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为健康而斗争，医学乌托邦

被治愈者必定感受到作为全新的人，他必定比从前更健康。

铭文

温暖的床

肉体上虚弱的人，不应休息而应锻炼。一个劲地休息，身体就会虚弱不堪，因此，休息的渴望并非无条件都是好的渴望。但是，患者总是渴望休息和安宁，以致委身于卧室床头，同时把自己隐藏在那里。患者还觉得睡觉期间很健康。其实，一点也不。毋宁说，睡觉时，患者毫无感觉。在睡觉期间，患者是神圣的肉体自身，对此，他甚至浑然不知。

试想，一只落水狗不断抖落身上的水滴，显而易见，它是在持续不断地摆脱不舒服、抖落不愉快。但是，患者与我们不同，他们生活在噩梦般的精神重压下，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饱受病魔折磨不啻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在漫漫长夜中，病魔应从我们身上消逝无踪。就像睡眠排除疲倦一样，患者也恨不得一夜间病魔不见踪影。应当马上除掉令我疼痛的牙齿，甚至胳膊腿也是如此。如果四肢患病引起巨大痛苦，患者就得截肢。恰恰在这时候，患者产生一种渴望断臂截肢的病态快感。这就像一个好色的女人一样，不仅渴望一丝不挂，甚至连皮肤也想脱掉。或者，像肥胖患者一样，渴望自己的身体瘦骨嶙峋、轻如鸿毛。

患者不是觉得自己缺少什么，而是觉得自己拥有太多。因此，不舒服就是我们身体中某种黏附的、过剩的东西，即理应抛去的东西。痛苦就像粗糙的肉疙瘩。人们梦寐以求的身体是，懂得如何重新舒适地保持沉默。

错觉与童话

所有患者都以这种方式渴望立刻恢复健康。一个诚实的医生会告诉患者，他不可能手到病除，病人也不会即刻痊愈，然而，患者却总是想象病魔会突然消失，健康会马上恢复。早晨血液贯通全身，下午健康而活泼地双腿走路。甚至医生也沉湎于这种梦中：明知大多是欺骗性的，他也往往上当受骗。人最普遍的爱好有二，一是青春永驻；二是长命百岁。第三种爱好是把两种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渴望：不走痛苦的冤枉路，而是神话般地、出其不意地长生不老。虽然患者的身体并不跳跃和助跑，但患者的渴望却进行着巨大的飞跃。

江湖医生靠这种突发意志而过活，最后真的走火入魔。有的医生深夜披着长睡衣跑到街上奔走呼号，燃烧的猫头鹰来到人间，将死亡和疾病消灭干净。试想，健康饮剂、健康水等，使用这些饮料会多么缩短患病时间，会多么浓缩各种营养剂？迄今，童话以激昂的格调致力于这些特效药。有伤口一抹就愈合的软膏，也有让人返老还童的水井。虽说女性美丽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财富，但这种水井特别适合于持续制作这种美丽。在童话中，关于健康人的安乐乡流传甚广，在此，人们没有任何身心痛苦，充满活力、舒展四肢，总是拥有快乐的消化器官。在医疗童话中，江湖医生动辄使用富于魔力的软膏、棍棒和水，这并非空穴来风、毫无道理。这全都是活生生的“处女水磨坊”。⁽¹⁾

在青壮年时期，圣日耳曼伯爵⁽²⁾谎称自己年过数百岁，到处贩卖“长寿茶”。这是由檀香木、番泻叶、茴香等混合而成的东西。一个叫麦斯麦⁽³⁾的人就隶属于某个虚假而理想的行会的高级阶层。他相信，通过轻轻抚摸患者，并通过柔和的声音以及随之而来的催眠，可以治愈各种疾病。与此相对照，麦斯麦同一时期的格雷厄姆⁽⁴⁾博士的“天国之床”（Celestial Bed）则完全属于异想天开的革新之床。据说，一旦躺在他的“天国之床”上，人们就通过甜蜜的冲撞而变得年轻。格雷厄姆博士凭借电流、各种香水以及玻璃钟等，建造了这个奇异的床架。

自古以来，人们坚信神奇的药草效应，可以说，这一点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依据民间信仰，童话对药草深信不疑：对疾病不耐烦，渴望意外疗效的人就寄希望于药草。在此，药草被描写为具有断绝乃至痊愈的奇妙效果。枸杞叶被描写为可用来制作抗溃疡的软膏，此外，将其煮水用以洗脸可以治疗耳病，如果口服还能使牙齿坚固，眼睛明亮，粗糙的嘴唇变得红润，如此等等。据说，这种药草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最初似乎从遥远的海岛流传而来。枸杞是一种普通药草，“霍勒太太草地”（Frau Holles Wiese）周围到处生长着这种药草，可谓唾手可得、信手拈来。对其疗效，人们总是寄予很大希望，提出过分要求，以至于不仅鬼迷心窍，误入迷途，也误入了那种类似通俗小说的治愈艺术中。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通过改造革新，旧瓶换新酒，这种完全治愈疾病的巨大渴望也伴随着总体的宏大医疗计划。这是一项充满冒险和特殊挑战的计划，例如，不是害死病人而是使人摆脱痛苦的毒药，不是杀人而是救人的手术刀，边缘结构中的人造胃等。不过，人们并未特别接受上述种种修补方法或替代方法，他们认为，更值得信赖的是身体的健康器官。尽管实验氛围并不令人满意，但并未中断医学冒险，实验者不时也获得了成功。人们未能全部消除疾病，但是，他们暂时忘掉了“死亡”这一为之愕然、不寒而栗的疾病的结局。

对于如此众多起死回生的人们来说，那些被剥削致死的人们就死得其所吗？⁽⁵⁾人们恰恰忽略了战争年代死去的人们，忽略了数百年来与死者人数相称的巨大的战争破坏效果。显然，医生对此不会太满意。无论如何，如果把“死亡医院”这一招牌挂在综合医院上，不仅不合时宜，也是极端错误的。恰恰相反，“死亡场所”是医院所在的国家全体。拯救无异于一场清醒的梦，这种梦只有通过重建从前的健康才能完结。那么，果真存在“从前的健康”（alte Gesundheit）吗？在这一提问中，恰恰浮现出本真的医学之梦，在这一提问中，这些梦似乎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猛烈冲击并非那么坚实永久的岩石。只有当患者不是通过接受手术来缝合修补，而是通过恢复健康来脱胎换骨时，他才能从卧床上起立，他的病才会完结。

药物与计划⁽⁶⁾

恢复元气一点也不亚于改造身体。试想，首次踏入迄今从未交接或不易交接的领域，并把患者引向这个领域里。从一开始，医生们就使用缓解患者痛苦的镇痛剂。很久以来，他们就寻找镇痛剂。此外，在接受手术时，患者还做自己的身体不在场的梦。有时，通过某一事故后的休克，可以麻痹人的身体的疼痛。然而，在这种休克期间，任何医生都无法完成全部手术，因为手术不慎会造成极高的死亡率。

但是，在使用麻醉剂麻痹、非自然麻醉以及从外部附加的人工抚慰方法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从外部制造的大部分药剂由植物、金属组成，其中包含着大量变调的毒素。为了保护被动物撕咬的手指，医生将毒药涂抹在顶针上，但这东西作为药剂却作用于患者生病的心脏：由此可见，毒药实验走了诸多弯路，其用途与最初用途也大相径庭。

