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乌韦罗兵营

攻击点一经决定，我们就必须精确地制订进攻的方式。还必须着手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摸清敌人现有兵力，确定敌人哨所的数量、通讯联络的方式、行车通道、老百姓人数及其分布情况等等。这一切，希尔韦托·卡德罗同志都替我们打听得一清二楚，工作出色得实在令人敬佩。今天他已经是我们军队的一名少校司令了，据我了解当时他还是那家锯木厂经理的女婿。

我们认为，敌人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确切的情报，知道我们在这一地区活动，因为我们抓到了两个身上都带有政府军的军人身份证件的奸细，他们供认，卡西利亚斯派他们来是为了刺探军情，摸清我们阵地的情况和我们通常的集合地点。这两个家伙磕头求饶的丑态实在令人作呕，但也会让人产生恻隐之心。不过，在那种极端艰难的岁月里，绝不能无视战争的法则。这两个奸细第二天就被就地正法。

同一天，也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总参谋部召集全体指挥人员开会，菲德尔在会上宣布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以内将会打响一场战斗，他命令我们做好人员思想准备，检查好武器，随时投入战斗。当时作战的详细指示还没有下达。

卡德罗将担任向导，因为他非常熟悉乌韦罗营地，包括营地的进出口和所有通道。那天夜里，我们就开始行军，虽然这是一次行程约十六公里的长途行军，好在是沿着巴布恩公司专门为通向锯木厂而修建的公路走，一路都是下坡。可是我们还是走了将近八小时。因为一路上，我们必须格外警惕，这样行军速度就放慢了，尤其是接近危险区的时候。最后，我们接到了进攻的命令。命令很简单：拿下敌人的哨所，用密集的火力把敌人的木制兵营彻底摧毁。

我们知道，这座兵营除了四周零星堆放着一些原木外，没有什么像样的防御工事。火力较强的就是分布在兵营四周要害处的那几个卫兵哨所，每个哨所里有三四名士兵。我们的总参谋部设在一个小山头上，从那可以俯视敌人兵营，指挥作战。我们要穿过树林到达离兵营几米远的地方，总参谋部明确地指示我们，不要向外围的几座建筑物开火，因为里面居住着妇女和儿童，锯木厂经理的妻子也在里面，她知道我们要发起进攻，但为了避免日后被人怀疑，她不愿离开。当我们进入进攻阵地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命。

乌韦罗兵营设在海边，因此要包围它，只需从三面发起进攻。

从佩拉德罗方向过来的那条海岸公路被敌军的一个哨所控制，豪尔赫·索图斯和吉列尔莫·加西亚指挥的两个排奉命攻打那个哨所。阿尔梅达负责拔掉那个稍稍偏北面对大山的哨所。菲德尔驻在小山头上，居高临下观察兵营的动态，劳尔则带领他的一个排从正面发起进攻。我带着机枪和几个副手负责进入中间的阵地。卡米洛和阿梅赫拉斯本应从劳尔和我中间从正面向敌人发起进攻，但由于天黑，他们估算错了。所以，战斗打响后，他们没有从我右侧而是从我左侧向敌人开了火。克雷森西奥·佩雷斯指挥的一个排奉命沿着从乌韦罗至奇维里科方向的公路推进，阻击政府军的任何增援部队。

我们原以为这次是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可以速战速决。谁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将战士按事先设想的理想方案部署好。我们的两个向导——卡德罗和另一个当地人埃利希奥·门多萨向我们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得出，不等我们按计划进入阵地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天就会亮了。豪尔赫·索图斯向我们报告说，他们还没有进入指定的阵地，但是现在时间太晚了，无法再推进了。当菲德尔用他那支带有望远瞄准具的步枪向敌人开火引起敌方瞬间的还击后，我们才确定了敌人兵营的位置。我们占据了一个小高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观察敌人的兵营，只可惜距离敌军太远，所以我们又朝前推进寻找更有利的阵地。

所有战士都向前推进。阿尔梅达朝离他不远的、设在小兵营入口处的哨所移动。我的左翼是卡米洛，他戴着贝雷帽，系在脖子上的一块手绢在脖颈后微微飘动，这是法国军队中外籍军团戴帽的方式，不过，他的帽子上还别着“七·二六运动”的徽章。双方开始全面交火了，我们在炮火中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

