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意志与自然，技术乌托邦

如果人加以控制和监视，

火的威力将是十分有益的。

席勒

然而，这样更好：

崇高的精神啊，你给了我所需的一切，

绝不徒劳地显示烈火中你的面貌，

不仅给予王国的灿烂自然，

也赐予了感受和享受它的力量。

你不只是准许冷漠凝视的访问，

也像观看一个朋友的胸膛一样，

准许了自然的深邃胸膛。

歌德

在古老传说的语言中，关于自然的人的任务无外乎是建设地上天国，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传播和扩张这一天国。换言之，地球是天体之一，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使命无非是帮助这个地球带来天堂的果实和形式，从而为它提供类似的服务。只有在这崇高的意义上，就像外部最大的星体太阳所提供的服务那样，地球才能为人服务并发挥影响。同样，太阳不仅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闭锁的地球的力量——如同无影无踪的、被缚的精灵的寓言——而且赋予地球必要的补充，使其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就像所有外部机体在上升的太阳的外部图像中尽情展开一样，外部自然也犹如在人的心灵中浮现的神的形象，会使某个内部机体展开并对其产生影响。

弗朗茨·冯·巴德尔⁽¹⁾：《借助于物理学的伦理学基础》

这是腐朽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即这个阶级完全没有能力想象人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宇宙体系的诸矛盾违抗人们有意识地掌握自然的力量。看上去，世界似乎对由于内在无序而麻痹的某个世界采取敌对立场或态度。

罗谢·伽罗蒂⁽²⁾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

Ⅰ．魔力的过去

陷于贫困

赤裸裸的皮肤强烈要求我们发明什么。奇怪的是，面对天气，人本身就已经束手无策。如果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人就难以忍受持续几个月的冬天。当然，在南方，人可以一丝不挂地四处走动，但他不能赤手空拳，不带武器到处走动。

在原始人那里，类人猿的全副牙齿已归于消退。然而，他的最富于男性力量的拳头也不足以击倒一只狼。为了防御和进攻，双臂需要进一步生长。当双臂完全生长成熟时，原始人就能抓取棍棒和石斧了。奇异的是，在棍棒和石斧尚未被发明的地方，人不顾周围的各种威胁，仍然存活了下来。无论如何，从此之后，通过加工某一事物，更好地规划某一事物，人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

火与新的装备

现在，人终于掩盖裸体了。但是，与动物不同，人不是用自身的东西而是用外部的东西遮掩自己的身体。例如，人的身体披上了陌生的毛皮。人不是居住在洞穴里，而是居住在用木棍或石头制作的房屋中。如果原始人想要继续居住在洞穴里，他就必须把熊、狮子等野兽从洞穴中驱赶出去。⁽³⁾当然，鸟儿也搭窝筑巢，但其窝巢只用作孵卵育雏。与鸟儿的本能不同，人为了保护自身的肉体而有意识地利用工具来建造房屋。当然，蚂蚁、蜜蜂、獾，特别是海狸等都具有成熟的筑巢本领，而且，实际上，这种本领炉火纯青，以至于部分已经像自身扩展的肉体一样。试想，作为坚固堡垒的一种人工贝壳。

但是，这一切动物都缺乏可以称作技术发明的东西，即制造工具以及有意识地使用工具。只有人才是这种制造工具的动物，例如，手指甲发展成锉刀，拳头发展成锤子，牙齿发展成刀具。只有“白手起家者”（Selfmademan）才会利用火，烹调食物、冶炼矿石，吓退所有凶禽猛兽。人制作某物的技能比捕获原材料的速度更快；从原材料中，人惊人地制作了迄今从未存在的东西。从此之后，所谓“发明”（Erfind）意味着，以肉体之外的有机体或死的生命体为素材制造出某种新的事物。通过加工某物，人创造了附加的力量，从而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

从出现大批消费品以来，发明成了生活的核心事项。恰恰凭借发明，人们不断创造出迄今从未出现的新的消费品。鉴于这种意义，1880年德国专利公报作出了如下充分的补充界定：“发明是指某种新型的生产，或者指某种新型消费品的生产。”第一个发明也许是制作拉链的技术；第二个发明是，为了穿鞋舒服，独出心裁，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加固鞋子后跟。这样，人的全部生活就被一根人工腰带，即从前未曾存在的人工创造物紧紧围绕起来。借助于此，人的房屋⁽⁴⁾惊人地扩张，从而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充满了冒险精神。

疯狂与阿拉丁的童话

在这个发明领域里，人梦想一直以来存在过的一切。其实，人所梦想的比这更多。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充满炽热妄想的猫头鹰⁽⁵⁾尤其拥有发明创造的能力。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向一个疯子耳语，促他发明一张多用床，这张床既是一间厨房，同时也是可洗澡的一泓湖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裁缝在顶针上保存了“掺杂着孩子般天真烂漫的水”，这种水一瞬间洗刷好碗碟，干洗好外套等。去污剂很受欢迎，它除了清洗污迹，还把棉花变成丝绸。一个患有偏执狂的猎人，甚至发明了一个神奇的灯泡，借助于此，可以从鸡蛋中孵出鹰雏。

但是，正如我们从医学愿望之梦乃至国家愿望之梦中发现的一样，所有这些愚蠢的把戏都渊源于同一个童话领域，进一步讲，迄今流传下来的童话尤其详细记述了对科学技术的愿望图像。自行缝衣服的针，自动烹调饭菜的锅，凡此种种都是无与伦比的童话般的发明。有个奇异的磨坊甚至长出庄稼，将其脱粒并磨碎，只要留下一片面包头，就总是重新生长的干果面包，而它取代所有其他食品。因此，格林⁽⁶⁾从其社会乌托邦和技术乌托邦角度，解释了关于“安乐乡”的童话：“在此，人的想象力凭借充分的行动自由，快刀斩乱麻，清除所有障碍物，从而尽情满足自身的渴望。”例如，“愿望小帽”“魔帽”等源于安乐乡的房屋中，其他无数宝物则源于女巫的宝库。试想，“自己会开饭的桌子”“七里靴”⁽⁷⁾“会从袋里跳出来的棍子”，最后，用炼金术制成的、前吐后拉金币的驴子“布里克莱布里特”等。

例如，在豪夫⁽⁸⁾的童话中，每当主人公塞德吹起银色的小笛子时，笛子便送给他绑缚的仙女。这时，狂怒的波涛立刻归于平静。在海上，一个遭难的船员紧握一根木头，瞬间这根木头变成一头鲸鱼，把他带到陆地，使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时，“自己会开饭的桌子”重新登场，要知道，这个船员在阳光照射的海上已经待了八天之久。也许是这个缘故，如此汹涌而单调的波涛居然骤变为一桌美味佳肴。

在塞德的银色小笛子中，有一些高尚的亲属。他们不仅全都具有杰出的音乐才能，而且全都拥有神奇的魔法技能：龙塞斯瓦列斯山谷上的“罗兰之角”⁽⁹⁾已有一半属于这种神奇技能，而魔笛、“奥伯龙之角”⁽¹⁰⁾已经全然属于这种超凡技能。在东方童话中，与奢华需求相适应，这种对技术的愿望图像爆发出异常绚丽的光彩。在此，富于魔力的事物不仅得到了合理的保存，而且全都被收集在技术宝库中。在《王子艾哈迈德和仙女佩里-巴努》的童话⁽¹¹⁾中，讲述了一个象牙管子，通过这个管子，人们可以看见梦寐以求但又相距数百英里的图像。另一个童话讲述了自由飞行的毛毯，一旦这条毛毯的持有者表达他心中的愿望，这条毛毯就立刻把主人带到遥远的目的地。这样，毛毯持有者就可以目睹象牙管子中所呈现的景象。

此外，在某个童话中，还描述了长有翅膀的巨人们的形象，他们眨眼工夫就把主人公带到天涯海角。在主人公面前，坐落着充满金银珠宝的仓库，就像《阿拉丁的神灯》⁽¹²⁾的主人公一样，主人公从地下，即从虚空中挖掘令人眼花缭乱的珍宝，一夜暴富、一步登天。事实上，在童年时代，这种胆大包天、匪夷所思的渴望令孩子们神魂颠倒、如醉如痴。童话作家就以这种方式轻松自如地创造了几乎是匪夷所思的东西，尤其是，通过梦幻般的工具创造这种奇异的东西。虽然这些童话中的主人公到处都面临重重困难，但在这样的故事中，听起来，没有什么是难以置信的，相反，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大自然的巨大力量被描绘为精灵，而这种惊人的力量立即无条件地为指环与神灯的主人阿拉丁服务。或者，哈桑无条件地为握有魔杖的主人巴索里特（Basorite）效劳，他用魔杖击打大地：“那时，地动山摇，大地裂开一条大缝，在缝隙中冒出十个伊夫利特⁽¹³⁾。他们的腿仍然埋在大地的深处，但他们的头早已高耸入云。”⁽¹⁴⁾关于乌木马的童话⁽¹⁵⁾则充满了一种幻觉般的意境，但作者却用十分冷静的笔调详细描写了技术乌托邦愿望图像的每个细节：神奇的马具有一种上升和下降的木栓，骑手可以据其转动的方向随意操纵马。而且，这匹马用途如此多样、装备如此精良，以至于骑手从不可企及的宫殿中轻而易举地劫走了公主，或者从敌人的大军中，腾空而起，逃之夭夭。

一则称作《树叶衣服》（Das Blätterkleid）的中国童话虚而不实，假而似真，其主人公以任意变换的、充满幻术的原材料迷惑人。在此，与上文所述疯子的整体知识床一样，原材料也可以被无限地利用。仙女用芭蕉叶为自己的情人缝制一件绿色丝绸衣服。之后，仙女同样用芭蕉叶烤出蛋糕，剪切并烹制一只母鸡、一条鱼，最后雕刻出一头驴。于是，仙女的情人便骑着这头驴，连同这期间生下的孩子们一道返回家乡。

在拉格洛夫⁽¹⁶⁾的童话中，重现一个具有新创造禀赋的仙女，从中反映出作者对超人的能力、超人的力量的渴望。此外，在北国的隆冬时节，一个铁匠千锤百炼，成功地锻造出另一个太阳。与天上的太阳不同，这个太阳六个月不曾离开人们。

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关于“自己会开饭的桌子”“阿拉丁的神灯”“占卜棒”等的童话故事，此外，还有关于梅迪纳之锅（Medeenkessel）、幸运之帽、奥伯龙之角的传说以及数不胜数的愿望故事。从事物的进程中，充满愿望和魔力的童话能够神奇地找出一条出路来。童话作家总是超越缓慢而拖延的时间，化沉重的素材为轻松的话题，从而一切愿望图像都一目了然、尽收眼底。

儒勒·凡尔纳的长篇小说以及部分库尔德·拉斯维茨的小说属于最受欢迎的大众素材，但这些素材已不再带有童话的、非现实的色彩。《八十天环游地球》⁽¹⁷⁾已经远远超越了现有的一切，只是尚未探讨地球内部以及旅行月球而已。但是，所有诸如此类的作品不仅提供了令人愉快的读物，也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读物，尽管如同巴洛克扉页上所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使用奇妙的设备，取得了啧啧称奇的非凡成功。有时，在童话中预言和描写了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的未来世界，一幕幕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仿佛这个未来世界就在眼前。

《麦斯托斯教授》与发明⁽¹⁸⁾

此外，现在有一些古怪的人们诱惑别人，甚至也诱惑自己。这种人经常欺骗人，有时为癫狂所支配，可是，我们却多半无力识别其可疑的行为。这些人当中，有狡诈者和梦想家，这些人纯属吹牛者，张开的双手分发未产下的蛋。从前，这方面名列前茅的是炼金术士，总体上看，这些人好于今天招摇撞骗的江湖医生。因为在他们周围，甚至有学问的人也坚信灵魂，坚信天上飘动的、埋入地下的可呼唤的某种东西，尤其是，坚信“贤者之石”。⁽¹⁹⁾

这时，人们偶然发现了瓷器，而发现红宝石玻璃的人正是当时的宫廷炼金术士伯特格尔⁽²⁰⁾和孔克尔。⁽²¹⁾起初，他们坚信瓷器就是贤者之石，后来，当确认并非如此时，可以说，他们真的很失望。1674年，炼金术士布兰德⁽²²⁾从人的尿液中制造出的并非哲人之石，而是一种非金属元素磷。在布兰德看来，仿佛他不是发现了预期的王国而是发现了一头母驴。

卡廖斯特罗⁽²³⁾不学无术，毫无科学意识，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骗子也相信炼金术士以及能见鬼神的江湖术士的胡说八道。凭借这种胡言乱语，他到处行骗，使某个贪得无厌、腐败堕落、百无聊赖的贵族甚为折服，洗耳恭听。可以说，当时自由主义、神秘主义的共济会成员也推波助澜，扩大其影响，他们凭借棺材、火光以及密封的艺术，玩弄各种稀奇古怪的把戏。同一个时期同样推崇自由和神秘主义的共济会成员也借助棺材、火炬、深奥的秘术等手段来装神弄鬼，相比于这些滑稽的小丑们，被奉为大魔术师的卡廖斯特罗显得极为庄重。

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即在以多种方式发现的魔法巫术中，当时两种甚至三种路线可以相互并行或相互交织在一起。其一是，能够促进技术生产力的上升的市民阶级的趋势；其二是，没落的封建阶级的蒙昧主义的奇迹嗜好。这后一种趋势产生卡廖斯特罗的外观，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沙俄宫廷的拉斯普京⁽²⁴⁾其人其说。但是，此外还有第三种要素，这就是，恰恰从文艺复兴时期，从其女巫的厨房和咒语继续发挥作用的“卡巴拉主义”。当时，虽然焚烧女巫的残忍行为已经十分罕见，但是人们仍然相信热心服务的精灵。尽管像贝克尔⁽²⁵⁾《被迷惑的世界》（Verzauberte Welt）一类的反幽灵书明确否定了与魔鬼的协议，但是，1690年前后，放肆而悖谬的是，在最高的学术范围之外，这类鬼怪幽灵说竟然依旧阴魂不散、大行其道。

富于魔力的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神智学存在了如此之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生活在启蒙时代的斯维登堡⁽²⁶⁾令人信服地表明，在开放的理性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多么令人惊异的迷信和奇迹。

事实上，当时，人们仍然相信机械装置本身偶尔也附有某种奇异的幽灵，其中一个装置甚至并非远若天涯、遥不可及。时钟周围的幽灵总是围绕着这个奇怪的、虚假的生命本质，尤其是围绕着钟楼，幽灵从事其孤独阴郁的活动。围绕钟壳中齿轮发出的咔嚓声、撞击声，围绕全部机械装置的死一般的生命及其气息，人们往往为一种神奇的错觉所攫住。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到，仿佛齿轮、一起转动的轮子以及木制的滑车组等都勾魂摄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从今日视角看，钟楼中的一切都是自然使然，绝非幽灵作祟，然而，当时这一切却给人留下一种离奇古怪、阴森可怕的感觉。

《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这是拉美特利⁽²⁷⁾唯物主义的格言。凭借这句格言，1750年左右他似乎基本上解除了流行甚广的妖术，但是，它也造成了多种非同时性的离奇古怪想法。在市民启蒙时期，人们一直笼罩在这种阴森可怕的念头中，时时感到一种迄今未知的新的恐惧和战栗。

在这种莫名的恐惧中，还混合着一种“假人”⁽²⁸⁾传说。连同时钟比喻一道，假人传说充斥巴洛克时代，特别是充斥这个时代的剧作中。例如，哈尔曼⁽²⁹⁾的《玛丽安娜》谈论一种作为“可行走的钟表装置”的肉体，而洛恩施泰因⁽³⁰⁾的主人公则朗读关于连同车轮一道坠落的《阿格里皮娜》的台词：女暴君“陷入沉思，她脑中的钟表装置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可以随意旋转天体”。⁽³¹⁾但是，恰恰在力学中，随着一切都昭然若揭，这种新东西就显现为一种令人战栗的恐怖，即活着的人也是一个钟表装置，是自动上紧发条的物体。

在当时所出现的自动机中，这样的事情变得显而易见：婉转歌唱的夜莺、机械小提琴演奏者、机械算术家等，凡此种种都由蜂蜡制成，并且里面只有发条在驱动，但是，一切仿佛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此，一个典型的事实是，这个钟表装置并未被隐蔽起来，它只是用洛可可衣服或富丽的土耳其服装装饰了而已，因而更加清晰可见，一目了然。在所有这些角色那里，都以卖弄风情的方式强调了这个转动装置，从齿轮拉动的裙子或帘子显示了恰恰作为新的神奇深渊的力学。

这方面的反响显现在《霍夫曼的故事》（Hoffmanns Erzählung）⁽³²⁾中的板凳小商贩中：这里配有气压计、湿度计、眼镜等，一旦借此向里眺望，所有死人看起来都像活着的样子。特别是，在物理学家斯帕兰扎尼⁽³³⁾博士脑海里，惊人地浮现出自动机械装置。自动机械装置的反响也出现在现代化学实验室的广告描写中：闪闪发光的玻璃本身、明亮的机械灯光等一直延伸到古老而奇异地增强了的想象力。

无论如何，看上去，力学似乎都在清醒之中表明了一种秘密，即超越某种界限的冒险的、傲慢的国度。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假人的踪迹，就是说，不只在前机械区域可以找到假人的踪影。在这个区域里，作为喀巴拉主义者拉比勒夫⁽³⁴⁾想利用黏土块和神奇的纸条创造奇异的生命体。因此，当人们除了使用神奇的机械技术语言之外，还使用机械装置时，形形色色的卡廖斯特罗之流就可以借助于启蒙方法，大力施展骗术，到处蛊惑民众。

进言之，即使今天人们也说：一个骗子“发明了”某物。值得注意的是，这话具有好坏二重意义。当时发明主要出自经济上破产、精神上百无聊赖的诸侯，特别是代表这个阶层的学派。这个时代的市民阶层正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对有利可图的发明兴趣盎然、爱不释手。但是，发明依旧是奇异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当时人们把发明视为闵希豪生⁽³⁵⁾所列举的某种怪诞不经的东西，或者将其视为技术上不加批判地七拼八凑的东西。在巴洛克时代，这类被称作“制定规划者”（Projektanten）的冒险家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渗入科学技术之中。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些人到处坑蒙拐骗，制造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

从当时无所“发明”的那个国家财政领域里，这些制定规划者或“见解提供者”（donneurs d'avis）毫不费力地转到充满冒险精神的技术领域。这样，技术再次被理解为拙劣的欺骗手段与令人信服的热情的一种棘手的混合物。这种类型的人策划经济上的“秘方”，经常以巨大的利润（为自己）出卖这些锦囊妙计，因此，他们不仅对发明驾轻就熟，也拥有出售技术奥秘的本事。

在这些制定规划者当中有个叫贝斯勒⁽³⁶⁾的人，后来他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为俄尔菲雷（Orphyré）或俄尔菲雷乌斯（Orphyréus），这个名字无异于俄耳甫斯（Orpheus）与泽费罗斯（Zephyros）⁽³⁷⁾的合称。俄尔菲雷乌斯博士起初作为车工、钟表制造商、磨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后来他转行成为江湖医生、占星家、炼金术士等。之后，他的这种博学多能又与工程师-江湖骗子的生意联系在一起。他以这种方式创造了“奇异的、地位优越的运行珍珠”，即被称作“俄尔菲雷永动机”（Orphyré Perpetuum mobile）的模型。

围绕着自身的经验，1720年俄尔菲雷乌斯撰写了一部技术通俗小说，它带有一个年集标题：《自然建筑的八大隐匿卧室》。小说描写了童话世界各式各样城堡中的一个城堡，这里有一所保存特别贵重物品的卧室，周围戒备森严，谁也不得入内。俄尔菲雷乌斯博士的自然建筑拥有八个这样的小房间，各个房间都包含着足以引起人们好奇的、乌托邦的物品。第一个房间中拥有圆的正方形；第二个房间中拥有双曲线的镜子；第三个房间中拥有下述课题的解决办法，即无需管子就可以升高从池塘中喷出的水柱；第四个房间中拥有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这样，一直通向最后一个房间，这里坐落着所述永动机模型。

俄尔菲雷乌斯声称，他恰恰把这样的模型偷窃到自己的自然卧室里，并“经过详尽的作业检查后”，首先将它设置在格拉⁽³⁸⁾，然后把它设置在黑森-卡塞尔伯爵领地的一座避暑行宫中。在此，人们可以长久地观看“完备地运转的”机器，甚至可以“做一件工作”。某种未知的诀窍促进错觉，而这种错觉使公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公众相信，在绝无可能的对象中，隐藏着一个驼背的，从而特别容易包装的侏儒。同样，在他们看来，在著名的永动机中，可能藏有不可战胜的棋手。无论如何，任何永动机模型都令人饶有兴趣、引人注意。因为这种模型最激进地满足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使命：最便宜的生产。

正是这个俄尔菲雷乌斯——他也被称作麦斯托斯教授——在高塔上设计并摆放了带有风车翼翅的管风琴钢琴。⁽³⁹⁾当暴风骤雨袭来时，管风琴协奏曲就强劲地响彻城市上空。这一计划表明，一旦燃烧的猫头鹰被赋予风车翼翅，它就十分出色，几乎按照美国的方式发挥作用。技术上，甚至“七里靴”也被承诺了成功，并把类似的东西展示在人们眼前。于是，无论是否有博士称号，俄尔菲雷乌斯风格都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尤其是，重新被发现的东西是永恒不朽的，尽管这东西总是以不同方式被命名为“宇宙包罗万象的力量”。无论如何，年老的教堂司事的“精神氛围”（Fluidum）都重新复兴起来了。尤其是，当这种氛围被赋予自然科学语言和19世纪的电力时，便涅槃重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事到如今，一位很有本事的博物学家凭借同样离奇古怪的念头，赋予“辐射-磁性”以更强大的生命，这位科学家就是石蜡和木馏油的发现者：化学家赖兴巴赫。⁽⁴⁰⁾通过他所进行的“世界之力”（Welt-Od）的“探险”过程，他也为后世转向未经证实的领域指明了方向。这正是如今广受欢迎的、唯灵论角度可利用的“原辐射力”（Urstrahlkraft）。⁽⁴¹⁾磁性、电、光等富于原生质，就像假人一样，这些动力燃料都充满了活力。就是说，从夜游似的起作用的机器到圣像头上光环的“原因”都被赋予了灵魂。

进一步讲，W.赖希⁽⁴²⁾所谓的“倭格昂”（Orgon）就属于上述“精神氛围”的最近的浮夸言辞。借助于此，赖希在精神分析的弯路上重新制造了自身的永动机。这就是，新婚之夜，当迎接新妇时，新郎所感受到的一个多汁的“世界之力”，或者，一种生物与宇宙潜能以及出类拔萃的“性高潮能力”（Orgasmuskraft）。此外，这种“性高潮能力”是可以看见的：例如，青蛙交媾时全身泛出天蓝色，雷雨中，船舶码头上闪现“圣埃尔莫之火”⁽⁴³⁾，灿烂夜空中，群星发出同样蓝色的闪光等。

在美国的“蓄能器”中也收集了“倭格昂”以及众多诸如此类的能量（关于尚未耗尽的希望类型的纯粹宇宙的超维他命）。这些能量十分宝贵，价值不可估量，但遗憾的是，被滥用于商业用途。例如，从空气中吸取可供出售的素材，据此，这种素材用于祛除任何一种虚弱疲惫，同时用于祛除某种性的、灵魂的、社会的以及宇宙的各种疾病。这一切都属于卡廖斯特罗、俄尔菲雷乌斯的风格，其实质无非是把各种能量置于蓝色世界阴霾的“模仿者之光”中。然而，即使在今日小市民的欺诈形态中，这种卡廖斯特罗风格也仍然属于技术之梦领域。尽管显得荒诞堕落，但这种风格却构成其古老的魔术残余。试想，哥特式建筑的柱头就经常表现奇怪的小人物。在张开的大腿之间，他伸进脑袋向外看，或者以其他方式做出鬼脸的怪异人物。因此，在技术乌托邦建筑物中，一再复归的麦斯托斯教授恰恰拥有这种祖传的位置。

除了所述“世界氛围”之外，通过古老的“炼金术”这一通俗易懂的字眼，我们可以把握“发明家”的持久属性。在现代化的旧货店里，人们支起众多三脚架，不知疲倦地举杯畅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识别有关太古炼金术的一个新的动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是今天，廉价的女巫厨房也继续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炼金术士弗朗茨·陶森德⁽⁴⁴⁾的活动乃是许多训练之中的最后的训练。在他身后的无数人，甚至“最上流阶层”乃至总参谋部也都纷纷投资古老的魔术。因此，这种诈骗事业并未终结，相反，再一次迎接了它的开端。当然，陶森德把某种特殊的声学诱惑带入古老的魔术，即进行了某种音乐改革。这样，黄金烹饪（Goldkochen）作业由传统炉子转移到音叉，并且仅仅通过音调变化而得到完满实现。

根据陶森德的理论，每个要素都由其所特有的振动频率构成。因此，这些要素可以借助于化学音乐的调幅，由它的原初的要素音调类型轻而易举地变成另一种东西。“修正命运”（Corriger la fortune）：这一公式把骗子与过去庄严的宫廷炼金术士以及直到今天的低俗毕达哥拉斯后裔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假如使用有效的手段的话，改变命运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些不顶用的手段无法造出那些不可能的东西来。

安德里亚的《1459年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的化学婚礼》⁽⁴⁵⁾

最诱人的想法仍然是从位于街边的粪便中烘烤出金钱。如果每个人都锻造幸福，那么最好锻造它的金属起源。成千上万的人曾经在炉前工作过，他们凭借深奥费解的手段，追求一种通俗易懂的目标。

进一步讲，更罕见的、更有趣的，今日多半被忽略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大多数魔术师渴望的仅仅是黄金，那么除此之外，其他许多人则渴望更多的东西：“改变世界”（Weltverwandlung）。1616年出版了《1459年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的化学婚礼》一书，这部书唤起更广泛的“净化”（Reinigung），其范围远远超出将低劣的金属变成黄金。这部匿名发表的作品的作者几乎肯定是约翰·瓦伦丁·安德里亚⁽⁴⁶⁾，他是施瓦本诗人、牧师、神智学者和乌托邦主义者。这部作品尖锐反对恶劣的炼金术士，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理解为嘲笑炼金术这一全部密闭的职业本身。但是，除了这种辛辣的讽刺要素之外，更引人注目的内容是下述庄严的意义，即赋予“化学婚礼”以黄金之路，并且讽刺性地描写了寻找这条路的寓意骑士。

在两部早期作品《兄弟会传说》（Fama Fraternitatis）、《兄弟会自白》（Confessio Fraternitatis）中，安德里亚已经虚构并介绍了罗森克洛兹，一个宗教团体的创始人。罗森克洛兹出生于1388年，后来他作为年轻人旅行东方，在那里，他向人透露神秘科学以及某种“改革”（Reformation）的知识，其中金属的转变仅仅是开始而已。

《化学婚礼》这部作品表现了同一个罗森克洛兹，但是，在此他被描写为一个老人。在复活节前夜，罗森克洛兹踏上新的旅程，前往皇家城堡，在那里，他将庆祝一场婚礼。他被允许进入神秘的宫殿，经历一种水与火的严厉考验，然后，饰以金羊毛，作为主宾参加了七天婚庆。他目睹了王室年轻夫妇的死亡以及随后的复活。刹那间，客人们均被变成金石头骑士。但是，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被迫闯入一个小房间，在此，他发现，维纳斯女士睡着了。当婚礼仪式进行正酣之时，主人公被指定为看门人或作为彼得滞留在宫殿里。在婚礼仪式上，阿琪米亚⁽⁴⁷⁾担任伴娘，她就是“七日造人时的附属装饰”，但她不是在冶金学中被耗尽的那个人。

总体上，在安德里亚的讽喻中，炼金术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意义恰恰不是在冶金学中枯竭耗尽的那种意义。如果炼金术的意义仅仅局限在冶金学上，那么安德里亚的《化学婚礼》就会表明与黄金烹饪完全无涉或关系不大。与此相反，如果把炼金术理解为改变世界或“普遍宗教改革”的伴娘，那么这一点就是可理解的：即虔诚的同时代人在他的富于特色的片段性小说中，目睹了某种关于“完美作品”的最崇高的寓言。换言之，安德里亚的作品获得了关于哲学黄金的完美性。

1617年，一个叫布罗托费尔（Brotoffer）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发表了关于安德里亚的作品的注解书。他的书名叫《大伊卢西达留斯，或关于F.R.C.的化学婚礼原典对比，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点石成金的准备工作》（Elucidarius major oder Synopsis der chymischen Hochzeit F.R.C.，darin praeparatio lapidis aurei sehr artlich beschrieben wird.）。布罗托费尔的这部书将安德里亚所描写的七日婚礼仪式直率地解释为如下七个阶段的炼金术作业：蒸馏（destillatio）、溶解（solutio）、纯化（purefactio）、黑化（nigredo）、反照率（albedo）、发酵（fermentatio）、医学投影（projectio medicinae）或酊金（Goldtinktur）等。

尤其是，布罗托费尔的下述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从广泛的、最后的意义上考察，《化学婚礼》不仅是含有讽喻的寓言，也是惊人的象征。这就是与最后的“合一”（Unitas）相关的“沸腾发酵的黄金时代的全体”（das gärende goldene Pan）。因此，正是在这种类型的炼金术意义上，上述化学婚礼才具有庄严肃穆的意义：这是针对冷酷与桎梏而惊人地创造的一种复活节的意义。

所谓德国巴洛克时代是一个封闭社会，它所宣称的象征内容是蔽而不明的。在这个密闭时代，市民坚信“基督徒的自由”⁽⁴⁸⁾尚未到来，并且，他们长久渴望这种自由。但是，就像炼金术一样，这种市民的内心冲动显现在奇异的途径中，并且由于自然装饰的伪装，显示不出本真的意义。当时人们所意欲的东西就是一种唤醒性的起床号，这种号角应当响彻所有地上阶层。换言之，“醒来吧，冻结的基督”这一传言，首先应当通过铅、创造物、社会以及其余的“其他特性”（Alteritas）而传遍尘世的每一个角落。