医学现在才开始真正塑造人的生命，例如，去掉患病的组织、改变身体内部之后缝合解剖的身体、防腐处理、抗菌等。所有这些都属于人工作业，但其操作不是遵循人体中既定的自我保护路线或可能的自然恢复路线。正如医学家们所言，大胆的计划远离既定事物，摆脱了既定思维方式。

除了反抗饥饿的图像之外，也许反抗疾病的图像是人类历史中最悠久的渴望。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就像在战场上高奏凯歌一样，拯救病人就被视为令人感动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不再存在贫困的国家的童话中，即在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最美好的梦中，无法省略关于疾病与医生的重要论述。在《国家篇》第三卷中，柏拉图甚至对医生提出了如下要求：“为了解除一切疾病，医生应当舍生忘死，并且，自己不应拥有极其健康的身体。”因为唯其如此，他才能以纯洁无瑕的心灵，从自身特有的经验出发判断疾病。“医生患病绝非坏事，否则，对患者的治疗毫无裨益。”

当然，柏拉图的下述要求不切实际，例如，他主张医生必须通晓他所治疗的各种疾病，甚至所有疾病。不过，柏拉图的疾病概念也包括健康医生对他人疾病，即与自身生命无关的疾病的治疗。事实上，医生们的诊疗行为不仅是痛苦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对疾病的治疗要比疾病自身持续更长时间。

在莫尔⁽⁷⁾的《乌托邦》中，甚至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也都概括地描写了轻松而无痛苦的医疗知识。医疗知识是重新构筑生命的知识。如果这种生命的知识得不到保存，它就是关于毫不费力的死亡的知识。通过一座幸福岛，莫尔不是着力表现中世纪暗淡无光的医院患者，而是侧重指明能为一切人服务的、友好的、宽敞明亮的医院。培根附加了使身体舒适安逸的食物和饮料，此外，还附加了对患者有益的山间空气、人工制造的血清等。此外，在他的这部作品中，虽然描写得不很明确，但展示了把每一个人都塑造成像海格立斯一样健康强壮的澡堂。这部作品所探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现存的身体恰恰没有达到一种万事顺遂的、灿烂生命的顶点。因此，在莫尔、培根作品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渴望塑造没有疾病的、健康的身体的梦。

在不久前刊行的斯维森的晚期社会乌托邦作品，即《利马诺拉：进步之岛》⁽⁸⁾中，也直言不讳地描写了关于健康身体的梦。这个岛上的人们嘲笑那种“医学仅仅适用于疾病治疗”的想法。他们远远超出了“仅仅治疗传染病的原始阶段”，那里的人们无忧无虑，对身体持一种“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态度。国家定期检查、提升和刺激每个人的身体，并且有组织地处理和修正每个人的身体。在利马诺拉，医生工作就像修缮工一样轻松自如。与此相对照，今天的人们想要健康长寿，一生难免大起大落、几经磨难。在这部书中，斯维森把利马诺拉的医生称赞为革新者。他不仅能够强化老弱患者的身体，还能使先天弱者摆脱虚弱的身体。

根据斯维森的观点，医生也应当关注健康的身体，帮助人们继续保持健康。这方面需要全部医学计划，而这些计划不仅谋求治愈单个人的疾病，也谋求废除“像类一样的弊端”（gattungsmäßiger Übel）。例如，出生时性别选择、人工授精选择、防止老化及废除老化等。

这些计划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不过，部分地投射出某种反动的阴影。虽然“身心锻炼”（Ertüchtigung）一词是暂时的，但比“超人”（Übermensch）更富于“炮灰”语感。出生时就可以选择性别，这一计划具有经久不息的感召力，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沦为静悄悄的口号。这种梦大部分是市侩的梦，就像纹章为刀剑所传承一样，人们到处寻找诸如关于缪勒、舒尔茨等的男性继承人。此外，任意选择男女这一想法本身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按照父母的愿望，出生的男孩多于女孩，那么女孩就成为更加受青睐的对象，也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如果变成这样，在时间进程中，爱就不能由于性别变化而结成果实。

第二，在纳粹以前就已经存在关于某种合理的人工授精的计划，这令人记起一座农业经济实验室。尽管在我们的营养植物、观赏植物当中，没有哪一种出自家里，但是一切都得到人工栽培并改变原来的模样。同样，人们对大部分家畜也都施以所谓接种和交配。于是，出现了最肥的猪、最快的马、最富于耐力的骡子等。

根据孟德尔⁽⁹⁾遗传定律，现在这些也被套用于人，据说，人也可以有计划地进行修正并交配。按照这种想法，从各种混合遗传型中，人应当拣选更好的遗传型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是，这种拣选工作势必侵犯每个人的爱情，因为，人的爱情关系的形成与遗传细胞的特殊选择毫不相干。若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实验，就得无情废除每个人的爱情。例如，就选择优良马匹而言，为了改良受精卵的质量，人们不惜使用普拉瓦茨注射器（Pravazspritze）⁽¹⁰⁾。人们相信，正如将最优良种马的精液输入母马体内一样，我们也可在无数混合人种中，采集最佳男性精子来完成育种工作。

在权威性的国家小说《太阳城》（Civitas solis）（1623）中，康帕内拉⁽¹¹⁾导入了星相神话。善男信女可根据星辰位置，寻找自己的伴侣，同床共枕、欢度良宵。在此，占星家不知不觉成了培育师和养育师。他们不是单纯挑选交配的时间，而是根据遗传型的预兆，挑选如意伴侣本身。尤其是，鉴于生产力的发展，在野蛮剥削时代，这种星相神话源远流长，有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人出生之前，就存在这种自然选择。但是，出生以后，起作用的并非多少有点复杂的孟德尔定律，而是单纯的杀人法则。杀人法则被应用于站在规范之外的一切人，而且，在纳粹那里，所谓规范只是“下有驴子，上有野兽”。这方面，在“性自制的”⁽¹²⁾市民阶层中，有将其作为一项尺度的庸俗市侩。按其见解，所有其他人都不懂自制性，所以全都应当被灭绝。

为此，所谓优生学也就腐烂变味。众所周知，贝多芬是无可救药的酒鬼的儿子，按照优生学，他本不该出生。而且，按照“作为饲养员的战争”这一优生学政策，酒鬼的儿子即使出生也应该尽早根除。只有在一个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制度下，凭借其他选择手段和尺度，我们才能在优生学的问题领域里发现其正当性。在这件事上，最佳优生学的内容大概就是良好的食物、舒适的住宅以及纯洁的童年。这一切将有力地促进发育良好的孩子们的顺利成长，于是，孟德尔的奇特酊剂选择也就成为多余的了。

追求纯粹血统的纳粹优生学可能来源于同种繁殖。同种繁殖不仅几乎没有什么长处，而且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实际上，很久以来，贵族们就在这一优生学意义上交配繁殖为同一种族。但是，在纯粹生理学意义上，贵族们并未显示出任何金子般灿烂优良的品性。如果这一理论站得住脚，那么通过漫长系列的个人重铸和异质交融，他们的种族就应当保持其固有价值或获得全新的纯粹价值。实际上，贵族本身所显示的东西，即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类所显示和凸显的东西只不过是义务和立足点所赋予的宗谱而已。进言之，贵族所标榜的宗谱仅仅可用于点缀儿童游戏室，但绝不是可以继承的遗产。

