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肺里的真菌
一
2000年年底在重庆，我的身体逐渐变得很轻。那是一种有些奇怪的感觉。
我在报社做夜班编辑，隔两天要熬一个通宵，清晨在白蒙蒙的天光下回家，头和脚步都是飘的。这样过了几个月，身体需求越来越少，饭量下降，性欲几乎消失了。有时候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似乎就此消除了肉身的负担。
但这也意味着，身体能承担的越来越少。爬上租住的五楼觉得很累，赶不上身前的老年人；从住处爬一段叫做十八梯的石板路到报社，更是费时良久，要在途中歇几次，让落后的呼吸跟上来。呼吸本身成了很大的负担。有时我站在十八梯半截的坡坎上，远眺重庆的暮色，觉得离开了脚下地面，到了没有重量的地方，像一个现成的天使。
春天来临，我到南岸区郊外做一次远足。离开公路，走到一片半坡盛开李花的树林，躺在铺满花瓣的地面，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鬼》。李花单调的白色无处不在，让我想到撒遍路面的盐粒，这也是在陀氏书中出现的意象。我看了不短时间，头有些昏，背部发凉，就起身拍掉花瓣，走出小树林。迎面的阳光打在额头上，似乎暴烈难以承受，让我顿时头晕目眩，心里一下子翻腾起来，要有什么东西止不住喷涌而出。
是血。
一大口血。从来没见过的，从我心头喷出的鲜血。接着那种感觉又来了，吐出来第二口，喉咙有了甜腥的回味。那是一种让人恐惧又含着诱惑的甜味，让人想放弃，服从一吐了之的冲动。
我开始下坡往公路小跑，半路上又吐了第三口。立刻感到自己处于生死限界。如果第四口再吐出来，我必死无疑，因为接下来的喷涌无可遏制。我的生命取决于能否忍住心头的重量，遏止这个过程。眼下必须到达公路，才有活命的可能。我忍住心头的冲动，赶到了公路，坐上了一辆中巴车，车上忍住了一次呕吐的感觉，似乎是咽进了心里。不可思议的是，我真的忍住了，一直到家都没有再吐。我可以活下来了。
回想起来，这场病似乎和我手中拿着的陀氏的书无形关联，书中不乏肺结核患者的形象。我还想起鲁迅在韦素园床头看到陀氏画像时，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韦氏后来正由于肺病早死。
二
似乎所有危险都被放在开头，我治病的故事平淡无奇，甚至没有再吐过一口血。
先是去大医院检查，拍胸片认为是肺结核，随即按照最传统的路数，我被转诊去了结核病防治所，它和几所大医院不一样，处在很偏僻的大渡口区，每次我从市中心出发，坐公交去那里要一个多小时。它的房子陈旧，让我想起少年时身处的乡镇卫生院。看病的人不是很多，似乎这种病也和这里的房子一起变得偏僻陈旧了。
经过检查，我被诊断为右上肺浸润结核，中期。相比于当初吐血的凶险，这似乎是个不好不坏的结果，短期是别想治好了，必须半年以上，但还好不是耐药性。医生强调“坚持按规律服药”，如果坚持得不好，转成耐药性，事情就不同了。怎样个不同，医生没有明说，但语气和神情却让人意识到，一定不能去试探那个界限。
药比较简单，相比起治疗急性发病的“一线药”链霉素，我服用的是二线药物：雷米封、利福平，加上维生素B6和护肝的肌苷片。这比服用针对耐药性肺结核的三线药物，当然还是要强一些，像我的病情一样，处于不好不坏的位置。过了两个月，换了一种药物，仍旧属于二线药，这说明我肺里的杆状病菌还没来得及产生耐药性。(https://www.daowen.com)
这些药当然不好吃，但我严格按照穿白大褂的医生吩咐，当作每天的饭食一样按时吃下去。如果吃药坚持得不好，真的产生耐药性会怎样，我在那段时间常想起一个小学同学，王德江。
王德江留在我脑子里最后的形象，是穿着一条短裤蹲在县城老龙潭河边，怯生生地往身上撩水。当时我们一堆人去游泳消暑，他因为得了肺结核不能下水受凉，只好如此过一下瘾，看着我们在潭中尽兴。虽然他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乐天表情，和我们开着玩笑，消瘦的光身子和有些浮肿的脸却让我担心。听说他读初中后时常咳血，又没有钱好好治病，因为没有钱买菜，还不肯放弃吃辣酱。
