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决定性的会议
一次决定性的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七·二六运动”全国委员会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洛斯阿尔托斯-德蒙皮埃召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至今鲜为人知，然而却对今后的革命策略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从那天清晨开始直到次日凌晨两点，与会人员分析了四月九日全国总罢工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会议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改组了“七·二六运动”，清除了独裁政府军胜利后在革命队伍中蔓延的懦弱情绪。
尽管我不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我还是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邀请我参加会议的是以前曾受到我严厉批评的福斯蒂诺·佩雷斯和雷涅·拉莫斯·拉图尔（丹尼尔）两位同志。除了上述提到的两名同志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菲德尔、比尔马·埃斯平（在地下组织内化名为德沃拉）、尼科·托雷斯、路易斯·布赫、塞莉娅·桑切斯、马塞洛·费尔南德斯（当时叫索伊洛）、艾德·圣玛丽亚、戴维·萨尔瓦多和当天中午刚赶到的恩佐·因方特（布鲁尼奥）。会议气氛紧张，因为与会者必须对平原派领导层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他们实际上直到这次会议前仍主管着“七·二六运动”的事务。
会议作出决定，确立了菲德尔在“七·二六运动”内思想上的权威地位，承认了他不容置疑的声望。与会的大多数革命者更加确信，前期领导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主观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来释放部队的巨大能量。不过最重要的是，会议讨论并评价了自战争开始以来领导层中存在的分歧严重的两种思想。最终，游击战的思想从会议中胜出，菲德尔的地位和权威得到了加强，他被任命为所有武装力量，包括民兵组织在内的总司令——在此以前，民兵组织一直受平原派领导层指挥。菲德尔还被任命为“七·二六运动”的总书记。
会议在对过去每个人参与的行动进行评价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最激烈的一次争论莫过于与工人代表的那次，他们反对人民社会党参加斗争的组织工作。对于那场全国总罢工的分析证明，在罢工的筹备和实施阶段主观主义和鼓吹武装暴乱的观念盛行，以组织起来的工人基层支部的形式出现的工人组织似乎是在“七·二六运动”的掌控中，但是这一令对手畏惧的庞大组织在罢工一开始就陷入四分五裂之中。工人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失败了，但是，需要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的不仅是他们，我们认为，最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工人代表戴维·萨尔瓦多、哈瓦那地区的负责人福斯蒂诺·佩雷斯以及平原派民兵组织的领导人雷涅·拉莫斯·拉图尔。
戴维的错误是坚持并实施他的宗派罢工的观点，强迫其他革命运动效法我们。福斯蒂诺的失败归咎于他考虑问题缺乏全面的判断力，认为动用自己的民兵就能攻占首都，而没有仔细考察自己阵营内的反对势力。丹尼尔同样由于缺乏远见受到了批评，不过他是在平原民兵组织上犯了错误。虽然平原民兵是作为与我们类似的一支部队组建起来的，但是，却没有像我们一样进行严格的军训，没有士气，没有经过战争的严格挑选。
山区派和平原派之间的分歧是确实存在的。考虑到山区派的代表在游击斗争的进程中日趋成熟，而平原派的战士还略显幼稚，所以产生这种分歧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是，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因素，可以称其为职业性危害吧。平原派的同志必须长期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工作，天长日久他们就习惯于把在那种条件下的工作方法视为完美无缺，视为运动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按照常理，他们自然就会认为平原派的斗争相对说来比山区派的斗争更重要。
在与独裁政权力量的对抗中遭受多次挫折以后，现在形成了唯一能胜任的领导力量，即山区派的领导层，具体来说，现在诞生了我们唯一的领袖和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经过一场透彻而激烈的讨论后，大会最终决定解除福斯蒂诺·佩雷斯的职务，接任其职的是德利奥·戈麦斯·奥乔亚；解除戴维·萨尔瓦多的职务，接任其职的是尼科·托雷斯。这一最终的领导人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在斗争观念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当会议提出所有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为下一次由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的革命总罢工作好准备时，尼科表示他愿意服从决议与“斯大林主义者”共同工作，但是他说，现在这种做法不会取得什么积极进展。他使用这一措辞实际就是指人民社会党的同志。由于菲德尔直接担任了平原派民兵组织总司令一职，丹尼尔职务的变动并没有任命别人接替。
会议同时还决定派艾德·圣玛丽亚赴迈阿密担任“七·二六运动”特别代表，并委任她为海外流亡团体的司库。在政治领域，“七·二六运动”全国委员会机构将转移至马埃斯特腊山区，菲德尔将担任总书记。成立了五人组成的书记处，财经事务、政治事务和工人事务各由一人专管。现在我已记不清究竟指派谁担任这几项职务了。但是任何有关军火运输、军火决策和国际关系等工作从那时起都归总书记负责。三名被解职的同志将回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戴维·萨尔瓦多将担任工人代表，福斯蒂诺和丹尼尔将被任命为少校。在随后即将爆发的政府军最后一次大规模进犯中，丹尼尔率领的纵队积极参战。在一次袭击撤退中的敌军时，他身先士卒，壮烈牺牲。他的革命的一生为他赢得了烈士精英的一席之地。