有的战士被敌人从原来的班排打散了，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小班。来自皮隆、外号叫“炮弹”的马里奥·莱亚尔同志和阿库尼亚加入了一个自发形成的战斗小组。敌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我们冲到了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带后，遭到敌人不停的密集而又精准的火力抵抗，所以推进时只能格外警觉。我的阵地离敌人的前哨阵地不到五六十米，两个敌人士兵就在我眼前从战壕里跳出来，我举枪就朝他们开火。但是，他们很快就躲进了外围的建筑物里去了。这些百姓居住的建筑物在我们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我们和敌人之间现在只隔一条光秃秃的狭窄的地带，敌人的枪弹就在耳边呼啸而过，我们还是奋不顾身继续朝前推进。在战场枪炮的一片嘈杂声中，我隐约听到附近有痛苦的呻吟，接着又传来几声喊叫。我想，肯定是受伤的敌人士兵。于是我弯着身子贴着地面往前冲，边冲边喊，命令他投降，不料却是自己的同志莱亚尔，他头部中弹受伤。我迅速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子弹打穿了他头部的顶骨区域。莱亚尔渐渐失去了知觉，半边肢体（我记不清是哪半边了）已经瘫痪，不能动弹。我手中唯一能当绷带使的就是一张纸，只能把这张纸敷在他的伤口上。没过多久，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过来照料他了，我们继续围攻敌军哨所。接着，阿库尼亚也受伤了。我们不再向前推进了，开始不停地向前面的敌军战壕射击，敌人也毫不示弱地进行还击。正当我们要重整旗鼓，决定攻下仓库——看来只有此举才能让敌人放弃抵抗——时，兵营里的敌人就缴械投降了。

这样一场战斗几分钟就叙述完了，但是，实际的战斗，从打响第一枪到攻下敌人兵营，用了大约两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我左翼，先头部队的几名战士——我记得是维克托·莫拉和另外三个战士——抓获了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敌人。有个士兵从我们前面的战壕里走了出来，双手把枪高高举过了头。喝令敌人投降的叫喊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我们火速向敌人兵营扑过去，不料兵营里又响起一阵突突突的机枪声。后来我发现，纳诺·迪亚斯中尉就在这最后的机枪声中倒下壮烈牺牲了。

攻打到仓库前，我们抓获了刚才从我枪口底下逃生的两个士兵，还俘获一名战地军医和他的医助。这个军医是个满头花白、沉默寡言的人，他后来命运如何我不清楚，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参加了革命。说到这个军医，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我的医学知识本来就不怎么样，再说当时受伤的人太多，我工作的重点也没有放在医务上，所以，就把受伤的人员带到这个军医跟前，让他负责治疗。这时，他问我多大了，什么时候学医毕业的。我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他一听便直率地对我说：“嘿，小伙子，这事还是你来干吧，因为我刚毕业不久，还没什么经验呢。”一来是缺乏医疗经验，二来当了俘虏惊魂未定，他竟把原来多少还知道点儿的医疗本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只好放下了手中的枪，再次穿上医生的白大褂，其实这工作只不过让我多洗几次手而已。(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场我们经历过的最血腥的战斗之一。战后，我们总结了经验，对这次战斗作出了比以我个人眼光观察更加全面的概括。战斗进程大致如下：当菲德尔鸣枪发出开战的信号后，所有的战士就开始向自己的目标推进。政府军随即以猛烈的炮火还击，我们的领袖所在的小山头多次成为敌人火力攻击的目标。战斗刚进行了几分钟，胡利奥·迪亚斯就被一颗子弹正好击中头部，他就在菲德尔身边倒下牺牲了。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在疯狂地抵抗，我们的目标还无法实现。中路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阿尔梅达身上，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拔掉敌人的那个警卫哨所，为他和劳尔手下部队的正面进攻扫清道路。