炼金术追求黄金制作与人性促进。但是，从此以后，在玫瑰十字会中，这一追求变得杂乱无章、复杂纷纭，由此构成自身混合幻想的固有特征。1622年，在尼德兰海牙创建了从那时起众所周知的玫瑰十字会团体。当然，这一教团的名称本身较之安德里亚赋予它的“名声”（Fama）与“忏悔”（Confessio）更久远。

帕拉塞尔苏斯⁽⁴⁹⁾陈述了1530年位于巴塞尔的一个玫瑰十字会的集会地点。他的手稿未必完全可靠，但毕竟报告了关于12世纪初德国玫瑰十字会的集会地点。他认为，虽然并不很充分，但安德里亚所生活的时期以及魔笛时期的玫瑰十字会成员保存了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真正的智慧”（veram sapientiam）。这种真正的智慧原本“渊源于神秘的埃及和波斯，而今由可尊敬的玫瑰十字会兄弟会⁽⁵⁰⁾正确地命名为‘泛智体系’”。（quae olim ab Aegyptiis et Persiis magia,hodie vero a venerabili fraternitate Roseae Crucis Pansophia recte vocatur.）

但是，我们不知道玫瑰十字会名称究竟有多么悠久，也不清楚多大程度上这种象征意义可以回溯乌托邦化的神话或被乌托邦化的神话。只是在安德里亚那里，通过《化学婚礼》赋予玫瑰十字会“崇高炼金术的”上升的意义或据称是人性的意义。也许，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进，深入探索安德里亚的“普遍宗教改革”环节所造成的那种特殊联系，即在诸如炼金术一类的某种迷信的东西与像太阳一样的、太阳般明晰的东西之间的奇特联系。因为作为“出生”（Geburt）、作为光（黄金）的持续“过程”（Prozeß）的光的热情本身恰恰来源于炼金术。“启蒙”（Aufklärung）⁽⁵¹⁾本身原来就是诸如过程及其“结果”（Resultat）一类的一个炼金术概念。

相反，在此产生了共济会成员之间的奇异结合乃至启蒙与神秘学之间的联系。安德里亚已经抱有一种与魔法仪式混合在一起的兄弟之情。这样，在德国人们开始构筑一种“人化的社会”（Societas humana）的黄金之梦，然而，与众不同，在神智学风靡一时的英国，整个17—18世纪都盛行标榜炼金术和博爱主义的秘密集会。在英国存在一个叫做安提列亚（Antilia）的秘密团体；另一个叫做马卡里亚（Makaria），即一个“关于重建神秘医学和哲学的天国之轮兄弟会”。此外，还存在将社会之梦与宇宙之梦混合在一起的“光的同盟体”（Collegium lucis），其创始人正是安德里亚的弟子夸美纽斯。⁽⁵²⁾

所有这一切派别都努力栽培玫瑰十字会或“更高的炼金术”。所有的人都想把社会以及自然的变化过程转向天国的原始状态。在天国的原始状态中，存在社会平等，在此，没有堕落的一切东西或灿烂的黄金本性融为一者。在重新创造天国的原始状态意义上，这一炼金术派别的梦想到处都停留在普遍的改革上。尤其是，这种梦想试图把堕落的世界转变成基督的世界。

由于这个缘故，当时他们的敌人，即怀有敌意的文件将炼金术本身告发如下：“在最后审判日之前，整个世界都被翻转为地上天国。例如，亚当堕落后，他在堕落之前所拥有的东西以及全部技术和智慧都为以诺⁽⁵³⁾和所罗门所偿还和拥有。”这样，炼金术和千年王国论一同流入神秘的派别中，二者都把金属转变视为关于真正“人造人”（Homunculus）⁽⁵⁴⁾或新人诞生的序曲。

这方面，从歌德的残稿《秘密》（Die Geheimnisse）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后来的余象。在这篇残稿中，歌德描绘了一幅炼金术般灿烂的化学王国之梦。“最崇高的冲动驱使他踏上征程/长久的旅行岁月使他身心俱疲。”在寺院小门前，这个漫游者看见一幅神秘的绘画。他在画中惊奇地看见，十字架与玫瑰缠绕在一起：“天国的银色云朵轻柔地漂浮/十字架与玫瑰向上挥舞。”寺院的大厅里，摆放着十三张椅子。在这些椅子的顶部悬挂着十三个牌子，其中带有明白无误的炼金术寓言：“在此他看见一条火红的龙，/它用野性的火焰消解自身的饥渴。/他看见一只熊的口中伸出的手臂，/在那里，热流沸腾、鲜血喷涌。”招牌图像意味着以某种内在秩序变成黄金的十三个阶段。因此，这幅图像就是寺院老人告诉这个漫游者的祖先祠堂。

但是，在歌德的奇特诗篇中，这个身后留下多种多样预见的智者却被称作“真正的人”（Humanus）。这个名称也正是安德里亚玫瑰十字会所主张的最后的名称和内容。换言之，从金属变化和世界变化中最后出现的正是这个真正的人。十字架是痛苦和解脱的第一个标志，玫瑰是爱和生命的第二个标志，在“完美作业”中，二者就以这种寓言式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在1741年问世的《异端史》一书的玫瑰十字会一章中，戈特弗里德·阿诺尔德⁽⁵⁵⁾报告说：“在玫瑰十字会这一名称本身中，一个法国哲学家找到了黄金制作的秘密，并且他认为，玫瑰源于‘露水’（ros），而‘十字架’（crux）则意味着炼金术士通常所使用的事物之光。”这样，玫瑰十字会就一再以某种方式流入炼金术作业的第二层中。《化学婚礼》中的贤者之石同时也是基督的基石。炼金术士所利用的铅块既是人同时也是世界全体。“基督的生命、亚当之死、嫉妒之死、亚当的生命（Vita Christi，mors Adami，Mors Christi，vita Adami）”既是玫瑰十字会的碑铭，也是伯麦的朋友亚伯拉罕·冯·弗兰肯贝格⁽⁵⁶⁾的墓志铭。或者，与《化学婚礼》相关，作为同一个弗兰肯贝格教导人们说：炼金术是“天国之光、时间、人、动物、树木、草本植物、金属以及世界万物的革新”。

此外，炼金术对准凭借现存天体之光的强制或魔力，因此，尽管出现了若干交叉性内容，但炼金术仍然反对当时的命运神话学：占星术（Astrologie）。若干交叉性内容是指一切金属都具有行星标志，与此相反，一切行星都掌管金属特性。因此，炼金术士在烹饪金属时，总是把行星位置考虑在内。然而，与占星术相比较，炼金术的迷信总是为自己保留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对立的东西，甚至对金属的特性进行直接干预、混合，直至改变过程。据说，这一切都恰恰对准“冰洁的天国”。与此相对照，就像墓志铭一样，占星术的算命天宫图所重视的首先是从一开始就被赋予的、作为不可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宿命论的开始。行星的标志恰恰位于金属以及天上，据说，其使命是“化学的克服”，即发现太阳或黄金。

因此，弗兰肯贝格1643年发表的《星星的眼睛》（Oculus siderius）的主题与上述内容完全一样：“由于我们一直长久停留在有限的笼子里，或者沉溺在冰洁的天上粉饰的想象穹隆中，所以我们一直愚弄彼此千姿百态的奇妙的梦的图像和星星图像。现在我们需要马上搓揉我们的眼睛，以便从七小时睡眠中清醒。”

在自身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也谈到了藏匿在炼金术中的“解放神话学”（Mythologie der Befreiung）这一能动特性。⁽⁵⁷⁾这与康帕内拉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后者的权威主义乌托邦的根本特征是占星术。占星术是从上至下眺望的独特魔术，而不是像炼金术一样从下至上眺望更美好东西的魔术。

总体上，对于安德里亚及其追随者而言，将金属变成黄金一直是改变世界的作业，而冶金学只不过是这种“技术”的代理性尝试而已。最终，实际预感了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借助“泛智体系”（Pansophia）和人性来构筑世界。

显而易见，通向这里的道路混乱不堪，在相对熟悉的领域里，道路引人注目地简短。1619年，匿名发表《化学婚礼》三年后，安德里亚又出版了一部社会乌托邦的作品：《关于基督教城市国家的描述》（Rei publicae Christianopolis Descriptio）。但是，这部作品除了我们业已看见的背景之外，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是独立的作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只有现在才可以谈论它与玫瑰十字会的关系。

在此，黄金教团被描写成一种彻底地基督教化的手工业者的城市和教育城市。这是一座由岛屿组成的城市，中间坐落着圆形寺院。寺院周围有市场、体育设施、娱乐区域，在城市的边缘有耕地、工厂等。关于炼金术，连乌托邦学校的授课表也只字未提。毋庸置疑，城市轻松愉快，它为某种行星圈所环绕，与后来康帕内拉《太阳城》的类型几乎如出一辙。尽管如此，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样，安德里亚的社会乌托邦中蕴含着与占星术正相反对的某种炼金术意识。因为安德里亚的基督教城市国家从反命题视角强调，就像经过加工的东西一样，这种国家“从彻底腐败的世界的颠倒炉渣中”脱颖而出。此外，与康帕内拉不同，在他那里，被划分为三阶段的智者的科学也不是静止的、封闭的。相反，这种科学是上流阶级的教科书，即“最后状态的预言”“预言神学”。

通过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安德里亚所描述的“普遍宗教改革”的弧线再次与玫瑰十字会的精神相遇，而玫瑰十字会以十分奇异的方式将迷信、光以及“泛智体系”与最后审判日联结起来。

最后，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安德里亚最重要的弟子夸美纽斯。他是直观教学的创建者，也是“兄弟之爱教会”（Ecclesia philadelphica）的成员，十分准确地概括了玫瑰十字会-炼金术的根本意向。就像安德里亚一样，夸美纽斯也不是仅仅倾心于炼金术，而是讽刺性地谈论炼金术。但是，即使是这种讽喻也参与其所嘲笑的迷信信仰。在1631年发表的《世界的迷宫与心脏的天国》（Das Labyrinth der Welt und Paradies des Herzens）一书中，他以“喇叭声”报告了玫瑰十字会：“在他们所从事的数百种其他事情当中，制作黄金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眼前展现整个自然界，实际上，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就是整个自然。玫瑰十字会成员具有按其爱好赋予一切事物以特定形式的能力，而且十分熟悉旧世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新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他们遥距数千英里，还能相互对话。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贤者之石，借助于此，他们治疗各种疾病，并赋予人们长寿。……在从事数百年隐匿的、静寂的哲学的完备性之后，玫瑰十字会成员从现在起想要赋予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秩序。按照他们的见解，现在的世界正在迎接巨大的变革，现在这种变革不是隐匿不见，而是公开显露出来。因此，他们准备好，向一切有尊严的人传达他们的宝贵秘密。”⁽⁵⁸⁾

在此，所谓“宝贵秘密”总是同一个秘密之路，即把颠倒的世界重新翻转过来，以便从中出现黄金。除了它所是的贵重东西之外，对于当时热衷于经济技术发展的人们来说，黄金也是象征物，即繁荣兴盛的东西、加工成圆形的东西以及像光一类的东西等所谓太阳的标志。

再论炼金术：特殊物质的变化（无机类型的变化）及其孵卵器⁽⁵⁹⁾

在从外面着手类似事情之前，弟子必须首先净化自己。即使制作黄金的冲动如此冷静、充满商业味道，炼金术士也要虔诚地耕耘黄金耕地。在此，所有杂乱无章的文献都表明了同样的想法。如果门徒不首先净化自己、修炼自己，就不会呈现出炼金术的价值，从技术中不会“泄露”出任何一小块黄金。

炼金术时常要求斋戒、禁欲以及其他庄重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弟子至少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虔诚而耐心的心灵状态。无论如何，炼金术业务都不会告终，一旦实验失败，人们就归咎于自身心地不纯洁，或者归诸内心准备不足。不假外物，反求诸己。实际上，总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此外，在这个时代，对恶灵的恐惧也一同起作用。例如，一旦点亮牛油蜡烛，燃起炉火，向前迈出三步，就进入捉摸不透的、恶灵居住的黑夜。据说，这时候，某个地狱般可怖的东西就在漆黑漆黑的角落里呱呱地叫，发出瘆人呻吟，施加威胁和压力，或飘浮在空中，或笨重地行走。因此，炼金术士郑重建议初入道的门徒洁身自好，也就是说，滴水不漏，让人无可挑剔。虔诚之心被视为护身符。

但是，下述这一切都是迷信：即这些内在忠告事项使人产生奇异地接近自然的感觉，仿佛从地下视角隐秘地接近自然。炼金术士也改变了弟子们的意识状态，这样，他被要求应该获得与作业材料的一个无意识的联系。这样，初始门徒不仅要有公正、纯洁的愿望，还要对作业材料抱有公正的态度。换言之，他必须与火、铅、锑、延展性、光彩等融为一体，好像这些作业材料“压根”就是自身身体的一部分。

于是，对黄金的“想象力”成了制作黄金的前提条件。也许，人们事实上多半寻找一种十分明确的、易懂好记的交换价值。然而，根据迄今流传下来的理想文献，寻找黄金的作业关系到乳香和没药，从而几乎关系到主的诞生。

诸如此类的说法并非亵渎神灵，听起来，也不像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黄金制造、一夜暴富等纯粹意识形态说教。因为根据对技术的信念，黄金制造纯属技术方法本身。在此，首先完全忽视了我们在玫瑰十字会成员那里可见的那种深邃的比喻、崇高的意向。无论如何，黄金都应通过黄金自身的意志图像而被激发和召唤。在能够引起“巨大的金属声响”之前，炼金术士就应当准备好某一内在的贤者之石。就像全部热情的意志主体一样，与这种“想象力”相关的若干规定闯入自然，仿佛凭借一个地下通道，“同情性地”与自身的内部或源点发生内在的必然联系。

就像在帕拉塞尔苏斯、伯麦⁽⁶⁰⁾同时代的宇宙学中一样，心理学、宗教以及自然范畴也同样在炼金术中经常交织在一起。从自然科学视角看，这种状态几乎是不可重新体验的。特别是，当时人们把自然视为不以体验和理解的主体为转移的认识的标准。⁽⁶¹⁾

特别是，迄今流传并保存下来的生活图像表明，炼金术士们具有一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风尘仆仆、行色匆匆，刚从大地之灵的洞穴里出来就草草对付一口晚餐，或者干脆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像雷蒙·卢禄⁽⁶²⁾一样的男人以及好多后来的玫瑰十字会成员都进行了某种显著的例外尝试，而且被视为富有意义的重要尝试。例如，在自己乱七八糟的厨房里，卢禄一次次配制处方，但一次次陷入歧途。于是，他要求一个初始门徒Henosis（合一），按照新柏拉图主义用语，所谓Henosis就是简化，就是对作用力和种子的关注。

甚至，引人注目的是，学生须知的主要事情并非太过于纠缠不清、茫无头绪。尽管许多骗子为了掩饰自身的无知，有意识地掩盖炼金术作业的过程；尽管在主观上诚实的图书中，作者们也经常互不相融地罗列处方与图像，附加某种完全陌生化的语言。然而，在褶裥般乱成一团的内容中，仍然活跃着为数不多但井井有条的基本概念。全体作业是一项纯粹尝试、试验，也是对陌生实验的不确定的重新检验。这种检验需要十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因而需要炼金术士惊人的勤勉敬业精神。

也许，炼金术之梦可上溯至金光闪闪的金属合金首次获得成功的青铜器时代，公元700年以来，在所有文化圈中，这种梦想都广泛传播开来。并非只有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炼金术，也有中国人、暹罗人的炼金术。即使在这里，基本特征也大同小异。这种技术总是涉及将业已形成的东西重新溶解在物体中，或者从中移动某种被混合的东西。尤其是，从作为“元素”而被破坏的物质本身中，他们首先试图寻找某种完全丧失其特性的素材本身，即处女般的纯粹开端。

这方面，所有现存的东西都成了实验的对象。物体越被分解、越被耗尽，其效果就越好。雨水、尿液、粪便等都是大有希望的物质，因为从这些物质中，可以发现“原始物质”（materia prima）、“酵素”等。除了这些被动的原始素材之外，据信金属本身均由三种基本成分以不同比例混合而成，即水银（Merkur）、硫黄（Sulphur）、盐（Sal）。

但是，这三种成分与后来的水银（Quecksilber）、硫黄（Schwefel）和盐（Salz）并不重合。大体上，这三种成分与后者的关系好比碳与煤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充满魔法的斯多亚学派意义上，这三种成分等同于它们的“精髓”（Essenz）。当时，炼金术士把水银的本质视为最本质的金属状态。第一，水银由水与土组成，这使延展性与溶解性成为可能。由于这种被动性特征，所以水银被视为女性的潜能，它进而被视为最接近“原始物质”。第二，硫或硫黄的精髓由空气与火组成，被视为一种男性的、能动的本质。它不仅赋予金属颜色，而且赋予可燃性和变化可能性。第三，盐或盐的精髓引起焚化可能性，有助于金属的强度和脆性。甚至在《圣经·新约》中也附带提及十分古老的神奇的最高的价值（“地上的盐”），有时“哲学意义的盐”（Sal philosophicum）甚至与贤者之石有关。⁽⁶³⁾

但是，比这一切都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单凭“原始物质”和上述三种成分，金属还不会被消耗殆尽，还没有结束自身的存在。直到18世纪末，化学本身还对金属的三种基本成分坚信不疑。虽然由拉瓦锡⁽⁶⁴⁾第一次排除了“燃素”（Phlogiston）或“热物质”（Wärmestoff），但是，仍然有硫作为它们的一个祖先。

在此，问题仅仅在于，这三种成分中并不发生黄金的闪光或鬼火。因此，炼金术对这三种成分添加最高的“精髓”或黄金胚芽。由于这种黄金胚芽渗透所有通常的金属，阻碍其成长，所以，它被视为一种尚未现实化的“隐德莱希”。就像失去自身特性的“原始物质”一样，关于“黄金隐德莱希”的思考也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不过，人们认为，黄金胚芽突破所有其他自然类型、种属和隐德莱希。亚里士多德是唯一把运动命名为一种“尚未完成的隐德莱希”的人，但是，在他那里，在质料中恰恰隐藏着作为下一个更高形式的每一个可能性。但是，“就像鸟蛋是未孵化的鸟儿一样，任何金属都是潜在的黄金”。当时，人们坚信，应当通过“红色狮子”“红色酊剂”“伟大的炼金药”“巨大的指导性存在”（Magisterium magnum）等促进并解放黄金隐德莱希。究其本质，这些东西全都意味着同一个贤者之石。

在1735年发表的《魔法与卡巴拉主义之书》（年轻的歌德曾与被命名为“美丽心灵”的克列登贝格小姐⁽⁶⁵⁾一同阅读过这部文献）中，威灵⁽⁶⁶⁾这样写道：“贤者之石是这样一种物质，它是通过技术，从一种高度纯化的、活生生的水银以及活跃的黄金中提炼出的合成物。由于这是长时间的加热而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它再也不会被分解。因此，凭借这种形象，贤者之石可以立刻产生、纯化和浸染其余的金属。以这种方式，其余的金属最终被升华为最纯洁的黄金本性。”

至少对这种惊人的石头的描写是存在的，而且，实际上是出自非常有名的人。这方面的描述相当一致，好像每一个后来的人都站在以前的人的肩上。雷蒙·卢禄将贤者之石与红宝石作了比较；帕拉塞尔苏斯在《自然事物的符号》（Signatura rerum naturalilum）中陈述如下：“贤者之石是沉重的，在众人面前，它像红宝石一样鲜红纯正，像水晶一样晶莹透明。但是，它也像树脂一样柔韧，像玻璃一样易碎。”

化学家、帕拉塞尔苏斯的追随者海尔蒙特⁽⁶⁷⁾解释说，他曾经拥有贤者之石，它是一种沉重的、藏红花色粉末。它就像未经精细研磨的玻璃一样闪闪发光。⁽⁶⁸⁾据说，通过贤者之石中的浸剂，不仅可以使银、水银，而且可以使铅、锡、铜和铁等“不成熟的”金属乃至锑、铋、锌等脆弱易碎的金属成为黄金。这种精制提纯通过下述“投射作业”而促成：炼金术士在流动不息的金属上投掷浸剂，这样，根据所要求的纯度，这种浸剂可以把各种非贵金属变化为自身重量的三万倍。⁽⁶⁹⁾但是，炼金术士随时都要抱着一种虔诚心谈论这种乌托邦的珍宝、过分乌托邦的贵重物品。他们关于珍宝的这种谈论已远远超出有利可图的金属魔法，并且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关于另一个宝石以及拯救者的详尽福音和暗示。

就像“原始物质”，更确切地说，汞（Mercurius）被比作童贞女马利亚一样，贤者之石被比作她的儿子。这时，有了一个“被祝福的石头的接待”，罗伯特·弗卢德⁽⁷⁰⁾称其为“内在寺院的基石，从而太阳的全部作业得以开始”。雅各布·伯麦把这种寺院赞美为“一个灿烂王国的根子，而在这个王国里，除了人子之外不再存在任何其他要素”。总体上，伯麦使自身神智学和神的系谱学的基本原理与炼金术的实验和操作相互协调，由此制定了自身的神秘主义基本路线。正如神以同样的或类似的方式从无机界中制造活的生物一样，人也可以从炼金术过程中制造新的创造物。⁽⁷¹⁾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⁷²⁾利用各种寓言，至少拒斥了炼金术的、末世论的解释：“我自身是金属，精神是火和炉灶，/弥赛亚是浸剂，会使肉体和灵魂焕发光辉。”⁽⁷³⁾但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地表现所有这些偶像化的贤者之石的人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⁷⁴⁾在他那里，首次出现了所有后来的影射（Allusion）、透明度（Transparenzen）等。

无论是在犹豫不决地蒙上一种半诺斯替教派的《柏拉图的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中，还是在公开的《关于化学技术》（De arte chimica）的论文中，费奇诺都这样率直地写道：“处女是汞，从这里为我们诞生了神的儿子，这正是贤者之石。通过这块石头的血液，被触摸的下半身安然无恙地被引回到黄金天国。”与此同时，在众多炼金术玫瑰十字成员的文献中，我们一再发现以口头风格或巴洛克风格所装饰的诸如此类的文本：贤者之石、哲学黄金、金色的天国均被规定为同一个。

因此，当安德里亚说：“红色酊剂就是围绕即将显现的国王之身的紫红大衣”时，国王不仅是贤者之石，也是从世界中引出来的那个天上地上的黄金本身。这样，炼金术也就完全成为一种化学的千年王国，从中看上去，区分技术，即红色酊剂、黄金、天国等在最后审判之日似乎高度重合，内容趋于一致。事实上，这种蜕变作业被视为傲慢自大的“主的实验室”（laboratorium Dei）。

因此，这一点不足为奇，那就是，现在看上去所有其他神话，只要蜕变（Metamorphose）发生在其中，它们似乎就可以解释为炼金术。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喀耳刻⁽⁷⁵⁾与阿尔戈英雄的远征，《圣经》中的穿越红海的行列与希腊神话中海格立斯的英雄事迹，希腊神话中的米达斯王与守护金苹果的诸女神赫斯珀里得斯的果园，《圣经》中的把苦水变成甘露的摩西之杖以及加利利小镇迦拿（Kana）的婚礼，⁽⁷⁶⁾凡此种种，以及除此之外更多的东西最好都必须服务于贤者之石的崇拜。

神话的变化原型强有力地保存在炼金术丰富多样的寓言中。实际上，只是到了18世纪，作为特定金属标志，奥林匹斯诸神才在其生命中，各自散发出了金属灵魂。同样，在这种奇特的金属学和冶金学中，波斯-犹太弥赛亚信仰不只是以世俗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这不仅具有寓言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金属变成精髓时所缺少的正是从某一“其他特性”（Alteritas）发送其他特性的“多义性”。在其目标点上，炼金术的特点是一成不变的唯一性与不可否认的绝对狂热。黄金、幸福以及永恒的生命处于铅的监牢之中；必须通过普遍的宗教改革（从中炼金术是一个隐喻），从现状的监狱中，把被监禁的基督以及一切事物和存在的黄金隐德莱希统统释放出来。这样，就像有机-无机界的拯救动机一样，改造世界与美化世界也交织重叠在一起。安德里亚以这种方式将炼金术的格言化为己有，他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据推测，这些格言早就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炼金术梦想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极具启发意义。这些格言包括来源于斐洛⁽⁷⁷⁾及其学派的弥赛亚《所罗门诗歌》的一种古代格言。

这些格言是：“只有纯洁者（Reine）才能通过固有的反转而变化，它拥有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的力量。例如，它溶解、更新并唤醒像铅这类混沌中下沉的同一素材。换言之，通过圣洁之水，即‘精液逻各斯’（Logos spermatikos），纯洁者把这些素材还给此在，导致它们以纯化的形式升腾，直到下面的东西都变成上面的东西。”通过这些语句，炼金术乌托邦——这是在技术一般中成为可能的最大胆、最富于神话色彩的乌托邦——真的被标识为一种赌彩。这种格言的寓意甚至远远超出了“掌管未成熟金属的基督”。最后，富于特色的是，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纪基督徒中，虽然不见《所罗门诗歌》中出现的纯洁者，即“清洁派信徒”⁽⁷⁸⁾的踪影，但在后来的宗教改革时期，他们重新崭露头角，开始追求像精髓之内“王国元素”（Reichshafte）一类的东西。

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纯洁者被理解为某种“技术家以利亚”（Elias Artista）。总体上看，炼金术的作业是“伟大五月”的实验，因而正是建设新“王国”的实验。因此，帕拉塞尔苏斯从弥赛亚主义以及化学千年王国说的视角，就自然这样写道：“自然并没有为炼金术士提供现成的东西，相反，炼金术士需要把自然物加以完善，这个加工被叫做炼金术。”⁽⁷⁹⁾这正是由人创造的“第七日”（septimus）或世界的星期日。尤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石头神话》（Steinmystik）中，约阿希姆（菲奥雷的）及其“第三王国”的影响清晰可见。约阿希姆（菲奥雷的）和费奇诺一起首先得出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炼金术玫瑰十字会的根本思想。

虽然获取黄金的一般贪婪引起了许多混乱和麻烦，但并没有因此情况就变得更加五光十色、纷繁复杂。例如，后来出现了关于炼金术梦想的简单而清楚的书籍，在此，我们仅限于探讨巴洛克时代（炼金术全盛期）两部显然带有上述约阿希姆思想的突变之书。一部是1660年发表的斯珀伯⁽⁸⁰⁾的《关于三种时代的论文》（Traktat von den drei seculis）；另一部是1617年发表的诺利乌斯⁽⁸¹⁾的《炼金术哲学的理论》（Theoria philosophiae hermeticae）。

作为一个最真诚的千年王国主义者，斯珀伯不仅想要证明“像第三和最后王国一类的黄金时代依然没有完成，并且展示相同的状况将是什么样子”，而且想要承诺这样一个未来：“第三福音与炼金术技术一同出现。”诺利乌斯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一个组织学弟子，又是遭受迫害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对于“完美作业”即炼金术，他赋予了与普遍的宗教改革有关的某种完整的高潮。在此，贤者之石成为一系列阶段本身，就像自身的制造一样，它成了自然的天体台阶。化学高潮关于最后王国的内容如下：“真正的炼金术、炼金术智慧的入口、炼金术的沉默、炼金术的公理、关于真正自然物的普遍性”（Verus Hermes，Portae hermeticae sapientiae，Silentium hermeticum，Axiomata hermetica，De generatione verum naturalium）以及最后的“关于革新”（De renovatione）等。

总之，除了在技术上坠入歧途的冶金学以外，实际上，黄金之梦到处都同时是一种解放神话学。迄今炼金术被理解为单纯的神话学，充其量十分罕见地被理解为解放神话学。然而，炼金术不仅是某种类似净化对象的作业，同时也是净化灵魂的作业。从中世纪后期到古典主义隐喻时期，特别是浪漫主义时期，从未丧失这一炼金术的重要意义。

在色彩理论的历史中，即使是歌德也不时探讨炼金术，暗示了这种净化关系。歌德甚至借助于一种康德主义来解释这种关系。“如果人们把这三种崇高，即处于相互内在关系的理念，即神、美德和不朽命名为至高的理性要求，那么，显然就存在与这三种理念相称的更高的感性生活：黄金、健康和长寿。”

事实上，炼金术并没有找到任何黄金，即使借助于梦幻般的工艺方法，也不能到达这一目标。尽管如此，炼金术不仅被视为现代化学的先驱，也被视为更具体的计划：与原子裂变、元素电子转移的时代相比，听起来，金属（元素）变革的计划本身并非更匪夷所思、更荒诞离奇。毋宁说，荒诞离奇的是，上个世纪，即“物种嬗变”占支配地位的达尔文世纪，人们把无机元素本身视为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且根本不理解完全相同的表述，即炼金术中首次出现的“特殊物质（无极类型）的变化”（mutatio specierum）。

但是，最重要的是，正如已经变得很明显的那样，炼金术的意图绝不因为金属的局部转变而耗尽，至少在启蒙运动前不久的世纪就是如此。毋宁说，巴洛克时期建筑物大门上的碑文和盘托出了那种声名狼藉的炼金术技术梦想：“它会成为光（Jehi Or）。”因此，这话处于梦幻般突变的视域中。

毫无疑问，绝大部分黄金烹饪者不外乎都寻求一个充满黄金的袋子，然而既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愚弄其他更高的东西。热衷于这个领域的人，坐在同一个炉前，一直倾向于随意展望尽可能多的金币，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心中还持有作为蜕变目标的一种自然变形。

