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军的最后进犯和圣克拉拉战役
政府军的最后进犯和圣克拉拉战役
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的全国总罢工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因为它丝毫没有危及巴蒂斯塔政权的稳定统治。而且，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以后，政府重新部署军事力量，逐渐把兵力调往奥连特省，将它们的杀戮扩展到马埃斯特腊山区。越来越多的抵抗斗争不得不退缩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内进行，政府部署在我们阵地前沿的兵力不断增加，最后达到一万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向我们的前沿阵地拉斯梅塞德斯镇发起了进攻。
拉斯梅塞德斯的战斗充分证明了巴蒂斯塔政府军缺乏战斗力的弱点，同时也显露出我方人力物力匮乏的短处：我们只有两百支能使用的步枪，要抗击由各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一万多敌人士兵——这是多么悬殊的一个劣势！我们的部队英勇地战斗了两天，一个战士要对抗十到十五个敌人，而且要对付敌人迫击炮、坦克和飞机的狂轰滥炸。最后，这支小部队被迫放弃了这座城镇。这次抵抗由安赫尔·贝尔德西亚上尉指挥，一个月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那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收到了卖国贼的一封信。欧洛希奥·坎蒂略(1)俨然一副摇唇鼓舌的政治骗子嘴脸，竟以敌方作战部长的身份对起义军领导人写信，信中说，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男子汉”（菲德尔）还是应该小心保重、静待最后结果为好。实际上，敌人的进攻是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的。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激战，敌人伤亡加上俘虏和逃兵一共损失超过一千人。还给我们丢下了六百件武器，包括一辆坦克，十二门迫击炮，十二挺带三脚支架的重机枪，两百多支冲锋枪和无数自动武器。另外，我们还缴获大量弹药和各种各样的装备。战争结束后我们将抓获的四百五十名俘虏全部移交给了红十字会。
巴蒂斯塔政府军在对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最后一次围剿中，精锐部队遭到重创，元气大伤。但是，他们还没有被打垮。我们的斗争还在继续。就在那时我们制定了最后的战略部署：向三个方向发起进攻：一是攻打一直处在被我们灵活包围中的古巴圣地亚哥；二是攻打拉斯比利亚斯，我将前去执行此任务；三是攻打古巴岛屿另一端的比那尔德里奥，此任务由第二纵队的少校司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他的“安东尼奥·马塞奥”纵队去完成。第二纵队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领袖一八九五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向全国的军事挺进，他以史诗般的军事行动横扫全古巴，最后抵达曼图亚。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继续留在拉斯比利亚斯，所以他无法去完成上述任务。(2)
一旦进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敌军各团被歼灭，前线形势也不那么吃紧了，部队力量增强了，士气也提高了，我们便决定开始向中心省份拉斯比利亚斯进发。我领受的命令明确规定了我们的主要战略任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切断岛屿两端之间的通讯联系；必须和所有可能在这个地区深山里活动的各政治派别建立联系；授予我对归属我管辖区域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广泛权力。
