公司虽已取得经营、用地、建设等各项行政许可，但因公司位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区政府基于环保整改工作要求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活动、拆除不动产，并无不当。但对于恒泰公司的损失应依法予以补偿，区政府在向恒泰公司支付400万元补偿款后，以双方就剩余补偿数额不能达成一致为由一直未作补偿决定，系部分行政不作为。故判决责令区政府对恒泰公司作出补偿决定。
【典型意义】
本案系企业有序退出自然保护区引发的行政案件。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类型多样，自然保护区众多。自然保护区是各种生态系统及生物物种的天然贮存库，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区政府责令恒泰公司退出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政行为，有利于保持完好的天然生态系统，切实维护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平衡。同时，人民法院判令区政府在依法作出正式评估报告后对恒泰公司实际损失予以合理补偿，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平衡。
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化工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直接堆放在长江边长达18年，覆盖面积达700多亩，最深处达125米，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损害严重，并对长江生态安全产生重大威胁。经媒体曝光后，涪陵化工公司立即制定环境问题整改处置方案，并报请重庆市环保监管部门批准。2017年1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以涪陵化工公司超标排放污染物等行为违法，给当地环境带来极大破坏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涪陵化工公司立即停止环境侵害行为，赔偿相应的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或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依法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涪陵化工公司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是涪陵化工公司承诺严格贯彻落实重庆市及当地环保主管部门批复同意的环境问题整改处置方案，在2019年12月31日前完成封场、覆土、复绿等环境整治工作；二是涪陵化工公司支付803700.80元，用于本案或者本地区大气环境、水环境修复或替代性修复等公益用途。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在一审法院监督下，涪陵化工公司已完成调解书确定的各项义务。
【典型意义】
本案系长江边磷石膏尾矿库引发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总磷是长江首要超标污染因子，磷石膏尾矿库通过渗滤液渗漏等方式污染土壤、地下水等，对长江构成巨大威胁。本案中，人民法院探索建立以法院为主导的案件执行机制，充分延伸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形成监督合力，确保涪陵化工公司按时按约履行调解书。同时，积极构建生态环境修复协调联动机制，邀请检察机关、环境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生态环境修复评估标准，对修复工作进行联合巡检；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本案的审判和执行过程创新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行机制，充分体现出人民法院在服务和保障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动担当作为。
七、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开发建设云南红河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所示，案涉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重点保护物种。2017年7月，生态环境部责令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之后，新平公司即停止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以案涉水电站一旦蓄水将导致绿孔雀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存在灭绝可能，并危害生长在该区域陈氏苏铁、破坏当地珍贵的干热河谷季雨林生态系统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系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的淹没区是绿孔雀频繁活动区域，构成其生物学上的栖息地，一旦淹没很可能会对绿孔雀的生存造成严重损害。同时，案涉水电站原环境影响报告书未涉及陈氏苏铁的保护，若继续建设将使该区域珍稀动植物的生存面临重大风险。故判决新平公司立即停止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待其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工作后，再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珍稀野生动植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预防性公益诉讼是环境资源审判落实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体现，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本案中，自然之友已举证证明案涉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势必导致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绿孔雀和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导致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遭受直观预测且不可逆转的损害。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依法判定新平公司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责令完善相关手续，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雅砻江上的牙根梯级电站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现处于项目预可研阶段，水电站及其辅助工程（公路等）尚未开工建设。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认为，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音译）附近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当今世界上残存最大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唯一还有自然繁衍能力的种群。牙根梯级电站即将修建，根据五小叶槭雅江种群的分布区海拔高度和水电站水位高度对比数值，牙根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公路建设将直接威胁到五小叶槭的生存，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绿发会遂提起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鉴于五小叶槭在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及牙根梯级电站建成后可能存在对案涉地五小叶槭原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考虑到牙根梯级电站现处在项目预可研阶段，故判决雅砻江公司应当将五小叶槭的生存环境作为牙根梯级电站项目可研阶段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才能继续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针对珍稀野生植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长江上游是我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也是自然环境良好、生物物种丰富、地质条件脆弱的生态功能区。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生态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水电规划开发的全过程，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充分尊重五小叶槭的生存环境，成功避免了环境安全与效益价值的冲突。同时，五小叶槭虽未列入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将其评估为“极度濒危”、列入红色名录，人民法院判令雅砻江公司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五小叶槭生存环境，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和担当。
九、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铁路运输分院诉阳新网湖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网湖大湖为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主要湖泊，并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阳新网湖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养殖公司）与黄石市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签订合同，约定由其承包网湖大湖进行生态渔业养殖。2014年至2016年，养殖公司先后向网湖大湖违法投放磷肥约1000吨、氮肥约2000吨、有机肥约1000吨，豆渣、啤酒糟等约46000吨。网湖整体水质类别由2013年的Ⅲ类逐渐降至2016年的Ⅴ类，水质恶化，主要超标项目为总磷，水质呈中富营养状态级别。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武汉铁路运输分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网湖大湖水质总磷超标的损害后果，与养殖公司进行渔业养殖过程中违法过度投放肥料和饲料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养殖公司作为污染者，应承担侵权责任。故依据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判决养殖公司赔偿网湖大湖水体环境损害费1946776元，支付至阳新县财政局非税财政专户，用于网湖大湖水体的整体治理与恢复工作；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https://www.daowen.com)
【典型意义】