巴洛克时代的不规则发明和比例特性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入非非，随意进入蓝色天空，虽然计划制订得如此轻浮，多么不可信赖。但是，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坚实的技术之梦以及旨在扩展工具的梦想寥寥无几、十分罕见。所以，罗马人的引水工程、中国人的造纸、火药（只用于烟火游戏）、埃及的起重机等都是值得注意的技术成就。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技术方案才开始被委以特殊的历史使命。诚然，约550年在拜占庭已经出现了由黄牛转动绞盘的一种叶轮船舶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于计划，未能付诸实现。根据中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有人描绘了一幅微型人像画，在这一微型画中已经表露出潜水艇。在此，亚历山大沉入深水之中，呆呆地观察支配该领域的怪物。但是，当时的人们只对大海的深度感兴趣，而对晶莹的玻璃潜水艇兴趣索然。

一个孤独的例外是，13世纪经验论者、自然科学家、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⁸²⁾在《关于秘密技术操作的文献》（Epistola 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中，他预言了无需任何动物协助的、“具有惊人速度的”车辆。此外，他还设想“一个人舒适地坐在其中，思考一切，像鸟一样飞翔空中的”飞机。然而，当时罗吉尔·培根的发明之梦并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就像13世纪等级制的、静态的社会一样，这个社会对自然都充满偏见和不信任。

这样，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只是伴随着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业利益和利润冲动，技术幻想才得到人们公开的认可和大力促进。如前所述，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既是俄尔菲雷乌斯博士所谓爱吹牛的技术时代，也是技术上精明强干的设计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凭借有限的技术知识，在各个领域里修修补补，从各个视角一试身手，但充满了申请专利的想法。

站在他们前列的当属一个光芒四射的精彩人物约阿希姆·贝歇尔⁽⁸³⁾，幸亏，桑巴特重新确认了他。⁽⁸⁴⁾贝歇尔无愧是一个发明的幸运儿，他把多达十余种设计图带进了世界：新织机、某种测温仪、从煤炭提取焦油的方法，等等。他的《滑稽的智慧以及聪明的滑稽或比物理学的、医学的、机械的和重商主义的概念以及命题重要一百倍的政治的东西》（Närrische Weisheit und weise Narrheit oder Ein Hundert so Politische als physikalische/mechanische und merkantilische Concepta und Propositiones）一书发表于1686年，在此贝歇尔一边广泛探讨数学的、机械的事实知识；一边发狂般地、通俗易懂地说明某种无限可能性的王国。

此外，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业余爱好活动与技术之间的奇异关系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一个医生发明了沥青，一个学习神学的学生发明了针织机械，一个埃及学研究者发明了照亮街道的“魔幻灯”（Laterna magica），一个年轻的工人发明了蒸汽机的操控方法。反之，诸如开普勒、牛顿，甚至像伽利略一类的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技术仅仅抱有附带性兴趣，而且，在物理学和技术史上，只有居里克⁽⁸⁵⁾、惠更斯⁽⁸⁶⁾两位研究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发明家，居里克发明了气泵；作为发明家，惠更斯则发明了摆钟。

对技术与科学的资本主义要求是相同的，但长期以来，技术仍然与手工制品相联系。不仅如此，几乎仅仅在农业领域里，才赋予实践作业与理论作业同等的地位。⁽⁸⁷⁾此外，当时的大多数发明家都墨守成规，远离数学和机械等知识。因为对他们而言，完全不值得为魔法自然背景倾注一生。帕拉塞尔苏斯的世界，即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的立场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并且长久附着在各种技术书籍中。尤其是，直到近代，从事矿山作业的人深信大地深处居住着大地之灵或幽灵生命，这种迂腐天真的想法成了利用自然、运用技术的严重障碍。例如，很久以后，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这种天真的想法重新攫住了浪漫主义诗人、自然哲学家心灵深处的伤感一样。

人们习惯把变幻无常的天气看作恶魔的使者，深信恶魔们操控天气，索取矿工的生命。例如，喷涌的深水被视为拥有活的温泉精神，而终将上升的、下降的雨水则被视为精神枯竭了的一潭死水。总之，就像炼金术一样，即使是这个方向上的技术也绝不是存活在某种量的、技术的世界中，而是存活在某种质的、魔法的世界中。

在文艺复兴时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推意大利，在此，发明创造与早期的计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约1470年，一个叫做瓦尔图里奥⁽⁸⁸⁾的人设计了一辆被称作“暴风车”的汽车。这辆汽车的侧面带有风车叶片，车轮由装置在汽车轮子上的齿轮传动。瓦尔图里奥深思熟虑、精确计算，从数学视角细心研究了汽车草图。此外，布鲁内莱斯基⁽⁸⁹⁾独自组装了用于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半圆形屋顶的机械。这架机械由杠杆与倾斜版组合而成，从数学上看，设计十分严密，堪称预先考虑好的构造。

作为一位大胆的技师，列奥纳多·达·芬奇⁽⁹⁰⁾是第一个基于因果律（即必然性）的纯粹内在的发明家和卓越的发明家。他以锐利的观察和严密的计算为基础，多方论证和试验了自身的计划。就像先驱者一样，达·芬奇有时也难免犯错误，但是，这种错误与业余爱好者的错误截然不同。因此，他设计了第一款降落伞、第一台涡轮机。这台涡轮机的草图至今还保存着，其中题目这样写道：《水中运河中的螺丝轮子》。此外，达·芬奇还设计了第一个高架桥。这个高架桥的草图被保存下来，其中题目这样写道：《相互交叠道路形态设计》。

为了满足人们的飞行之梦，达·芬奇深入研究了鸟的飞行。像鸟一样自由飞翔，这是人类技术愿望图像中最古老的愿望图像。“我打算让最大的人工鸟儿首次飞行天空。人工鸟儿将使宇宙充满惊愕，在所有文献中万古流芳。永恒的荣光将筑巢于它出生的地方。”人工鸟原计划在佛罗伦萨起飞，但最终仅仅流于计划。伊卡洛斯⁽⁹¹⁾甚至没有坠落，因为他几乎没有从地上升起。但是，达·芬奇想要把自身的发明建立在数学力学基础上，他死后，他的这一愿望得到后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达·芬奇甚至走得更远，尽管他把自身作业的根本特征刻画为数学的结构意义，但他的自然观并没有完全超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有机自然图像。恰恰相反，他这样写道：“位于心脏周围的血的湖水是大西洋的海洋。大洋自我呼吸，通过脉搏的跳动，调节自身血液的增加和减少。这一点充分显现在落潮与涨潮上。我们可以利用火来说明世界的灵魂，这样火就内在于地球的内部。在植物灵魂的居住处到处都有火的踪影。归根结底，从地球的不同场所给水呼入气息的正是地球内部的火。”⁽⁹²⁾由此可见，即使是达·芬奇也这般更多地对自然的量的特征采取“同情的”态度，因为他相信，他已经用数字合理地描写了自然。

总之，本质上，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发明家的发明意志停留在浪漫主义的即兴曲阶段，持有这种意志的人们认为，发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过程，发明行为自身不啻把自身牺牲于自然之中。约阿希姆·贝歇尔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发明天才，他深有感触地谈到赋予自身的、花钱买不来的才能，即“发明的礼物”（Donum inventionis）。在贝歇尔看来，自身的发明与职业知识毫无相干：“这里并不涉及任何个人威望和职业。因为国王、农妇、学者和文盲，异教徒和基督徒，虔诚者和邪恶者都被赋予了上述发明才能。”

创造某物的发明行为建立在一种长期未知的禀赋上，使原先未知的东西变为可知，成倍增加机械的效力。但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发明通常不曾想要与现存的东西相连接，相反，这种发明总是源于才能、幸运之手和偶然性，其结果是才能变成了福祉。

培根的发明技术，卢禄技术的继续存活⁽⁹³⁾

有意识地发明某物，最初这也是作为一种梦和计划出现。1620年弗兰西斯·培根⁽⁹⁴⁾所发表的《学术的新工具》（Novum Organon sientiarum）一书也是如此，而且作者在这里仍然运用相当一般的术语授予归纳信息。本书挑战下述一系列问题：围绕自然法则的实验以及操作知识、摒弃神话、面对目的论解释的小心谨慎等。例如，在《学术的新工具》中，培根要求摒弃手工的技巧、手工制品的秘密、单纯的手工操作的技能或基于偶然的制造方法的技能，尤其是摒弃基于魔法-神智学背景的技能等。

他的遗著《林中林或十个世纪自然史》（Sylva Sylvarum or a Natural History in ten centuries）中，他对炼金术作业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他认为，制造黄金是可能的。在他看来，所谓炼金术就是“轻金属”的成熟。不过，他嘲笑迄今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通过贤者之石或“几滴配剂”所谋求的“投影”。他嘲笑所有突然而神奇的实验，因此，通常所谓培根与玫瑰十字会之间过从甚密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培根“人的王国”（regnum hominis）仅仅与“更高的炼金术”相联系，不过，培根只是把这王国设想为“自然的支配”而已。就是说，这种人的王国并非自然的神化或约阿希姆的千年王国意义上的“第三王国”。在《学术的新工具》中，无论是理论发明还是实践发明，“发明的技术”（Ars inveniendi）都不是基于神秘体验而是基于现实经验，都不是基于字面信念的演绎而是基于有规则的归纳。在培根看来，只有通过观察和分析，才能使一切事物的“持续特征”以及“原来的形态”清晰可见。唯其如此，才能达到下述科学的目标：“人工物（Artefakte）的制作”。

这方面，应该说以前的发明之梦的知识是十分有用的。但是，对于这种发明之梦，本质上应当强调这一点，即在人们看来，究竟什么是狂妄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技术之梦中，仍然蕴藏着某种不可抑制的渴望。试想，业已实现的特别是未实现的计划的目录，这一目录也给予我们关于迄今位于“海格立斯之柱彼岸”⁽⁹⁵⁾的发明理念的有益提示。然而，在培根那里，只有真正的实验技术的船舶才能到达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园。根据他的实验法，唯有通过这种技术，古老的童话方可变成现实。如果总是模仿别人，亦步亦趋，喋喋不休、空话连篇，就永远无法实现这些童话。

在培根看来，就像不受约束的预期一样，好争吵的发言和抽象的演绎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迄今为止的科学酷似神话般的斯库拉⁽⁹⁶⁾，具有某种真正富于表情的模样。虽然斯库拉拥有一副处女的面貌，但全身满溢着狂吠的怪物的气息。如上所见，各门科学中的一般定理具有美丽的、诱惑性的外貌，但是，一旦人们想起一定程度上形成科学的生产机体的那种特殊定理，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各门科学就像斯库拉一样装出一副唁唁狂吠的狗的模样，最终流于单纯的言语纠纷乃至无谓的斗嘴。”⁽⁹⁷⁾

根据培根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力量包括古老发明家的梦想，那是想把魔幻变为现实的力量，它大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魔法与科学联合起来，这种‘自然的魔法’行为就会完成那种从前的迷信实验所采取的行为。就像恺撒的实际行为被等同于圆桌前自命不凡的亚瑟王⁽⁹⁸⁾的传说。就是说，如果魔法与科学联合起来，那么人的实践就会被等同于虚无缥缈的梦中童话。”

“自然的魔法”（Magia naturalis）这一表达方式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德拉·波尔塔⁽⁹⁹⁾的著作，通过这一表现方式，他已经把批判矛头指向当时的卡巴拉主义者、魔法迷信者。不过，在细节方面，培根显示出不是填充过去知识的缺陷，而是展现过去知识的不足，即不是建立“自然的魔法”，而是赋予知识更多的必要条件。

虽然培根的归纳法针对“原来形态”的发现，但是，这种方法本身也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更多是经院哲学的方法。此外，当他的《学术的新改造》（Nova instaurio scientiarum）发表时，同时代人就径直认为，这部作品的见解远远落后于那部《学术的新工具》。事实上，培根仅仅把数学视为物理学的单纯附录，而根本没有把它作为其方法论基础来考察。虽然他这样做仍然以全部有机自然哲学为理由，即“数学家败坏物理学”。因为物理学探讨诸如“热的形态”一类的质的内容，而数学只探讨可视的量的内容。但是，培根以巨大的先见之明展望未来，立体地展现了当时尚未涉足的基础领域和空间。恰恰在这个领域和空间里，现代自然科学将与纯粹的因果-机械技术一道得到迅猛发展。

因此，在此有规则的发明是以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为前提的。但是，归纳法结论越是坚实可靠，它就越是既不寻求也不能超越某种或多或少的高度或必然性。在严格意义上，它仅适用于观察个案的总和，但并非适用于所有其他未被觉察的个案，不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实验获得的一般法则现在扩展到这些个案上。

然而，培根所拒绝的演绎法恰恰伴随必然性，至少伴随形式逻辑的必然性：根据大前提“所有的人都会死”，所以作为一个人，“卡尤斯”⁽¹⁰⁰⁾不仅可能会死，而且必然会死。就这种学术增长的类型而言，培根自身记起了类似圆桌骑士以及亚瑟王的传说。在培根看来，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作为机器而出现的“发明的技术”。这东西就是所谓雷蒙·卢禄的技术或者从演绎概念乃至三段论法角度技术地制造的“七里靴”。

中世纪虽然技术上停滞不前，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这种工具也表现出某种兴趣：即不是作为改变的工具，而是作为知识的工具。约1300年，罕见的理性主义经院哲学家雷蒙·卢禄制造了一台神奇的器械，借助于此，可以发现所有演绎的派生物并予以再检查。这台器械，即“指明一切知识的工具”（Instrumentum ad omnis scibilis demonstrationem）由一个多种同心圆体系组成，而在每一个圆之上，一个概念群可以扇形蔓延开来。据说，通过移动这些圆，可以实现主语与谓语之间一切东西的可能结合。在这方面，可能主语的数目以及可能“基本谓语”（Prädikabilien）的数目，圆盘的数量是被确定的。这样，产生“包含”一切神学的“一种神的形象”（eine Figura Dei），包含一切心理学的“一种灵魂的形象”（eine Figura animae）。此外，在交替性的蓝色房间和红色房间中，还包含七美德与七宗罪的“一种美德的形象”（eine Figura virtutum）。⁽¹⁰¹⁾

恰恰以这种方式，卢禄的技术渴望为发现无条件地可规定的、科学地可区别的、可联系的、可证明的一切东西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指南。不仅如此，卢禄还希望通过学问的组合机器（Kombinationsmaschine），包容并详尽阐明任何意味深长的可能的认识变化形态。这样，按字面意思，这台机械通过眼睛（ad oculos）指明某物。换言之，具有知性欲求的人不仅可以看见也可以领悟源自理念的个别规定的合理推导。这一切都遵循最简短的演绎方式，其基础是亚里士多德“论题学”（Topik），不过，这一切都与普罗提诺以及中世纪卡巴拉主义的“流溢说”（Emanationslehre），即世界源自神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论如何，事实上最惊人的机器大功告成了。作为“指明的技术”（Ars demonstrandi）以及“大技术”（Ars magna），这种“发明的技术”在符号、圆圈、表格等中被描述为一种逻辑“对数时钟”（Logarithmenuhr）的简化。乔尔丹诺·布鲁诺⁽¹⁰²⁾力图通过缩小圆圈来改善卢禄的技术，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¹⁰³⁾则首次将其与毕达哥拉斯的算术结合起来。出于市民时代的计算需求，市民阶层试图从若干逻辑要素或原则（“第一真理”）出发，从宇宙视角计算出既定的一切东西。至少按其意向，卢禄的技术是绝不会被遗忘的。

1666年莱布尼茨发表了《论组合术》（De arte combinatoria）一书，从此，他开始职业生涯。在此，他继卢禄和布鲁诺之后，将概念的组合方式处理为可计算的东西。这样，人们会指出，如同某种计算错误一样，某种思维错误也具有同等的明晰性和确定性。莱布尼茨毕生追查源自某种“思维阿尔法”的有效组合学，据此，可以同时发现新的真理。经过极度的要素化，这种“组合的技术”（Ars combinatoria）甚至继续存活在多种多样的计算机中。虽然计算机并非为了发现新的真理，而是为了数学运算，例如，在不足千分之一秒中，所谓“狂人”（Maniac）的机械-数字积分器和计算器就已经成功地将两个十位数相乘。

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¹⁰⁴⁾利用旋转的轮子，设计了第一台机器计算器。今天，卢禄的算术之梦已变成具有妖术般惊人算术速度的一个庞大的智力产业。由于诺伯特·维纳⁽¹⁰⁵⁾的《控制论》（Kybernetik）一书，目前最新的美国机械工程达到了顶点，但是，即使是这台最新的机械工程也仍然包含着部分卢禄的机械观念。虽然他的计划在哪儿都没有针对这些自动装置，但是，某种数学的“思维阿尔法”仍然位于超出卢禄技术视域的彼岸。如果我们考虑卢禄技术产生的时机，情况就是如此。

相反，卢禄对自己的机器原本就怀有某种传教活动的意图。他的发明被规划为一种使徒信仰的演绎。因此，卢禄试图通过摆脱了每一个思维错误的自身机器的无可辩驳的示范，向所有无信仰者说明基督教的真理。当然，这一目标与弗兰西斯·培根及其“自然的魔法”相距甚远，而与莱布尼茨的组合术的意图更是天壤之别。因此，培根几乎轻蔑地谈论卢禄的传教活动意图，这不仅因为经院哲学的神话学本身，也是因为从中转动其齿轮组的冒险的“演绎法”（Deduktion）和“包容”（Subsumtion）。

尽管如此，由于卢禄发明的技术特性，在培根的“发明的技术”中，也许同样塑造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Figur）。例如，培根在自身的乌托邦仪器室（Theatrum mechanicum）中所寻求的正是这种美好的形象。归纳法全盘拒绝演绎法，以至于连自身的热情也不贯彻。因为培根的归纳法试图探求“事物的基本形态”——虽然故意省略了“演绎”一词——但是，最终却允许“下降”，即许可自身对从形式法则到实验法的自我应用。这方面，与纯粹的经验计划的进展不同，培根有规则的发明技术完成于实验与法则的循环往复的上升与下降的过程。“因此，我们的做法并不是那种从实验中寻求‘原因与法则’（causae et axiomata）的做法，也不同于从原因与法则中重新进行实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位于一条平坦之路’（neque in plano via sita est），相反，我们的做法位于上升与下降之中，即通过上升而到达某个惊人的法则，通过下降而到达某种惊人的实验。”⁽¹⁰⁶⁾

在培根那里，通过“下降到作业”（descendendo ad opera），“发明的技术”成为卢禄“大技术”的一部分。这种技术不只是反对迷信者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也反对门外汉的所谓“尝试、失败、再尝试的做法”（trying and error method）。但是，对于英国学问的规划者培根来说，学问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发现源于知识的力量乃至新大西岛。这一点在马洛⁽¹⁰⁷⁾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得到了详尽的描写。在新大西岛中，一切都服务于人们，并且提供最好的服务。

新大西岛，乌托邦的实验室⁽¹⁰⁸⁾

如果一百年后，也许一架飞船满载希腊的葡萄酒，穿过一轮灿烂朝霞，驶向浩瀚的海洋——有谁不愿意成为摆渡人呢？

——戈特弗里德·凯勒

然而，备有新的有用的东西的炉灶仍然位于遥远的地方。在培根的遥远之梦中，坐船遇难者到达了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在那里，就像他应该做的那样，人们发明了众所周知的东西。当其他地方的人犹豫不决、毫无章法地着手某事时，在“聪明人的岛”上，早已结束了这件事情。在此，一个特有的自然科学家阶层创造了前所未闻的东西。

培根的《新大西岛》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发表于同一年。据说，按照原作者的计划，本书回答下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最好的研究机构；二是，关于最好的国家。这部未完成的文献仅仅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培根把最好的研究机构描写成像“所罗门之宫”（Haus Salomonis）一样宽阔、明亮、宽敞。实际上，在《新大西岛》中，已经完成了传说中贤明的君王所能知道并通过魔法所能做的东西。在此，只要是关乎人的能力的、有利于人的东西的培根就把它们统统导入作品之中。

作者并不理解鸟的声音，也不援引幽灵的隐喻，但是，作者认为，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¹⁰⁹⁾却是更好的东西。作者也记起了大西岛上的人传说般的知识，例如，在书中援引了柏拉图在《克里提亚斯篇》中所作关于运河修筑和青铜制造技术的报告。但是，在培根那里，问题不在于“迈锡尼文明”以前业已消失的富贵荣华，而在于哥特式以后时期乌托邦的繁荣昌盛。在他的《新大西岛》中，培根描写了新大西岛部分地即将发生的成功的发明，他以令人惊愕的预先推定预示了这些发明。《学术的新工具》⁽¹¹⁰⁾的作者描写了许多即将问世的发明，尽管他没有说明如何达到那些目标。

也许，由于培根轻视数学，所以他只能模糊地描写新事物的制造过程。不过，关于制造成果的幻想越发显得丰富多彩。培根的技术预言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他的《匮乏事物之书》（Desiderienbuch）仅仅暗示了作家的渴望，但是，在相当程度上，此书不仅包含着现代技术的内容，也部分地超越这一内容。所罗门之宫的主人宣告：“我们拥有借以生产人工雨、人工雪以及人工山间空气的手段。我们在温室栽培各种植物和新的水果种类。甚至我们可以缩短万物的成熟过程，根据我们的需要，随意交配各种动物。此外，我们还可以使浴室充满含有矿物的水，可以自己生产人工矿泉水和建筑材料。”⁽¹¹¹⁾在新大西岛并不缺乏活体解剖：“不论从药物学视角，还是从外科手术视角，我们都首先在动物躯体上尝试各种毒剂和药剂。”大西岛上的人不仅熟悉电话，也了解潜水艇：“我们有办法通过管子和哨子把声响传送（调遣？）到远方和迂回的方向（to convey sounds in trunks and pipes，ad magnam distantiam et in lineis tortuosis）。我们还拥有沉潜水中，并且在最恶劣的海底经受住严峻考验的船舶和小艇。”

此外，也不缺乏麦克风：“我们可以把轻声变成大声，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大声变成轻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incredibile dictu），大西岛上的人甚至知道关于最现代的四分之一音的技巧。“我们拥有由四分之一音（quarter-sounds，quadrantes sonorum）组成的和声以及微小的滑音。”

进一步说，这里也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我们拥有眼镜和玻璃装置，借助这些装置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微小的、细微的物体。我们能够看见小苍蝇、蠕虫的形态和颜色以及微小的谷粒和宝石中划下的裂缝。虽然用普通方式绝无可能，但我们通过这些装置，也能够观察尿和血中的细微部分。”所罗门之宫中一切齐全、应有尽有，例如，蕴藏着飞机、蒸汽船舶、水轮机以及其他“自然的伟大业绩”（Magnalia naturae）等。所谓“自然的伟大业绩”就是通过自然的力量超越自然的东西。

因此，《新大西岛》不单纯是第一个技术上进行反思的乌托邦，事实上，达朗贝尔⁽¹¹²⁾将培根的这部作品称作“超出童话愿望模式的作品”（un catalogue immense de ce qui reste à découvrir）。即使在随后的世纪里，培根的这部作品也被视为经典状态的独一无二的乌托邦，因为这部作品赋予了更美好生活的技术生产力以一种决定性的等级。无论如何，与实际生活不同，在乌托邦中，机械世界与社会经济世界并非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培根的《新大西岛》很值得后人根据技术的发展及其潜在的可能性加以仿效。

在任何一部国家小说中，科学技术要素充其量只是作为单纯的点缀或装饰物出现。除此之外，如在欧文那里所示，社会乌托邦甚至往往落后于当时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除了弗兰西斯·培根，在此康帕内拉至多是一个例外。虽然康帕内拉缺少培根那种强有力的机智幽默，但是，他梦想尚未出生的技术乃至尚未出生的建筑。在《太阳城》中，他几乎像培根一样对发明欣喜若狂、难以自制。他在《太阳城》中预测说：“印刷机和磁学的发展将使未来的世纪充满比以往4000年的世界更多的故事。”但是，即使没有现存自然中的这些技术突破，康帕内拉的乌托邦也能够存在下去，这种乌托邦在其占星学的静态形态中，甚至与这些技术突破相抵触。

与此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培根的《新大西岛》都想位于海格立斯之柱背后。就是说：摆脱与既定自然的结合（Einbindung）。由于培根未完成的文献一味标榜“技术乐观主义”（technischen Optimismus），所以连一次也没有提及可怕的灾难或毁灭。在科学技术占支配地位的土地上，已不再存在任何恶劣天气。培根不仅没有提及恶劣天气等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及非自然的、不受控制的人的“历史”（Geschichte）。当然，也没有提及各种各样的“燃烧的特洛伊城”（brennenden Trojas）。⁽¹¹³⁾

看上去，命运似乎仅仅受制于技术，所以，在所罗门的国家得到发展之前，“所罗门之宫”的命运就已经完成了。作为没落的英国首相和哲学家，培根肯定经历了与社会自然环境相关的内心的灾难。但是，他的未完成作品恰恰回避了下述问题的答复：即凭借人的知识和力量究竟能够着手什么。令人遗憾的是，在追问关于最好的国家之前，培根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突然中断了。

但是，与所罗门的王国有关，从哲学家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可以完全猜测到不成文续集的轮廓。我们猜测到，培根与某种绝对化的技术主义格格不入。因为与当时的流行见解相反，培根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称赞积极地发现生活，但是，他首先规定思维的行为：“带来光的思维先于带来果实的行为，因而它更充满价值。”⁽¹¹⁴⁾因此，对于《新大西岛》的做梦者而言，似乎只有沉思冥想的生活与积极行动的生活之间的某种均衡状态才是正确的生活，进而也是带来拯救的生活。“最值得期待的生活乃是如同两个最高的行星会合的某种结合。例如，作为宁静沉思的诸侯的土星与作为积极行动的生活的诸侯的木星的结合。”⁽¹¹⁵⁾

但是，所罗门之宫被组建到一个最终宁静的王国中。在培根那里，自然的支配（从中匮乏与灾难归于终结）有助于确立一个“人的王国”。在培根看来。这个王国以及知识的目标充满着一个美好的希望，那就是，通过解放生产力，早期资本主义仍然能够为人类作贡献。“因此，学问的目标并不是满足好奇心，也不是获取金钱和面包的技能。学问不是安乐床，既不是慰劳由于好奇心而备受折磨的精神，也不是为了内心愉快而作的散步，更不是借以轻蔑地往下看的高塔。学问不是为了发泄斗争和憎恨而筑起的城堡和战壕，也不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放高利贷而设立的工厂。恰恰相反，学问是内容丰富的商店陈列台，它关乎深入钻研一切事物的那个匠人的荣誉，是旨在拯救人类的丰富宝库。”⁽¹¹⁶⁾世界上存在各种传染病、匮乏危机、低生产力等。有鉴于此，对培根赞叹不已的蒙田曾向人们这样呼喊：为了“赐予人们喜悦”（Grâce à l'homme），必须摆脱这个悲惨的世界，走向一个富裕丰饶的世界。在从前的乌托邦中，似乎只有通过把世界移入“天国的本性”中，才能到达这种丰饶富足。然而，就像填饱了肚子后才能翩翩起舞一样，唯有实现了丰衣足食，才能建设“人的王国”。

这时候，通过技术学院和实验室，“所罗门之宫的计划”已经大功告成，其程度远远超越了培根的梦想。至于“人的王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培根的意义上，“人工物的发明”（Hervorbringung von Artefakten）不仅具有普罗米修斯的特性，也具有人工的特性。但是，后来这一切发明都未能废除技术灾难。在行将到来的市民经济与社会中，虽然形成了与自然的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充其量是抽象的、无中介的接触。

培根的伟大格言：“自然只有通过顺从才能被征服”（Natura parendo vincitur）仍然活着。但是，后来由于“剥削”自然的旨趣，这个定理被抛弃了。这样，由于这种旨趣，人们已经与“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培根仍然知道这种自然，并把它突显为“原因的原因”（causa causarum）——毫无关系，更不用说，与它结合在一起了。

通过这种征服自然的方式，除了一切祝福之外，人们还形成了与市民技术相结合的特有人工物的抽象存在。试想，一些阴险狡诈的发明物，这些发明物自身不仅能够基于“反自然的东西”发挥作用，而且还能作为反人类的东西而被经营。看起来，似乎“所罗门之宫”没有所罗门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它不是单凭自然的智慧所建造的。就像每一种智慧一样，自然的智慧也包含着智慧的对象，即自然相关的某种东西。从自然的智慧中，也能获得人的王国，但人的王国并非仅仅建立在自然的智慧之上，一旦人的贤明智慧与自然的智慧融为一体，就更容易建造所罗门之宫。

Ⅱ．非欧几里得的当下和未来，技术连结问题⁽¹¹⁷⁾

计划也必须受到推动

人之中并没有发明某物的内在冲动本身。一项社会使命总是需要对业已计划的轮子注水。每一个工具都精确地以某种需要为前提，并拥有满足这种需求的确切目标。否则，它就不会存在。

在此，正是“饥饿”（Hunger）开始制造了一切。从前的工具被用于狩猎、捕鱼，特别是，同时被用作武器。试想，犁铧、纺织和编织工具的发明、陶器的制造等，虽然其中一些物件用装饰品装饰起来，但是，最初任何地方的人都不是出于装饰而制造了工具，或者作为一种所谓魔法的标志，使其服务于一种有用的目的本身。

时至今日，发明家即使是一个梦想家，他也是一个实际的人。同时，他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学者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不应当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如果英国矿山没有面临被淹没的危险，那么瓦特⁽¹¹⁸⁾也会像从前的许多人一样徒劳地注视传说般的嘶嘶作响的茶水壶。同样，如果没有重大的社会使命，即源自内在的使命，发明家的心灵中就不会闪现针织机或河底纤缆航行一类的图像。如果没有社会使命，发明家的脑子里就不会闪现各种奇特的发明构想，例如，今日人工原料的发明构想，甚至原子弹的发明构想。