带着这些指示，我们准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乘卡车出发，估计行程四天。谁知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打乱了我们的计划。那天晚上一辆轻型卡车马上就要赶到，为我们送来军服和汽油，因为我们的卡车一切准备完毕就缺汽油。在靠近公路的一个简易机场，一架飞机还运来了军火。但是，尽管天很黑，飞机降落时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就这样，从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五点这个简易机场就不断地遭到敌人轰炸。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不让飞机落入敌人手中，也为了防止敌人白天继续轰炸，酿成更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就自己放火把飞机烧毁了。敌人调动部队火速向简易机场推进，截获了那辆运送汽油的轻型卡车，我们就只能靠双脚步行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八月三十一日开始了行军，既没有卡车，也没有马匹，希望能在穿过曼萨尼略至巴亚莫的公路时发现一些代步工具。其实，穿过公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卡车。不料九月一日那天，我们又遇上了猛烈的飓风，这一下除了那条中央公路——古巴国内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条柏油铺就的公路——以外，其他所有的路都无法通车，我们只得放弃用车辆运送兵力的计划。从那时起，我们只能靠马匹和双脚了。我们背着大量弹药，扛着带有四十发火箭弹的反坦克火箭筒，还带着长途行军和快速安营扎寨所需的一切辎重。
几天过去了，即使我们还没有离开友好的奥连特地区，行军也变得很艰难了：我们要泅渡水位急速上涨的大河和水面已如河流般的小溪；要想尽办法不让武器、弹药和炮弹受潮；要寻找新的马匹，替换原有那些已经精疲力尽的马匹；由于离开了东部的省份，我们还要尽量避开有人居住的地区。
我们在洪水泛滥难以行走的地带行军，成群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围着我们叮咬，即使在休息时间也不得安宁，痛苦难熬。能充饥的东西又少又难以下咽，口渴就喝沼泽地里的小河里的水，或者干脆捧起沼泽地里的水就喝。行军的距离一天比一天长，行军的强度恐怖极了。离开营地一星期后，我们终于渡过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的界河——霍瓦沃河，这时部队的实力已大大削弱。这条河和我们先前渡过的以及以后将要横渡的河流一样，河水漫过了河岸。我们还确实感受到没有鞋穿对部队的影响太大，许多战士都是赤脚穿过卡马圭省南部的淤泥地带的。
九月九日夜里，快要到一个叫拉费德勒尔的地方时，我们的先头部队陷入了敌人的埋伏圈，两位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牺牲了。但是，最不幸的是，我们被敌人盯上了，从那时起，他们就不给我们一点喘息的机会。经过一阵短暂交火以后，那里为数不多的驻军缴械投降了，我们还抓住了四名俘虏。既然敌人空军已经知道了我们大致的行军路线，我们现在就得格外小心才行。一两天后，我们到了一个叫大拉古纳的地方，一起抵达的还有卡米洛的部队，他们的装备比我们强多了。那个地方蚊子多得出奇，没有蚊帐绝对无法休息，但是战士们并不是人人都有蚊帐。
那些日子我们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脚水一脚泥地往前走，前后左右荒无人烟，一眼望不到边。我们饥渴难耐，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得几乎迈不动步子，肩背的武器也变得死沉死沉。一路上一直与我们随行的是卡米洛的部队坐上卡车后给我们留下的精良的马匹，但是，快到马卡雷诺糖厂时，我们还是把马匹放弃了。本应给我们派来的向导没有来，我们只能还像过去那样继续自己冒险走。
我们的先头部队和敌人的警戒部队在一个叫夸特罗康帕涅罗斯的地方交上了火，一场苦战就这样开始了。当时天刚破晓，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在最大的一片林子里把大部分人员集合了起来。但是，敌军也正沿着林子边缘向我们逼近，所以，我们不得不经过一番激战才使落在后面的战士穿过铁路进入树林。结果我们的行踪被敌机发现了，B-26轰炸机、C-47型飞机、大型C-3侦察机和轻型飞机便开始轮番轰炸不到两百米宽的一块区域，有一个战士在轰炸中牺牲。最后，我们带着几个伤员撤退了。伤员中包括席尔瓦上尉，在随后向西挺进的整个战争阶段，他就是一直拖着这伤残的肩膀挺过来的。
第二天情况就好些了，因为掉队的战士终于赶上来了。除了奉命加入卡米洛纵队的十名战士（他们要随卡米洛的纵队前往拉斯比利亚斯省的北部前线的亚瓜哈伊）外，总算把整个部队集合齐了，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始终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支援。不管到哪里总有人给我们当向导，有人给我们送吃的，没有吃的我们根本无法坚持下来。当然，这种支援并不像我们在奥连特省享有的那种全民一致的支援，但不管怎么说，总有人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刚经过一个农场也有人向敌人告发，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农民直接和我们对抗，而是因为他们为生活条件所迫沦为了农场主的奴隶。