在李尔王⁽¹³⁾那里，那种人称作主人的贵族面貌特征绝非来源于贵族系谱。在他的两个女儿那里，所谓家谱反倒暴露出极其卑劣和自私的本性。甚至成就贵族的机会也不是来源于同种选育。相反，一个社会卫生状态良好的社会、一个更好的社会恰恰会废除贵族制度。例如，在人的正直态度不再受到压制的社会里，在不容忍任何卑劣行径的平等社会里，贵族制度将自动消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天才的“培育”（Züchtung）乃至可想望的“少数民族的血液”（Blutminoritäten）才能取得成功。只要假定至少存在旨在唤起人的创造才能的特殊类型的“荷尔蒙”，情况就是如此。谁也不清楚，今后是否会发现生理学上全然不晓的荷尔蒙的类型及其形成条件。

当然，在“秉承父亲坚韧的体格以及母亲快活的性格”⁽¹⁴⁾的情况下，或者，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在母亲略显歇斯底里的情况下，生理学上，家谱特征可视为灿烂出生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一点并非完全准确：有多少一丝不苟的父亲和充满幻想的母亲弄巧成拙、事与愿违，诞生了相貌平平、无人问津的子女，或者诞生了可怜兮兮、体弱多病的子女？旨在制造伟大才能的“血的结合”仍然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因此，我们甚至也不具备从生理学视角继续促进并激励这种结合的若干前景。与此相对照，当一个人灿烂地出生在这个世界后，他的生活却充满了阻碍其伟大才能的各种障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青年人既不承认也不信任自身的能力，最终不愿接受教育。

任何时代，大多数金鱼总是在水下游泳。牧羊人当中有数千个梭伦，在临时工中有数千个牛顿⁽¹⁵⁾。但是，没有谁知道他们的无数名字。在漫长岁月中，也许，人的合理育种已经受到了社会领域里的广泛影响，实际上，在进入不透明的主导性受精之前，这种育种现象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了。

的确，旨在完全控制个体的生物学态度，或者完全废除作为一种“命运”的个人的状态——这是一个目标。然而，在病魔接近虚弱身体聚集在一起生活的贫民窟之前，新的医学计划首先应当拆除现实的贫民窟。在有计划地培育人的过程中，尤其重要的是，弱化攻击倾向，提升社会平等思想。例如，我们的社会往往强调樱桃的香甜，而瞧不起谷物的营养价值。但是，教育人的社会本身必须首先要受教育。⁽¹⁶⁾从而，我们不是将按照食人者，即战争贩子的要求事项，而是将按照人自身的要求事项，独立自主地确定新的人的营养价值。

第三项计划，即一个纯粹的、没有食人者的计划可以表述如下：反对老化的斗争。这一斗争大胆奔放、全面铺开，在女子那里，这种斗争很早就开始了。女子对自身的身体一向敏感，即使是微小的伤口也绷紧神经。就更新某个遗失的器官和受伤的器官而言，人的本性显示出极其顽强的拒斥反应。

只在头脑方面，人是高度发达的生物，但在其他器官能力方面，人并非如此发达。由于人片面地聚焦培养特定器官，所以，他在全部器官的发展进步方面，也经常表现出某种退步。由于某些器官得到了过分特殊的发展，以至于朝向其他未确定方向的发展被中断了。于是，人这个生物就失去了从前阶段所具有的一些能力。恰恰在更高的有机体阶段，人的再生能力显著地下降了：蚯蚓满足于生产形成尾巴的一些环状物；蝾螈即使折断了腿或瞎了眼睛也继续生长；蜥蜴即使失去了尾巴也继续生长。

与此相对照，在这一点上，母性自然对哺乳动物和人绝非慷慨大方。人一旦失去四肢，就得依靠假肢。至少在许多动物那里，最强烈的磨损，即老龄化现象姗姗来迟，出现得很晚，而在人那里，这种现象却最为敏感，常常不期而遇。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倡导关于“青春之泉”（Jungbrunnen）的梦想。也正是由于这缘故，无论是否江湖医生，人们都持续不断地栽种具有特殊药效的植物。上述所谓圣日耳曼伯爵的“长寿茶”以及被视为启蒙时期的18世纪格雷厄姆博士的“天国之床”等都属于这方面的范例。关于健康呼吸技巧的忠告来自波斯，而通过控制呼吸而调节身体不适的建议来自西藏。此外，为健康而祈祷的人相信，到头来肉体不会轻易灭绝。由此可见，听起来，胡费兰德⁽¹⁷⁾在《宏观生物学》（1796）中提出的下述忠告是谦逊且正当的：“最佳长生不老药就是睡眠和希望。”

然而，在谋求健康的合理渴望中，也不乏基于神奇药剂而制造灵丹妙药的努力。中国人服食鹿和猿猴的生殖腺，印度人服用老虎的睾丸。也许是受其启发，1879年布朗-塞加尔⁽¹⁸⁾在人的生殖腺中，发现了所谓使人变得年轻的素材荷尔蒙。人们进一步假定，诸如牙齿中的牙质、头脑中的脑素等一切身体组织都可被制造为治疗疾病的素材。不过，这种想法迅速消失了。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见解经过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受到了相当肯定的反响。

但是，生殖腺所激发的希望并没有欺骗人们。在研究腺器官自身分泌物的过程中，研究者提取了一种要素，借助于此，医生能够成功地把握最小腺组织机能低下时会出现什么疾病。从此，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医学梦境：1922年从胰腺中获取了一种抗糖尿病荷尔蒙；1929年在妊娠母马的尿液中提取了比平时强烈6倍的卵巢荷尔蒙。

实际上，所有因内分泌腺机能减退而引起的疾病（脑垂体、甲状旁腺、甲状腺、卵巢等）都可以通过开发特定组织部位的药品，从这些腺体中进行处理。但是，世人最关注的普遍之梦是寻找长生不老的高效物质，尽管八方齐动员，攻坚克难，但实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施泰纳赫⁽¹⁹⁾通过缚紧精索促进了青春期生殖腺的成长。于是，他进一步把过度生产的荷尔蒙注射到其他人的血液中，沃罗诺夫⁽²⁰⁾则将猴子的生殖腺移植到人身上。但是，两种实验均徒劳无功。虽然出现了某些年轻化的迹象，但是，如同泡影，短暂即逝。老化的原因根本不在于生殖腺，而且，其使用本身仿佛仅仅是某种未知原因的效应而已。现在剩下的只有胸腺的作用。迄今所知，直到青春期，胸腺担当辅助人体成长的作用，而到十六岁它就耗尽枯竭。但是，在女性妊娠期间，胸腺依旧起作用，不过，对这种机能尚未给出明确阐明。说不定，不是生殖腺而是胸腺预防人的老化现象。虽然老年人没有生殖能力，但可以堂堂正正、生气勃勃、包容开放地生活下去。为此，我们应当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以便直到老年期，各种身体器官能够继续发挥功能。

尽管如此，使人年轻化的乌托邦苹果仍然处在十分遥远的地方。鉴于今天试验心脏和肾脏的医疗技术，寻求使人年轻化的医学技术数十年几乎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如果有什么变化，只是我们不再忧郁地、不再夸张地接受自己的年龄而已。然而，这是一种心理学的影响。与其说这是体内各种腺体乃至内分泌领域的问题，不如说是心理层面，即生命力所供给的某种东西。