因此，那些当今不被认可的发明家要么是以特别明确的方式来得太早，要么是在今日令人窒息的西方社会中来得太迟。这里只有两种想法：那些可购买的想法与不可购买的想法。这二者中，后者作为蓝图并不真正存在。一个发明家不可能制造任何多余的东西，他也不可能事先做相应的计划。

晚期市民社会中撇开军事技术的技术抑制⁽¹¹⁹⁾

长期以来，市民阶层发明某物的使命逐渐减弱。在上一次危机⁽¹²⁰⁾之前，人们生产了太多的东西，其规模远远超出了资本所能应付的水平。饥馑开始了，但不是因为歉收，而是因为仓库里堆了太多的粮食。一如显而易见、众所周知，从前挣脱锁链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重新成了锁链本身。只有战争之前、战争期间的新的死亡手段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和平的天性只会亦步亦趋、尾随其后。

此外，还要考虑这种技术“抑制”（Drosselung）的第二个动机：一个源自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即社会主义领域的动机。当下，社会主义的迫切课题是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而不是改变某种总归先进的、很容易接受的技术。

技术早已带有集团性质：从前，在个体作坊中，师父带领几个同伴还能合作共事，而如今工厂早已增大一百倍乃至一千倍。但是，工厂私人占有者并不参与生产。如果说，今日生产领域里，还有人采取纯粹个人行动，那他就不是出于技术理由，而是出于社会理由。事实上，这正是起因于早已成熟的生产的集体形式与陈旧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尤其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荒谬性。

就生活的手段而不是死亡的手段而言，打个折扣说（cum grano salis），技术本身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技术需要未来的计划，不如说它更需要社会。这一切都表明，与儒勒·凡尔纳的时代相比，技术乌托邦已不再让人心驰神往、如醉如狂。这不单是因为天上挤满了假鸟，借助于此，在不足八十天的短暂时间内得以环游世界一周，而更是因为乌托邦意义上到达了一个临时的技术暂停，即延期清偿。所谓“技术延期清偿”（Moratorium der Technik）的表达方式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漫长危机时期，它比对生产的一派欢呼声更为中肯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经济奇迹一时激发了人们新的生产热情和干劲。

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命运相比，生产过剩危机更加频繁，而这种危机与明亮的未来蓝图总是格格不入。在自身的上升进步时期，资本赋予了发明家以技术冒险的使命。这与1750年到1914年的发明速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但仍然是一种刺人的发明步伐。人们今天进行的任何投资都不再像从前那样充满电气化的氛围。与仓促的外表和宣传完全相反，实际上，就市民生活的变化而言，与工业革命和19世纪突飞猛进的技术速度相比，毋宁说，这个“引以为豪的技术速度”⁽¹²¹⁾就像从前的一辆邮车一样缓缓前行。我们都知道，当资本想让蒸汽为人工作时，那个帕潘⁽¹²²⁾的老压力锅都创造了怎样的奇迹。纽科姆蒸汽机（Newcombschen Dampfmaschine）还不足以排去矿山中的水，但是，瓦特的蒸汽机不仅推动了闸板、偏心轮、飞轮等的开发，也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样，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人们就创造了惊人的物质财富。

当人们的兴趣从蒸汽机转向电器劳动力时，研磨的琥珀以及磁石都发生了什么效力！磁石构成了发动机中强大的躯体，这个感应电器使得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第一条铁路线开通三十年后，欧洲全境铺设了纵横交错的铁路轨道。此外，第一部感应电器发明后不久，没有电话的村庄几乎绝迹，没有发电厂的城市变得不可想象。

与此相比，作为我们时代新的、伟大的发现，原子能比蒸汽力、电力都具有革命性的效能。尽管如此，撇开其原子弹的威力，美国的某家技术杂志仅仅把原子能标明为“下个世纪的能源”（the next century's power）。因为20世纪尚未过去一半，人们只能预见今后原子能发展的可能性。⁽¹²³⁾源自新的生产力的革命不是被推到我们的儿子一辈，而是被推到我们的孙子一辈。然而，苏联建造了第一座核发电厂。

在参与建造核电站方面，美国一直犹豫不决，究其原因，绝不是由于实际困难，因为根据帝国主义使命，正是美国最早制造了原子弹。毋宁说，正是某种社会状态使得美国科学家对建造核电站有所踌躇。根据19世纪的表达方式，现在的美国社会不再轻易容忍著名技术杂志上登载的纪事。尽管国家不声不响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扶持科学进步乃至赞扬技术发展，从而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此外，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说不定正是石油-煤炭资本婉言劝告科学家们不要开发原子能。只要石油-煤炭工业正常运转，不论对错，该工业资本都会从资本主义视角把原子能引导到别的方向去。

由于惧怕持续不断的过剩生产，所以，令人惊愕地延缓了很久以来所开创的发明进程本身。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发明本身。19世纪首次开发了人工靛青⁽¹²⁴⁾，而如今在化学领域里，人们继续从事替代物的发明。于是，化学将橡胶、石油、纺织品等化工合成，制造了各种人工物。进一步说，化学甚至被引进钢铁和水泥工业，从中，利用“塑料”（Plastik）这一新的材料，人们或许完全可以压制出汽车。此外，还可以用来制作起重机、铁路、住宅、摩天大楼等。

在飞机制造的背后，充满冒险精神的火箭推进产业正在威胁或诱惑我们。例如，“供给火箭”、“多级火箭”、宇宙空间站（人工制造的月亮）等都属于这种火箭推进产业。这种产业来势凶猛，比指向战争的帝国主义旨趣更加势不可挡。

尽管如此，20世纪仍然缺少19世纪那种安装速度和工业化速度。就改变人的生活关系而言，从邮车到铁路的飞跃远远大于从火车到飞机的飞跃。这方面，我们甚至无须考虑在飞机下大多数人所遇见的炸弹风暴，也许，他们已经被运送到彼岸世界了。晚期资本所潜在的破坏机器的倾向到处都阻碍爱迪生式的发明家的运动，虽然19世纪开始进行的发明创造运动不会这么容易被中止。

然而，总体上可以说，如果发明不是为利润经济而是为经济需要所推动，它就能重新拥有现实的乌托邦。如果以最高状态的技术“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这一社会主义法则，最终取代“最大限度地榨取利润”这一资本主义法则，那么发明就能找回具体的、本真的功能。如果消费能够吸收一切产品，并且，技术不考虑风险和私人营利能力，不再从帝国主义视角促进各种不可预测的危险和灾难，发明就会重新被委以一个大胆的使命。

机械的脱有机化，原子能，非欧几里得技术⁽¹²⁵⁾

技术制造了与迄今所生产的东西截然不同的东西，从而使人更加容易想到另一种趋势。如今机械远远超出了代用材料，位于一个不再生长的（nicht mehr gewachsenen）、人工的或太过人工的领域。当人们发明自身身体中根本不会产生的自行车时，这种不再生长的机械要素就已经开始了。通常我们知道，工具和机械是通过模仿人的肉体的某个部位而制造的，例如，锤子模仿拳头，凿子模仿指甲，锯子模仿牙齿，如此等等。

但是，当工具不再像肉体一样起作用，当机械以特有的方式解决自身的课题时，巨大的进步就发生了。缝纫机并不像手工缝制那样做工，排字机也不像手工排字那样作业；飞机并不是鸟儿的模仿，相反，飞机的支撑面是静止的，而且，它的螺旋桨并不是翅膀。只有在蒸汽机和火车中，给人一种过去的有机序列还在继续工作的外表。火车发出嘶嘶声、哧哧地沸腾、气喘吁吁，车轮上的连杆就像人的手臂一样。所以，玩游戏的孩子们禁不住诱惑纷纷模仿火车。

在作品《台风》中，约瑟夫·康拉德⁽¹²⁶⁾所描写的船舶机舱的状况给我们一种有机的、亲切的感觉。在明亮的抛光金属上，苍白而长长的火焰一会使巨大的曲柄从地板向上浮现，一会重新使其向下沉落。强有力地被操控的曲柄杆让人联想起一具骷髅的四肢，一会使曲柄朝下坠落，一会再次使其向上涌现。“在深沉的灰暗中，其他杆子虔诚地来回活动，十字头点头致意，金属盘互相摩擦光滑的平面，在光亮与阴影惊人地混合的空间中，它们缓缓地、轻柔地活动。”机械就这样富于表情地、万无一失地运动，显出一副人工的有机体或发达的机制的样子。

但是，20世纪发达的技术日益表明与人的四肢和比例毫无相似之处，而只有蒸汽机还向我们致以最后的问候。看上去，这种姿势本身只不过是向过去的类器官序列问候而已。蒸馏器不再是混合罐或揉面槽，从中，现存的既定素材很少与远程构成物组合并被改造。而且，大机器已经摆脱了最后的人的器官类似性。杆、轴、轴承、球轴承、车轮、齿轮、传动装置以及所有其他的机器部件都已经开始重组，从而机器更加与部件相结合，与人的劳动相对峙。

这样，在机械中，不仅有机体的核心路线遭到破坏，而且在此还重新摆放了另一种断裂（Bruch）或强制（Zwang），这是物理学核心路线本身中的一种断裂或强制。总体上，根据勒洛⁽¹²⁷⁾的定义，作为一个整体，机械“乃是以下述方式安排起来的具有抵抗能力的物体的结合，即借助于自身的机械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不由自主地活动”。虽然勒洛的这一定义与19世纪思维方式相称，但是省略了每个人的最终名称。因此，机械乃是机械力量被迫完成其非自然的、社会的目的的东西。不过，这一点很明显：机械本身已经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件，是一种非自然的物理学。并且，在机械内部，对特定自然元素的排斥也与日俱增。“器官投影”（Organprojektion）⁽¹²⁸⁾日益被放弃或超越。

电力机车是来自无人居住地带的一个巨人，而通过平流层发射的火箭飞机与鸟儿不再相干。与其说火箭的螺旋桨和机翼与鸟儿接近，不如说与穿梭宇宙的陨石接近。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从最遥远的功率驱动器所获取的技术：这些功率是借助亚原子功率驱动器以及变压器引导的。

通过这种发达的技术，可被放弃的领域不仅是“器官投影”，而且部分地是“至少三维机械”世界的领域。其中，电力机车、柴油机、火箭飞机等仍处于这个领域。因此，直观的经典力学本身也会被放弃：在电子中，“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任何东西”，电子和量子不再是古代物理学世界的素材。即使像理想主义解释者所言，电子和量子绝不是“数学-逻辑结构”，以前的以太（如此长久地带有“气”的概念）也成了N维领域，即电磁结构领域的一个同义词。

试想一种现实的辐射产业？如果在资本主义内部，或者为了某种和平目的而在苏联业已出现这种工业，那么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会实质性地向经典物理学及其投影告别，而且会完全摆脱有机投影。⁽¹²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经典力学都是我们细观宇宙的直观空间，而这种空间恰恰植基于非人的“四维世界连续区”与非人地实现的“原子空间”的深渊之间。但是，由于未来的技术本质上可以从亚原子的运动，因而恰恰怪异地从这种多维化的原子中心获取自身的滋养，所以，与迄今为止的技术不同，未来的技术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从中技术将作为被转移和移植的东西发挥自身的功能。

未来可期待的技术不仅可以采取有声钟表与无线电信一类的态度，而且还可以通过湮没辐射，将地上质料的任何部分转化成恒星质料状态。这不啻工厂直接举办关于太阳或天狼星能源的狂欢宴会。未来的合成化学将廉价地、偶尔更好地生产不为地球所携带的原材料。人们就不会盲目依赖原子物理学中全凭分析获得的某种能源，因为这个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新的原材料将比迄今所信任的原材料得到更便宜、更好的开发。当然，这不仅意味着可以忍受生产力变革的一种新的社会，而且还意味着从自然的基础中召唤旧社会的一种新的自然。

当物质成功地被湮没时，这条依然让人毛骨悚然的道路便开启了。人们早就推测，某种物体的气体形状并不是最后的状态。法拉第⁽¹³⁰⁾猜到了电磁光线，但是，在未经实验证明的情况下定下了“发光的质料”之名。一系列惊人的发现是众所周知的：从发现阴极射线到发现X射线以及贝克勒尔⁽¹³¹⁾射线，由此，进一步发现所谓放射线，即通过重金属铀的自我衰变而发散的光线。

1919年卢瑟福⁽¹³²⁾首次成功地分裂原子，从而通过人工手段使能量从湮没辐射中释放出来，尽管这种能量极小，几乎微不足道。卢瑟福还不相信，从原子分裂中可以获得一种实际的能源，但是，通过原子分裂可以获得能量，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众所周知：1克镭射气包含有1.6亿马力的惊人工作能力，因此，其能量足够载有1 000吨货物的船舶航行600海里。

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某种静止的物体的能量是m克的质量：E=mc²，其中，c意味着光速，表示数千米的时间。因此，c²是一个巨大的数，而其最小之克的质量的倍增也显现每一个界石（Feldstein）中宇宙规模的潜在能量。因此，在开发亚原子生产力的过程中，竟然成功实验了原子弹这一如此可耻变态的先行者。这一成功实验显示了相同的基本能量，即原子能既可以用作建造宇宙，也可以用作摧毁宇宙。

铀弹爆炸时的中子具有每秒6 210英里的第二速度。这是在世界的根本基础上所发生的一个完全非人间的飓风。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人提议把目前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元素95、96命名为“阎王殿”（Pandämonium）和“精神错乱”（Delirium）。后来这两个元素分别代之以镅（Americium）、锔（Curium）。事实上，连锁反应中的“精神错乱”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意识紊乱而已。

但是，试想太阳上的核连锁反应带给了我们长久的热、光以及生命。所以，与原子弹不同，一旦善于利用原子能，其他机械装置将把环绕我们的大气层变成和平的蓝色大气层，将把寸草不生的荒地变成美丽富饶的沃土，将把千古冰封的区域变成春光明媚的乐园。仅凭几百磅的铀和钍，人们就足以使撒哈拉沙漠和千里戈壁消失无踪，就足以把西伯利亚、北加拿大、格陵兰以及南极大陆变为里维埃拉。⁽¹³³⁾这些能量抵得上通常不得不凭借几百万人的劳动时间才能获得的能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高度浓缩的能量储藏在小型容器里，以备不时之需。

伴随这一切的将是“技术的脱有机化”（Entorganisierung der Technik），这不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技术，它将会在最遥远的范围内完成。技术的脱有机化将从我们的细观世界投射到无法测度的另一个世界中，不仅投射到一个亚原子领域中，也投射到一个宏观世界领域中。在不远的将来，量子理论、相对论理论中的靠得住的部分、新引力理论将会得到最好的说明，即通过实践而得到直观的说明，从而提高辐射产业中所选择的非欧几里得技术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人们就会走出幻想的领域，走进几乎坚实的、可描绘的、充满希望的领域。

如果可以把爱因斯坦世界的时空关系应用到我们的世界，也许会出现某种惊人的悖论，而这种悖论不仅超出所有技术的浪漫幻景，也几乎超出古老魔法的典范书籍。在我们的三维世界之外，更一般地说：即使所有光源消失殆尽，在所有空间中，也通过偶数的维数而保持光亮。一旦三维世界被应用到n维空间，就能从光的波动方式中推导出这种光亮。⁽¹³⁴⁾

一旦进入某一更深的层次，关于维数的数学物理学法则的相等性就戛然终止。这样，三维经典力学中不可能的东西就会变得有效，并且，在技术上变得可能了。后者，即迄今不可能的方式至少不再是绝对被排斥的方式。某种“非欧几里得技术”（nicht-euklidischen Technik）属于业已开始的乌托邦，其界限已经向前推进很远。当然，这方面也存在上述日益严重的“人工性”（Künstlichkeit）危险，即日益深化的凸出物不断投射数学化的无人区。在直观物理学基本路线本身的断裂中，最终这种人为性总是明确地显现出否定要素。作为一种否定要素，它预示一种未来的转变，即极端重要、极其高度进步的技术领域的扩张。

不过，这种变化不再发生在原来那种市民社会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就是说，这种变化不再发生在原先属于市民意识形态的自然关系的成分之内，因此也就不再分享市民物质关系的其他抽象性（陌生性）。正如一个不再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社会能够人道地管理原子能一样，这个社会也将人道地调节这种非欧几里得物质，使其成为一种没有最终陌生性的物质。与这种抽象性相关，迄今非直观性的特有激情充满了所有非欧几里得物理学。因此，这并不意味着简单意义上的非直观性，即不言而喻的、在三维直觉空间之外出现的所有东西。相反，这意味着另一种非直观性，即在此具有思维主体的独立客体的非中介性（Unvermitteltheit）与具有独立客体的思维的主体的非中介性是相同的。

在迄今为止的非欧几里得物理学中，尽管物理学家不断求助于观察，但是，他们仍然把自身的世界建构为单纯物化的数学象征。这样，非欧几里得物理学的抽象性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主体与客体分道扬镳，不再聚在一起了。事实上，非欧几里得客体恰恰作为真正的运动质料而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在此，主体与客体之间内容上的完全的非中介性就以这种方式显现出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类似于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技术完全被异化，所以技术非现实地发挥操作功能。不过，由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发展，这种内容最终投射到自然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某种方法论唯心主义火上加油，不断增大上述意识形态的类似性。归根结底，非欧几里得技术显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未被中介的意识形态的特性与主体以及客体之间具体地被中介的特性之间的差异。

毫无疑问，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与非人道的物理学相联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与意识形态分析所无法把握的东西，亦即为其理论上的正当性而观察到的自然的强制命令相联系。但是，这两个因素，即非人道的物理学与意识形态分析作业所无法把握的东西并非壁垒森严、泾渭分明。不仅如此，在总体地指出的抽象存在中，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现实地施以威胁的某种非中介性因素本身。

然而，通过湮没辐射实践，非欧几里得实践恰恰讴歌凯旋，而这种凯旋促使人们作出有益的预先推定，描绘一种不再仪器化的社会图像。在技术领域里，这种具体的乌托邦路线显然源于某种具体的主体-客体关系的使命。这样，主体得以与自然客体中介，自然客体得以与主体中介，从而两者不再把另一方当成某种陌生的、异己的东西。

现代技术的脱有机化完全抛弃了有机的东西，最终抛弃了细观宇宙的东西。但是，现代技术不应完全抛弃与人的主体的关系，因为按照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恰恰通过技术，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出于同样的原因，脱有机化必须证明自身与客体的映象联系（Abbild-Kontakt mitdem Objekt）以及与其真实的辩证规律性的映象联系。在同一的关联性中，这种辩证规律性将自然与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本真自然的客体关联性的那个核心内在性与动因内在性（jener Kern-und Agens-Immanenz）的映象联系。一方面，这种联系可从半神话视角描述为“能生的自然”；另一方面，这种联系可从假定视角描述为“自然主体”（Subjekt der Natur）。但是，这种描述都还成问题，也带有值得质疑的问题，所以这一切肯定都尚未得到最终的解决。

无论如何，这一点很明显，对于所有进步性来说，在脱有机化现象中，还存在着大量抽象性，还存在着众多不受控制的不一致的深渊。唯有当在社会秩序之外，拥有“自然魔法”的最后的预先推定时，现代技术的脱有机化才能成为一种祝福。这时，按照培根的表述，人们将体会到自然与人的意志的中介——自然之中并与自然一道的人的王国。

主体，原材料，脱有机化中的法则与连结问题⁽¹³⁵⁾

总体上看，市民阶层的思维与我们所探讨的素材相距甚远。市民阶层的思维植根于经济，正如布莱希特所言，这种经济在任何地方都不对粮食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价格感兴趣。⁽¹³⁶⁾由使用价值过渡到交换价值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但是，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所有交换物品才变为抽象的商品，商品才变为资本。与此相应的是，不仅从人也从事物异化了的一种计算（Kalkül），即对其内容漠不关心的计算。这样，从原始资本积累结束以来，因而从集中生产商品以及与此相应的商品思考以来，一种非有机的、一种非质量的思想就已经蔓延开来。

乔尔丹诺·布鲁诺，培根部分地也都致力于“质的自然概念”（die qualitativen Naturbegriffe），但是，从17世纪以后，这一概念很快消失无踪了。伽利略、笛卡儿、康德等都结合在这一思想中：只有数学地生产的东西才是可认识的，只有机械地概念化的东西才是科学上可把握的。但是，作为抽象商品的食糖则不同于食糖这一事物，而且，机械自然科学的抽象法则也不同于内容基质。进言之，抽象法则与内容实体毫无关联。

适用于理论的东西尤其适用于技术实践，它的内容本身仅仅满足于与纯粹偶然性有关的法则。彭加勒⁽¹³⁷⁾并不相信物质法则，而仅仅相信习惯，他曾经这样说道：“人们不禁惊讶地发现，为了驯服自然并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意志，一个人需要知道的自然的内容几乎微乎其微、不足挂齿。”蒸汽、电力仅仅显现为按照物理的、技术的尺度以及按照生产费用所决定的那个劳动力的数量。所以，市民阶层的技术恰恰处于一种纯粹的商品关系中，从一开始，这种技术就位于一种异化了的关系中，从外部操作自然力。而且，这种内容关系变得越来越弱，进一步的技术已经超越了有机的马套具，向内燃机的方向发展，或者在原子能的紫外线火山上获得立足点。

无论如何，市民社会都以某种抽象的方式处理涉及其思维和行动的那种事物基质。因此，即使是某种自然的劳动中的“基质”（Substrat）——这方面，通常被称为“作用力和种子”——也丧失了与自然的关联性。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化的技术而言，这个关系问题都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这是技术的希望本身。这方面，富有启发意义并且将更富有启发意义的是，闵希豪生的奇闻轶事：“用力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¹³⁸⁾抽象技术产品再也不具有连接现实的环节，与现实再也扯不上关系。

但是，不顾所有技术虚无主义，完满的人工技术仍然应用自然，并且无法避免来自外部的支持。首先，以原材料为例，在没有空气的空间中，即使人们用尽最大狡计，也制造不出空气的替代品。如果通过合成化学生产其他的原材料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的原材料，那么这种生产当然独立于自然元素或这种材料的生长，但并不能完全独立于与自然相关的一般元素。合成化学从焦油中提取颜料，将从煤中提取汽油，从托马斯转炉炉渣中提取肥料，从谷物、土豆或其他碳水化合物等基本材料中提取橡胶；既然合成化学从牛奶中生产纺织品，那么为什么不能从空气中的氮中生产黄油呢？

然而，只有通过合成化学才可以改变基础材料和初始素材，而且，各种人工处理方式与自然的缓慢形成方式截然不同。因为只有起始点被向后推移，只有越来越少的自然的“成品”被用作原材料。然而，在如此大胆的重新生成中，至少水、空气以及地球仍然是回避不开的。不管这种化学多么具有合成性，它也不可能让玉米长在光滑的手掌上。因为，即便在使用这种高度合成的化学的情况下，玉米原来生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依旧不可或缺。这是其进展比合成化学远为棘手的、更为真实的实验：例如，辐射技术的可能性，如何从技术上克服经典力学问题，如何使机械定居在非欧几里得技术领域的边缘上，如此等等。

即使是这之后所使用的力量也仍然源于自然，虽然它来源于一个特别可怕的背景：这里将造就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据此，得以构筑旨在创造迄今意想不到的效率和奇迹的新型工作变压器。于是，非欧几里得自然环节中的“脉冲材料”（Impulsmaterie）就绝不会相互矛盾、互不相容。第二，甚至还有比抽象地忽略原材料的态度更错误的态度，这就是忽略自然法则的另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态度。如果法则仅仅作为“被思维的事物”，甚至将其作为虚构的“模式”来观察，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一种无视客观的纯粹主观主义的态度。在此，所谓虚构模式，就是按照“思维经济原则”⁽¹³⁹⁾安排观念的顺序或同时性。

当然，在被理想化的客体空间中，这种“信仰主义”⁽¹⁴⁰⁾以其所有变种，开放一种特别自吹自擂的、表面的自由。这是西美尔⁽¹⁴¹⁾所谓的与历史相对的自由，因为“心灵本身已经给自由勾画了它的海岸和它的波浪的节奏”。但这也是伯特兰·罗素⁽¹⁴²⁾所谓的与自然及其法则相对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可被理解为“由事件，亦即知觉组成的纯粹错逻辑结构”。据此，自然法则并不反映独立于方法论意识的任何现实的东西。根据罗素的观点，技术的结果将是脱有机化，而这种脱有机化仍然以一种危险而非直观的方式突显出来。现在它使人完全陷入无人区中。

然而，这是真的：所有被认知的法则都重新反映诸过程之间客观现实的条件关联性，并且，人类完全嵌入独立于自身意识和意志中，但嵌入与自身的意识和意志可中介的某种东西之中。所有理论家都指出了这种法则的不可抑制、大有裨益的客体特征：具体构建新社会的经济法则以及有助于这一构建的技术的自然法则。只是我们不应成为这种法则的奴隶，并把这种法则加以偶像化。但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恰恰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我们不应轻视必然性，也不应让必然性蔓延开来。

因此，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过于片面，一味看中客观方面，但他说得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对于一些规律的破坏作用，人们能赋予某种其他方向，限制其作用范围，为脱颖而出的其他规律铺平道路，但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¹⁴³⁾

否则就会出现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些政治倾向极力夸大主观因素，导致将改变条件与越过法则框架混为一谈。事实上，只有在法则框架内，这种变化才会得到具体的赐福，才会拥有具体的、现实的面貌。尤其是，由于必然性仅仅被解释为与主观因素毫无中介的外部因素，即与主观因素相对立的东西，因此，有可能产生与必然性相反的，从而与一般客观现实法则时刻表相反的一种敌意。

所以，这种必然性向意识显现，不过，它也许以其他方式远离市民阶层的抽象意识。换言之，这种必然性不是作为一种本质上被认识的、从而被控制的东西，而是由于陌生性，仅仅作为一种被炸毁的东西显现。尽管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在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¹⁴⁴⁾

黑格尔的见识早已指明了这一方向，不过，他对自然抱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敌意态度，即对自然运动的内在必然性表现出相对拒斥态度。因此，他不是把征服自然法则理解为渗透自然这一具体素材的内部，而是理解为旨在利用自然的人的“狡计”（List）的意义。虽然早期黑格尔的陈述涉及了技术的必然性，但是，有名无实、徒有其表。因此，在他那里，所谓技术的必然性并非重新寻找与自然的内在实体的联系。

这样，黑格尔陈述中的一些段落结合了正确的方法，使自然成为人的协作者。但是，他却通过错误的方法，即仅仅通过陌生的抽象性，就像殖民地的狡计一样，从技术术语视角彻底颠倒了自然。这一做法结合了如下方式：“被动性”（人让自然为自己作业）“变成了一种活动，……所以，它利用自然、钟表发条的弹性、水、风等固有的活动，以便在其感官此在中，从事某种事与愿违的事情。这样，被动性的盲目行为就变成与其自身格格不入的一种合目的的行为。……自然本身什么也不产生，因而自然存在的单个目的变成一种普遍性。在此，冲动完全退出劳动，它让自然自己磨损，并且静观其变，以吹灰之力支配全体：狡计。暴力的宽广部分受到顶端狡计的攻击。狡计的荣誉在于将权力、盲目的权力转向其他方面，即让权力对抗它自身。例如，攻击自然的权力，将其把握为一个确定性，针对自然进行工作，或者将其作为运动的权力加以复归或扬弃。”⁽¹⁴⁵⁾

不仅如此，在某种陷阱式的风格中，这种狡计甚至为自然准备了更多相似的东西，例如，仿佛为被欺骗者提供一架脚踏式磨碎机：“通常狡计存在于进行中介的活动之中，通过这种活动，它使诸客体按其固有的本性相互产生影响，一起工作。虽然这种狡计间接地干预自然的过程，但仍然把自身的目标付诸实行。”⁽¹⁴⁶⁾

因此，就对自然的技术关系而言，就对人的活动的这种基础而言，在此黑格尔所谓“狡计的顶端”这一术语尽管感觉敏锐、富于洞察力，但同时也是抽象的、不完满的术语。在黑格尔的这段话中，狡计对自然的关系，好似席勒有关论述中人对火的关系：“如果人们正确地控制、监视火，火的威力是乐善好施的。”然而，黑格尔的看法却不同于浮士德对火的看法：“崇高的精神啊，你给了我，我所请求的东西。你在火中并没有徒劳地把你的容颜转向我。”⁽¹⁴⁷⁾歌德的短语表达了对自然的高度信任，最终期待着拥抱一个朋友。相比之下，席勒的短语多少带有来自自然的那种暴力特征，将自然把握为类似殖民地一样严加控制并监视的某种东西。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支配条件下，自然才会行善乐施。总体上，鉴于上述席勒和黑格尔的立场，歌德的立场更富于资本主义特色。歌德的浮士德并不是现代人物，而是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前近代人物。总体上，资本主义的技术概念表明，不是赋予自然亲密友好特征，而是赋予一种支配特征，不是把自然视为某个朋友的怀抱，而是视为奴隶监视者和东印度公司。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为了防止脱有机化的弊害，我们首先要全面渗透到过程的本质性必然性中。唯其如此，技术的脱有机化才能免受对自然动因之“火”的漠不关心（Nicht-Bezug）的威胁。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应单纯地固守外部必然性或“实在事实的外部东西”（extra rem）带给我们的不可知论的模式，而应亲身感受自然中生产的东西，追逐其踪迹，将其概念化。

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不只是从绘画视角传承了文艺复兴的维度：“自然法则不仅迫使画家把自身转变为自然的精神，而且迫使画家把自身变成自然与艺术之间的中介者。”马克思本人多次回顾文艺复兴的维度，特别是在《神圣家族》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记起了这一维度：“在物质的固有的质料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各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¹⁴⁸⁾马克思的这番话小心谨慎地指向某种喷涌而出的基质中的众多神话残余，而且，事实上这话也指向诸如“能生的自然”概念中出没不定的某个泛神论的威茨利普茨利。⁽¹⁴⁹⁾