本案系渔业养殖引发的水污染纠纷案件。长江流域湿地、湖泊分布广泛，类型多样齐全，在维护淡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湖湿地位于长江一级支流富水河下游，是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被专家誉为“湿地水禽遗传基因保存库”。本案中，养殖公司虽然依据合同享有在案涉区域进行生态渔业养殖的权利，但同时也负有不得投肥（粪）养殖、采取措施避免水体污染的义务。人民法院判决养殖公司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款用于网湖大湖水体的整体治理与恢复工作，为改善和恢复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功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十、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诉江西省新余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江西省新余市水务局（以下简称市水务局）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赖鹏杰在河下镇袁河划江段非法采砂，遂先后两次向其送达责令停止违法通知书。经立案调查后，作出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7年9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区检察院）发现涉案线索，向市水务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市水务局对赖鹏杰进行约谈，赖鹏杰缴纳了罚款20000元。后市水务局将检察建议落实情况书面回复区检察院。区检察院进行回访调查，发现赖鹏杰堆放的砂石及废弃采砂设备并未清除，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环境未得到改善、修复。区检察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市水务局作为市级河道主管部门，具有履行河道监管的法定职责，对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具有行政强制权和行政处罚权。对于赖鹏杰多次非法采砂的行为，市水务局虽然履行了一定职责，在两次责令赖鹏杰停止违法行为后对其作出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但现场堆放的砂石及废弃采砂设备并未清除，河道未得到修复。市水务局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严格全面履职，致使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判决确认市水务局怠于履行河道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市水务局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确保河道管理安全。
【典型意义】
本案系因对非法采砂行为监管不力危害河道管理安全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非法采砂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构筑物、堆放砂石及废弃设备，影响河道管理和行洪安全，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市水务局作为具有河道监管职责的机关，应当积极履行行政职责，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处罚、对非法建筑进行拆除、恢复河道原状。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市水务局怠于履职行为违法，同时责令其继续履行法定职责，对于合理界定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认定标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地履行行政职责，具有示范性意义。
3.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0年6月5日）
一、被告人甲波周盗伐林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甲波周为自建房屋申请砍伐木材50立方米。2018年7月底，在尚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下，甲波周谎称已取得砍树指标，请人在崇尔乡列更山上砍伐云杉树木39棵、蓄积为44.87立方米。同年9月10日，甲波周主动到若尔盖县森林公安局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后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甲波周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所有林木云杉，蓄积44.87立方米，数量巨大，已构成盗伐林木罪。鉴于甲波周构成自首，其盗伐林木目的是用于自建房且能认罪认罚，故对其减轻处罚。若尔盖县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对其公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甲波周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元；甲波周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补种云杉树390株。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盗伐林木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尔盖县地处黄河上游，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该区域的森林资源具有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作用。通过案件审理，人民法院统筹运用刑事、民事责任方式，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判决甲波周负刑事责任的同时承担补植复绿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惩处和复绿并举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有效树立“伐树要许可、毁树须担责”的生态保护意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活方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
【基本案情】
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间，被告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在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等多处地方实施盗掘行为。其中，在殷都区梅园庄北街盗挖出两个青铜戈，后被李富强以3000元的价格出售。经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河南站鉴定，该系列盗掘行为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商代文化层，盗掘位置分别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殷墟遗址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
【裁判结果】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盗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其行为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审法院判决户燕军、李富强等6人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十二年不等，均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
【典型意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分布着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群。其中，殷墟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包括古文化遗址在内的人文遗迹在文化、科学、历史、美学、教育、环境等方面都具有极高价值，是环境保护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案判决体现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破坏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行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政策导向，对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具有教育指引作用。
三、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间，被告人贡嘎平措等3人在玉树市仲达乡邦琼寺附近一山沟处用铁丝陷阱非法捕杀三只母马麝，并将尸体埋于现场附近。玉树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接群众报案后将三人当场抓获。经鉴定，案涉野生动物马麝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三只马麝整体价值为90000元。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贡嘎平措等3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三被告人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因犯罪行为给国家野生动物资源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贡嘎平措等3人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判决三被告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90000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三江源地区是黄河的发源地，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同时也属于生态脆弱区。本案在严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同时，依法判决赔偿国家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体现了司法保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功能，对于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意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四、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诉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义马市朝阳志峰养殖厂（以下简称志峰养殖厂）是2017年6月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鸡饲养、养殖淡水鱼。该养殖厂毗邻黄河支流涧河，鱼塘用水系涧河渗入。2018年2月，河南省义马市联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上游水域倾倒工业废水，导致位于涧河下游的志峰养殖厂中养鱼塘、钓鱼塘水质均被污染，所饲养鱼苗全部死亡。志峰养殖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其鱼塘死鱼损失、钓鱼经营损失、养鸡损失并承担修复鱼塘、养鸡环境修复责任及环境修复费用等。
【裁判结果】