他们害怕失去生计，只好向他们的主子报告我们路过的消息。他们的主子便忙不迭地向军事当局通报情况，献起殷勤来了。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起收听战地广播节目中播送的弗朗西斯科·塔韦尼利亚·多尔斯将军的一份报告，他带着一种典型的暴徒式的狂妄傲慢口吻宣布切·格瓦拉的窝巢已经被彻底捣毁，还煞有介事地提供了死伤人数及姓名等各种大量细节——依据的是几天前我们和敌军的那次灾难性的遭遇后他们截获的我们背包里的资料，再混杂着敌军高级指挥部编造的假信息。我们纵队被消灭的消息让战士们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但是，悲观情绪也开始渐渐地笼罩他们心头。饥渴、疲惫和对敌人无能为力的情绪一起向我们袭来。更有甚者，一种被农民称作马腿瘤的足疾使我们寸步难行，每走一步都要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折磨，整个军队被笼罩在悲观的阴影之中。要想再往前走可以说很困难，甚至非常困难了。游击队员的体力一天比一天差，而且每天的伙食也根本无法帮助我们减轻痛苦，今天还能凑合吃上两口，明天又得饿一天，后天的食品还没个着落。
我们在巴拉瓜糖厂附近被围困在一片沼泽地里的那几天是最难熬的了。在那片死亡之地里，没有一滴饮用水，头上不断有敌机轰炸扫射，部队没有一匹马能把走不动的战士驼着送出这片凄凉荒芜的沼泽地，脚上的鞋子在这盐碱的泥浆水中来回跋涉早就报废了，沼泽地里的荆棘乱草把我们裸露的双脚扎得伤痕累累。当我们艰难地突破敌人在巴拉瓜的包围圈，抵达著名的胡卡罗-莫龙林间小道——唤起人们历史回忆的战场，独立战争期间古巴的爱国者就是在这里同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进行了一场殊死的鏖战——时，我们的处境真是要让人绝望了。
我们甚至连一点恢复体力的时间都没有，不是刚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就是遭遇了其他恶劣的天气，要不就是遭到敌人袭击，或者有情报说附近有敌人出现，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不得不继续行军。部队越来越疲劳，情绪也越来越低落。然而，当局势紧张得一触即发时，当只能靠辱骂、请求和训斥才能使这些疲惫的战士拖着身子继续往前走时，远处出现的一幅景象却让战士们个个喜形于色，使他们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那是西边天际中的一缕蓝色的光纹，战士们第一次看到的拉斯比利亚斯山脉泛出的一缕蓝光。从那一时刻起，同样的艰难困苦变得更能承受了，似乎什么都变得更加轻而易举了。面对流经卡马圭和拉斯比利亚斯两省边界的胡卡罗河，战士们一个个泅水而过，很快就突破了这最后一道天然的包围圈。一缕新的曙光似乎让我们满脸的阴霾一扫而光。
两天以后，我们安全抵达特立尼达-圣斯皮里图斯山脉的中心地带，随时准备启动第二阶段的战争。休息两天后，我们不得不立即出发，准备去制止定于十一月三日进行的大选。十月十六日我们抵达拉斯比利亚斯山。时间紧任务重。卡米洛的部队正在北部地区展开攻势，引起独裁政府军内一片恐慌。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埃斯坎布雷山区，刚一抵达我们的任务就非常明确：必须不断地骚扰独裁政权的军事机构，首先是干扰其军事机构的信息通讯。当务之急是不让他们的大选顺利进行。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首先是时间太仓促，其次是武装部队内部意见不统一，最终导致内部争吵失和，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
根据安排我们要攻打毗邻的几个城镇，阻止敌人的选举活动。我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要对全岛富庶的中部平原上的卡瓦伊古安、福门托和圣斯皮里图斯几个城市同时发起攻击，破坏选举。在此期间，山区中驻扎在吉尼亚-德米兰达的小股驻军缴械投降了。后来我们又袭击了巴内奥兵营，但是战果有限。十一月三日大选前的那几天里，部队频频出击，军事活动十分活跃。驻守在各地的纵队的战士都组织动员起来，差不多完全阻止了当地选民到投票站参加选举。在该省北部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部队使这场选举闹剧陷入了瘫痪。基本上可以说，从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兵力调动一直到商务运输，一切都陷入了停顿状态。
实际上，奥连特省根本没有人参加选举，卡马圭省参加选举人数的比例要稍高一些。不管怎么样，西部地区出现大量弃权票已成定局。拉斯比利亚斯省出现的大量弃权现象是投票人的自发行为，因为在此之前游击队已没有时间动员民众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