与培根相关的上述马克思的一番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物质的天性可被解释为“恶劣地纯化的入口和前厅”；另一方面，物质的天性可被解释为“神学的不一致性”。然而，在市民阶层技术的“自然陌生性”（Naturfremdheit）乃至“无世界性”（Weltlosigkeit）与亲和的“自然居住”（Natureinwohnung）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确的。能生的自然可以独立存在下去，但是，物理学的虚无主义却绝无可能。这样，与自然的核心中介关系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由于技术的缘故，对自然的单纯剥削者、对自然的施计谋骗者、对机会的单纯觉察者等扬眉吐气的日子也迟早会到来。

总体上，市民技术是一种“施计谋骗者的类型”（Überlister-Typ），而且，就像对人的剥削一样，市民技术对所谓自然力的剥削也与被剥削的东西的具体材料毫不相关，或者对其材料在那里成为本地的东西毫无兴趣。所谓“活动”（Aktivität）恰恰超越业已形成的东西。在技术中，奇妙地造成强烈的冲动，但是，这种活动需要与客观的、具体的力量以及趋势联系起来。这是技术上所谋求的自然本身的“超自然化”（Übernaturierung），而这种超自然化要求自然中的全体居民。

为了把光明传播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天国盗取了火种——按照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中某种指向全体的短语——普罗米修斯不仅盗取了火而且盗取了“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的卓越智慧，以便将其连同火一起赐给人类”。但是，更多的技术失去其古老的“根基性”（Bodenständigkeit）的最后残余，确切地说，只要是技术渴望的地方，到处都获得新的根基性。例如，在合成原材料生产中，在辐射产业以及其他领域中，日益显示出惊人的傲慢：技术越是丧失其特有的根基性，人们就不得不越是亲密地、集中地与插入的自然存在中介。

只有这样，事物才能从深处、从因果关系角度脱胎换骨，而不会仅仅从外部移动位置。每一个技术干预都包含着谋求变革的意志，但是精于窍门的人并不知道将要变化的事物中包含的未知数，或者并不知道这种未知数的存在。虽然已经存在现象的某一动因，但它仅仅作为一种冷漠无情的、令人陌生的以及没有主体的东西而存在。

在物理过程中，儿童和原始人毫不费力地插入与自身自我相称的一种主体。但是，在后来的非泛灵论自然观影响下，人们已不像原始人那样持有一个纯真而直接的、与自身自我相似的自我。恰恰相反，这时人们的自然观越来越带有量的特征。例如，泰勒斯⁽¹⁵⁰⁾就已经认为，磁石具有某种灵魂。此外，列奥纳多·达·芬奇、布鲁诺、早期谢林⁽¹⁵¹⁾等也都相信万物充满生命活力，并赋予一切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自然图像一种强大的风格。但是，在经验有机意义上，在此完全缺乏主体，不过，鉴于量的世界图像以及经典力学，与万物有灵论相比，意识到主体的缺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定量思维完全转入关系理论、功能理论的地方，主体完全被排除：非欧几里得力学性质成为绝对自由浮动的法则（相对化）关系。康德承认，在物理法则的关联性中，存在把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先验的”主体（“我思必定能够伴随所有我的想象”）。因此，虽然康德没有把主体完全引进自然的机械装置中，但是，他悄悄地把某种无可救援的东西引进了自然的机械概念中。

然而，其中后一个恰恰构成主体，即所谓“先验的东西”，因此它最不具备经验的和有机的因素。在此，自然反倒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即某种经验主体只能被想象为附加的东西，尽管它可以加入脑海中。就是说，在康德那里，牛顿带给自然科学的外部“客观性”并没有耗尽自然。由于这个缘故，在康德的自然图像中，也没有为一种不那么异化的基本概念留下多少余地，尽管在此仅仅涉及一种可想象的余地，一种调节了的、非科学结构的余地。

康德的这些基本概念首先是“某种内在的自然目标，带有一个理性存在王国的终极目标”。但是，这里恰恰通过一种必定依旧不透明的目的论，引进一种可以想象的自然主体。根据康德的观点，自然中存在某种内在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把自身的原因作为目的原因来追踪。进言之，通过这种必然而调节的规定，我们可以补充因果解释。进而在类似于人的意志的类型的东西中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把自然想象为一个借助自身能力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不授予自然这种作用的类型，那么它的因果关系就必定表现为一种盲目的机制。⁽¹⁵²⁾

在康德那里还没有任何技术观点或者很少有技术观点，因此，他关于自然的“仿佛规定”（Als-Ob-Bestimmungen）并不是建立在有机自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无机自然基础上。但是，很快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人的技术的巨大目的性能否与物质生产过程相连接。就在这一瞬间，一种能够与我们中介的“自然主体”（Natursubjekt）问题便从单纯的调节性力学附加中悄然显露出来。虽然这一自然主题规定也不像力学那样十分严格，但是产生比力学更严肃的问题。因为具体的技术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不允许涉及脱有机化及其后果。至于是否某个自然主体作为实现了的东西业已存在，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自然主体作为一种驱动倾向必须保持开放，特别是，作为在所有事物的实现中内在地起作用的东西必须保持开放。

但是，在这一点上，现在却出现了——如果不是神话学化的“额外思维”，就没有所有康德式的调节因素——莱布尼茨的能量问题。这就是莱布尼茨所谓“萌发的不安性”（inquiétude poussante），他把这一倾向规定为一切单子的核心“意向性”，同时将其规定为这些单子自身核心的明显化倾向。因此，这里结合了莱布尼茨能量等式的锐度，从而那种单子的“内向性”，即预示着客体意义上的主体要素就被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自然规定性。

在莱布尼茨那里，虽然自然的主体问题在无数个体单子中被复数化，但是，在这种单子的现象中，他首先认识到了原型：依然清晰可辨的古老的“能生的自然”。当然，在莱布尼茨关于主体问题的个别观点中，并不包含任何泛灵论或“心理要素”。但是，即使略去能量与心理要素的完全错误的组合，事实上莱布尼茨的能量-主体要素等式依然保留其相对意义。在《哲学笔记》中，列宁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事实上，在能量概念中存在着在运动概念中并不存在的某种主体要素。”⁽¹⁵³⁾人类历史的无可置疑的主体从未作为某种业已实现的东西存在过，虽然这种主体是作为劳动着的人从经验组织视角，特别是从经验社会视角显现的。因此，较之自然-主体，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也可被假设性地描述为倾向乃至潜势。因为对于一般现实中的尚未显现的“事实冲动”（最内在的物质动因）来说，自然中的某种动态主体概念就是最后主管机关中的一个同义词。⁽¹⁵⁴⁾

因此，在这种层次中，即在现存于一切事物的那个物质上最内在的层次中，存在着被命名为自然主体的真相。如前所述，能生的自然这一旧概念最早暗示了自然主体概念。虽然我们注意到，这个概念还残存着某些神话要素，但是，绝不意味着以唯心主义方式将某种心理要素置于“能生的自然”之前。相反，能生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即从这一概念的发起者“自然主义者”阿威罗伊⁽¹⁵⁵⁾开始，就与某种创造性的质料相关联。

当然，如前所述，虽然神话残余不乏重现为泛神论恶灵的可能性，但是，自然主体问题至少作为世俗化的女神伊西斯⁽¹⁵⁶⁾长期与自然相伴相随。尽管如此，这个问题只有相伴相随，而并未用尽或被解决。作为一个自在的东西，自然中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这个观点与萨特⁽¹⁵⁷⁾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关，因为萨特认为世界无异于环绕在人周围的一堵用各种不同的石头建成的墙。总之，在作为单纯的骗子或剥削者的技术专家寓居的地方，站立着某种具体地、从社会视角与自身中介的主体。这是日益与自然主体中介的主体。

在劳动着的人之中，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现实地创造自身的历史的主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主体才可以完全实现自身。因此，这是完全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也将以技术推进到一个未知的主体，即推进到尚未显现的自然过程的主体自身中：人与自然主体、自然主体与人、自身与自身中介。

意志不仅处于一切技术-物理结构之中，而且之前促成了这一切结构。这种意志一定拥有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主体：以便建设性的干预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抽象和外在的干预，如同此前在干预过程中形成的主体那样：以便共同发挥作用，以便与干预本身构成实质性的连接。最后，作为人的力量，第一主体被想象为影响有限、底气不足；作为能生的自然，即超自然的根源（natural naturans，ja supernaturans），第二主体深度不够、中介不足。我们需要的是意志的技术与自然现象及其法则之炉灶的具体的结盟，例如，人的主体与某种可能的自然主体的被中介的“共同生产力”（Mitproduktivität）的结合。两者将携手共同阻止脱有机化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市民阶层的物化现象。两者都导致具体的技术乌托邦，就像它们连接具体的社会乌托邦并且与其固结在一起一样。

人的主体及其意志技术的结合⁽¹⁵⁸⁾

在人的内心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直到现在，这种力量还没有被纯粹地加以应用。这种力量构成人之中所谓坚忍不拔的强度，但是，这种力量与众所周知的意志并不完全重合。作为一种力量，人的内在能量向内发挥作用，一扫身体的疲劳困乏，将其锐化为工具，使其惊人地胜任超人的任务。同样，作为一种力量，这种能量还向外发挥作用，即作为个人的影响力或分量发挥作用。或者，这种能量通常被标明为特别坚韧的存在。

关于培养内在能量的最常见方法是军事的、斯巴达式的方法，即一种自愿地放弃一切欲望、断念成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绝对服从来练习初始命令。所有士兵都具有斯巴达人的特点，无论他们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不可混淆的。他们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力量，独立作战的指挥权。但是，这种手持长矛的勇士所焕发出的敏锐的、充满活力的能量只不过是相信自身具有巨大的主体力量的那种序幕而已。在斯巴达军人的态度中，仿佛抽象地保持着某种男性意志。在此，虽然这种意志也与一些可信的图像、想象结合在一起，但是，多半是表面的外在特征，至少它不是以某种必然方式与这些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这种以抽象的斯巴达方式形成的意志经常会为任意的东西而战斗，或者为任何事情提供行政管理支持。军官、巴洛克时期的官员也都服务于陌生的职务，虽然存在敌友关系，但在此其内容还是可替换的。即使是骑士的忠诚也只是形式上的⁽¹⁵⁹⁾，他们还没有将分离的意志方向凝聚到不可抗拒的统一的意志中：“我的心献给女士，我的灵魂是神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献给国王，但我保持神圣的荣誉。”（ma coeur à dame，au Dieu mon âme，ma vie au roi，l'honneur pour moi.）

只有宗教战争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某种内容上的、基于客观的，确实是基于客观的目标就出现在军事上锐化的意志之中。现在，意志与可信的想象一道不再成为可传送的陌生服务，就是说，对于这种意志而言，其内容已经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这种意志是严格地被规定的，这意味着，它变成狂热性。而且，在出现这种坚强意志的地方，狂热性恰恰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增强，或者激发人之中一种沸腾不息的力量。现在，从纯粹的命令力量中，出现了某种超乎寻常的“理念力量”（idée-force），而这种力量具有表象方面固定的强度。理念力量恰恰克服从前不可逾越的东西。

在理念力量方面，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¹⁶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与军事培养相连的会员训练。他从前是军官，后来成为狂热地追求幻想的教会创立者。他导入的“心灵训练”（exercitia spiritualia）乃是迄今欧洲所到达的最高程度的意志技术。其中，准时、服从、命令的权威、信仰的残酷暴力等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此外，命令中还贯穿着各种想象力，例如，通过展现地狱图像与天国图像，使信徒们的基督教服务精神变得炽烈灼心，在那一刻，基督之门被打开或关闭。于是，一度带给异端教派勇气和痴迷的东西，现在蜕变为反对异教徒本身的东西。

首先，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不乏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催生了诸如产生幻觉和凶手的阿萨辛教派⁽¹⁶¹⁾的那种狂热性，而这个教派被用来反对其他异教徒，反对新教异教徒。通过这种严格的训练，通过几乎机械的合理化训练，这个教派造成这样一种致命结果，即人作为意志的机器出现，虽然他不具有自身的意志，但他能够承载某种使命的能量以及可信的目标。于是，敌友关系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这里是基督的王国，那里是恶魔的王国，而且通过二者择一，决断变得十分狂热。

但是，与远为古老的、更为激进的亚洲人的意志技术（Willenstechnik）相比，欧洲人中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半吊子业余爱好而已。至少那里的教练所训练的内在力量堪比欧洲人的意志。例如，精力不甚充沛的印度人曾经报告了关于不可思议的内在力量的上升，但其发言中，只有两句话是真实的。即使在印度，我们也只考虑从前的瑜伽修行者（Yogi），而不考虑部分作为粗野的模仿者、部分作为旅游产业的今天的变戏法者和骗子。当然，我们无从检查过去的效果。瑜伽修行者的纯粹意识形态功能是明确的：作为首要义务，他必须树立“休息”（Ruhe）的榜样。⁽¹⁶²⁾他必须领会较之无法核实的高尚的东西“更崇高的知识”。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主观上训练有素的真正的梦幻之境。虽然耶稣会也不乏祈祷练习的人，但是，欧洲人绝对无法企及这种恍惚的幻觉状态。⁽¹⁶³⁾

从前瑜伽修行者的意向和方法论上的严肃是确实可信的，然而，对于启蒙的欧洲人而言，印度瑜伽传统中，那种惊人地制造头发竖起的效果既是无法证实，也是无法讨论的。不过，瑜伽技术塑造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信仰，现在，这种意志表现在所谓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壮举中。例如，瑜伽修行者相信理念力量不仅能够移动想象中的“巍巍大山”，而且能够移动真实的大山。这样，自古以来，这种信仰就构成乌托邦“理念力量”的核心。不仅如此，在此这种意向还完全沦为偏执狂的意向，它为最极端的意志乌托邦心驰神迷：即凭借纯粹决断的物质干预。控制呼吸成为这种瑜伽练习的主要路径。因为在人以及自然中，“呼吸”（prana）被视为原动力和生命的神圣之风。控制体内的呼吸使瑜伽修行者可以扬弃外部时间节奏，也可以独立于天体的运行过程。瑜伽修行者感到，在自身身体的小世界中，他成为世界本身。

这种训练有素的肌肉收缩，即“特征”（Prägungen）或姿态形态有助于肉体的抽象化。其中，有十种姿态。“哈达瑜伽之光”（Leuchte des Hatha-Yaoga）教导人们，瑜伽练习消灭与日俱增的衰老和死亡。⁽¹⁶⁴⁾在二重意义上，瑜伽授予人们完满的健康，但首先它使瑜伽修行者处于隐藏其后的那个“不死要素的占有”之中。⁽¹⁶⁵⁾在此，总是显得不同寻常的是外在的技术性，这是将自我控制转变成事物控制的技术，据此，按其要求，这种全神贯注的意志显露于外。就此而言，似乎每一种从身体角度所设置的、所整理的障碍以及每一种自然力量似乎都沦为某种虚弱无力、不由自主、微不足道的东西。

当然，在其超人的强化中，瑜伽修行者往往借助于附加于意志的某种神秘的“魔法-同盟”（Zauber-Allianz）。于是，瑜伽修行者获得《薄伽梵歌》⁽¹⁶⁶⁾归因于自身的那种热情洋溢的力量：作为“圣灰”⁽¹⁶⁷⁾或成为神的某种属性。通过“灵魂的感官器官”或与“精神世界”中介交流的那朵“莲花”，瑜伽修行者能够获取秘密世界的神秘力量，观照宇宙万物。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内容正好被仿制为一种印度化的神智学。但是，除了所谓“透视术”（Hellseherei）这一古老的神奇技术继续有效之外，瑜伽还通过赋予其世界力量的凝神专注（Konzentration），通过领会世界秩序，从而决定性地突破这种秩序。现在，瑜伽修行者已不再是世界力量的下臣，不再通过专注于呼吸控制，直接进入世界呼吸的中心，而是标明由此能够进一步控制世界，从而共同控制并掉转世界的那个阿基米德点。现在，瑜伽已不再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辅助手段，而是通过专注于控制呼吸，进入呼吸世界的中心。这一点标志着借此能够控制世界，或者说参与控制世界并调整它。这就是“梵”（Brahma）之中印度的技术。

对于印度的意识来说，所有规定以及所有法则概念都是陌生的。对于这种意识而言，似乎“必然”（Ananke）或自然合法性等反正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它们并不优于相关的人的意志。据报道，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都涉及瑜伽修行者所能达到的力量效果：例如，极目远眺、心灵感应，甚至空中悬浮等技术。瑜伽修行者把自己的身体置于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不仅如此，瑜伽修行者在时间维度之外，一瞬间完结一切。在大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地区，春天温暖的空气环绕着瑜伽修行者。此外，还有来自诅咒与祝福的发生持续效力的力量。

这一切都是充满异国情调的童话，抑或虚假地发展起来的力量？无论如何，欧洲人的沉思冥想从未到达这种境界，或者从未渴望到达这种境界。为此，不仅通常被证明是可靠的欧洲经验机构徒劳无益（特别是，当这种机构先验地被凝缩为否定的教条主义的时候），而且，现存的材料也于事无补。对此，即使是我们关于训练有素的意志力的“实际扩张”知识也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也许，我们的知识充其量仍然停留在古代希腊人的电子技术阶段，他们的全部电子仅限于磨碎了的琥珀，而对发动机一无所知。事实上，在早期的电子历史中，电子与琥珀意味着某种类似的东西。如果我们在乌托邦的延长线上考虑这种类似性，那么印度所发现的某种意志主体的电子就意味着摆在我们面前的意志技术的历史。

当然，这一点并没有错，上述印度的心灵力量并不具有迄今一个英国步兵步枪能手的一颗子弹所拥有的威力。因此，印度的魔法般的技术仅仅作为私人商品或和平商品起作用。不过，这件事情正好能够触及一切技术力量的本质，因此，所有魔法的前提条件都是旧的环境，正是在这个环境中，为了这个环境，它们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且在这种环境中，它们是有效的。因此，对印度传统若用一种理智尺度衡量，不仅令人愤慨，也是要求过分。印度传统相信，如此广泛地使用单纯的幻想，可以使世界变成玛雅人的世界或梦幻世界，为此，大部分印度哲学都挥发掉了经验地甚至机械地给予的一切东西。但是，为了给人的心理能量创造一般空间，激发一种效应空间的勇气，瑜伽大有作为，至少可以发挥一种辅助作用。

迄今所实施的瑜伽教义首先是钵颠阇梨的教诲，悖谬的是，这个教义恰恰从其鄙视的物质本身中，吸取某种物质力量。反之，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欧洲人之中，赋予了这种力量的同样的主体体系则仅仅被视为纯粹精神上的，与技术毫不相干。总之，“觉醒寺院”（Tempel des Erwachens）中的目标很可能是最冒险的目标，但它是一种富于冒险的技术力量，而不是一向物质上如此活跃的欧洲人所想象的那种心灵的自我培养。这是梦幻般的感觉中全能的目标所在，即每一种渴望的、想象的力量都可以借助于训练有素的意志的远程效应来实现，并且可以借助于某种超凡的想象来实现。这种想象坚信，只要它愿意，它就能够吹走或移动玛雅人的面纱。

即使是佛陀，他也心怀一朵截然不同的“开放的莲花”，谈论作为一种可信的神奇愿望以及实现自身的技术：“你们僧侣啊，有个僧侣会这样渴望：‘如果我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体验到力量的展现？当我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变成许多人，而许多人重新变成一个人，或者既可视也不可视？或者，穿过墙壁、城墙以及岩石等，仿佛穿过天空而悬浮起来？或者就像在水中一样，在地上上升和下沉？或者就像在地上一样，在水中从不下沉，到处漫游。或者，就像一只展翅的鸟儿一样，穿过天空，坐着向远方飞去？或者如此掌管巨大的月亮和太阳，使其伸手可及、唾手可得，直到在我的身体的力量中，甚至拥有梵天的世界？’你们僧侣啊，如果你们这样渴望的话，你们就应当首先练习完美的美德，争取内在的精神休息，切勿抗拒观照，要成为空虚的僧侣房间的一个朋友。”⁽¹⁶⁸⁾

上述引文出自佛陀的一席话，而这番话被编入佛教教义中。自古以来，佛教的唯一愿望是忘却一切愿望。然而，这段引文却大谈奇异的、神秘的愿望、意志的技术等。但是，这样的意志信仰本身在自我休眠、主观上神奇的西部区域是很少出现的。然后，诸如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¹⁶⁹⁾一类的个别的神奇之人总是零星地出现，而从未作为宗教体系而出现。至少就其正统教义而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对各种魔法采取敌视态度，他们都不能容忍任何巫师，甚至连瑜伽修行者也不能容忍。因此，神秘的意志技术或主体技术受到严格禁止。神秘的沉思仅仅埋头于天上的约束，而不埋头于物质的约束。因此，欧洲人的主体性只是罕见地到达初始意识处境中的破裂状态，而在瑜伽修行者那里，这种状态恰恰是正常状态。

所以，在其分类等级上，如果可以把独特的主体技术与印度技术相比较，那么西方的各种宗教则局限在产生短暂的狂喜上。在宗教狂喜期间，西方宗教所涉及的并不是预期的世界的克服，而是预期的世界的掠过。虽然这里可以归入两个奇特的学科，其一是，从犹太人角度形成的自我催眠；其二是，从基督教角度形成的自我催眠。两者都对正统的反魔法不屑一顾。公元第一个世纪，有人就从耶路撒冷报道了关于“走进天堂”的消息。他把这一消息与《以西结书》的著名异象联系起来，命名为“马车的作品”（Maase Markaba）。⁽¹⁷⁰⁾这是关于神的寓所和技术的秘密学说。就是说，通过训练有素的意识变化，信奉者可以发现神的寓所的入口，事实上可以形成这一入口。据说，法利赛人的代表约翰嫩·本·撒该⁽¹⁷¹⁾就已经涉及这样一种“马车的作品”。在2世纪，这种所谓技术被视为危险之极，以至于人们都不愿提及上述记载，后来，这种技术声名狼藉、威信扫地。

在14世纪拜占庭神秘主义中，人们也可发现与此相关的一种基督教的类似物。在阿索斯山上，希腊正教的静修士（Hesychast）有意识地修炼澄明技术。他们寻求一种宗教的爱的魔法，即一种“春药”（Philtron），它在人之中人为地唤起光的狂喜，并且导致耶稣从中显现。就像在塔博尔山（Tabor）上耶稣向弟子们显现一样，⁽¹⁷²⁾如今他也如此沐浴着灿烂之光，作为美的化身显现。通过“中心沉思”（Nabelbeschauung）方法，即完全的自我集中方法，静修士们与瑜伽技术发生关联。但是，如此兴奋若狂的力量并不是某种改变世界的力量，而仅仅是某种增强了的天国的强制力量。静修士是所有奇特的圣者当中最奇特的修行者，即属于自我综合地形成的教派。

无论如何，仿佛记起普罗米修斯，拜占庭的神秘主义者卡巴西拉斯⁽¹⁷³⁾把那些为春药攫住心灵的修道士们称作“天国的强盗”。生命（Zoē）与光（Phos）乃是基督的基本特征。如果这两者都不显现在人之中，就不会存在天国的生活。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参与这种生活，从而一个受教的、强化的力量导致上述幻影的人工生产。所以，在此修道士的主体技术闯进了所谓的超自然世界，强制执行无法执行的东西：大胆要求神的恩典。但是，通过奇异地技术化的方式，主体技术打开了人之中某种奇妙的、超神秘的水闸。

在上述许多情况下，这种超神秘的水闸背后都聚集着潜在的物理能量。一旦这种物理能量爆发，它就改变有意识的状态以及在其上建立起来的迄今为止的意识世界。但是，在此静修士们不想谋求瑜伽实践所意欲的东西，即改变外部世界本身的组成部分。那种凭借飞跃所有其他东西而改变了的能量在质上是不可测量的，但它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其他的东西。相反，神秘的静寂主义者做起天国的白日梦，甚至相信基督的影响可以辐射到遥远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宗教力量蕴藏的某种东西既是堕落的东西，又是常新的东西，因此永远都不会成为风气。一方面，这种力量为不透明的空谈所环绕，但另一方面，在此看上去，这种力量仿佛是一种老朽的发酵元素。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把这个既是迷信又是奇特的乌托邦领域里的事情好好收拾一下，要认真考虑事物中已被严重扭曲的严肃性。至少从一百年以来，这种期待就已经蔓延开来，那就是我们正处于巨大的心理动力学发现的门槛上。据此，在欧洲获得高电荷的意志也并非难事，在日常用语中，恰恰用来称呼那种富于刺激的，甚至令人激动的意志的人。正如在美国创业之初，这种事情反正都是一种愿望乃至意志一样，它也表现在数以千计的鼓励或浅薄的暗示之中。

在美国，开拓精神为这种事情增添了理由，于是，从前的旧观念为精明干练开路，同时，显现为没有历史阻碍和束缚的一种过程。这样，可以说，在一种健康的迷信中，把成功和失败托付给自我说服，从而获得了可以说服他人乃至世界进程的力量。“你能做什么并无任何界限；思考你能做的事情吧。”（There are no limitations in what you can do； think you can.）例如，在镜中愿望图像中，我已经提到了美国的成功的书⁽¹⁷⁴⁾，其中就充满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可以说，这就是对抗无力和怀疑的廉价的“瑜伽精神”（Yogatum）。

然而，至少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古老的誓言，从未被正确地表述的希望。“一旦你学会一些简单的秘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各种想法是如何开始清楚地涌入你的脑海的。”（Once you learn a few simple secrets you will be amazed to find how ideas begin fairly pouring into your brain.）就是说，整个美国都相信或曾经相信某种心理磁石以及承载这种东西的技术。其中，包括如下句子（在翻译中，这些句子并不失去“能量的隐藏库”［hidden storehouse of energy］）：“一种被思考和表达的愿望总会接近所想望的东西，也就是说，相对于愿望的强度以及不断增长的想望东西的数量而言，情况就是如此。”

或者，“每一种想象都是不可见的现实。想象越长久、越强烈，它就越是变为凭借外部感官可觉察的各种形式。根据白日梦的性质，我们堆积黄金或我们命运中的爆炸物”。或者，“我们必须通过存在的每一根纤维，抓住幸福与健康的思想。逐周、逐月、逐年都要摆脱每一个邪恶，梦想我们自身的图像。直到这个梦得以成为固定的理念，成为第二个本性，最终干预我们的命运：从空中的城堡中出现这个地球上的宫殿”。

1887年，普伦蒂斯·马尔福德⁽¹⁷⁵⁾，一个专心致志的加利福尼亚州记者发表了题为《你的力量以及如何利用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表达了所谓“美国精神”（Americanismus）的作为后天的权利乃至先天的理念。这篇文章阐明了一项名副其实的投资，即事物中意志的投资、意志中事物的投资。他要求开设一种意志力的技术学院，并且，为了一所神学实验室，他列举了下述部分主题：“恐惧的奴性；对衣服的崇拜；肯定与否定思维；肉体的不朽；内心的医生；要求沉默的教会。”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主祷文，同时也是一种泛神论工程师的主祷文。“如果他的机器运转得慢一些，人就会放弃祷告的意志，就像丢弃上帝这一原初发动机的传送带一样。”或者，我们只能以美国式的希腊特征将其表述如下：“人们同时感受到生命的节奏。”在美国，这些意志类型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学的乌托邦出现，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确保实践中日常经验的功率因素。

因此，最终缺少一种确定性，即在现代西方世界中，虽然没有技术和体系，但也不乏纯然野生的意志魔法。可以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不缺乏某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即对商业兴趣索然，而对新的拯救精神兴趣盎然。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相似的精神意向。而且，在此这种意向与自然主义的终结发生关联，尽管人们很快利用或滥用心灵，但还没有非理性地、反动地诉诸心灵。因此，在机械主义逐渐沉寂的世纪之交，新浪漫主义者梅特林克⁽¹⁷⁶⁾这样写道：“在我们意识的顶点放着一个巨大的力量容器”，而且，“作为一种出乎意料的质料中心素质的心理能量，它处于其最高阶段”。在一部带有《橄榄枝》（Ölzweig）这一独特标题的随笔中，诗人把这种心理能量命名为“通向幸福运动的世界转折”。诗人发现自己与某个脱离派的乐观主义有关，即相信意志力量的运行轨道。当时，不少影响深远的哲学团体，如詹姆斯和柏格森的哲学团体，它们虽然思想各异，但是都推崇自发性。

根据自然民族中的瑜伽实践，詹姆斯⁽¹⁷⁷⁾断言，只要集中意志，就能无限发挥人的能力。柏格森宣称，心理能量乃是反抗机械堕落和静止状态的提升的反作用力。在人类的尖峰时刻，这种反作用力保证人类与令人窒息的习惯作斗争。在柏格森看来，作为不断逼近的生命下沉，习惯善于使用大脑，并且就像一个演奏能手任意使用其乐器一样，习惯也真的以同样的主权方式充分使用全部物理学的决定论。最后，就一个人经常感到的“生命的压力”（Vitaldruck）而言，心理能量作为原始力量到处都被感觉，但到处都不被探究，以至于它让我们记起这种现象本身的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这种存货源于哲学印象主义者西美尔，在他那里，虽然“生命的丰富”（Lebensfülle）正式地保留了下来，但是，他以彻底的记录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地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上述学术领域：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几乎可以说，在我们的面貌和触觉显露其界限的地方，人的个体并未告终。毋宁说，在超越五官的地方，还存在一个无拘无束的领域，无论人们把它设想为某种实体还是某种辐射，其伸展都无边无际，摆脱每一个既定的假设。不仅如此，就像可视的东西和可触摸的肉体特性一样，这一切也都是自身特性的一部分。它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光谱的颜色，而我们却看不见红外线和紫外线，但其有效性仍然是不可否认的……在我看来，个人存在的这种组成部分对于一切现实的共同生活都至关重要。这正是富于特权的人的谜一般的现象。试想，在人与人之间，反感和同情完全不能合理化，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弥漫周遭，即某种程度上，仿佛笼罩在为一个人的单纯此在所捕获的感觉中。此外，在业已历史化的人的生命进程中，经常起决定性作用的许多其他东西也可一并归结为这种感觉。当我们考察并重建历史传承时就会发现，上述各种奇异现象远远超出了人的五官所能到达的范围，从而也远远超出了人的某种语言概念所能表述的范围。无论如何，这个领域都可能与后者，即一同形成人的整体的那种特性相连，当然，这个领域与现在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猜测的某种类型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时从一个人的劫后余生中，从他的言谈中，从他的行动方式中，从他的外观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接触到这个扩大了的存在领域的微光闪烁。”⁽¹⁷⁸⁾