尤其是，在苏联，人们为反对老龄期的价值下降现象而斗争。这种斗争是最自觉、最幸运的斗争。这也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即资本主义社会尤其不珍视老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据说由于竞争局面，老人必须让位、退场，以便所谓年轻的力量可以取而代之。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年龄而进行的斗争并不局限在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冲突中。相反，这种斗争是为保护所有伟大建设领域里有价值的干部而进行的斗争。

梅契尼科夫⁽²¹⁾以这种方式说道：“在从前所有社会关系中，老人对于共同体都是一种多余的负担。但是，如今却是这样一个新时代，从中老人能够为社会进行特别有益的工作。老人们的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对于解决社会生活困难问题，他们的经验十分有益。”因此，梅契尼科夫不是从病理学视角看待老人，而是强调未来老人所能起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承认，未来或许可以避免人体生理学的不足，即老化缺陷。苏联的医学家曾经对死后不久的人进行了复活的可能性实验，而这种可能性尝试无疑是关于人的生命的最明确的事实究明。但是，这种尝试表明，让死者复活的医学技术为时过早，或者根本不合时宜。

超越迄今为止的人的生命的界限，超越我们的能力所无法完成的作业等，凡此种种都作为一系列目标摆在我们面前。接近这些目标的努力以及作业——这正是与拯救相连的渴望，正是能够切实帮助每一个人的渴望。

身体实际改造中的踌躇与目标⁽²²⁾

就患者自身而言，至少他的渴望并非遥不可及。对于他来说，重要的仅仅是摆脱痛苦。这种愿望就够了。他渴望恢复健康。如果他的损伤得到解除，他就心满意足；如果他像过去一样重新站起来，他就不再奢望什么了。

守候在患者病榻前的医生也是如此。如上所述，如果患者病情有所减轻，他的医疗手术和治疗计划将变得更加松弛、温和。如果撇开任何特殊情况以及实际发生的特殊事情，那么只要患者重新找回从前的健康，医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衰老不应视为疾病，所以，在此姑且不论。外科医生决不把自身的工作视为改善身体的改造工作，而是把自己的手术行为视为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²³⁾

无论如何，人工胃不如先天的胃。十分幸运的是，一个人体内带着诸如此类的人工组织，可以没有痛苦地生活几年。有些患者摆脱像“有趣的九柱戏球道”一样的手术可能性，重新以健康的身体从事工作，恢复从前的实际业绩。在这种情况下，治愈他的医生无疑是很幸运的。

试想葛兹·冯·贝利欣根⁽²⁴⁾的情形。他以自身的铁手打掉餐桌边角，并以压倒一切的捣矿机面目出现，这时，他就会感到自己因假手而变得十分强大。恰恰在这里有个问题：有些人对身体的乌托邦改造不以为然，尤其是，对人工优生、与老化作斗争等深表反感。对于他们来说，敢于超越人的既定生命原则的意图本身就是大逆不道的罪恶。根本上，开业医生满足于治病救人，即疾病的终结。他不是同与生俱来的先天虚弱作斗争，而是同生命过程中的获得性虚弱作斗争。医生尚不具备更加提升患者身体机能的坚强使命感，因此，他并未通过导入关于人工组织安装的无机技术来大胆尝试提升患者的身体机能。

在诊治个别患者的医生的医学愿望以及更加包容的世界改造的渴望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医生们也会燃起雄心壮志，梦想更好地影响和改变世界。但是，实际上，在大多数医生的意识中，医学目标本身已经牢固地生根立足，即重新恢复以前的状态（status que ante）。因此，医生大多本质上是保守的，与较少复古色彩的其他职业相比，医生更容易为法西斯主义“血与土壤”（Blut und Boden）的呼喊所迷惑。绝大部分社会乌托邦都对医生赋予一种重要的、全面介入的角色，而且医生也被视为能够履行这种角色的合适人选。尽管如此，纯粹的医学乌托邦出现得很晚，甚至压根就没有出现。

应该说，胡费兰德、福伊希特斯莱本⁽²⁵⁾等医学家所撰写的著作本身是罕见的例外。在胡费兰德的《宏观生物学》、福伊希特斯莱本的《灵魂的摄生法》中，人们并未发现充满爆炸性的奇异之梦。但是，这些著作很好地保存了各种乌托邦的渴望和图像，在矿泉水时代，明智之人充分利用了毕德麦耶尔风格⁽²⁶⁾柱廊中所产生的这些渴望和图像。那么，两个人都对设计乌托邦图像犹豫不决，其理由何在？也许，作为医生，他们都意识到了慎重和责任感。也许，另一个理由在于经验感觉，这与谨慎很接近，它像粘牢在鞋上的铅一样，妨碍精神的自由飞翔。

但是，医生之所以对医学乌托邦敬而远之，也许，最后的原因在于哲学内容。除了所有“独创性的”医学之外，哲学内容本身也经常是令人惊异的、有几分效能的东西，无论这种内容是不是有意识的，它都植根于源于斯多亚学派的欧洲医学。这个学派的人们坚信事物的自然进展过程。他们到处都顺应自然的变化，从一开始就拒绝那种违反自然的态度。

当然，在斯多亚学派之前，从前的希波克拉底⁽²⁷⁾这位医学导师也对医术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正是通过斯多亚学派的医学大师盖仑⁽²⁸⁾，希波克拉底的医术才得以广泛传播开来。按照他的见解，健康的人体中均衡地混合着四种肉体的主要液体：血、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与此相反，当这四种液体的均衡受到妨碍而遭到破坏时，疾病就不知不觉已悄然而至。其中已经蕴含着对身体平衡状态的信念：所谓“患病”这一事实仅仅是受到妨碍的一种身体状态，而不是可超越的一种身体状态。

此外，盖仑并未论及任何偏离和超越，而是一味强调斯多亚学派对自然的信任，力求达到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普鲁塔克⁽²⁹⁾完全以斯多亚学派的口吻这样说道：“世界蕴含着自身所需的一切。”同样，我们的微小世界，即肉体也要求不高，是很容易满足的。不过，这种信念并不妨碍斯多亚学派主张一种好得多的国家形态：一种基于普遍的兄弟同盟的国家。只要这些人“理性地”，即依照自然法则生活下去，那么，国家内的个别肉体就像他们的生命形态一样是正当的。

斯多亚学派的医生甚至也不把疾病视为一种祸害，而是视为必不可免的拯救的一部分，即身体内发生的一种被撕裂的无序状态。由于这一缘故，长久以来，盖仑的推崇者们甚至把化学疗法当作人为的东西而加以拒斥。出于两个原因，最终斯多亚学派的学者否定了乌托邦的，尤其是乌托邦魄力的持久效应。其一是对“良知”（bon sens）的信任，其二是对自然治愈的信念。一个好的医生追随自然、支撑自然，决不违反自然：这正是斯多亚学派的遗产。

18世纪，这样一个口号十分流行：“不要依赖医生，不要依赖药品。”（Peu de médecin; peu de médecine）当时，灌肠这一针对便秘的物理治疗盛极一时。最终，在医生当中，甚至那些大胆进行经验实验，充满乌托邦冒险精神的人们也都取消了神秘的化学实验。