河南省义马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水体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以及志峰养殖厂所养殖鱼死亡的事实均可认定，且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水体位于联创化工公司向涧河排污的下游段，具有一定关联性，应由联创化工公司就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联创化工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排污行为与志峰养殖厂养殖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联创化工公司作为环境污染者，依法应对志峰养殖厂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联创化工公司赔偿志峰养殖厂养鱼塘及钓鱼塘损失89600元及律师费，承担环境修复费用244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上游排污引发下游损害的典型水污染纠纷案件。环境侵权纠纷的原告需就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基于原被告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上下游关系，认定关联性成立并将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承担，系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正确适用。同时，本案裁判明确了受害人在私益诉讼中亦可就与其人身、财产合法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修复提出主张，该修复费用必须用于修复生态环境。本案的正确审理，落实了损害担责原则，对于在私益诉讼中如何处理好与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衔接关系亦具有示范作用。
五、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
【基本案情】
2007年，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夏河县政府）与甘肃兴国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国公司）签订《夏河县王格尔塘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水电站项目合同），约定由兴国公司在黄河一级支流大夏河开发建设王格尔塘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3500千瓦。兴国公司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但项目一直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2013年10月颁布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州条例）规定，自治州辖区内禁止开发建设五万千瓦及以下水电建设项目。2016年4月，夏河县水务水电局通知兴国公司，决定禁止开发案涉水电站。同年12月，夏河县发展和改革局、水务水电局、原环境保护局、原国土资源局下发《关于禁止开发王格尔塘水电站的情况说明》，取消案涉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计划。2017年2月，夏河县政府向兴国公司发函，收回与其签订的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开发建设项目计划。兴国公司诉至甘肃矿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的行为违法。
【裁判结果】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于2007年6月签订后，至2013年10月州条例颁布施行，兴国公司所做工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故该项目建设开发应当受州条例约束。由于州条例的颁布施行使得水电站项目合同履行的法律基础丧失，夏河县政府依照州条例的规定，收回尚未实际开工建设的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项目计划，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兴国公司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或遇法律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因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本案中，夏河县政府根据州条例的规定，结合水电站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的实际情况，单方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是履行大夏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维护公共利益的合法行为。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夏河县政府决定，有利于规范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利用，有效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六、河南省环保联合会诉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5年3月至5月，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染化工公司）擅自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硫酸15车共计1000余吨，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陈文玲等8人进行非法处置，分别倾倒在南乐县近德固乡潴龙河（流入黄河支流马颊河），以及千口镇柴庄村北、清丰县韩村乡等7处河沟内。该废酸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34废酸类”危险废物，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并直接造成周边群众的麦苗和林木枯死。河南省环保联合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东染化工公司恢复原状或承担治理费用及已经发生的鉴定评估费、应急处置费等，并公开赔礼道歉。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
【裁判结果】
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濮阳中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东染化工公司赔付环境修复治理费用600万元，第一期300万元已缴纳，第二期300万元于2019年1月1日前缴纳至濮阳中院指定账户。二、东染化工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春林自愿承诺：薛春林面向社会开放其拥有的CN201720746317.9号“一种回收氟化氢的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善意地实施该专利，该项承诺一经作出不可撤销。三、东染化工公司在濮阳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四、东染化工公司支付河南省环保联合会律师费15万元。濮阳中院将调解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内未有任何个人或单位提出异议。濮阳中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予以确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社会组织起诉、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涉水和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本案中，企业将生产出的废酸交给没有危险废物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非法倾倒至黄河流域多处河沟，对地表水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不仅包括企业承担环境修复治理费用、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还主动向社会开放了其拥有的环境保护方面实用新型专利。人民法院在依法支持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权，确保污染者及时履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同时，着眼环境利益最大化，积极创新审判执行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七、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诉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东营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东营区六户镇武家大沟大许村西至邱家村东段两岸的堤坝被非法取土，破坏严重、未予修复，危及河道行洪及周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于2018年6月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东营市水利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恢复堤坝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按照检察建议，东营市水利局对相关河段进行了修复，共修复岸线长度2757米。但东营区检察院跟进监督发现，堤坝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已出现溃坝、漫堤现象，致使河道两岸农田全部受灾，生态环境破坏状态未得到治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的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改善。东营区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履行职责，采取补救措施对案涉被毁堤坝予以修复。
【裁判结果】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营市水利局作为行政主管机关，负有对案涉河道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虽然东营市水利局已组织执法人员对在案涉堤坝及其护堤非法取土予以制止，但未采取修复补救措施。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东营市水利局虽然修复了案涉河道北岸线堤坝，履行了一定的修复职责，但并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一审法院判决确认东营市水利局未全面履行河道监管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东营市水利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采取补救措施。
【典型意义】