首先，在重要人物的肖像中，西美尔看到了这种气氛与可视特征的联系。但是，在他那里，我们也可发现关于某种“力场”（Kraftfeld）的未经沉思冥想的轻率言论，例如，他关于詹姆斯、柏格森所谓“技术自发性”的言论就属于这种轻率言论。最后，有人竟然以某种完全抽象的、粗野的非决定论方式宣扬人的心理意志和力量，其结果，成为一种无目的的纯粹主观激情。例如，柏格森的后继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索列尔⁽¹⁷⁹⁾就过分拔高意志的功能。在他那里，人的意志显现为行使暴力的巨人肌肉：“大众起义中所蕴藏的个人主义的力量”（force individualiste dans les masses soulevées）奋力逆转不断下沉的历史进程。“积累英雄伟业的事情”（accumulation d'exploits heroïques）随时都会颠覆业已决定了的东西。例如，一种总罢工就是诱发这种自发性的电子技术——意志纵横捭阖，没有任何界限。

这是一种盲动主义，在这种抽象的纯粹拔高中，事实上隐藏着现实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诸如法西斯主义一类的暴力要素。但是，只要主观因素与客观趋势结盟，这一现实的元素就有力量对抗命运，就能促进良好的但犹豫不决的可能性。于是，可以说，在我们的西方世界中也充满着某种瑜伽意志的元素。例如，这里呈现出旨在冒险扩大从前美国开拓精神的意志元素，而且，在欧洲方面表现出或多或少模糊的意志符号，甚至出现了很快完全蜕变成法西斯主义的粗野的“决定论”（Dezisionismen）。

任何地方都没有形成与瑜伽可比较的技术，即使是罗耀拉的《神操》（Exercitia spiritualia）一书也不太关注其训练的效应根源。相反，欧洲人只是部分地反省了人的意志的根源，在最可疑的一点上，这种自发性方式与印度人的自发性方式相似。印度人全都在某种客观上未确定的领域里活动，并且，他们全都确信，在这个领域里进行活动是完全可能的。他们所谓的“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us）类似于印度佛教徒的“无宇宙论”（Akosmismus），至少印度人都迷信，外部世界是没有实体的世界，它像玛雅⁽¹⁸⁰⁾的面纱一样随风飘散。对于虔诚的印度人来说，外部世界绝不是精力充沛的想象所无法克服的东西。这正是为什么迄今对“隐匿的能源库”的每一个接近行为都不得不付出代价。

最终，这方面只存在一个唯一的例外者。这个例外者富于特色地位于文艺复兴这一大胆而热烈地追求自然的春天里，而这个例外者叫帕拉塞尔苏斯。无论如何，所有上述现代乌托邦意志以及总是被遗忘的帕拉塞尔苏斯的意向和衰弱都属于小宇宙，而在人之中，这种小宇宙作为集中的战略家而起作用。在人之中，作为独一无二的东西，这种小宇宙虽然并不发达，但也与某种先决条件的自然主体相连。在瑜伽实践中，这种人的连接至多也只是作为超越的克利什那⁽¹⁸¹⁾，作为神性存在的“神奇力量”（Vibhuti）的实现而出现在神话中。在瑜伽实践中，绝对缺乏与某种世俗的自然主体的连接。

当然，即使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在人自身中，“微弱的欲望激情”（Pathos der Velleität）以及使其向外释放的想象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帕拉格拉嫩之书》（Paragranum）和《帕拉米伦之书》（Paramirum）⁽¹⁸²⁾中，他虚构出如下咒语：“你们应当知道，在医学中意志作用是一个主要因素。这是根据下述论点得出的，即一个图像魔术般地被变出另一个图像，即不是从人格的力量或从诸如少女蜡像一类的东西中变出另一个图像，而是想象力战胜来自它的（图像的）特有星座。所以，想象力成为完成它的天堂的某种手段，这就是与人的意志直接相关的东西。就像一个雕刻家取一块木头将其雕刻成他想象中的图像一样，想象力也利用星体物质创造相同的东西。人的一切想象都源于心脏：心脏是小宇宙中的太阳。想象从小宇宙的太阳进入大世界的太阳，进入小宇宙的心脏。因此，小宇宙的想象（imaginatio microcosmi）是成为物质的那粒种子。如果我们人类正确地认识小宇宙的性情，对我们而言，也许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认识的。相比之下，宗教仪式、组成社团、裘皮、封印等只不过是纯粹的猴子把戏或华丽的诱惑而已。想象通过信仰而得到确认并完成，即信仰使其真正发生，因为每一个怀疑都会中断工作。信仰必须确认想象，因为信仰决定意志。”⁽¹⁸³⁾

但是，在主体中，即使是这样的意志也已经不像在孤立的意志技术中那样毫无连接、独立自存。毋宁说，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意志所处的那个内在的连接基础被称作“阿契厄斯”（Archeus）⁽¹⁸⁴⁾，即仿佛是人之中的自然主体。阿契厄斯是一种“作用的图像”（wirkende Bild），根据这种图像，有机物在繁育期间结合在一起。阿契厄斯寓居在种子之中，渗透肉体、呼入生命，此后进一步保护身体。但是，每一种意志、每一种想象都处于“阿契厄斯”之中，而且只有在帕拉塞尔苏斯所命名的“火神”（Vulcanus）的“与自身力量的和谐”中，“与普遍宇宙的自然能量的和谐”中，它们才拥有自身的力量。

在这双重连接中，帕拉塞尔苏斯限制和建构了想象。按照他的意图，正是由于想象，人们才得以摆脱后来的抽象狂人特征或孤独的堂吉诃德⁽¹⁸⁵⁾行为。然而，帕拉塞尔苏斯强调，任何技术，无论是医学还是化学，如果不参与“阿契厄斯-火神杠杆”，就无法取得成功。因此，在此，这种杠杆力量对于主体借以锐化以及紧握“自然魔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表明，方法论上，上述欧洲人对瑜伽的拒绝与下述事实如出一辙：古代希腊人虽然知道琥珀的电的特性，但拒绝了由此制造发动机的可能性。用帕拉塞尔苏斯的话来说，这种类比还具有某种其他的、字面上的意义：事实上，在欠发达的主体能量与单纯的希腊人的电子以及未来将与发电机一同开发的主体能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惊人的类似性。

相比较而言，至少瑜伽技术似乎已经知道何谓“莱顿瓶”⁽¹⁸⁶⁾或这个级别的静电发生器，尽管这种技术绝不是感应器或阴极。但是，欧洲仅仅注视外部自然因素，已经彻底阻断了对帕拉塞尔苏斯意向的坚定不移的追求。虽然以生命力压力、意志能量等被标明的东西后来已经发展为质料的“物理-心理状态”（organisch-psychischen Zustand），因此，对此绝不能从机械能层面上加以测量和探讨。当然，我们尽可空谈这种内容下层领域的类似性。在意志力与身体的热气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等量物。打个比方说，心理能量具有排山倒海的能量。而且，即使在此也只能用最夸张的隐喻：心理能量能够搬走群山。某种磁电流能够旋转光的偏振平面，但最集中的意志却无法捡起地上的一支铅笔。

恰恰针对这种明显的远距离物理作用，感应电流的发现者法拉第发表了下述至理名言：“如果没有中间素材的中介，就不存在远距离中力量的作用。”还有，更中肯的发言：“如果凭借意志的力量哪怕成功地移动一根稻草，我们对宇宙的见解都势必会改变。”人的意志可以无需机械装置，直接干预世界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瑜伽实践就自称从事这种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活动，而帕拉塞尔苏斯则确实谋求不以任何中间物质为前提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有其独特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意志类型，所以，与以往任何机械世界或纯粹从机械视角所理解的世界都是不相容的。

尽管如此，在此我们仍然能够以合法的方式提出一个技术乌托邦问题。从中，我们能够从自然科学角度追踪不再机械地裁剪的质料，并不害怕把意志和想象力宣布为自成一格的自然因素。这一点使我们不断唤醒这样的希望，在人之中有一根杠杆，借助于此，我们可以从技术上举起这个世界的枢纽。在人的质料中存在着一种酣睡不醒的潜力，人靠自身的力量本身并不能认识它。这种非凡的潜力发生在数以千计的不规则经验中，但绝不发生在某种单个的适当理论中。在此，蕴藏着未来，蕴藏着一个合法的未来问题。事实上，有一个硕大无朋的力量容器，它就位于我们的意识之巅。通过这个容器，人们前往自身的账户，前往与迄今形成的东西不同的新的世界。

作为神秘的现实主义者，但最终作为现实主义者，帕拉塞尔苏斯凭借客观意义，毫不夸张地教导人们说：自发性可以精确地延伸到现实的东西所允许的程度。“自发性源于现实的东西的力量，并在与现实的东西的相互关联性中朝着其过程前进。”当然，在此现实的东西比力学更领先。因为力学仅仅描述了与人相背的部分，的确，力学经常从外部描述某种人为地孤立化的、物化的部分。自然之中人的可能行为领域肯定是更加广泛、更加开放的。这一领域恰恰使我们能够回归主题内容，即可能的自然主体。这种主体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主体，而是一种孕育客观的动作，因而最终从乌托邦角度发挥某种动态功能。

某种可能的自然主体的共同生产率，或者具体的同盟技术⁽¹⁸⁷⁾

即使是外部的力量也不像看上去那样总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通常它们只是人们无法说明的东西的一个单纯的名称，一种借以掩盖人的无知的一个傲慢自大的名称而已。例如，鸦片使人入睡，因为在鸦片中包含着“某种潜在的能量”（vis dormitiva）。因此，生命力也属于这个序列。

这样，迄今应当被解释的东西就变成了解释本身，而分析工作则停留在某种迅速发现的东西上，并且变成了诸如“能力”（Vermögen）一类的单纯的字眼。在此背后，还有某种别的东西，一种以语言形式得到保存的东西，即“精神的信仰”。一旦出现某种更具体的力量，人们就更加接近万物有灵观念。例如，试想鸦片的“催眠力”，或者按照默里克⁽¹⁸⁸⁾的一个玩笑，猩红热是由于邪恶的“仙女猩红热”（Fee Briscarlatina）使然。

这就是为什么物理学试图越来越以一般的机械术语，沿着压力和推力水平夷平个别地标明了的力量。化学亲和性乃是原子借以结合成分子的实际力量。同样，分子之间的凝聚力也是使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与此相反，在气体的情况下，这种亲和性则意味着膨胀力。然而，早在一百年前，戴维⁽¹⁸⁹⁾、贝采利乌斯⁽¹⁹⁰⁾二人就已经试图通过电子的吸引或排斥来进一步解释化学亲和力。不过，这一尝试只是因为未能阐明同类原子，即碳原子的化学结合方式（成链和成环）而归于失败。

在量子理论基础上，电子研究正想把所谓化学亲和性完整无缺地回复到亚原子过程。最近的广义相对论还试图抛弃作为固有能量形式的，即作为能量本身的所谓重力，并将其解释为某种四维连续的数学结构。按照这种理论，某一物体被牵引仅仅意味着如下事实，即在弯曲的空间中，物体描写一条最短的线，一条大地线。在接近巨大的质量时，空间尤其呈现弯曲状态。因此，在这样的空间中，一个物体看上去就像抛物线或椭圆形。但是，它们只是如此显现欧几里得思维方式，并且，它们仅仅在平面空间中做出必要的某种重力假设而已。现代物理学的趋势是把所有“力的显现”（Krafterscheinungen）都界定为一个米制的、非欧几里得的、弯曲了的连续中的局部非规则性。显然，就像很久以前力的上部秩序与下部秩序已经消失无踪一样，因而至少力的特殊多元性消失无踪了。

因此，牛顿在其《光学》中所预言的东西得到了实现：“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由某种特殊的潜在性质组成，借助于此，这些事物发挥作用并产生明显效果，那么这个人就等于什么也没说。但是，如果有人说，从既定现象中推论出两三个普遍的运动原理，然后告诉我们，从这些不言而喻的原理中，所有有形事物的属性和作用如何随之而来。那么，虽然这个人尚未发现这些原理的原因，但在自然研究中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就某一“显现群”（Erscheinungsgruppe）的不可替换的作用形式而言，恰恰由于这种泛化的量子化，特殊的力还未被充分利用。即使是臭名昭著的鸦片的“潜在能量”（vis dormitiva）我们也尚未用尽。因为量子化（Quantifizierung）使得所有的猫漆黑一团，它完全无视一般自然力借以出现和产生影响的多种多样的方式。

这种量子化趋势使得机械唯一性战胜发展的所有质的阶段，使得某一能量的同一性法则（不仅仅是保存）战胜其所有仍在发酵的萌芽（根据莱布尼茨的观点，“萌发的不安定性”［inquiétude poussante］）及其臻于高水平的力的客观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隐德莱希”）。⁽¹⁹¹⁾特别是，把多种多样的主导力量简化为自然界唯一的基本力，这并非是一种把所有现象都以机械视角进行透彻研究的方法。我们也无法仅仅从电磁光学理论意义上解释一切宇宙现象。不仅如此，我们也无法把宇宙的一切现象归诸一种简单的普遍的磁场法则。相反，“充电”“能量节点”“磁场”，甚至通过全部量子数所表现的原子形成中的“能级”等——所有这些关于作用力和根源的新的专门术语主要都不是中介概念而是抽象概念。尽管不只在量的特征上而是在高等数学的抽象特征上，“能生的自然”并不是渗透“所生的自然”的生产性，而是通过量化而得到孤立的保存。这一现象至少可被把握为“动因”（Agens）。

但是，物理学，恰恰作为辩证的科学继续与诸如“能生的自然”一类的某种力的核心发生关联，甚至继续与自身之中以及自身产物中的某种质的东西发生关联。谁也不知道原子中业已发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种奇异的起源就像所有孤立地保存了的开端一样一片漆黑、茫然未知。如果我们不是试探性地眺望如此作用的自然力的质的特征，我们就无法具体地想象其真实的面貌。特别是，诸如风暴，甚至雷暴一类的客观的质的要素以及紫外线的辐射或较高的大气层的电离现象等并未得到全面阐明和解释。

迄今我们仅仅从全体现象中领会了外部现象，但这种理解方式绝不是从神话意义上得出的结果。相反，我们可按照帕拉塞尔苏斯的意向将外部现象理解如下：在“阿契厄斯”的特殊“能量节点”中，寻觅到人的力的本质；在“火神”的普遍特性中，寻觅到宇宙的力的本质。如果说“阿契厄斯”是个别化的自然力，“火神”则是“一切要素的美德”（virtus der Elemente）。在宇宙中，它盘旋升腾，时而熊熊燃烧，时而滂沱大雨，时而雷鸣电闪。不仅如此，数百万计的自然存在被标明了“火神”的名称，从而奠定了这些自然存在与全体的关系。

不可否认，帕拉塞尔苏斯的这些术语和用语也带有某些神话学的神秘要素。但是，这些要素并不是为了隐匿任何蒙昧无知，而是为了“想象的主观能量因素”（subjektiven Energiefaktor der Imagination），即不断盘旋的客观上可能的连接点乃至世界概念的地带。自那时以来，人们就把蕴藏于动态的、质的自然哲学中的自然的“生产率”称作阿契厄斯和火神。看上去，这一切用语都似乎仍然带有伊西斯的神话要素或泛神论的派生要素，但是，其背后却承载着非神话的具体内容。与其说这些内容接近机械论的抽象真理或部分真理，不如说接近诸如自然经验和分类一类的生产要素。

帕拉塞尔苏斯把自然的其他侧面仅仅标明为符号，但是，他把这一侧面标明为具有警示意义的符号以及机械论意义上不可抑制、不可驱散的符号。谢林和黑格尔的动态的、质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生产率相关联，就此而言，他们的自然哲学绝对处于帕拉塞尔苏斯的自然观之中。虽然他们的自然哲学也仅仅是一种符号，但是在机械论领域之外一种被中介的自然的符号。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中介行为”（Vermittlung），自然的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抽象知性的尸体而已。换言之，正是通过中介行为，在实际的现实主义中，在此辩证地紧张对峙的存在才得以开放并得到解决。于是，我们就不会为杂乱无章的、从机械论视角所否定的表面现象的所有灰暗朦胧所迷惑，我们就不会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愚蠢地把纯粹的“骷髅”（caput mortuum）等同于存在的第一基础。

由于自然中存在一种适于生产的“炉灶”（Herd），所以，这种炉灶的根源结构以及亚原子模式或者某种包罗万象的磁场法则是不会被探究殆尽的。特别是，这样一种根源是绝对不会被穷尽的，即这种根源并非局限在开端上，而是在历久弥新的投入中，在显现自身的趋势中，通过世界过程和世界关联而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对于机械论（Mechanismus）而言，这一切都是被封闭的。现实的动因问题，即促使各种自然现象辩证地转化和转变的动因也具有某种量的特征，但是，仅仅从量的特征入手，我们并不能彻底探究质料的根本涵义。

这种做法恰恰属于机械论者，即把问题仅仅局限在孤立地被保存的开端上，并且，这种做法尤其属于机械论者，即把关于生产及其关系的生产的原始关系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如果“加上必要的修改”（mutatis mutandis），那么就如同具体的革命必然被建立在人的历史的客观生产趋势基础上一样，客观上与技术世界变化相称的东西也必然被建立在这个世界客观生产的某种趋势基础上。自然的共同生产率（Mitproduktivität der Natur），其前提是帕拉塞尔苏斯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在他那里，他的自然已经作为友好的东西或者作为乌托邦意义上可亲近的东西出现了。这样，“在自然内部就充满药剂，充满处方以及独一无二的药房”。于是，就像宇宙使人开放自身一样，人这个小宇宙使世界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借助于此，人们开始利用相互作用的事物的根源，从而这种根源似乎是可把握的。这种尝试不仅寻求人与非人之间的媒介存在，而且尽可能刨根究底，深入底层，以至于它甚至试验非人的存在之中的电流。事实上，这种尝试力图寻找通往炉灶的入口，在这口炉灶上，外部事物已经被加热，但在与自然主体、自然趋势的同盟中，它理应继续加热沸腾。对此，爱克哈特大师⁽¹⁹²⁾这样写道：“一切种子意味着小麦。一切金属意味着黄金，一切诞生意味着人。”⁽¹⁹³⁾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史充分表明，这种具有动态意义的客观性与静态力学迥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炉灶旁的活动”是一项显现天然的形态和赋予某种新的形态的活动。对此，哲学家们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并非没有理由。例如，费希特就通过行动对存在的优先性，把“生产”（Erzeugen）这一方法论概念转变为某种“事实行动”（Tathandlung）这一无所不包的概念。谢林借助于文艺复兴时期“能生的自然”概念，甚至把生产这一概念解释为某种没有形体的“根源生产率”（Urproduktivität）。因此，只有超然冷漠的局部观点才会把自然接受为所生的产品，而思辩物理学则把自然辨认为生产性的东西或趋势。

对此，谢林撰文——从力学的角度，甚至从思辨科学的角度也完全无法理解——阐明了如下观点：“我们只知道作为活动的自然，因为我们不能对那些不能被激活的对象进行哲学思维。对自然进行哲学思维意味着从看似被囚禁的那种僵死机制中将自然拉出来，可以说，借助于自由使其变得生动活泼，促使其自由发展。换言之，对自然进行哲学思维意味着挣脱这样一些浅薄的见解，例如，在自然中仅仅看到发生什么，至多看到作为事实的行动，而不是看到行动中的行动自身。”⁽¹⁹⁴⁾按照通常的观点，关于产品的（über Produkt）自然的原始生产率消失了，反之，按照哲学的具体的观点，关于生产率的（über Produktivität）产品必须消失。⁽¹⁹⁵⁾

当然，谢林和黑格尔都力图使自然的显现史着陆在现存的人之中，事实上，在历史开端的转折点上，黑格尔甚至比谢林走得更远。不过，谢林至少在“多种多样、纠缠不清的客体的交织文字”中，仍然发现了无法破译的意义，一种人的精神中尚未恰当地变亮的东西。相比之下，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不能克制和平静的一种巴克斯神”，但它已经在现存历史中受到彻底的约束、平抑和抵消，这样，在自然中不会留下任何实体性的残余。在此，黑格尔把自然生产率及其产品视为某种尘封的记忆古董，并将其解释为过去业已形成的东西，但是，这种解释方法与谢林和黑格尔在其他情况下所预期的接近自然根源的方法是显然不同的。如果某种接近尝试已经枯萎凋零，最初的接近尝试本身就没有任何生产意义。

但是，在现实中，自然的根源并没有枯萎凋零，人的历史也没有被缚在自身的肉体性、环境中，尤其是，没有被缚在自身的技术中。同样，自然也没有仅仅被缚在过去的存在中，恰恰相反，最终显现的自然恰恰处在未来视域里的显现史中，而且，也只有在这种视域中，才会通向未来可期待的“具体的技术”（konkreter Technik）这一中介范畴。一旦一种与自然结盟的技术可以取代诸如机械动力一类的表面技术，一旦一种同盟技术与自然的共同生产率中介，一种冰冻的自然就必将重新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自然不是业已过去的东西，而是根本还未清扫的施工场所，对于根本还未适当地存在的人类之家而言，自然仍然是根本还未适当地存在的建筑材料。事实上，协助建立这个家的、其本身还成问题的自然主体能力正是带有某种具体性的、人的乌托邦想象的客体乌托邦的相关概念。

因此，可以肯定，人类之家不仅仅是位于历史以及人类活动的基础之上，而是首先位于某种被中介的自然主体的基础以及自然的施工场所之上。对于后者来说，一个边缘概念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在那里，自然（这期间，它持续存在于历史之中，并且紧紧环抱着历史）乃是突变为“人的王国”的场所。但是，自然必将成为正确的场所，并且作为被中介的善，必将成为全然无异化的、冉冉上升的场所。

没有暴力的技术，经济危机与技术事故⁽¹⁹⁶⁾

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

——马克思：《神圣家族》

有人说无需看守火的力量，但这种说法在任何地方都是站不住脚的。蒸汽、点燃的气体、煤气、电流等都是人的知性能力的产物，正由于受到这种认知能力束缚，这些自然力量才得以四平八稳地安全运转。人借助于聪明才智发明和安装了各种各样的机器。这样，就按照帕拉塞尔苏斯所尝试的方法，这些机械与作用力的核心结合在一起。当然，从现今技术专家的角度看来，这种方法似乎异想天开，完全不切实际。

然而，从现今技术形态看，我们就会很容易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今技术千篇一律，从中恰恰缺乏上述异想天开的古怪特性，但是，这种极端特性旨在尽可能减少人为的特性。这种“人工性”（Künstliche）不仅比被称作“家”（Haus）的人的房屋规模浩大，而且性质也与之截然不同。不仅如此，它也不同于凭借轮子的继续移动，虽然这在没有活的生物的情况下也会发生。

所有这些东西都拥有某个立足点，这就像当我们不是收集食物或绞杀敌人而是演奏钢琴时，我们手里持有一种支持物一样。即使是“脱有机化的技术此在”（das entorganisierte technische Dasein）也不需要某种人工的东西。只要这东西发生在一个从社会角度被中介的社会中，即一个并非不人道的社会中并参与这种中介行为，它就不需要某种人工的东西。在此，所谓人工的东西主要建立在市民阶层，特别是后期市民阶层此在的抽象性基础之上。换言之，作为人与自然的无中介的抽象性，这种人工的东西也属于一种“智谋技术”（List-Technik）。此外，这种作为人的知性能力的智谋技术也使生产力获得了逐步解放。

在各个方面，市民技术（bürgerliche Technik）就这样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是，这种技术不仅技术管理不善，而且与自然的关系也十分恶劣。例如，“工业革命”既没有具体地与人的革命发生关联，也没有具体地与自然材料发生关联。工业革命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痛苦（Elend），这种痛苦不仅存在于早期工业革命时期，而且这以后越发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限的手工劳动变得无利可图，英国工厂内的生活像地狱般阴森可怖。虽然引进传送带使得劳动变得更加清洁，但是劳动也变得更加单调无聊，毫无乐趣可言。

因此，从抽象的利润冲动出发，市民社会的机器和机械劳动带给这个世界的不是别的，正是刻骨铭心的憎恨。资本主义以及机械商品来势凶猛、摧枯拉朽，摧毁了古色古香的旧城镇，摧毁了美轮美奂的房屋及其家具，摧毁了所有有机地构成了的富有想象力的人文剪影。19世纪中叶取而代之的是，进入地狱前的一种离奇古怪的建筑式样。工人阶级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但是，有关工作场所也全面恶化，高奏凯歌的机械代替了劳动者。在《老古玩店》中，狄更斯⁽¹⁹⁷⁾令人难忘地描写了一幅扭曲怪状、丑陋龌龊的最初工业景象，以至于今日无论多么清洁的电子产品都不会出现在这种充满污垢的沉积物中。试想，“沦为一片废墟的、荒凉无际的周围环境”“宛如沉重的噩梦般无尽重复的无聊而丑恶的工作”“发出尖叫声、日夜运转的机器以及掩盖光线，污染空气、充满臭气的有毒烟气”，如此等等。

当然，自那时以来，这种可怕的劳动场所变得有所清洁，周围环境也有所整顿。较之伦理的机器破坏，美学的机器破坏并没有那么不合时宜。狄更斯关于机器工厂景象的描写仅仅出现在19世纪被废弃的垃圾区域中，甚至后来因其魔鬼般荒诞不经的丑陋，这种厂房林立、机器轰鸣的丑恶景象竟然成了新的审美对象，新的超现实主义对象。然而，超现实主义不是把自身的审美对象合理化，而是予以严词审问。所谓“工程艺术”（Ingenieurskunst）或旨在唤醒清洁化目的形态的新美学并不能完全掩盖今日作品中的荒凉、异化等扭曲现象。

就像技术日趋精巧化、脱有机化一样，工程艺术也在同等程度上不断取得进展。技术总是大踏步前行，而工程师总是踽踽独行。因此，技术并不能发现资本主义所渐渐推开的那个昔日成长的世界连接点，同样，技术也不能发现自然中某种技术亲善要素的连接点。因为抽象的资本主义绝不能发现通向技术自然与技术亲善要素的入口。作为一个过渡期，资本主义机械世界位于业已失去的东西与尚未获得的东西之间。

鉴于机械的进步特征及其迄今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在一个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市民机械世界还会长期工作下去。然而，就像所有资本主义所处的状况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市民机械世界都可标明为一种特有的“苍白无力”（Bleichheit）以及“非分泌作用”（Sekretionslosigkeit）。⁽¹⁹⁸⁾机械好比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譬如，与过去的手工生产不同，迄今机械商品并没有赋予人的生活任何新的活力。从工厂设备到产品处处渗透工程艺术，所有机械商品从头至尾都形成于这种工程艺术。虽然工程艺术为消灭过去的艺术想象而沾沾自喜，但它无法掩盖苍白的尸体这一严峻的事实。康德曾经把艺术天才（Genius）标明为像自然一样进行创造的人的能力。尤其是，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然不是任意地生产某物，而是必然地生产某物。同样，艺术天才的产品一如既往地超过自然、胜过自然，它“像自然一样起作用，并作为自然清晰可见”。

技术的知性能力并不是艺术能力，它并不涉及附加的美而是涉及附加的力量。尽管如此，技术的知性能力同样也是一种成型的力量，即材料中附加地解除的、再生的力量。因此，对于技术天才而言，如果稍加修正的话，康德的审美标准倒也不坏。特别是，鉴于未来的具体技术将努力超越单纯的智谋技术，一跃成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技术，在此意义上，他的审美标准也有所裨益。这一标准并不违反康德的下述观点：他把自然（能生的自然）中的某种主体视为只能附加地被怀念的某种东西。正如康德所言，这种不时萦绕于怀、久久不散的东西就是内在的“自然的技术”自身。

当然，康德部分地接受了牛顿的单纯自然机制，但是，康德对牛顿物理学的偏重并不妨碍在《判断力批判》中一如既往地反省和假定自然主体。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能够把某种“能生的自然”，甚至把某种“能生的超自然”（natura supernaturans）与主体联系起来。的确，长期以来，自然主体（不只是世俗化的古代伊西斯）很成问题，例如，人们仅仅满足于将自然主体当作没有人的具体中介的东西，当作自然的最小儿子。

然而，这方面，自然主体的可能性仍然是开放的，并且，从一开始，这种可能性就在对象中示范性地勾勒出自身的轮廓。这种可能性不仅仅是存在于我们的可理解性之外，如果没有自然素材的渗透作用，那么甚至作为一种成问题的自然主体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撇开所有思辨要素，我们可以概括说：必然存在关于自然主体的素质和现实可能性。通过把握这种素质和可能性，自然主体与人结成良好的关系。就像浮士德所思考的火与人的关系一样，只有努力克服自然，才能促成自然中潜在的最佳要素与人的最佳技术的最终和解。

如果仅仅抑制和监视火，那么火仍然是陌生的。由此产生的各种痕迹十分危险。如果较之现在被管理的能源，火的“附加力量”（zusätzliche Kraft）被视为社会上更好的能源，那么它就是一种万分危险的东西。尽管火中固有的本质面貌呈现某种类似精神的东西，但现存社会对火的危险性却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关注。工程师们有种特殊的不安：他们走得太远，太不安全，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全然不清楚自己究竟与什么力量打交道。