在奥连特省，第一、第二阵线相继投入了战斗，“安东尼奥·吉特拉斯”(3)第九纵队也持续地向省会城市圣地亚哥施加压力。奥连特省除了几座城镇依然归政府掌控外，其他都落入了游击队手中。
由于我们不断加强对通讯系统的袭击，敌军在拉斯比利亚斯省的形势也变得异常严峻。一抵达那里我们就完全改变了城市的斗争策略，城里的骨干民兵都迅速被送往训练营接受在城市搞破坏活动的训练，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期间，我们逐步关闭了不少交通要道。席尔瓦上尉完全封锁了特立尼达通往圣斯皮里图斯的公路。当图伊尼库河上的大桥被炸后，尽管还没有彻底坍塌，但是全岛的中央公路就遭到严重的破坏。那条中央铁路线也有好几处受阻无法通车，南线被第二阵线切断，北线被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部队关闭。古巴全岛被割断成两部分。奥连特省这一最动乱的地区只能从空中和海上得到政府的援助，甚至连这些援助也越来越靠不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独裁政府瓦解在即。(https://www.daowen.com)
在埃斯坎布雷山区开展加强革命团结的运动已经刻不容缓，因为在那里进行游击活动的有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少校（埃斯坎布雷全国第二阵线）领导的一个组织，革命指导委员会福雷·乔蒙少校和罗兰多·库韦拉少校领导的一个组织，真正组织领导的一个较小的组织，人民社会党由费利克斯·托雷斯领导的一个组织以及我们“七·二六运动”。换句话说，在同一省份打游击的有隶属于不同领导的五个不同的组织。我和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经过深入细致的会谈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接着就可以大致上组成一个统一阵线了。
从十二月十六日起，我们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阻断各种桥梁，切断各种通讯系统，这就使独裁政府很难守住他们的前沿阵地，甚至连中央公路附近的阵地也很难防守了。那天一早，中央公路横跨法尔孔河的大桥被我们摧毁后，哈瓦那和拉斯比利亚斯省省会圣克拉拉以东的多个城市之间的通讯实际上也被切断了。还有不少城镇——最南端的是福门托——也处在我们部队的围困之中。驻守福门托的指挥官多少还算有些战斗力，顽强防守了好几天。尽管敌人空军部队对起义军狂轰滥炸，但是，独裁政府陆军部队士气低落，还是无法通过陆地前去增援福门托的驻军。福门托的守军知道再抵抗下去也无济于事，便缴械投降了。一百多支步枪落入了自由武装力量的手中。
我们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决定立即破坏中央公路，使它陷入瘫痪。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同时向这条公路边上的卡瓦伊古安和瓜约斯发起攻击。几小时后瓜约斯的驻军就投降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卡瓦伊古安的九十名士兵也投降了。（只要敌人士兵离开解放区就能获释，在此政治基础上我们和敌人驻军就他们的投降事宜进行了协商。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机会，交出了武器，拯救了他们自己。）卡瓦伊古安驻军投降一事再次证明了独裁政府军毫无战斗力，因为他们从来也不派遣陆军部队去增援被围困的部队。
在北部的拉斯比利亚斯地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率领的部队正在围攻好几个城镇，他们在围困独裁政府军的最后堡垒亚瓜哈伊的同时，一气攻下了其他城镇。守卫亚瓜哈伊的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上尉军官，他顽强抵抗了十一天，硬是把革命部队牵制在那里无法动弹。在此期间，我们的纵队已经沿着中央公路向省会城市圣克拉拉挺进了。
卡瓦伊古安被攻陷以后，我们与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武装部队积极合作，开始联合攻打普拉塞塔斯，只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人的驻军就投降了。拿下普拉塞塔斯后，我们紧接着又解放了北部海岸的雷梅迪奥斯和重要的海港城市凯瓦连。独裁政权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因为我们除了在奥连特省不断取得胜利外，埃斯坎布雷全国第二阵线还击溃了该地区不少小股驻军，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也控制了北部地区。