本案系黄河流域河道堤坝保护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洪水风险依然是黄河流域的最大威胁，做好防洪工程设施保护是确保黄河长久安澜的重要环节。本案中，行政主管机关在收到检察建议后虽履行了一定修复职责，但案涉堤坝仍存在无法满足设计标准和汛情要求，且部分修复堤段存在溃坝、漫堤现象。人民法院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认定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并判令其继续履职采取修复措施，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履行职责，共同维护防洪工程设施，切实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黄河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八、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诉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陕西省三原县大程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程镇政府）所辖区域位于渭河支流清河的北部沿岸。2012年，为优化镇区环境、解决污水直排问题，大程镇政府申报获批关于“建设大程镇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并完成污水处理厂的征地及围墙圈建工作，但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一直未予建设，排污状态依然持续。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原县检察院）向大程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大程镇政府未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亦未启动污水处理厂及污水管网工程建设。三原县检察院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大程镇政府未依法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继续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保证排出的污水符合相关标准。
【裁判结果】
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大程镇政府具有建设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公共污水管网的法定职责，其在案涉工程批准后长达四年多时间未予建设，致使大程镇四个行政村和七个企业的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三原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大程镇政府仍未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社会公共利益一直处于受损害状态，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鉴于该工程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大，建设工期可参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为25个月。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大程镇政府未完全履行法定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违法，并限其于判决生效后25个月内建设完成三原县大程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和公共污水管网，保证排入清河的污水符合排放标准。
【典型意义】
本案系黄河流域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建设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是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村的应有之责。本案中，大程镇政府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案涉工程在批准后一直未动工建设，导致污水长期超标准直接排入清河。受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请，并在判决生效后和检察机关共同派员前往项目施工现场持续进行监督，促使案涉工程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展现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监督支持依法行政，有效解决农村环境突出问题，保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九、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诉岚县水利局未履行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定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山西岚县昌恒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2017年9月，山西省岚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岚县检察院）向岚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其制止昌恒公司在岚河（汾河一级支流）内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同年10月14日，岚县水利局对昌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前拆除排污口，并处罚款10万元。2018年3月，岚县水利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山西省岚县人民法院认为，岚县水利局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故裁定对其申请不予受理。岚县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判决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裁判结果】
山西省临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岚县水利局系岚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昌恒公司未经批准设置排污口，应由岚县水利局责令限期拆除；岚县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尽管岚县水利局履行了相应的职责，但至今污水仍在排放，应当认定为岚县水利局履职不到位。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岚县水利局不依法履行拆除昌恒公司私设排水口的法定职责违法；责令岚县水利局采取补救措施，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岚县水利局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为制止在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非法排污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饮用水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国家为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地准保护区虽然属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围，但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及相关规章的规定，在准保护区内直接或间接向水域排放废水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汾河是黄河的主要支流，汾河水库是下游和周边居民重要饮用水源。昌恒公司项目井田位于汾河水库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其私设排水口、排放污水的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还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行政判决，监督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全面履责，保障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法律制度的严格落实。
十、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河南鑫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洲公司）在新郑市龙湖镇非法倾倒有毒土壤。经鉴定，土壤中含有六六六与滴滴涕等农药因子，受污染土壤共计14.89万立方米。在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控制措施、查清污染事实、鉴定损害后果后，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鑫洲公司进行磋商，达成了《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由鑫洲公司赔偿应急处理及调查评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监理与验收，恢复性补偿等费用共929.82万元。（二）由鑫洲公司承担土壤修复责任，委托第三方进行受污染土壤无害化处置，直至评估达标；否则须按司法鉴定土壤修复估算费用的130%计算违约金，计1.9亿元，同时还应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三）若鑫洲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协议达成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要求确认协议有效。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依法对《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内容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或意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后认为，申请人达成的协议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遂裁定确认协议有效；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协议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涉案磋商协议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身份，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程度和有关证据，双方对生态损害鉴定报告的意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模式及费用支付方式，修复工程持续期间，修复效果评估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责任等内容做了全面约定，不仅确保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工作落到实处，也便于接受公众监督，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受案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规则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确认，赋予磋商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促进磋商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促进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1] 案例来源：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