战士们后来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向导埃利希奥·门多萨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情况。他是个很迷信的人，随身还带着一个能保佑他的“圣像”。当别人劝他要小心时，他总是带着鄙视的口吻说，他的“圣像”会保佑他免除一切灾难。几分钟后，他倒下了，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洞穿了他的身体。

固守在工事里的敌人打退了我们的进攻，还造成了我们多名战士伤亡。从中路很难突进，豪尔赫·索图斯企图在一个绰号叫“警察”的战士弗朗西斯科·索托的掩护下，沿着通向佩拉德罗的公路边的阵地，从侧翼包抄敌人阵地。但是，这名“警察”随即就被敌人打死了，索图斯不得不纵身跃入大海才避免一死。从那一刻起，他就脱离了战斗，他排里的其他战士仍然试图往前攻，可是也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我记得一个叫维加的农民也牺牲了，马纳尔斯肺部中弹受伤，基科·埃斯卡洛纳在向前推进时臂部、臀部和手部三处都受了伤。敌人哨所四周用木栅栏严密防卫，他们盘踞在里面用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阻击我们，给我们这支小部队造成重大伤亡。

阿尔梅达下达了最后的攻击令，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前面敌人的火力。在激战中，西列罗斯、马赛奥、埃梅斯·莱瓦、培尼亚都受伤了，阿尔梅达自己的肩部和左腿也受了伤。莫尔同志牺牲了。尽管如此，敌人的警卫哨所还是在这次进攻中被拔除，通往兵营的道路也打开了。在另一侧，吉列尔莫·加西亚发狂似的端起他的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三个仍在拼命抵抗的敌人。另一个士兵钻出哨所，拔腿就跑，结果没跑几步也被击毙。劳尔指挥的排兵分两路，火速向敌军兵营推进。加西亚上尉和阿尔梅达上尉指挥的两个排在这场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每个排都完成了指定的任务，摧毁了敌人的警卫哨所，为最后的攻击扫清了障碍。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路易斯·克雷斯波，他从总参谋部所在的小山头上冲下来也投入了战斗。

敌人的抵抗被粉碎了。他们挥起了一块白色的方巾，兵营就这样被我们攻占了。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有人——很可能是我们的一名战士——又向敌人开火了。敌人兵营里随即就回敬过来一梭子子弹，正好击中了纳诺·迪亚斯的头部。直到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刻，纳诺·迪亚斯一直手端机枪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克雷森西奥指挥的那个排几乎没有参加战斗，因为他的机枪卡壳了。所以，他警戒着从奇维里科方向过来的那条公路，扣住了几个逃跑的敌人。这次战斗持续了两小时四十五分钟，尽管双方火力密集，但是没有伤及一个平民。

清理战场时，我们发现我方有六名同志阵亡，他们是莫尔、纳诺·迪亚斯、维加、“警察”、胡利奥·迪亚斯和埃利希奥·门多萨。莱亚尔和西列罗斯伤势严重。还有一些人不同程度受了伤，他们是：马赛奥肩部受伤，埃梅斯·莱瓦胸部表皮受伤，阿尔梅达左臂左腿受伤，基科·埃斯卡洛纳右臂右腿受伤，马纳尔斯肺部受伤，培尼亚膝部受伤，曼努埃尔·阿库尼亚右臂受伤。总共十五名同志丧失了战斗力。敌方十九人受伤，十四人被击毙，另有十四人被俘，六人逃跑。这支总共五十三人的队伍，由一名少尉指挥，他自己受伤后便打出白旗投降了。

我方有八十名战士，敌方五十三人，总共有一百三十三人投入战斗，在两个半小时多一点的战斗中就有三十八人也就是四分之一以上的人伤亡，这么一想你就不难理解这场战斗多么惨烈了。在这场战斗中，进攻者个个赤露着上身往前冲，敌人在简陋的防御工事里顽强抵抗。应当承认，双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对我们来说，这场胜利标志着我们的队伍已经走向成熟。自从这场战斗以后，我军士气大振，决断能力和求胜的愿望也大大增强。尽管随后的几个月局势艰险，但我们已经掌握了取胜的秘诀。乌韦罗一战注定了所有远离敌军大部队集结地的小兵营的厄运，没过多久，这些小兵营一一全部被拔除。