尤其是，恰恰从这种非中介性中，暴露出被省略的内容的最明显效应：技术事故（Unfall）。技术事故首先表明，自然力的内容与我们之间仍然缺少必要的中介，但是，如果没有巨大的损失，这种缺乏必要中介的自然力是绝对无法抽象掉的。事实上，在人所遇见的一切事件中，在彼此之间以及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可以同时得出两种奇特的、富于启发性的共同要素：技术事故就是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危机与技术事故并非毫无关系。

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地方，甚至不同之点大于相似之点，所以，听起来，这种比较似乎是悖谬的。技术事故显现为合法运动的一种偶然交叉点，由于其外在突发性，这种事故具有不可预测的交叉点。相比之下，经济危机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换言之，经济危机纯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内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两者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注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因为两者最终都渊源于一种恶劣地被中介的关于人的行动的物质基质的抽象关系。

针对技术事故，存在一些安全装置，与资产阶级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束手无策相比，这些装置显得更加深思熟虑、更加知识渊博。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技术保障将有助于改善材料检查、测定风险隐患，特别是，有助于气象学发布大气天气情况和气象灾害预警。但是，自然不会因此就成为“鞭刑大师”（Prügelmeister）的好朋友，被减弱的风险并不能把市民技术的自然关系从抽象性中解救出来。

即使是径直把事故（他人的）合理化的战争技术也是一种抽象的技术，作为一种不利于敌人的高度自觉的灾难性技术，这种技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方便途径而已。当然，原子弹是美国基督教的不朽荣耀，其爆炸的辐射堪比围绕格吕内瓦尔德⁽¹⁹⁹⁾《伊萨汉姆祭坛画》上的基督之光。但是，在此，除了留下巨大的政治恐惧之外，更使工程师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即使是合成制造的灾难也无法与自然制造的灾难相比拟，例如，借助于极端的狡计，地球的自然非常逼真地模仿其恒星高炉喷出的火山喷发。

这样，在自身视域中，市民技术到处都形成偶然事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与技术事故这两种外部必然性宛如两匹脱缰的野马任性闯荡，盲目地、不受控制地、没有中介地不期而遇。而且，这种偶然事件不仅仅是外部必然性的背面，而是同时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不仅很少与核心自然力中介，而且自然原因本身也尚未与自身中介。因此，技术灾难总是蕴含着作为决定性的、非中介性的“威胁性的无”（drohende Nichts）。通过一切没落，它一再试验混乱状态。对此，我们已经在上述第2部分《奠定基础》中予以阐明：“‘否’的辩证应用也全然不遮蔽反历史的‘前显现’（Vor-Erscheinung），在此，所谓前显现含有作为无条件毁灭的‘无’，即是历史中一再出现的一座强盗窝。”⁽²⁰⁰⁾

实际上，技术的非中介性总是令人惊愕不已，而这种非中介性并不能通过某种外部一致性（äußerlichen Kongruenz）而缩小或减弱。在此，外部一致性是指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强有力地形成的市民抽象计算以及自然自身之中与某段路程相称的一致性，即机械的一致性。就像新的工业的理论与实践证明的一样，在物理自然中，似乎也存在部分具体的抽象性。正因如此，在市民社会的基础衰落之后，在计算思维在技术层面上仍然有效。

但是，所谓的“纯粹机械一致性”仅仅把自身的法则本身明确地标明为一种关于纯粹偶然性的法则。这种法则是无历史的、呆板的、像混沌本身一样无内容的东西，由于机械论特点，它势必物化或变成干硬的表皮。因此，技术可以部分地与某种未被释放的自然，即与针对“无”束手无策的某种自然趋于一致，但是，这种抽象技术无助于摆脱自身的抽象性。⁽²⁰¹⁾总体上，市民经济学和市民技术的共同特征是与自身材料的非中介性。很大程度上，市民经济学和市民技术的共同特征是与自身材料的非中介性，即缺乏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

因此，在后市民社会，在技术中也会沿着这条路线显示出世界的变化。当然，借助于自然机制的选择性亲和力，市民技术远比资本主义抽象经济坚实可靠，甚至大胆的非欧几里得物理学也不否认这一点，即正如我们所见，引人注目的是，它也是从市民技术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技术。然而，经济危机和技术事故这两种抽象性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技术所无法逾越的一种障碍。因为两者都是思辨性的，两者都是理想主义的，两者都具有反对内容的形式的真正理想主义的冷漠特征。

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危机中，也体现在技术灾难中。市民社会的“技术人”（homo faber）与其作品的素材之间缺乏必要的中介行为，其结果，这里到处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尤其是，市民技术与尚未发现的生产率之间、与自然自身中的趋势和潜势之间更是缺乏必要的中介行为。只有当历史的主体，即劳动着的人把自身理解为历史的创造者，从而在历史中扬弃命运，他才能接近自然世界中的生产炉灶（Produktionsherd）。马克思把历史质料规定为人对人以及人对自然的关系。在诸如市民社会一类的社会里，这种关系不间断地并且“按照计算定义”（per definitionem calculi）而被抽象化。在这种社会里，自然的质料也会参与这种抽象关系，所以也不会享受任何具体的祝福。

一旦我们仔细考虑“技术马克思主义”（Marxismus der Technik），我们就不是结束虐待金属的博爱主义，而是结束对自然的剥削立场以及对自然的“驯兽师立场”（Tierbändigerstandpunktes）这一天真的应用程序。尽管人们看穿了这一切差异，但是，这一关联性，即关于人对人以及对自然的市民态度还不能扬弃源于技术的自然异化，而只能扬弃其问心无愧的良知，正确地对待源于技术发展的自然的异化现象。北美纯然脱胎于资本主义，并且从未体验过资本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这里压根就缺乏与自然的任何关联，甚至缺乏从美学角度中介的与自然的关联，凡此种种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朋友的自然之流，作为在自然的母腹中分娩和中介微睡中的创造物的技术——这正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最具体化的课题。然而，这种具体化工作的开端是以人与人之间具体化的课题，即以社会革命为前提的。在发生社会革命以前，甚至连一个通向自然同盟的阶梯都不存在，更不用说通向可能的自然同盟的一扇大门。

被缚的巨人，被掩蔽的斯芬克斯，技术自由⁽²⁰²⁾

发明自成一体、独自矗立，在此期待某种善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善的东西未必总是比提出并使用它的社会更好，尽管善的东西比这个社会包含多得多的所能被接受的东西。如果科学家们飘飘然忘乎所以，不与其他人共同思考阶级问题、阶级状况，即奇迹应当为谁而发生，那么为巨大的技术进步欢呼雀跃总是徒劳无益的。

最终，战争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当资本主义无事故地运转时，战争技术恰恰无异于一个巨大的事故。迄今历史上出现过数以千计的“一座燃烧的特洛伊城”：资本的社会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切事故中最大的事故，即“战争”（Kriegs）这一社会危机。因此，“自然统治”（Naturbeherrschung）的进步可以引发巨大的社会倒退，“自然统治”也会在社会大倒退之后显现其严重后果。无论如何，自然统治本身都是一个暴力社会的一种显现。

试想这幅图像：铁血奴隶是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们那里获取的。而且，对自然的技术关系还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以自身的运转所误解的趋势和内容。无论对自然统治还是对战争技术的利用都没有摆脱掉单纯地利用自然的可能性。二者均未与“事件素材”发生联系或进行交流。在这方面，毕竟历史和社会还体现出人所制作的东西，但是，自然却进一步体现出尚未被人整理的东西，甚至体现出与人的新陈代谢全然没有关系的某种东西。人工行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越大，就越发无法单凭某种抽象关系来克服这种裂缝。因此，在市民社会中，技术上，暴力与非中介性结成姻亲；每一项发明都受到这种姻亲关系的规定和限制。

这样，这一点一再变得明显：我们迄今为止的技术在自然之中就像占领军在敌对国家中一样。这种技术对该国的内情一无所知、一窍不通，对这种技术而言，事实的质料是超然于腹地的。在海德堡大学，化学家本生⁽²⁰³⁾制作并设置了一座十分诚实的纪念碑，上面用两个图像醒目地表现了双重侧面：左面是被缚的巨人，压倒性的自然力；右边是被蒙住脸的女人，斯芬克斯自然。但是，如果自然不是被蒙住脸，巨人就不会被束缚。因此，在此锁链和面纱是同一事物关系的隐喻，作为在社会中通用的抽象性，二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确实地彼此相关。

至于后者所关涉的是自然的本质方面，所以，众所周知，从本生、赫尔姆霍茨⁽²⁰⁴⁾、爱因斯坦、海森堡⁽²⁰⁵⁾以来，这方面已经提出了无比重大的理论。这标志着一向兴旺而大胆的物理学的另一面。社会关系以及迄今企业计算的相对化，恰恰反映了所有的、每一个具体的自然关系一般的瓦解。因此，一方面，主观唯心主义广泛传播开来，例如，物理学中的贝克莱⁽²⁰⁶⁾学说，尤其在英国，主观唯心主义从未绝迹。另一方面，从自然方面看，不仅直观的现实归于灭绝，而且所谓可理解的现实也都绝迹了。于是，与能生的自然的非中介性使自己成为方法论上的一条荣誉法则，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法则下都是绝对不变的超强神秘的法则。

这是一个解体的社会的反映，是这种社会的危机及其固有的混乱本性的反映。这些反映以其物理学的二等分方式出现。物理学远离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之间的一切关系，尤其是，远离自然辩证法以及物理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谓“新贝克莱”（Neu-Berkeley）学说成了距离“作用力和种子”最遥远的学说，但是，这种学说压根就不包含自然哲学的陈述，而是仅仅包含某种社会学的陈述。归根结底，无论是金斯⁽²⁰⁷⁾、爱丁顿⁽²⁰⁸⁾的不可知论，还是马赫⁽²⁰⁹⁾和罗素的所谓的混沌世界都属于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从自然内容的总体异化就把技术加倍地变成一种人工制品，加倍地凸显永远被蒙蔽的自然与永远被束缚的巨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前所述，技术的“脱有机化现象”意味着技术过渡到不断远离人的那个自然领域，意味着进一步强化技术的抽象性。由于这个缘故，技术以不断尴尬棘手的方式陷于无家可归的境地。例如，如今辐射机械（Strahlungsmaschinen）不仅缺少社会基础，也缺少一个熟悉的物理基础。因此，如果说脱有机化本身恰恰来源于从世界中具体地获取附加力量的渴望，那么这种突出物（Überhang）就势必不只是延伸到直观的世界中，而是延伸到非外部的世界中，其结果，一次又一次地与一个不再是神话般的“能生的自然”中介。

社会政治自由致力于把握社会原因，这种自由同样以某种自然政治的方式探究社会原因。然而，技术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作业是技术自然哲学的图像，它是与恩格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的东西相对应的图像。恩格斯十分强调单纯的外部社会必然性与物理必然性之间的平行关系：“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²¹⁰⁾

通过与生产力的中介，无论在社会领域里还是在物理领域里，盲目的、包含灾难的必然性都被打破了。在前一种情况下，人通过把自身意志加以社会化而成为社会的主人，即与自身中介而成为历史的生产主体；在后一种情况下，人通过与迄今模糊不清的自然法则的生产基础和条件基础（Erzeugungs-und Bedingunsgrund）发生与日俱增的中介而成为历史的生产主体。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至多在想象中，可以把这两个领域，因而凭借某种手段以及某种基础所形成的两种中介行为区分开来，但在现实中，这两个领域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须臾不可分割的。

社会自由中的主体存在与被认识的自然法则的和谐中的自然存在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回避一种政变主义的方式，即抽象的方式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即便在最激烈的对抗措施以及超出业已形成的东西的检修特征中，也生生不息地涌动着基于客观趋势的世界的变化。甚至如此综合的化学或者如此大胆地扩张的辐射技术等，只要它们是具体的，它们就通过“归后验法”（a posteriori）与某种综合地扩张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必定如此，并且必将如此。通过归后验法综合地扩张的东西属于自然自身的辩证合法性，并超越其业已形成的东西的范围。正像市民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所形成的局面一样，凭借单纯外在合法性的把握，当然还不能集中把握和中介自然的必然性。

这种自身的外部必然性仍然是盲目的，在这方面，仍然更多地被归入某种原始的东西乃至神话中，即命运-摩伊拉⁽²¹¹⁾中。与此相对照是那种真正被认识的并带给人们自由的必然性，借助于此，在自然中，具体的技术不仅可以拥有自身的概念，也可以拥有自身的持续创造。只有当堤喀⁽²¹²⁾与摩伊拉、偶然与命运不再形成某种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不可克服的契机时，只有在自然力的这种精确的存在中，技术才能克服其灾难侧面及其抽象性。在此，我们所意欲的无与伦比的连接在于，人（一旦他们与社会被中介）现实地渗透到自然（一旦技术与自然被中介）中。

事物向财富的转变与自我转变，不是“被支配的自然”（natura dominata）而是“能生的和超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 und supernaturans）：因此，就关系到具体的技术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概要。即使假设地球的心脏由黄金组成，这个心脏本身也尚未被发现。但是，如果这颗心脏最终在技术作业中一起跳动，那么它就会获得自身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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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朗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1765—1841），德国宗教哲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巴德尔视野开阔，将黑格尔思想与托马斯·阿奎那思想加以整合，其自然哲学对诺瓦利斯、谢林等人发生了深远影响。他反对近代哲学，回溯中世纪经院哲学，自称其思想为“生命、爱、自由与祈祷的哲学”，有名言“我被（天主）思念，故我得以思想”（Cogitor ［a Deo］，ergo cogitans sum）。主要著作有《思考的酵母》五册（Fermenta cognitionis I-V，1822—1825）、《思辨教义学》（Dogmatica speculativa，1827—1828）等。——译者

(2)　罗谢·伽罗蒂（Roger Garaudy，1913—2012），法国哲学家、抵抗战士和共产主义作家。1956—1970年期间曾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被开除出党。主要著作有：《论自由》（1955）、《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957）、《人的远景》（1959）、《卡尔·马克思》（1964）、《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1966）等。——译者

(3)　原始人之所以产生离开洞穴，移居别处的欲望，并非由于从中生活不便，而是由于野兽出没，很难占有洞穴。——译者

(4)　这里的房屋（Haus），泛指人的生活空间领域。——译者

(5)　此处指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相传，她身边栖息着一只神奇的猫头鹰，它在黄昏中起飞，却可以看到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甚至可以看到早已歇息的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译者

(6)　此处指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即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兄弟二人的合称，他们是德国19世纪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间故事和古老传说的搜集者。二人共同整理了销量仅次于《圣经》的“最畅销的德文作品”《格林童话》。——译者

(7)　“七里靴”（Siebenmeilenstiefel），神话中指具有神奇力量的靴子，穿着它可在很短的时间内跋涉很远的距离。最初见之于法国作家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的童话《小拇指》中，后由德国作家歌德引入德国语言文学中。——译者

(8)　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1802—1827）德国小说家、童话作家和诗人。主要作品有《月中人》（1825）、《列希登斯泰因》（1826）、《艺术桥畔的女乞丐》（1826）、《撒旦回忆录》（1826）、《皇帝的画像》（1827）等。——译者

(9)　《罗兰之歌》（Rolandslied，1170），法国英雄史诗，中世纪武功歌的代表作品。全诗共分为291节，长4 002行，以当时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译者

(10)　奥伯龙（Oberon），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一位精灵王。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仲夏夜之梦》中，奥伯龙是精灵女王泰坦尼娅（Titania）的伴侣。——译者

(11)　《王子艾哈迈德和仙女佩里-巴努》（Prinzen Ahmad und der Fee Peri-Banu），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篇。——译者

(12)　《阿拉丁的神灯》（Aladin und der Wunderlampe），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篇，故事叙述了名叫阿拉丁的一名贫穷的年轻人受一名来自马格里布的冒充为阿拉丁的叔叔的魔法师之邀，前往一个设有陷阱的洞穴中拿取一只神灯的冒险经历。——译者

(13)　伊夫利特（Ifrid），火之圣兽，系阿拉伯神话里面的一种精灵（Jinn）。——译者

(14)　《一千零一夜》（Tausendundeine Nacht, Insel，Ⅹ），第10卷，第65页。

(15)　《乌木马的故事》，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篇，记述了波斯王子与公主以及一匹乌木马（用象牙和木头制成的木马）的悲欢离合、失而复得的故事。——译者

(16)　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858—1940），瑞典女作家，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作品充满了温暖的人类之爱、自然亲和性以及虔诚的宗教神秘主义等要素。主要作品有《古斯泰·贝林的故事》（1891）、《无形的锁链》（1894）、《伪基督的奇迹》（1897）、《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集》（1899）、《耶路撒冷》（1901—1902）等。——译者

(17)　《八十天环游地球》（Reise um die Welt in achtzig Tagen），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37章并附有精美插图。全书于1872年11月6日12月22日发表在《时代》（Le Temps），一炮走红，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凡尔纳长篇小说。——译者

(18)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近代以来著名的发明家。标题中的《麦斯托斯教授》（Professor Mystos）不是指特定人物，而是指像骗子一样以怪诞不经的想法为基础创造出某种东西的人们。——译者

(19)　“贤者之石”（Stein der Weisen），一种被视为神话般的物质。长期以来，西方炼金术士一直认为，这种物质可用来将一般非贵重金属变成黄金，或制造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万能药。其他的称号还有哲学家之石、天上的石头、红药液、第五元素等等。——译者

(20)　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德国炼金术士，1701年从普鲁士逃跑，在萨克森选帝侯手下研制瓷器。他以萨克森各地征收的土，以不同比例，日夜实验，1709年终于研制出了白瓷。后来，他创建并发展了德累斯顿瓷器工业。——译者

(21)　约翰·孔克尔（Johann Kunckel，1630—1703），德国的炼金术士和成功的玻璃制造商。——译者

(22)　亨尼希·布兰德（Hennig Brand，1630—1692），德国商人和炼金术士，1674年首次发现了磷。——译者

(23)　卡廖斯特罗（Count Alessandro di Cagliostro，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炼金术士。在欧洲各地以妙药、心灵学为幌子，算命行骗，1786年被捕于巴士底狱，后被驱逐，1789年被判异端者，1791年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译者

(24)　拉斯普京（Grigory Yefimovich Rasputin，1872—1916），俄罗斯帝国末期的修道士，1905年进入宫廷，以“预言”和“奇迹”获得信任，并治愈皇太子的不治之症血友病。掌握一定权力之后，他加入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派别，遂被保皇派暗杀。——译者

(25)　巴尔塔萨·贝克尔（Balthasar Bekker，1634—1698），荷兰宗教改革家、哲学家。受到笛卡儿的影响，反对迷信和幽灵，特别是抗议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迫害。主要著作有《被迷惑的世界》（1695）等。——译者

(26)　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他关于“神，人和自然”三者生命的连续性思想与雅各布·伯麦的神秘主义思想有其相似之处。他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对欧洲启蒙主义产生深远影响，康德曾予以很高评价。威廉·布莱克、巴尔扎克等的文学与斯维登堡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关联。——译者

(27)　朱利安·奥弗鲁瓦·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1748年，他在荷兰匿名发表了《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类相似于自行活动的机器，从而可以用机械原理说明人的肉体。他还断言，人与动物之间也不存在根本差异。因其无神论观点，他的书全都被没收焚烧，他被迫逃向柏林。——译者

(28)　假人（Golem），亦称魔像、石人，希伯来传说中用黏土、石头或青铜制成的无生命的巨人，注入魔力后可行动，但无思考能力。——译者

(29)　约翰·克里斯蒂安·哈尔曼（Johann Christian Hallmann，1640—1716），巴洛克时期德国剧作家，他的许多戏剧都探讨关于死亡和牺牲的情节。——译者

(30)　丹尼尔·卡斯帕·冯·洛恩施泰因（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1635—1683），德国法学家、外交家、翻译家，西里西亚巴洛克诗人，西里西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阿格里皮娜：悲剧》（Agrippina. Trauerspiel，1665）等。——译者

(31)　在此，阿格里皮娜指罗马暴君尼禄的母亲。阿格里皮娜（Agrippina，15—59）与阿赫诺巴尔布斯结婚生下尼禄，公元49年，她与皇帝克劳狄再婚，5年后，她毒死了丈夫，把儿子尼禄推上了皇位，而尼禄上台5年后与她乱伦并杀死了她。——译者

(32)　《霍夫曼的故事》，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的歌剧，1881年作曲家死后上演，全剧三幕分别描述霍夫曼与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作者以一种抒情的方式来表达歌剧内容上丰富的幻想色彩，整体旋律十分优美，其价值超越了一般的轻歌剧作品。——译者

(33)　斯帕兰扎尼（Lazzaro Spallanzani，1729—1799），意大利博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实验生理学家。首次实验了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过程，并首次观察了个体人工授精。主要著作有《略论动物的再生》《关于陆生蜗牛头部再生的实验结果》等。——译者

(34)　犹大·勒夫（Judah Loew［Liwa，Löb］Ben Bezalel，1525—1609），拉比，犹太法典学家、道德家和数学家。——译者

(35)　卡尔·弗里德里希·闵希豪生（Karl Friedrich Münchhausen，1720—1797），德国乡绅，早年曾在俄罗斯、土耳其参加过战争，退役之后，以战争、旅行、狩猎等为素材，发表一部故事集《闵希豪生男爵的奇遇》。由于他爱吹牛，故事大都怪诞不经，故人们称他为“骗子男爵”。——译者

(36)　约翰·恩斯特·埃利亚斯·贝斯勒（Johann Ernst Elias Bessler，1680—1745），俄尔菲雷或俄尔菲雷乌斯，德国企业家，他声称建造了几款永动机。——译者

(37)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的著名歌手，由太阳神阿波罗与缪斯女神卡利俄帕（Calliope）所生；泽费罗斯，希腊神话中的西风神，由群星之父阿斯特拉俄斯（Astraeus）和黎明女神厄俄斯（Eos）所生。——译者

(38)　格拉（Gera），德国城市名，位于德国图林根州。——译者

(39)　管风琴钢琴（Orchestrion），一种呈现管风琴与钢琴混合音色的乐器，于1791年首创，于1851年推出自动乐器。——译者

(40)　卡尔·赖兴巴赫（Karl Reichenbach，1788—1869），德国化学家、地质学家、冶金学家，曾发现多种合成染料和防腐剂。晚年，他转向未经证实的领域，探究事物中的光、电等波长对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影响，力图发现一种电、磁、热三位一体的新能源。他认为一切生命体都源自一种“世界之力”或“自然力”（die Odic Kraft）。——译者

(41)　赖兴巴赫：《关于磁性、电、光等动力学对其生命力关系的物理学—生理学研究》（1845）（Reichenbach, Physikalisch-physi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Dynamide des Magnetismus，der Elektrizität，des Lichts usw. in ihren Beziehungen zur Lebenskraft, 1845）。

(42)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主要著作有《性欲高潮的功能》（1927）、《性革命》（1936）、《青年人的性斗争》（1932）、《性格分析》（1933）等。1939年，赖希宣布他发现了为生命和性所特有的“倭格昂”。“倭格昂”是“有机体”（Organismu）与“性高潮”（Orgasmus）的合成词，指宇宙与小宇宙（人的肉体）所充满的能量概念。据赖希说，这是一种可以看见、可以测定和可以应用的能量,呈蓝色，可以在红色球的浅蓝色闪光中，或在受性刺激的蛙的蓝色中看到，可以用倭格昂能测定表、验电器或盖格尔计算器测定它，而如果把它收集在一个特制的倭格昂能的储存器中，则可用它来医治从歇斯底里到癌症等许多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疾病。——译者

(43)　圣埃尔莫之火（St. Elmo's Fire），指雷雨中，出现在船只桅杆上的蓝色闪光。这名称源于3世纪意大利主教圣伊拉斯谟（Sant Erasmo）。由于传统上圣埃尔莫一直是海员的守护圣人，因此，人们把这种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视为这位守护圣人的显灵保佑。——译者

(44)　弗朗茨·塞拉夫·陶森德（Franz Seraph Tausend，1884—1942），20世纪德国炼金术士。——译者

(45)　在本节中，布洛赫详细探讨了玫瑰十字会成员的炼金术与基督教思想的内在联系。安德里亚与夸美纽斯不是把炼金术视为单纯的技术，而是把它视为将世界净化为基督教黄金的必由之路。——译者

(46)　约翰·瓦伦丁·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ä，1586—1654），德国神学家，对17世纪初玫瑰十字会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他的《1459年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的化学婚礼》一书被视为玫瑰十字会的三大奠基作之一。安德里亚宣扬说，传奇人物克里斯蒂安·罗森克洛兹120年后复活人间，将玫瑰十字思想付诸实践。但是，到了晚年，他却否认了这一切说教。——译者

(47)　“阿琪米亚”（Alchymia），与“炼金术”相关的女性名字。——译者

(48)　参见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译者

(49)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瑞士医学家、化学家、炼金术士。著有《外科大全》（1536）等。他自称帕拉塞尔苏斯，是因为他以为他比罗马医生塞尔苏斯更加伟大。1526年，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医学，呼吁医学改革，1528年被放逐。他的自然哲学对雅各布·伯麦产生了深远影响。帕拉塞尔苏斯以独门绝技治疗硅肺病、鼠疫、甲状腺疾病、精神病等疑难杂症，特别是，在治疗中大胆使用水银、铅等重金属。帕拉塞尔苏斯在长期的流浪生涯中，留下多达364篇的论文，现在整理成共12卷的《帕拉塞尔苏斯全集》。——译者

(50)　“玫瑰十字会声望兄弟会或玫瑰十字会教团兄弟会”（Fama fraternitate Roseae Crucis oder Die Bruderschaft des Ordens der Rosenkreuzer），通常指1614年在德国卡塞尔首次匿名发表的玫瑰十字会宣言。1652年，托马斯·沃恩（Thomas Vaughan）将其译成英文。——译者

(51)　“启蒙”一词具有“精致”“澄明”等炼金术的含义。——译者

(52)　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17世纪捷克新教教育家，近代市民教育思想的先驱，他的教育学理论奠定了近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夸美纽斯倡导有教无类，提出“泛知乃至泛智学”（phansophia），呼吁“对一切人愉快地、正确地传授一切事情”。主要著作有《语言学入门》（1631）、《母育学校》（1632）、《大教学论》（1632）、《物理学概论》（1633）等。——译者

(53)　以诺（Enoch），希伯来传说人物。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第5章，第21—24节记载：“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玛土撒拉。以诺生玛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以诺没有尝到死的滋味，被神接到了天堂。但有些解经家认为以诺并未到过天堂，而是和所有人一样经历了死亡。——译者

(54)　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描写了人造人的场景。——译者

(55)　戈特弗里德·阿诺尔德（Gottfried Arnold，1666—1714），德国神秘主义者、教会史家。阿诺尔德对僵化的路德派信仰感到失望，转而强调虔诚主义信仰。他抨击基督教历史是一部“腐败堕落的历史”,坚信真正的信仰存在于异端神秘主义者中。主要著作有《独立于宗派的教会史以及异端史》（1699/1700）、《神的智慧、索菲亚的秘密》（1770）等。——译者

(56)　亚伯拉罕·冯·弗兰肯贝格（Abraham von Franckenberg，1593—1652）,德国神秘主义者、作家、诗人和赞美诗作家。——译者

(57)　参见本书第36章中“托马斯·莫尔或社会自由的乌托邦”一节。

(58)　夸美纽斯：《世界的迷宫与心脏的天国》，德文版，1908年，第115页。

(59)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雅各布·伯麦自然哲学中所蕴含的基督教世界观。炼金术士不仅试图把金属净化成黄金，而且试图把世界净化成过去的黄金时代。基于这一信念，炼金术士把自己的作业称作“主的实验室”（Laboratorium Dei）。最终，他们扬弃了占星术的宿命论，开始谋划地上的改革以及现实变化的可能性。——译者

(60)　雅各布·伯麦（Jacob Böheme，1575—1624），德国思想家、神秘主义者，一生靠经营皮鞋店维持生计。主要著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伯麦未曾受过任何教育，而仅仅接受神的启示。他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灵性体验，相信“神只会向穷人、单纯者显现自身面貌”。作为预言家，伯麦预言神的国度，即“百合与玫瑰的时代即将到来”。作为穷人的精神支柱，伯麦受到正统路德教派的迫害。伯麦对17—18世纪德国虔诚主义产生了极大影响，布洛赫对伯麦的神学也予以了高度评价。——译者

(61)　在此，心理范畴是指炼金术士的内在态度；宗教范畴是指炼金术士把黄金的诞生等同于主的诞生；自然范畴是指炼金术士对自然对象所持的同质想象力。——译者

(62)　雷蒙·卢禄（Raimundo Lulio，约1235—约1315），西班牙神学家、哲学家，方济各会修士。著有《大自然的奥秘之书：第五元素》等。卢禄认为，理论上炼金术只承认四大元素，所以大自然中的“第五元素”就是贤者之石。他也是第一个试图将卡巴拉（Kabbala）引入炼金术理论的人，但是，这一融合迟至几百年以后才最终得以完成。卢禄关于炼金术的著作被视为中世纪炼金术的珍贵文献。——译者

(63)　参见歌德的《诗与真》第8章，也提到了“带有明显碱性味道”的有疗效的粉末。

(64)　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法国化学家、生物学家。著有《化学基本论述》（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Chimie）等。1777年，拉瓦锡通过燃烧试验，推翻了“燃素说”，建立了燃烧氧化说。拉瓦锡提出了“元素”的定义，并于1789年发表第一个现代化学元素列表，列出33种元素，他使化学从定性转为定量，给出了氧与氢的命名，并且预测了硅的存在。——译者

(65)　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歌德专辟《一个美丽心灵的告白》一章描写了女友苏珊·冯·克列登贝格（Susanne von Klettenberg）。——译者