所谓凭借药草等的自然疗法重视“良知”，赋予空气、光、水等本能要求以巨大力量。但是，这种疗法有时也充斥着一些业余爱好的疯狂，甚至以为服用凝乳⁽³⁰⁾就可以治愈百病。然而，在此通过这种可笑的实验重现出某种乌托邦的面貌，当然，这是与愚昧无知结合在一起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即很快沦为迷信的一项最恶劣的“希望事项”。

尽管如此，这种类型的思维与生而固有的医学乌托邦并非完全背离，即与“肉体的终极改造”大相径庭，或与此格格不入。与医学乌托邦理念相反，上述自然治愈理念源于自然虔诚信念（naturfrommer Gesinnung）；从实践-经验上看，这种理念尤其继承了斯多亚思想的遗产。当然，在上述信念中，无疑具有好的一面，但是，这种信念也持续不断地妨碍了旨在改造人的肉体的抽象的医学思维。纯粹的医学乌托邦越少，诸如国家童话一类的抽象的社会乌托邦也就越少。因此，临床医生很少侧重乌托邦意义，不过，这种意义本身部分地发挥了拯救的作用。就像一条轧断的肢体一样，与日常肉体生活相距甚远，并且过分人工地被划分的一切东西都变成糜烂性的、有害的东西。

责任意识和斯多亚学派的遗产都坚持将医学理念与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这种医学理念往往有别于改进人种的优生学以及与老化的斗争。只是医生这种拒斥改革的倾向不应打断对于乌托邦的其他根本勇气。至少在医学治疗领域里，没有这种勇气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伟大的事件。在此所谓“勇气”并非牵涉到乌托邦，而是牵涉到剖析肉体疾病的原因，使患者从病魔中彻底解放出来。在此，疾病的最后原因既不在于细菌，也不在于像癌一样引人注目的单个细胞和细胞组的“帝国主义”的成长之中。相反，这原因恰恰在于肉体本身的腐败、缺乏抵抗力和老弱无力。正因如此，这种肉体的改造梦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课题。这样，即使我们不理睬肉体的改造，在这种议论的背后，也暗藏着渴望摆脱疾病的意识。

的确，在此我们心存一丝怀疑，尽管大多数医生开诊仅仅以“以前的状态”为目标，但是，这种医疗慎重态度本身就令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最终，这种命题使我们敢于说：正是在守候在个别患者病榻前的医生那里，提前潜伏着某种几近疯狂的乌托邦计划，尽管乍看上去，他们极力回避这种惊人的庞大计划。这一最后的计划，即医生们的最终的医学梦想无外乎是“死亡的废除”（Abschaffung des Tods），亦即指向万人的永生之梦。

恢复了健康的患者会有一种犹如浴火重生的感觉。劫后余生，患者欣喜万分，这种喜悦的意义大大超过复原这一事实。正如人们所说，患者满怀被拯救的快乐，如今可以重新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是，在“复原”一语中存在一个疑问，即所谓“重新”（Wieder）在人的生命进程中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存在一种古老的健康，而现在这种健康被复原了吗？难道这种健康就像永远的岩石一样，万古不变、坚定不移吗？但是，古老的健康并不是岩石，实际上，健康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特别是，如果不是从直接的医学角度而是从间接的社会角度看，健康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健康不仅是一个医学概念，也是压倒性的一个社会概念。所谓恢复健康，说实话，就是使患者处于一种健康的类型之中，而在既定社会中，这种健康总是受到普遍承认的。是的，只有在社会本身中才能形成这种为世人普遍承认的健康。这样，就复原的单纯意图而言，“重新”的目标不仅是变幻不定的，而且在既定社会中，这一目标本身还被设定为“规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健康就是谋生能力。在希腊人那里，健康是享受能力，而在中世纪，健康则是信仰能力。但是，当时疾病并未被视为罪恶，因此，中世纪人们尤其苛待精神病患者，将其用铁链捆绑起来，投入监狱。所以，在中世纪，缺乏罪恶的人的肉体被视为最好的健康体。例如，对于今日每一个市民-启蒙社会的医生来说，（锡耶纳的）凯瑟琳⁽³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歇斯底里患者，但是，在当时她却被视为十分正常的人。中世纪的任何医生都不会想到治疗凯瑟琳的歇斯底里。如果中世纪医生感到她的行为异常并对其进行治疗，情况会怎样呢？限于时代条件，即便当时医生对其进行治疗，这种治疗也不是所谓恢复原来健康状态的作业。相反，很久以后，这种治疗才向现代意义上的正常状态转变。

耶稣是一位医生，他毕生倡导信仰疗法，他的教会就是一所药房。但是，在那虔诚的时代，在健康之名下所意欲的所有东西与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健康截然不同。在中世纪，如果有人在今日意义上为健康而祈祷，这个人也许全然不被理解。因为，中世纪人们把祈祷行为理解为汗流浃背、通便排泄乃至缓解身体痉挛等状态，但绝不像今日人们那样将健康理解为“一个商人在职场上重新发挥能力的状态”。

甚至，从今天的视角看，即使是所谓原始时代那种健壮特征也绝不是健康的“原初图像”。因为这种特征产生了儿童十字军、鞭笞派等苦行修道士的奇异行为。尽管这种类型的人与享受森林新鲜空气的野人相矛盾，但是，这种人当时恰恰被视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森林兄弟。

儿童十字军、苦行修道士等不是热衷于各种所谓的原始行为吗？他们把自身的身体改造得如此富于魔力，以至于谁也无法重新认出他。不仅如此，他们还鞭打自己的身子，彩绘全副牙齿。唯其如此，他们才像欧洲人所言“看起来像狗一样”。就像今天的人们羡慕地注视运动员的身材、体能和速度一样，中世纪的人们也把梦游者的奇怪行动视为一种健康状态，对其百般赞许和崇拜。

人们对健康的立场因时代和条件而异，因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预先确定的、普遍妥当的健康图像。当然，在此也有例外，试想，下述普遍的、唯物主义的以及从中万古常新的公式：“在丰满的肚子上寓居一个快乐的头脑。”

然而，所谓“健康的肉体中有着健康的精神”（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这个进一步的格言并非建立在任何经验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理想基础上。而且，在每一个社会中，这条格言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在每一个既定社会中，医生都不是重新创造初始的普遍健康，而是促使患者恢复某种以往的健康状态。在各自的社会中，医生只不过是重建社会中所孕育的健康规范而已。(https://www.daowen.com)

进言之，医生能够重建社会化的健康规范状态。因为人的肉体有能力改变自身的机能，并且，有时有能力大大改善这种机能。迄今为止，人们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并以可疑的健康类型为依据，简单粗浅地分析了人的肉体。其结果，社会唤起了很多疾病，例如，性病、结核病、神经官能症等。在动物世界中，我们很少或全然没有发现这些疾病。

但是，为此身体器官的梦想至少指向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没有痛苦而只有快乐的肉体。此外，人们还渴望老年并不像命运一样老弱无力。所以，人们对医学的渴望是“反对命运的斗争”，即不顾一切地将医学乌托邦与社会乌托邦有机地结合起来。

就重新连接失去的肢体的能力而言，人的躯体较之低等动物的躯体明显占下风。但是，在人身上，迄今从未被获取的乌托邦的能力在起作用。在人的身体中蕴含着本质性的力量，即进行超越和塑造新事物的力量，而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力量对肉体不起任何作用。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即不是着眼于人的肉体本身中进行超越和塑造的乌托邦能力，那么这种对人的潜力的研究将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一切讨论都只是愚蠢的行为而已。