福斯蒂诺主动要求并得到授权重回哈瓦那，处理“七·二六运动”的一部分事务并移交领导权，随后重新回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斗争。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指挥的“何塞·马蒂”第一纵队里战斗。尽管历史一定会对历史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但是，必须明确指出，尽管福斯蒂诺同志在运动内部曾一度是我们的对立面，我们仍然对他持有极高的评价。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一名坦诚的无懈可击的同志，一名英勇无比的战士。在他点火焚烧从迈阿密给我们运送武器来的飞机时，我见证了他大无畏的精神。那架飞机不幸被敌机发现并在敌机的炮火中受损，飞机的油箱被击中，汽油顺着枪眼不住地往外流。为了避免整机的军火落入敌人手中，他冒着敌人密集的机枪炮火，执行了烧毁飞机的任务。他的全部经历彰显了他的革命品质。
会议还作出了其他一些决定，运动内部两派关系中的一系列含糊不清的问题都得到了澄清。我们听取了马塞洛·费尔南德斯所作的关于城市运动组织工作的报告，会议还指定他为运动的基层组织再作一次报告，详细说明全国委员会会议的各项成果和决议。我们还听取了关于组织全民抵抗运动的报告，报告论述了抵抗运动的形成、工作方法、人员构成以及如何发展和壮大等方面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布赫就海外流亡委员会的工作作了报告，报告指出了马里奥·列雷纳的消极立场以及他和乌鲁蒂亚闹对立的情况。会议决定正式批准乌鲁蒂亚作为我们运动的总统候选人，将列雷纳当时作为海外流亡界唯一的专职干部所领取的薪俸转发给乌鲁蒂亚。此外，会议还作出决定，如果列雷纳继续从中干扰，他将被解除海外流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海外流亡运动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在纽约，阿纳尔多·巴龙、安赫尔·佩雷斯·比德尔和巴勃罗·迪亚斯领导的各组织，工作互不通气，还时有冲突互拆台脚。会议作出表决，由菲德尔致信海外流亡者和流亡组织，确认“七·二六运动”海外流亡委员会为其唯一的官方机构。
会议分析了支持当时以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为首的委内瑞拉政府的各种可能性。他曾许诺支持我们的运动，他也确实履行了诺言。我们对他唯一的不满就是，他除了运送给我们一飞机的武器外，还给我们送来了“尊敬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但实际上作出这一糟糕选择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会议还就其他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除了艾德·圣玛丽亚将被派往迈阿密外，路易斯·布赫将带着有关乌鲁蒂亚问题的明确指示赴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卡洛斯·弗兰奎奉命前往马埃斯特腊山区担任起义军电台的领导职务。联络工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用无线电传送，使用的是路易斯·布赫编制的密码，此密码一直有效使用到战争结束。
从会议作出的各种决议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运动内部的各种具体问题最终都得到了澄清。首先，菲德尔将以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和“七·二六运动”的总书记的双重身份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领导这场战争。斗争将遵循山区派的路线，坚持直接的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扩展到其他地区，以此夺取全国政权。我们抛弃了在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爆发总罢工的情况下，在没有为大规模的行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情况下发动总罢工的种种天真的幻想。
此外，领导机构将设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这从客观上解决了在做决策时遇到的菲德尔无法行使已赢得的权力的实际问题。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达了一个现实：山区派战士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这是他们正确立场和对各种重大事件正确诠释的结果。会议证实了我们前期的怀疑是正确的，当时我们认为，如果运动的武装力量按照四月九日前的一次会议上制定的方式发动革命总罢工的话，那么就可能招致失败。
一些十分重要的工作仍有待去完成。首先要抗击迫在眉睫的敌人的进犯，因为敌军正在实施对革命的主要堡垒——菲德尔领导的第一纵队指挥哨所——的军事包围。随后的任务是进军平原地区，占领各重要省份。最后，摧毁独裁政权的整个军政机构。全面完成这些工作将需要七个月的时间。
最紧迫的工作是加强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前沿阵地，确保这座小型的革命堡垒能继续和古巴人民保持交往，在人民中播撒革命的种子。和国际上保持交往也很重要。几天前，我目睹了菲德尔和胡斯托·卡里略的一次广播对话。胡斯托·卡里略代表蒙特克里斯蒂组织，该组织成员是包括诸如他本人和拉蒙·巴尔金(1)之流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在内的一伙野心勃勃的无耻之徒。胡斯托答应向我们提供的都是一些无法兑现的东西，但是，他要求菲德尔公开宣布支持“纯粹”军人集团。菲德尔回应说，尽管这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要让我们的运动理解这种要求很有难度。我们的人民正惨遭军人的杀害，这些军人现在又都混杂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区别良莠？总之，菲德尔并没有公开宣布支持“纯粹”军人集团。我好像记得，菲德尔还和列雷纳和乌鲁蒂亚进行了交谈，力图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避免这种由不同人士形成的脆弱组合（《加拉加斯协议》）出现破裂。虽然各方都想根据《加拉加斯协议》，利用武装运动的力量，争取各自的利益，但是，他们也都表现出我们对国际承认的渴望，因此，我们不得不谨慎从事。
会议闭幕后，与会者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我的任务是视察各个地区，用我们微弱的力量努力建立起防御战线，阻止敌军的进犯。真正强大的抗战将从加拉加斯山峰到拉博特亚地带或拉梅萨地带的大部分山区开始，加拉加斯山峰驻扎着克雷森西奥·佩雷斯的小型的、装备较差的武装部队，而后两个地区则分布着拉米罗·巴尔德斯的部队。
几天以后，巴蒂斯塔政府军发动了他的“大围剿”攻势，我们必须用不到两百支的有效的步枪来捍卫这块小小的领土。
(1) Ramón Barquín（1914—2008），一九三三年加入古巴军队，一九四一年毕业于古巴军事学院时领中尉军衔，后逐渐晋升至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