以后过了两年，听说他休学回老家，在土屋里过世了。死之前半年买不起药，自己弄些草药吃。
那段时间我知道了不少结核病的名词，譬如桶状胸、窗口期。开始治疗半个月之后，我的病情告别了窗口期，理论上可以正常和人说话交往，但遇见同事朋友，自己还是觉得忌讳，就尽量不出门。还了解到结核并不止肺结核一种，淋巴结核和骨结核都更为凶险。我得的浸润型结核，像它的名字透露的，并不好治，但相对温和。
在结防所，我看到过因为家境断续服药产生耐药性，浑身消瘦的农民，也见过胸部鼓起像一口木桶的青年。在和旁人的比较中，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种庆幸感，更不敢浪费机会。
除了西药，靠着爸爸在老家当医生的便利，我请他开了护肝养肺的中药方子，在重庆的药房抓药熬好服用。中药的味道甜，西药苦，但入口的难耐是一样的。那半年，我体会到了“吃”药的含义，一片药吃下去，舌苔和胃液逃不过任何一种味道，和通常入口的养分如此不同，完全违背生理的意愿，甚至引发身体暗中的痉挛。也许幸亏有了爸爸的中药，胃口得以维持，肝功能也没有严重损害，我想这是自己在吃药的“马拉松”当中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
定期的拍片和查肝功能，成为身体的另一项必修课。每次坐公交去结防所，站在暗室中那台看似陈旧的机器面前，把胸部贴上去，我总是感到受审的紧张，判决未卜。结防所附近有一座动物园，我有时拿完了药去转转，这时感到自己和那些被禁锢的动物一样，把握不住自身的命运。
在片子上，我肺部的阴影像一片湖水一样慢慢被吸收，到后来阴影变成了钙化灶，但并没有完全钙化。八个月之后，医生告诉我可以结束疗程，在我的病历上写下了“硬结痊愈”的字样，痊愈固然是好词，前面的“硬结”字样让我直觉地感到不舒服，询问之下，说没有彻底钙化，但一般也不会穿破，休养得好，慢慢会继续钙化。眼下继续吃药也不合适，会损伤肝功能。我就这样带着一丝犹疑离开了结防所。
治疗的效果，我大概算不上优等生，但在治疗的认真上，我尽了力。其中含有妻子的大量付出，自己买罐子煎药，几天熬一锅鸡汤，窗台挂上绿萝，等等。在以后分手写下的一首诗里，我回忆说：“在那个炎热的城市／我欠下了你一个肺／也就是半条命。”
三
病假结束后，我的工作换成了白班，除了劳累时的隐约胸痛，身体在逐渐好转。心却没有回到从前，似乎那几口血，喷出了往昔的什么。这一年我接近三十岁，生了这场病，生命变得不一样了，履历中划下了某条界限。死亡从地平线上遥远的雾霭，少年强说愁的想象，似乎春天轻薄柔软的李花，变成了逼在眼前的事情，似洒满道路的坚硬盐粒。那一刻在树林下的关头，是我与死亡初次照面，从此拥有了这个隐形伴侣。我想把这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写出来。
接下来的夏天，重庆按照惯例笼罩在潮湿的炎热中，每天傍晚之后，我在一台电风扇下开始写作生平中第一部长篇小说，题材是唐代诗人和他们诗歌的生死，从患肺结核病死亡的李贺开始，到同样是在重庆一带染上肺痨，漂泊潇湘而逝的杜甫，以及其他敏感又承受生死分量的诗人。似乎只有把这些诗人们的经验保存下来，我才得到了某种安心，不至于再次面对死亡时心内茫然，两手空空。
以后的多年中，硬结的病灶慢慢吸收，终于等到某次体检的时候，被医生误认为是“爱抽烟”。我感到复发的危险慢慢离开我，却仍旧担心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回来。我不再想要逃避人生的重量。
以后的采访生涯中，我见到过几位乡村深处的结核病人，大都是多年反复，劳作艰难。渐渐知道它并不像我在结防所感到的那般冷落偏僻，倒是正在卷土重来，只是在新时代褪下了“文艺病”的外套，换上了穷人的衣服，隐匿到乡土深处。在骨子里它并不浪漫，倒是一种势利的疾病。
或许，它仍潜藏在我肺叶里的某处，像木头里残留的一束菌丝，等待发酵的机会。我需要警醒，终身与它的征兆相处，虽然时常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