肉体全都由多细胞组成，最终均归于死亡。有鉴于此，最神秘的医学计划就是废除死亡，但是，这个计划每每落空。因此，看上去，这个计划总是令我们眩晕恶心。正是由于废除死亡的医学计划如此踏步不前，所以这种计划才被视为一种徒劳的、发疯的想法。即使这种计划的出发点是为反对老化而斗争，迄今任何地方都没有严肃认真地接受它。

不言而喻，迄今废除死亡的医学努力尚未变成现实。通常人们把“长生不老”这一梦想视为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要么对此加以冷嘲热讽，要么对此加以简单否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飞翔的荷兰人”等传说都表明了这种态度。“如果人不老不死，地球将人满为患”，这类说法不仅从社会视角看毫无意义，而且作为童话也十分罕见。例如，没有“退场”就没有“登场”；没有宽敞的墓地，就没有可能的社会，凡此种种都是公然露骨的想法。

总之，我们可以严肃认真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不考虑建设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那么所有改造肉体组织的医学努力都将落空，继续停留在踏步不前状态。健康是一个社会概念，总体上看，人的生物体存在就像人自身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以健康为最高目标的我们的生命本身为恐惧、困境和死亡所充满，那么我们就必须优先考虑并最终解决社会健康问题。

马尔萨斯⁽³²⁾，出生率，食物

即使解决了肉体问题，也绝不意味着排除了所有肉体弊端。为此，所有仅仅以肉体健康为最高目标的人们都特别迷恋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并且追逐各种离奇古怪的念头。例如，粗野的生食主义者、狂热的素食主义者，还有通过领悟呼吸技巧，不断磨炼这种技能的人。这些人激烈嘲讽一成不变的贫困，猛烈抨击各种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疾病。事实上，许多疾病不是产生于身体的虚弱，而是产生于剧烈的饥饿。这些疾病不是起因于呼吸不当，而是起因于恶劣环境的尘埃、烟雾、铅灰等。的确，如果呼吸得当，通过吸收新鲜空气，有助于大大扩大肺活量。直到老年，这种人的胸廓（Brustkorb）机能依然充满活力，而这种状态赋予他一种称心如意的自我意识。

然而，在此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人必须“有钱”。⁽³³⁾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来说，有益于健康的并非“呼吸技巧”，而是“弯着身子”。富丽华贵的雷文特罗（Reventlow）⁽³⁴⁾撰写了一部关于“金钱情意综”（Geldkomplex）的书。根据她的观点，任何人都无法要求他的医生排除自身的金钱情意综。然而，这种情意综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饕餮，其中百分之九十诱发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

不过，资本主义思想家却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挖空心思、费尽心机，试图切断纯粹医学内容与社会内容的结节。就出生与人口而言，从资本主义欲望开始的东西就是选育和品种改良。这方面，不乏若干可怖的实例。

然而，尤其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旨在大量减少人口的帝国主义的“曾祖母理论”（Urgroßmutter）。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没有阐释任何纯粹乌托邦理念，但在此也存在所谓医学基础上的社会乌托邦。此外，这种乌托邦是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的，但他不再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拥护资本主义的好争论的头号作家。

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规定了下述基本原则：造成贫困的原因在于人的持续繁殖愿望与食物的有限增长之间的“自然”矛盾。马尔萨斯预言说：如果对这一矛盾缺乏一种理性的认识，大众的贫困将一如从前，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人们适应现存长条面包标准，限制其人口增长，那么大众就有望摆脱他们的贫困。根据他的观点，恰恰不是“资本”，而是“无产者的淫荡好色”产生了社会贫困。在此，为了所谓耕地产量，他把无产者当作了替罪羊。

不仅如此，在假定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的情况下，所谓危机也不是作为一种“过剩”危机，而是作为一种“匮乏”危机出现。尽管如此，后来他的理论几经变更，但万变不离其宗。例如，19世纪90年代，一个讲坛社会主义⁽³⁵⁾者阿道夫·瓦格纳⁽³⁶⁾就宣告：“鉴于所有本质方面，马尔萨斯是正确的。”但是，似乎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马尔萨斯理论的本质方面才真正发挥效应，而且只是凭借谎言和谋杀等卑鄙行为，才使这种效应广泛伸展开来。

从家庭层面上看，马尔萨斯的理论早已是敌视人的、目光短浅的理论。在道德意义和科学意义上，马克思业已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某种深远的卑鄙下流”。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马尔萨斯理论也就彻底暴露了自身的残暴特征。但是，这种理论不仅在美国杀人者当中，而且在社会学家当中也成了热烈鼓掌祝贺的对象。例如，像爱德华·海曼⁽³⁷⁾一类的社会学家至少为马尔萨斯理论辩解，尤其是，像埃德加·萨林⁽³⁸⁾一类的肮脏的法西斯主义者甚至以格奥尔格⁽³⁹⁾的方式，力求提炼和改良这一理论。

这一更新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是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斗争和战争加以正当化，将“多余的”失业者当作废料处理掉，并从法西斯主义立场出发，把其他一切民族全都消灭干净。与此同时，马尔萨斯主义诱使无产者绕开资本主义，另从其他地方寻找资本主义贫困的原因。这样，无产者总是蒙在鼓里，看不到自身不幸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在自身的利润旨趣方面，无产者不得不默默忍受数额限制（numerus clausus）。

为了成就上述一切目标，马尔萨斯建议资本主义进行最后冲刺。然而，资本主义已不再拥有造就独创性思维的能力，甚至它的种种卑劣行径也无济于事。资本主义的欲望不仅不再具有进步性质，甚至也不再发挥类似新的思维创始人的作用。相反，这种欲望在资本主义背后，扮演某种阴谋暗害、掩蔽真相的角色。

马尔萨斯主义聚焦诊断了不充分的、孤立的社会贫困原因，但总体上是极其狭隘的、偏激的。因此，这种理论应被局限在关于人口过密理论乃至人口研究上。因为在具有共同兴趣或利益的人们所形成的圈子里，医生们压根就不知道或根本就不想知道职业击剑师背后的金钱动机。实际上，那些只关注医学补偿的人们，试图从人口膨胀中寻找社会贫困的原因，从而用人口问题代替或排除了阶级差异的本质问题。

显而易见，旨在支撑更美好生活的杠杆到处都宽广地位于下面；旨在改变世界的现实的人及其环境尽可能深邃地盘踞在下面。正因如此，医生们既没有逐字逐句地援引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没有考虑社会关联性，至少以天真无邪的狭隘眼光，几乎可以说把一滴血送进实验室，借助于此，他们相信可以辨认人类的一切疾病。于是，他们无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备受痛苦和折磨”这一根本问题，尤其是，他们对产生这种痛苦的社会贫困和阶级差异熟视无睹、充耳不闻。

由此出发，与单个的流行病病原体相比，医生们过高评价细菌本身。微生物研究尤其掩盖了疾病的其他伴随现象、恶劣环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这样，大部分医生也就免除了探寻病因的义务和责任。例如，肺痨主要见于穷人当中。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为反对饥饿和贫穷而斗争。但是，我们未能这样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饥饿尤其充满了潮湿的斑点。然而，对此市民阶层的治疗技术却毫无热情、兴趣索然。如前所述，医生们试图片面地、狭隘地排除社会弊端，无论他们所选择的手段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些手段都无助于消除现实的祸害。正像在虚假处方上这样写道：“有些事情已经完成了”（ut aliquid fieri vedeatur）。