(66)　格奥尔格·冯·威灵（Georg von Welling，1652—1727），德国炼金术士、矿长和通神论者。他的《魔法与卡巴拉主义之书》受到炼金术以及帕拉塞尔苏斯的启发，因其内容丰富、叙述生动，这部书被誉为18世纪80年代关于黄金和玫瑰十字会的教学指导书。这本书包含了希伯来文的卡巴拉符号，但威灵对此作出了一种基督教的解释，即基督教的卡巴拉。——译者

(67)　扬·巴普蒂斯特·范·海尔蒙特（Jan Baptist van Helmont 1580—1644），化学家、生理学家和医生。1634年海尔蒙特被宗教裁判所裁定为异端，1642年被赦免。由于他第一个把“气体”（Gas）概念引入科学词汇中，所以有时被视为“气动学的奠基人”。——译者

(68)　参见科普：《炼金术》（Die Alchymie），第一卷，1886年，第82页。

(69)　参见施密德尔：《炼金术史》（Schmieder，Geschichte der Alchymie），1832年，第2页。

(70)　罗伯特·弗卢德（Robert Fludd，1574—1637），17世纪初叶英国哲学家、玫瑰十字会成员、医师，被誉为共济会的精神支柱。弗卢德把卡巴拉占星术、炼金术、魔法等心灵学嫁接到自然科学，创建了所谓“磁性诊疗”。——译者

(71)　参见哈勒斯：《雅各布·伯麦与炼金术士》（Harless，Jakob Böhme und Alchymisten），1870年，第46页以下。

(72)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Angelus Silesius，1624—1677），德国天主教神父、医生、神秘主义者和宗教诗人。他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倡导神秘主义信仰，最终皈依天主教。在诗集《天使漫游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中，他描写了与神的神秘相遇。——译者

(73)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天使漫游者》，第1卷，韵文103。

(74)　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派代表，首次将柏拉图的现存全部著作译成拉丁文。他试图把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融会贯通、相得益彰，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方向和要旨以及欧洲哲学的发展进程。——译者

(75)　喀耳刻（Kirke），希腊神话中，赫利俄斯和珀耳塞的女儿，是个女魔法师，能把人变为牲畜。——译者

(76)　迦拿，古代加利利地区一个小镇，据《圣经·新约·约翰福音》记载，在迦拿的一场婚礼上，耶稣行使神迹，把水变成了酒。参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2章，第1—12节。——译者

(77)　斐洛（Philo，前30—45），古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代表。公元38年受到迫害后，斐洛为辩护犹太人的政治权利，作为使团团长前往罗马帝国。主要著作有《摩西五经注释》《论创造》《寓意解经法》《论上神的永恒性》《论亚伯拉罕的移居》《论更名》《论基路伯》等。——译者

(78)　清洁派信徒（Katharer），又译作纯洁派信徒、纯净派信徒或“卡特里派”信徒。泛指受摩尼教影响而相信善恶二元论和坚持禁欲的各派信徒，属于教父时代基督教异端教派信徒，活跃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各国。——译者

(79)　帕拉塞尔苏斯：《帕拉格拉嫩之书》第3章（Paracelsus，Buch Paragranum, Kap.3）。

(80)　尤利乌斯·斯珀伯（Julius Sperber，1540—1616），德国神秘主义作家、卡巴拉主义者和炼金术士。他被认为是玫瑰十字会秩序的联合创始人，有时还被称作王子的私人医生。——译者

(81)　海因里希·诺利乌斯（Heinrich Nollius，1590—1626），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曾任威斯特法伦斯图尔特高级人文中学教授。作是帕拉塞尔苏斯的狂热追随者，所著《炼金术哲学的理论》被视为炼金术哲学的巅峰之作。——译者

(82)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20—1292），中世纪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唯名论者、实验科学的先驱。培根倡导实验科学，认为一切知识都源于经验。主要著作有《大著作》《小著作》《第三部著作》《哲学研究纲要》等。——译者

(83)　约阿希姆·贝歇尔（Joachim Becher，1635—1682），德国化学家、医学家、重商主义者。他先到荷兰，后去了英国，撰写了《地下自然学》等众多著作。贝歇尔知识广博、多才多艺，不仅发现了乙烯气体，还从海盐中提取了金子，从煤炭中提取了焦炭、焦油等。——译者

(84)　参见桑巴特：《早期资本主义技术时代》，载于《社会科学档案》，第34卷，第721页。（Vgl. Joachim Becher,“Die Technik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Bd.34，S.721f.）

(85)　奥托·冯·居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德国物理学家、政治家。1650年他发明了活塞式真空泵，1657年他利用这一发明设计并进行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所谓“自然界厌恶真空”（horror vacui）的假说。——译者

(86)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荷兰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位重要开拓者。他创立向心力定律，提出动量守恒原理，并改进了计时器。——译者

(87)　参见格奥尔格乌斯·阿格里科拉：《论矿冶》（Georgius Agricola，De re Metallica，1530）。

(88)　罗伯托·瓦尔图里奥（Roberto Valturio，1405—147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工程师、发明家。在《军事艺术》一书中，他利用绘图重塑了大量的古代战争机械，后来这些图片便成了研究文献学的工具。——译者

(89)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建筑师，建筑作品表现出古典主义风格，最大的成就是于1420—1436年完成佛罗伦萨圣马利亚大教堂的穹隆顶，使这座开工已达140年的教堂得以基本完成。——译者

(90)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建筑师、解剖学者、雕塑家、工程师、数学家、发明家、画家。——译者

(91)　伊卡洛斯（Icarus），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当他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双翼飞离克里特岛时，因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到太阳融化而跌落水中丧生，被埋葬在一个海岛上。——译者

(92)　里希特：《列奥纳多·达·芬奇文学作品》（Richter，Literary Works of Leonardo da Vinci, 1883），第1000页。

(93)　在本节中，布洛赫阐述了雷蒙·卢禄的“大技术”（Ars magna）。卢禄制造了具有众多复合功能的中世纪机械。他通过这种跨学科的科学机械，试图包容所有人的可能的认识变化形态。之后，无数科学家试图发展卢禄的“大技术”，但是除了弗兰西斯·培根，谁也没有如愿以偿。——译者

(94)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他不仅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被视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主要著作有《学术的新工具》《学术的进展》《新大西岛》等。——译者

(95)　海格立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海格立斯之柱（Der Säulen des Herkules），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边耸立的海岬。相传，海格立斯把巨人革律翁的牛群带回给欧瑞斯透斯王之后，直奔直布罗陀，即启程旅行的最西点，在此，他目睹了两根柱子。恰恰走过这两根柱子，他摘取了赫斯珀里得斯的金苹果。位于欧洲与非洲两极的海格立斯之柱象征着人与神之间的领域界限。——译者

(96)　斯库拉（Scylla），古希腊神话中拥有六头十二手，吞吃水手的女海妖。——译者

(97)　培根：《学术的新工具：前言》（Novum Organon，Vorrede）。

(98)　亚瑟王（König Arthur），英格兰传说中的国王，圆桌骑士团的首领，一位近乎神话般的传奇人物。他是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被后人尊称为亚瑟王。关于亚瑟王的传奇故事，最初如何诞生，源自何处，皆无从查考。如果确实存在亚瑟王这个人物。据推测他所生活的年代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译者

(99)　德拉·波尔塔（della Porta，1537—1602），意大利建筑家、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的弟子。1570—1580年主持设计蒙蒂大教堂的正面，1573年完成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译者

(100)　卡尤斯（Cajus），男性用名，此处泛指某一个人。——译者

(101)　详见J.E.埃德曼：《哲学史概论》（J.E.Erdmann，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206，4—12）；个别表格参见斯托克尔：《中世纪哲学史》（Stöckl，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des Mittelalters II，1865，p.936）。

(102)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由于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1592年被捕入狱，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1992年，罗马教皇宣布为布鲁诺平反。主要著作有《论无限宇宙和世界》《诺亚方舟》等。——译者

(103)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他试图调和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对立，建立一个全人类的世界宗教，把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统一起来。主要著作有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论人的尊严》，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译者

(104)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他在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建树卓著。主要著作有《圆锥曲线专论》（1639）、《关于真空的新实验》（1647）、《算术三角形》（1653）、《思想录》等。——译者

(105)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的创始人，他的数学研究成果曾被用于二战空中防御。他是随机过程和噪声过程的先驱，他的《控制论》一书奠定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础。——译者

(106)　培根：《学术的新工具》I，箴言103（Novum Organom I，Aph. 103）。

(107)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品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帖木儿大帝》《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等。——译者

(108)　在本节中，布洛赫详细探讨了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及其技术乌托邦。——译者

(109)　牛膝草（Ysop），古时被用作药材，属于薄荷的一种，主要产于地中海沿岸，叶长，花呈绿色或粉红色。——译者

(110)　弗兰西斯·培根曾以《科学的伟大的复兴》为题规划了六卷书，但只完成了三卷。其中第二卷就是《学术的新工具》，在此，他批判了妨碍人类知性真理的“四假相”：“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译者

(111)　上述布洛赫引文，参见斯佩丁编：《学术的进展》，第3卷（Spedding Edition,Vol.Ⅲ），第157—162页。——译者

(112)　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八卷本巨著《数学论文集》，力学专著《动力学》，二十三卷的《文集》，《法国百科全书》序言等。——译者

(113)　此处指古代小亚细亚西北地区城市特洛伊城的毁灭。公元前1193年，希腊斯巴达王麦尼劳斯兴兵讨伐特洛伊，但特洛伊城易守难攻，希腊军队与特洛伊勇士们对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英雄奥德修斯献上妙计，让希腊士兵全部登上战船，制造撤兵的假象，并故意在城前留下一具巨大的木马。特洛伊人高兴地把木马当作战利品抬进城去。当晚，正当特洛伊人沉湎于美酒和歌舞的时候，藏在木马腹内的20名希腊士兵杀出，打开城门，里应外合，特洛伊立刻被攻陷，杀掠和大火将整个城市毁灭。——译者

(114)　培根：《学术的新工具》I，箴言70（Novum Organum, I Aph.70）。

(115)　斯佩丁编：《学术的进展》，第3卷（Spedding Edition，Vol.Ⅲ），第294页。

(116)　培根：《学术的新工具》I，箴言81（Novum Organom I，Aph.81）。

(117)　此处“非欧几里得技术”是指摧毁了古典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的核物理学及其以后的研究。非欧几里得技术所制造的机械已不再模仿身体的器官，而是形成于某种无机物质的构图。因此，非欧几里得技术所制造的机械装置本身已经是一种非自然的产物，是某种非自然的物理学。——译者

(118)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英国发明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他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新时代，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译者

(119)　在本节中，布洛赫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发展本身只不过是追求高额利润的单纯手段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技术的发展不是被用作扩大市民福祉，而是被用作获取最大利润。——译者

(120)　此处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而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121)　“引以为豪的技术速度”（das gerühmte technische Tempo），此处指20世纪技术速度，尤其是指实用技术速度。——译者

(122)　帕潘（Denis Papin，1647—1712），法国物理学家，1674年，在英国帮助波义耳改进了空气泵，1679年，帕潘研制成了一种蒸汽高压锅。在这种锅里，水在一个严密封盖的容器中煮沸，从而积聚的蒸汽产生的压力提高了水的沸点。——译者

(123)　如前提示，由于布洛赫《希望的原理》创作于1938—1948年，所以在此没有论及原子反应堆。——译者

(124)　靛青（Indigo），蓝草浸沤而成的液体。1883年德国人阿道夫·冯·拜耳首次制造人造靛青，但直到1890年才实用化，广泛用于毛织物染色。——译者

(125)　在本节中，布洛赫对非欧几里得技术表明了深深忧虑。因为这种技术正在飞快地畸形发展，其趋势完全背离了既定自然的可视要素。——译者

(126)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作家，祖籍波兰。康拉德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被誉为“海洋小说大师”。他的作品描写了人物与内心深处各种力量的抗争，揭示了存在的罪恶、孤独的人类以及背叛的后果。主要作品有《吉姆老爷》（Lord Jim，1900）、《台风》（Typhoon，1902）、《黑暗的心》（The Heart of Darkness，1902）等。——译者

(127)　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1829—1905），德国机械工程专家，机械运动学的创始人。1875—1900年间，他所著的《理论运动学》对机械元件的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成为机械工程方面的名著。——译者

(128)　“器官投影”，指与有机体相似的机械设计。——译者

(129)　应该说，这是布洛赫富有洞察力的远见。未来人们不仅会为能源枯竭而痛苦，还会把应对方案加以现实化。与此相关，在此，布洛赫暗示了磁场、太阳热能源、辐射能源等的开发。——译者

(130)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1831年他首次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在电磁学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1852年他引进了磁力线概念，从而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主要著作有《电学实验研究》等。——译者

(131)　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Antoine Henri Becquerel，1852—1908），法国物理学家。因发现天然放射性，与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1906）和玛丽·居里（Marie Curie，1867—1934）夫妇共同获得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132)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在放射性和原子结构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最先研究核物理的人，他的发现还被广泛应用于核电站、放射标志物以及运用放射性测定年代等，被称为近代原子核物理学之父。——译者

(133)　里维埃拉（Riviera），连接法国南部与意大利北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气候温暖，风景旖旎，被誉为欧洲第一观光地。——译者

(134)　参见赫尔曼·魏尔：《数学与自然科学》（Herm.Weyl，Philos. der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1927），第99页。

(135)　在本节中，布洛赫指出，迄今为止的技术发展是建立在人的肉体组织基础之上的，但是，在组织体系中，高度发达的技术却抛弃了肉体机关的功能。现代技术业已脱离组织体系，日益呈现一种无机化倾向。——译者

(136)　布莱希特的戏剧《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h von Sezuan）、《措施》（Maßnahme）中，收录了有关歌曲。——译者

(137)　亨利·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对20世纪数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电子理论的研究被公认为相对论的理论先驱。主要作品有《天体力学新方法》《科学与假设》《最后的沉思》等。——译者

(138)　语出闵希豪生的故事集《闵希豪生男爵的奇遇》。其中，有一则故事讲到他有一次行游时不幸掉进一个泥潭，周围旁无所依，便用力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译者

(139)　“思维经济原则”（denköknomisch）最初由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提出。马赫把科学家的认知活动看作一种经济活动，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用思维中对事实的模写和预测来替代经验”，而这种科学的“经济功能”贯穿于科学的整个生命过程中。——译者

(140)　“信仰主义”（Fideismus），一般指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将信仰奉为唯一的认识根据和真理标准的立场。——译者

(141)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他的生命哲学和理解社会学思想，对20世纪的德国哲学与社会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问题》《叔本华与尼采》《宗教》《货币哲学》《道德科学引论》等。——译者

(142)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译者

(143)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Stalin，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狄茨出版社，1952年，第4页。

(144)　恩格斯：《反杜林论》（Engels，Anti-Dühring），狄茨出版社，1948年，第138页。

(145)　黑格尔：《耶拿实在哲学》（Hegel，Jenenser Realphilosophie）Ⅱ，迈纳出版社，第198页以下。

(146)　黑格尔：《著作集》（Hegel，Werke VI），第6卷，第382页。

(147)　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3217—3220行。——译者

(148)　在此，我们想要理解物质的“痛苦”（Qual），就首先体验到自基督教代替巨大的“泛神论世界”之后，各种神话中所浸透的一切事物的悲痛。但是，本文的奇特之处在于否定性地说明了这种神话要素。——译者

(149)　威茨利普茨利（Vitzliputzli），又称慧兹罗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族的氏族神、战神和太阳神。——译者

(150)　泰勒斯（Thales，前624—前546）,古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译者

(151)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在早期哲学即“同一哲学”中，他将绝对者视为“同一律”（A=A），将光视为认识原理，将重力视为存在原理。据此，大自然既是确定不移的绝对者，也是理性的自我认识。然而，在后期哲学中，一定程度上，谢林否认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译者

(152)　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Werke, Hartenstein，V），哈滕施泰因，第5卷，第372页。

(153)　列宁：《哲学笔记》（Lenin，Aus dem philosophischen Nachlaß），狄茨出版社，1949年，第308页。

(154)　参见本书第20章“根源之中的‘否’，历史之中的‘尚未’，最后的‘无’或‘全有’”一节。——译者

(155)　阿威罗伊（Averroës，1126—1198），阿拉伯名伊本·路西德（Ibn Rushd），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哲学家、教法学家、医学家及自然科学家。阿威罗伊以亚里士多德著作注释著称。他继承发展了阿维森纳、阿维塞布朗的质料概念，经常把质料与形式等量齐观，有时甚至把物质置于形式之上。在他说来，在物质的可能性中业已蕴含着一切形式的萌芽，而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质料。主要著作有《哲学家矛盾的矛盾》《哲学和宗教联系的论断》《宗教信仰中例证方法揭示》《医学通则》等。——译者

(156)　伊西斯（Isis），在希腊神话中掌管爱情与死亡的女神；在埃及语中叫做“阿赛特”（Aset），古埃及的母性与生育之神，九柱神之一。——译者

(157)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一生反对战争，坚持和平，他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存在与虚无》（L'Ecirctre et le Néant，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1945）、《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60）等。——译者

(158)　在本节中，布洛赫致力于阐明人的意志所拥有的惊人的技术能量。例如，瑜伽、宗教狂喜等所激发的超能力就属于这种能量。——译者

(159)　在布洛赫看来，大体上，中世纪骑士们的承诺只具有抽象特征，因此随时都可替代。由于这个缘故，昔日骑士们的行动承诺相当于今日雇佣兵或职业军人们的承诺。三十年战争（Dreißigjähriger Krieg）爆发后，这种特征才归于消失。——译者

(160)　依纳爵·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1491—1556），西班牙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他在罗马天主教内进行改革，以对抗由马丁·路德等人所领导的基督新教宗教改革。他以军队的服从精神和严酷纪律训练会员，并在亚洲、非洲致力于耶稣教传教。主要著作有《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等。——译者

(161)　阿萨辛教派（Assasin），11世纪末，活跃于波斯至叙利亚山区的一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的一支异端教派，创始人为波斯籍人哈桑·本·萨巴（Hasan ibn Sabbah，？—1124），以其秘密暗杀组织闻名。1260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斯夺取了叙利亚尼扎里派的麦绥叶德以及所有据点，该派遂告衰落。——译者

(162)　大约在5世纪，印度圣哲钵颠阇梨（Patañjali）创作了《瑜伽经》，全面系统解释瑜伽，创造了一个整体瑜伽体系，使得印度瑜伽在其基础上真正成形。在钵颠阇梨看来，瑜伽不是一种理论，而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因此，如果想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瑜伽修行者，不应致力于理论瑜伽，而应致力于实践瑜伽。——译者

(163)　参见鲁本：《印度哲学史》（Ruben，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Philosophie，1954），第210页。

(164)　瑜伽（Yoga）有多种门派，大体可分为智瑜伽、业瑜伽、信仰瑜伽、哈达瑜伽、王瑜伽、昆达里尼瑜伽六大类。当今世界最盛行的是以调息与体位法为中心的体动瑜伽，即哈达瑜伽。哈达的主要修行在于开发大脑、肌体、内心。哈达瑜伽的定义是将身体置于一种平稳、安静、舒适的姿势，完美姿势必须保持在放松、而非强迫的状态下，使身心宁静，然后将意识集中导向与无限自然的本体相应，连接之中。哈的含义是人的心意的五根性部分（眼、耳、鼻、舌、身），比喻为太阳，即阳性能量（根本灵性）；达的意思是身体之意所感受的五阴部分（色、受、想、行、识），比喻为月亮，即阴性的能量。哈达瑜伽意指阴和阳两种灵性能量的“结合”或联合起来，达到身心之间的平衡，使我们保持理想的健康状况。因为健康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各种功法的修持。八支分法瑜伽也叫王瑜伽。八支分法瑜伽的八个方面：1．制戒（Yamas），也称外制，指外在控制，宇宙的道德戒律；2．遵行（Niyamas），也称内制，指内在控制，通过自律进行自我净化；3．体位（Asanas），指瑜伽姿势，也称调身；4．调息（Pranayama），指有节律呼吸的，控制呼气，也称调息；5．制感（Pratyahara），精神从感觉和外部事物的奴役中解脱出来，指感觉消失，控制内心，也称调心；6．专注（Dharana），集中注意，一心一意；7．冥想（Dhyana），静坐冥想；8．三摩地（Samadhi），也称入定，由冥想而来的超意识全部集中到灵魂中，和宇宙合二为一。——译者

(165)　也参见齐默尔：《印度的领域》（Zimmer，Indische Sphären，1932），第III页。

(166)　《薄伽梵歌》（Bhagavad-Gita），印度教的重要经典与古印度瑜伽典籍。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为古代印度的哲学教训诗，收载在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字面意思是“主之歌”或“神之歌”，薄伽相当于上帝，梵相当于圣灵。它是唯一一本记录神而不是神的代言人或者先知言论的经典，共有700节诗句。——译者

(167)　“圣灰”（Vibhuti），在印度文化里，圣灰带有别样的生命力。一般情况下，瑜伽修行者用火葬场上收集的骨灰制作圣灰。其象征意义是：身体不是人的核心内容，只是一层包裹的壳而已。圣灰不是由湿婆赐予，也不是由这个神或那个神赐予。圣灰无关宗教信仰，圣灰是有助于一个人成长的工具，制作得当的圣灰带有别样的生命力。——译者

(168)　诺伊曼：《释迦牟尼演讲集》（Neumann，Die Reden Gotamo BuddhosⅠ），第1集，第71页以下。

(169)　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von Tyana，40—120），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他一生过流浪生活，曾在东罗马帝国教学。相传，为了构图，他周游世界，最远到过印度。据说，他具有通神能力，被反基督教势力奉为与耶稣相对立的偶像。——译者

(170)　参见《圣经·旧约·以西结书》，第1章，第15—21节。

(171)　约翰嫩·本·撒该（Jochanaan ben Sakkai），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犹太教哲人，律法家和宗教领袖，希勒尔一世的门徒。他意识到宗教战争的无意义，在罗马政府破坏寺院之前，他请愿在雅姆尼亚（Jamnia）建立学校。——译者

(172)　参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7章，第1—7节。——译者

(173)　卡巴西拉斯（Nicholas Kabasilas，1320—约1390），希腊正教在俗神学家，拜占庭神学的突出代表。他著述甚多，论静修派的神秘主义和从神学角度论基督教徒的生活和崇拜。——译者

(174)　参见本书第26章中“成功的书，甜蜜的故事”一节。

(175)　普伦蒂斯·马尔福德（Prentice Mulford，1834—1891）,美国文学幽默作家，加利福尼亚州作家，他曾协助发现“新思想运动”（New Thought movement），还创造了“吸引力法则”（Law of Attraction）。——译者

(176)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泛神论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主要作品有诗集《温室》（1889），剧本《玛莱娜公主》（1889），六幕梦幻剧《青鸟》（1908），其他作品还有《普莱雅斯与梅丽桑德》《阿里安娜与蓝胡子》《圣安东尼的奇迹》等。1911年，由于他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尤其是在戏剧方面的杰出贡献，梅特林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177)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心理学原理》（1890）、《对教师讲心理学和对学生讲生活理想》、《实用主义》（1907）、《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1912）等。——译者

(178)　《片断与论文集》（Fragmente und Aufsätze），1923年，第174页以下。

(179)　乔治·欧仁·索列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倡导“社会神话论”。他坚持以柏格森哲学来补充并修正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了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具有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他的主要著作《暴力论》（1908）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译者

(180)　印度文明中的玛雅（Maja），意思是幻觉，或者说不是绝对真实的，抑或神或精神自我投射而产生的外部世界，解脱的要领就是懂得人们迷恋的外部世界其实是不真实的。——译者

(181)　克利什那（Krishna），字面意思为“黑色的神”，即“黑天”，通常被认为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在《摩诃婆罗多》中，他是般度人首领阿周那（Arjuna）的御者和谋士，足智多谋的英雄，在《薄伽梵歌》中被称为“最高的宇宙精神”。——译者

(182)　亦译作《奇迹医粮》和《奇迹医术》。——译者

(183)　胡泽尔：《选集》（Huser，Werke），第1卷，第334、375页；第2卷，第307、513页。

(184)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作为内在于人体内的动态原则，“阿契厄斯”决定人的正常状态或病态。如果说，阿契厄斯掌管小宇宙，火神则掌管大宇宙，即人之外的宇宙全体。——译者

(185)　堂吉诃德（Don Quichotterie），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两卷本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原名叫阿隆索·吉哈诺，因为沉迷于骑士小说，他时常幻想自己是个中世纪骑士，游走天下、到处“行侠仗义”，做出了种种与时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径，结果四处碰壁，最后孤独死去。——译者

(186)　莱顿瓶（Leydener Flasche），荷兰科学家彼得·范·穆申布鲁克（Pieter van Musschenbroek，1692—1761）发明的最初的电容器。由于它是在莱顿城发明的，所以叫做莱顿瓶。莱顿瓶是一个玻璃瓶，瓶里瓶外分别贴有锡箔，瓶里的锡箔通过金属链与金属棒连接，棒的上端是一个金属球。——译者

(187)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自然与技术的某种结盟可能性。按照他的自然哲学观点，“自然是根本还未清扫的施工场所，对于根本还未适当地存在的人类之家而言，自然仍然是根本还未适当地存在的建筑材料”。——译者

(188)　爱德华·默里克（Eduard Mörick，1804—1875），德国抒情诗人、小说家。他的诗歌内容朴素，语言优美，富有民歌风格。主要诗歌作品有《九月的早晨》《午夜》《冬晨》，长篇小说有《画家诺顿》等。——译者

(189)　汉弗莱·戴维爵士（Sir Humphry Davy，1778—1829），英国化学家，被认为是发现元素最多的科学家。在化学上，他率先用电解法制取金属元素，即用伏打电池来研究电的化学效应，电解了之前不能分解的苛性碱，从而发现了钾和钠，后来又制得了钡、镁、钙、锶等碱性金属。1815年他还发明了在矿业中检测易燃气体的安全灯。——译者

(190)　约恩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Jöns Jakob Berzelius，1779—1848），瑞典化学家、伯爵，现代化学命名体系的建立者，硅、硒、钍和铈元素的发现者，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译者

(191)　在此，布洛赫反对把宇宙的一切原理都加以机械计量化，因为这种行为以偏概全、主观臆断，根本无法说明质料变化的内在动因。——译者

(192)　爱克哈特大师（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1275年爱克哈特加入多明我会，1326年他被指控为异端。他的哲学与神学思想被视为德国新教、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先驱。主要著作有《德语讲道集》等。——译者

(193)　爱克哈特：《德语讲道集》29（Eckhart，Predigt 29）。

(194)　谢林：《选集》（Schelling，Werke I），第1卷，第3版，第13页。

(195)　在此，“关于产品的原始生产率”意味着自然自身固有的生产率，而“关于生产率的产品”则意味着从人的狭隘视角，试图征服作为对象的自然。——译者

(196)　在布洛赫看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真正的技术发展是不可能的。唯当劳动的人这一历史的主体将自身把握为历史的生产者，进而在历史中扬弃自身被异化的命运时，他才能在自然世界中接近生产的炉灶。——译者

(197)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19世纪英国作家，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主要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荒凉山庄》《双城记》等。——译者

(198)　这句话意思比较暧昧隐晦，但从中我们可以类推下述两层含义：第一，初期资本主义机械世界仅仅推动了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的扩张，但并没有改善人的生活，也没有赋予人的生活任何新的活力。第二，机械仅仅是能帮人们降低工作难度或省力的工具装置而已。换言之，机械不具有人和自然共有的那种生产、消费、再生产等循环功能。——译者

(199)　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ünewald，1470—1528），德国画家、建筑家，曾参加过德国农民战争，他与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一起被喻为最具德国特色的画家。主要作品除了《伊萨汉姆祭坛画》（1510—1515）之外，还有《林丁加尔特祭坛画》（1503）、《盖列尔祭坛画的两侧》（1509—1513）等。——译者

(200)　参见本书第20章：《概括/预先推定的特性及其极点：黑暗的瞬间——开放的适合性》中，下述一段话：“乌托邦并非持续状态；但是‘抓住当下’，即抓住作为真正的当下的真正的东西”。

(201)　在此，布洛赫并不认同抽象技术与自然主体之间完全一致，所以，他的自然观不是站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立场上，而是站在康德、谢林的自然哲学立场上。——译者

(202)　在本节中，布洛赫聚焦批判片面的、狭隘的市民自然观，由此探讨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协作可能性等问题。——译者

(203)　罗伯特·威廉·本生（Robert Wilhelm Bunsen，1811—1899），德国化学家，辐射元素铯和铷的发现者，本生灯以他的姓氏命名，此外他还研究了热体的电磁波谱。——译者

(204)　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9），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论与回旋运动相适应的水力动力学公式的积分》《生理光学手册》等。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他认为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感觉，所有科学都可以并应该用经典力学来解释。因此，他不同意同时代德国生理学家、比较解剖学家和动物学家J.P.弥勒（1801—1858）的活力论和自然哲学观点。——译者

(205)　维尔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的《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被誉为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译者

(206)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爱尔兰哲学家，近代经验主义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视学新论》（1709）、《海拉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人类知识原理》（1710）等。哲学上，贝克莱提出物质就是“虚无”；“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观点，开创了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先河。——译者

(207)　金斯（James Hopwood Jeans，1877—1946），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科学普及作家。主要著作有《气体动力学理论》《理论力学》《辐射和量子论》《天体演化学和恒星动力学问题》《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以及通俗读物《环绕我们的宇宙》《流转的星辰》等。——译者

(208)　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主要著作有《相对论的数学理论》（1923）、《恒星内部结构》（1926）等。——译者

(209)　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认为真正的实体不过是要素，物质和精神不过是感觉要素的复合。著有《热学史》《光学史》等。——译者

(210)　恩格斯：《反杜林论》（Anti-Düring），狄茨出版社，1948年，第346页。

(211)　摩伊拉（Moira），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译者

(212)　堤喀（Tyche），希腊神话中的幸运女神。——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