战斗刚打响时，一颗子弹就击中了敌人兵营的电话线，切断了他们同圣地亚哥的联络。只有两三架小飞机飞过战场的上空，直到数小时后，敌方空军才派出侦察机，不过那时我们已经回到深山老林里了。后来，我们还得知，敌人除了十四名士兵被击毙外，他们在兵营中养的五只鹦鹉也被打死了三只。只要想象一下这几只小鸟的惨状便能了解这幢木制兵营当时所遭受的厄运了。

我重新干上军医这一行以后也遇上不少催人泪下的故事。我照料的头一个伤员就是伤势最严重的西列罗斯同志。一颗子弹撕裂了他右臂的肌肉，穿过肺部后，显然又嵌在了他的脊椎里，使他的双腿瘫痪。当时他伤势严重，危在旦夕。但是，我只能给他打一针镇静剂，然后用绷带把他胸部紧紧包扎起来，让他呼吸能顺畅些。唯一可以挽救他生命的办法就是我们把十四个俘虏带走，把莱亚尔和西列罗斯两个游击队伤员留在敌人那里，因为敌方的军医以名誉向我们保证，他们会很好地照料他们的。我把这一决定告诉西列罗斯，还安慰他一番。他没说话，只是对我苦笑了一下，但这一笑比任何言语都更说明他知道自己一切都完了。其实我们心里也明白。所以，那一刻，我真想在他的前额上亲吻一下，向他作最后的道别。然而，如果我真作出这一举动，那将比任何别人亲吻他更能表明我们宣判了自己同志的死刑。一个军医的责任提醒我，既然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他最后的命运，我千万不能再去确认，雪上加霜地加剧他生命最后时刻的痛苦。尽管我心里也痛苦难熬，我还是尽量热情地向这两个留在敌人手里的战士说了声再见。他们都明确向我表示，宁愿死在自己同志中间，也不能把他们留下。但是我们也有责任为了他们的生命战斗到底。就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没有随我们撤离，我们的两个兄弟就和十九名曾受到我们全力医治的巴蒂斯塔政府军的伤病员留在了一起。这两位同志在敌军里受到的待遇还算过得去。不过，西列罗斯还是没能抵达圣地亚哥就死了。莱亚尔伤愈后一直被囚禁在皮纳斯岛直到战争结束，至今革命战争中这场重要战斗还在他身上留着难以抹去的伤痕。

我们尽可能把各种装备和器材，尤其是药品都装上巴布恩家的一辆卡车运走了。最后，我们朝山中隐蔽地点转移，到了那里正好还有时间为伤员处理一下伤口，还在公路的弯道处把阵亡的同志安葬了，向他们作了最后的道别。我们知道敌人一定会紧追不舍，所以决定所有能走的人都要迅速尽快地摆脱敌人，留下伤员我来照料。恩里克·洛佩斯奉命负责给我提供交通工具，寻找隐蔽地点，找帮手搬运伤员，并联络必要的熟人，以便通过他们接收药品，医治伤员。

我们一夜没合眼，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战斗中的曲折经历。几乎没有一个人睡得着觉，要不就是刚要入睡就听到有人又滔滔不绝讲起了他的亲身经历或者亲眼所见。我本来就对统计数字特别感兴趣，所以边听边把大家估计的敌人死亡人数一一记了下来。结果，敌人的尸体竟然比参战的敌人总数还多——人们的想象力会把自己的战绩装饰得更辉煌。这类事情提醒我们，所有情况都要经过多人的核实才行。在确认敌人伤亡数目之前，我们都格外谨慎，甚至要求战士提供死亡敌人身上的东西作为物证。起义军的战报始终应该关注的主题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努力向战士们灌输尊重事实的思想，使他们感到，必须把实情置于任何短暂的利益之上。

清晨，我们目送这支打了胜仗的队伍出发了，他们一个个伤心地与我们告别。我的助手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和奥尼亚特留下来协助我。一个名叫西内西奥·托雷斯的向导也留了下来没走，此外，比洛·阿库尼亚（他今天已是起义军的少校）也留下来照顾他受伤的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