如果撇开人自身及其理论，整个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都标志着一个全盘歪曲的领域。这种理论既不重视社会环境，也不制订社会变革的计划，充其量，仿佛是制造铺路石子的纯粹机械工具箱。马尔萨斯并没有像巴甫洛夫⁽⁴⁰⁾那样进行任何专门实验，甚至不了解人是受大脑和社会支配的存在。其结果，他的理论不仅阻碍了医生与共产党之间的通力协作，也封杀了共产党鲜明的社会政策路线下的医学实验。社会问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穷人对性欲的自我控制并不能解决这类棘手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人口问题，而应另辟蹊径，提出并积极介入其他一些生产性问题。马尔萨斯理论部分地对达尔文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其把人口过密原理投身到动物界中。苏联的达尔文主义者恰恰把达尔文主义从马尔萨斯的错误中解放了出来。

马尔萨斯理论仅仅在控制出生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这一方案是一个有益于许多人的方案，就此而言，也是一个进步的方案。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体制，人们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就十分艰难，以至于需要采取诸如此类的节育或堕胎等措施。只要资本主义一如从前，即富人再也养不起他们的奴隶，那么上述节育措施将依然有效。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满足权力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需求的权力而能够支配地球，那么我们将拥有一切人可以自由地生活的空间，地球将拥有为了一切人的空间。

医生的忧虑

实际上，当一切都整理得干净利索后，医生才开始自己的诊疗工作。开诊之前，医生先洗手。所有器具都擦得明亮光洁，但是，单是这些还无助于全部医疗工作。社会本身已经龌龊不堪，并且已经病入膏肓了。因此，首先应把社会视为医学关注和医疗计划的关键事项。

由此看来，疾病无异于罪恶，但这种罪恶并不是单个人的罪恶，而是集团本身的罪恶。显而易见，如果医生经常踏入贫民窟，疾病也会使医生患病。在诊疗期间，所有的一切都会对医生嘲笑说：为了不被赶出职场，可怜的男人带着患病的肾脏乘上嘎嘎作响的货车。当他由于撕心裂肺的痛苦咬紧牙关时，富人却在温暖的羽绒被里休息。当医生治疗这个可怜的病人后，我们不禁提问：正是大多数人的生命使医生重新发挥“能力”，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又究竟是什么？如果经过一番治疗后，恢复原来机能的人重新受到损害、损耗乃至衰弱，那么健康究竟会是什么？

1931年，一位德国的小儿科医生说了这样一番话。虽然他的发言依据常识而发，但一定程度上可能带有反市民阶层的结论：“治疗，治愈（curare）以及为患者忧虑等，意味着医生尽量避免患者的健康受到任何妨碍。尽管如此，如果患者的健康受到妨碍，医生的诊疗首先应当指向这一方面：即让患者尽可能处于有利的、良好的状态。”这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经济的、美好的目标。但是，这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目标。就今天的精神疾病状况而言，美国的精神病患者数字居世界第一位。⁽⁴¹⁾

与此相关，资本主义不仅危害普通人的健康，甚至危害资本家阔佬的健康。但是，在与利润经济体制不同的新的经济体制下，将凸显某种新的可能性：即作为一服解毒剂，新的干预之梦和人体改造之梦，将会排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病毒。

从摇篮到坟墓，也许从摇篮之前到坟墓，所有一切都可作为帮手适用于“政治动物”。⁽⁴²⁾被压迫的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历史，不再被动地忍受痛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的，有意识地参与业已存在的“先决条件”本身，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通过这种前提条件，人在历史地出现以前就已经作为富于人性的人出现，并且在这种前提下，作为活生生的肉体而存在。

生命的前提条件是母亲子宫内的此在，从而是与胎盘一同给予的肉体状态。如果人们不再甘心于既定状况，那就无异于拒绝接受无可逃避的宿命。大胆而果断的人比较容易理解这种特性。就像人们在同一方向上随时间对准钟表一样，医生容易想到出生前人的身体的固有倾向。此外，如有必要的话，他们还有意识地改变出生后的肉体状况，进行延续生命力的实验，当然，这种实验是从有节制的内分泌理论或未知的形象力医术出发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把人千篇一律地扯平，这方面，既没有任何展望也没有任何机会。但是，较之社会改革，也许提升和改造肉体组织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因此，如果人们不能自主自己的身体，他们就不再属于社会了。一切人都可以在自由的尺度下维持健康状态，而这尺度就是社会所面对的以及可接触的尺度。为了维持一切人的健康，必须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应当总体地调节出生与成长本身中出现的单个人的疾病。如果社会具有这种生命效应，那将是最为可视的希望所在。尤其是，社会全体应对疾病预防和人的寿命给予特别关注。

直到那里，也许这个棘手的人的肉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不太满意的路程。因为对人而言，健康不是消耗的对象而是享受的对象。没有痛苦地长寿，直到耄耋高龄，直到由于厌倦生命而自愿选择死亡的生命等，凡此种种，迄今都尚未得到解决。正因如此，学者们为此不断制订计划。新的诞生——它意味着与身体相关的更美好世界的平面图。但是，当社会生活本身歪斜不正时，人还没有任何直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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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民间传说，在“处女水磨坊”（Altweibermühle）中，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女子。——译者

(2)　圣日耳曼伯爵（Graf St. Germain，1710—1784），18世纪神秘人物，背景与身份一直是个谜，在他死后的数百年间，各种神话、传说、猜测一直不断。有人说他是宫廷大臣、冒险家、发明家、业余科学家、画家、钢琴家、小提琴手以及业余作曲家，还有人说他曾展示过神秘的炼金术。——译者

(3)　弗朗茨·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奥地利医师，试图用催眠术治疗各种疾病，他所建立的催眠理论叫作“动物磁力说”，后又被称为“麦斯麦术”。——译者

(4)　格雷厄姆（James Graham，1745—1794），18世纪英国江湖医生和养生学家，他因一套独特的治病和养生术而大获成功，到处讲演，宣称他的办法让人能健康地活到一百五十岁。终于有一天，他风光不再，在债务中死去。不过，据说，他主张的养生术中，冷水澡、简单的食物、常开窗通风等如今家喻户晓的健康常识，在当时确实是革命观念。——译者

(5)　在此，布洛赫超越个人的健康问题，开始聚焦探讨社会的健康生活。——译者

(6)　在本节中，布洛赫说明了医学家抗击衰老与死亡的实验。本书写作于1940年初，所以没有涉及与基因工程相关的问题。——译者

(7)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英国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莫尔曾当过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副大臣、国会下院议长、大法官等要职。1535年因反对亨利八世为英国国教最高首领而被处死。1935年被追谥为圣徒。——译者

(8)　戈弗雷·斯维森：《利马诺拉：进步之岛》（Godfrey Swesen，Limanora，The Island of Progress，1903; rev 1931.）。——译者

(9)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奥地利遗传学家、天主教圣职人员、遗传学的奠基人。1865年孟德尔揭示了遗传学的两个基本定律——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统称为孟德尔遗传定律。——译者

(10)　普拉瓦茨（Charles-Gabriel Pravaz，1791—1853），法国骨外科医生，1841年，设计并研发出一种银质注射器，该注射器长3厘米，直径达5毫米，并有一根带有螺纹的活塞，可准确地控制注射剂量。——译者

(11)　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哲学家、作家。1582年，他加入多明我会。1599年因参与西班牙在南意大利的统治而被捕，1926年获释。经过多年的构思，1602年，他在狱中用西班牙语写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著作《太阳城》。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采用对话体裁，描绘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完全不同于当时意大利和西欧各国社会制度的新型理想社会。——译者

(12)　在此，布洛赫用形容词gehemmt表现市民阶层的心理特征。根据上下文，译者从心理的“性”特征意义上，将其试译为“性自制”。——译者

(13)　《李尔王》，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故事梗概如下：年老的李尔王喜欢大女儿和二女儿的阿谀奉迎，把全部财产分给她们，而把朴实而真诚的第三个女儿考黛莲放逐国外。但是，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得全部财产后，却恩将仇报，变本加厉地虐待父亲。李尔王不得不带着弄臣和忠臣肯特流浪野外。在法国，做了法国王后的考黛莲得知李尔王的困境之后，立刻组织了一支军队，秘密在英国登陆，试图为之复仇，却招致兵败而与父亲双双身亡。——译者

(14)　语出歌德的组诗《温和的克塞尼恩》（Zahme Xenien，VI）。——译者

(15)　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3—1727），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1687年，他发表《自然定律》一文，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系统描述。——译者

(16)　根据布洛赫的教育学观点，培养身心健康的人不应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卓越能力或天资基础上，而是寄托在既定社会的健康环境基础上。想要改良人的类型，就首先要改良旨在改良人的类型的那个社会。这与“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这一马克思的话十分吻合。——译者

(17)　胡费兰德（Christoph Wilhelm Hufeland，1762—1836），德国医生，在出任耶拿大学教授之前，曾在魏玛为歌德、席勒、赫尔德、维兰德等人治过病。1796年发表了代表作《宏观生物学，或者延长人的寿命之道》。此外，胡费兰德还致力于社会卫生问题，开发了传染病疫苗、痘苗等。——译者

(18)　布朗-塞加尔（Charles Édouard Brown-Sequard，1817—1894），法国生理学家，他最早记述了脊椎麻痹症状。1889年他把动物睾丸提取液注入自己的身体，以实验多大程度上能够强化男性精力。1889年6月，在一次科学会议上，72岁的他为自己注射了豚鼠睾丸提取液，据说，之后他性能力和肌肉强度都恢复了。——译者

(19)　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1861—1944），奥地利生理学家、性学研究的先驱。——译者

(20)　沃罗诺夫（Serge Voronoff，1866—1951），俄罗斯血统的法国外科医生、异种移植领域里的先驱。——译者

(21)　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1845—1916），俄国动物学家、免疫学家。1900年，梅契尼科夫发表《20年来对传染病的免疫性研究》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的白细胞和肝、脾内皮细胞吞噬微生物的特性，正式提出了最初的噬菌细胞免疫学说，并因此与埃尔利希共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

(22)　医学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延长人的生命。由于医学的发展，人的身体可以得到部分的改造。在此，布洛赫略述了医学乌托邦的努力、踌躇等。——译者

(23)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组织医学技术，特别是整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鉴于此，今日医生未必赞成布洛赫的这种见解。——译者

(24)　葛兹·冯·贝利欣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1480—1562），德意志帝国骑士，传奇英雄，作战中断右手，装一铁手后成为歌德名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主人公。该剧表现了狂飙突进时代的文学氛围。主人公贝利欣根对现实不满，希望国家统一，渴望自由，但又脱离人民群众，以一己之力来反抗社会，正是狂飙突进分子的气质。——译者

(25)　恩斯特·冯·福伊希特斯莱本（Ernst von Feuchtersleben，1806—1849），奥地利医生、作家。他的诗《根据神的忠告而定》，由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谱曲。他的《灵魂的摄生法》（1838）一书倡导通过强化精神和意志而维持健康的方法。——译者

(26)　“毕德麦耶尔时期”（Biedermeier），指德意志邦联诸国在1815年（《维也纳公约》签订）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历史时期，而“毕德麦耶尔风格”（Biedermeierstil）指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文化艺术风格。——译者

(27)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被称为“医学之父”，生平不详。他强调体内汁液的平衡，认为外部条件、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对疾病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候，他所关注的并不是解剖学，而是救助、诊断和预防。——译者

(28)　盖仑（Galen，129—199），罗马时代的医生和作家，他的作品将经验与思辨结合起来，构筑医学知识和生物学知识的体系，奠定了解剖学、生理学、药学、病理学的基础。盖仑重视脉搏和尿道器官，首次发现了血的运动，但没有意识到血液流经全身。——译者

(29)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0—120），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译者

(30)　凝乳（Weißkäse），主要产于法国南部一带的白色奶酪，富含蛋白质。——译者

(31)　（锡耶纳的）凯瑟琳（Katharina von Siena，1347—1380），意大利主保圣人，神秘主义者，多明我会三品教士。她在《关于神的预见的对话》一书中，以身说教，表达了所谓神的逼近经验。此外，她还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促使身居阿维尼翁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留在了罗马。——译者

(32)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国国民经济学家，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在此他认为，社会贫困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人口过剩”。此外，他还认为，不仅生产价值决定价格，交换价值也决定价格。——译者

(33)　在本节中，布洛赫注意到，与单个的流行病病原体相比，医生过高评价细菌本身。此外，微生物研究尤其掩盖了疾病的其他伴随现象、恶劣环境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这样，大部分医生也就免除了探寻病因的义务和责任。例如，肺痨常见于穷人当中，因此，布洛赫强调，我们首先应当为反对饥饿和贫穷而斗争。——译者

(34)　雷文特罗（Francesca Reventlow，1871—1918），贵族出身的德国女作家、翻译家和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生活在慕尼黑的波希米亚，陆续发表了小说和游记。——译者

(35)　讲坛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mus），19世纪后半叶主导德国国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严格的经济自由主义（从边沁到自由放任主义）相反，讲坛社会主义者为了缓和阶级冲突，促进社会生产力，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仲裁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有阿道夫·瓦格纳、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等。——译者

(36)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1835—1917），德国财税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教程》（1876）、《财政学》（1877—1901）等。——译者

(37)　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1889—1967），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任教于新社会研究学院，一直致力于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译者

(38)　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1892—1974），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将诗人斯特凡·安东·格奥尔格所革新的人道主义当作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译者

(39)　斯特凡·安东·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1868—1933），德国诗人，他反对1890年前后在德国兴起的自然主义，把法国的象征主义奉为创作的榜样。他不愿与法西斯合流，1933年去瑞士，同年在洛迦诺附近的米努西奥逝世。他的作品主要是诗歌，诗集有《颂歌》（1890）、《朝圣》（1891）、《阿尔加巴尔》（1892）、《心灵之年》（1897）、《第七枚戒指》（1907）、《新的帝国》（1928）等。——译者

(40)　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生。因为对狗研究而首先对古典制约作出描述而著名，并在1904年因为对消化系统的研究而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译者

(41)　20世纪40年代，布洛赫流亡美国，专心从事著述，关于美国精神病患者的统计出于当时的调研数据。——译者

(42)　“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按照他的理解，人是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动物。——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