当敌人毫无抵抗地从卡马华尼溃逃时，我们就已经准备发动对拉斯比利亚斯省省会的最后进攻了。（圣克拉拉是古巴岛屿中部平原的中枢，有人口十五万，是全国铁路系统和通讯系统的中心。）省会四周是光秃秃的小山，这些小山先前还被独裁政府军占领着。
由于我们之前连续攻下了敌人好几个阵地，缴获了一些重型武器（不过没有弹药），到了向圣克拉拉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部队的武器数量已大大增加。我们还有了一个反坦克火箭筒，可惜没有火箭弹，而我们必须对付大约十辆敌人的坦克。我们也知道，要想最大地发挥我军的战斗力，就必须深入城中人口密集的街区，这样敌人坦克的威力就会大大减小。
在革命指导委员会的部队攻打乡村警卫队的第三十一号驻地的同时，我们开始包围圣克拉拉四周几乎所有的工事坚固的阵地。不过，我们重点是攻打驻扎在卡马华尼公路入口处的装甲列车卫队，他们凭借精良的武器，顽强地死守着他们的阵地。
十二月二十九日，战斗打响了。一开始，我们的作战司令部设在一所大学里。后来，我们又把司令部挪到了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我们的战士与有坦克装甲部队配合的敌军发生了激战，把他们打得四处逃散。不过，许多战士在英勇奋战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临时修建的墓地里到处安葬着牺牲的战士，临时搭建的医院也挤满了伤员。
我想起一件事，它突出反映了我们的战士在战争胜利前的最后几天里的精神面貌。有一位同志因为别人在打仗他却在一边打瞌睡而受到我严厉斥责。他对我说，他睡觉是因为不小心枪支走火，他被解除了武装。我像惯常那样冷冰冰地说：“武器没了就不能上前线去了？有种自己再到前线去搞一支枪回来！”后来，我在圣克拉拉的桑格雷医院里对受伤的战士发表讲话时，一位奄奄一息的战士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手说：“不记得啦，少校司令？在雷梅迪奥斯的时候，你让我去找回武器……你看，我找回来了！”他就是那位不小心枪走了火的战士。几分钟后，他就离开了我们。我想，当他闭上眼睛时，他一定很知足，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他证明了自己是个无畏无惧的人。这就是我们的起义军。
十二月三十日一整天，在卡皮罗山里我们的进攻和敌人的抵抗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在城里一步步攻下了好几个地方。这时候，圣克拉拉市中心和装甲列车之间的通讯已被切断。装甲列车里的敌军看到自己被孤零零围困在卡皮罗山中，企图带着车皮里所有的重要物资借着铁路线的优势逃窜。当装甲车开到一条事先已被我们破坏的铁路岔道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机车和车厢统统出轨翻车。一场十分有意思的战斗即刻打响。我们仅用瓶装汽油弹就迫使敌人乖乖走出了装甲车。敌人虽然防护装备齐全，却只愿意远距离地躲在舒舒服服的阵地里和几乎是徒手的对手作战，这十足就是当年殖民主义者对付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们的战士从附近的阵地上和紧连着的车厢上频频向敌人的装甲车投掷燃烧弹，原先厚厚的装甲防护板现在反倒让装甲车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烤箱。几小时后，所有敌人，连同现场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其中有二十二节装甲车厢和他们的高射机枪、同一型号的机枪以及数量惊人的弹药（当然，所谓数量惊人是和我们少得可怜的弹药相对而言）。
我们攻占了发电站，控制了城市的整个西北部。通过广播电台我以拉斯比利亚斯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圣克拉拉几乎全部在革命部队的掌控之中了。我还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向古巴人民宣布了罗伯托·罗德里格斯上尉为国捐躯的消息。这位身材矮小年纪轻轻的“敢死队”队长“小巴克”在战场上一次又一次出生入死，为自由而战。“敢死队”堪称是革命士气的典范，唯有志愿者中的精英分子才能加入“敢死队”。但是，每当有“敢死队”队员牺牲——这是每场战斗都会发生的事——需要补充新队员时，没有被选上的人总是悲痛欲绝，甚至号啕大哭。在他们因不幸失去机会、无法走上战斗和献身的第一线而流出的绝望的眼泪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久经磨练坚强卓越的战士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精神，这在平常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随后，警察局被我们攻陷，敌人拱手交出了他们用于防守的坦克。紧接着第三十一号兵营的驻军也向库韦拉少校缴械投降。与此同时，驻扎在监狱、法院大楼、省政府大楼和格兰大酒店的驻军也纷纷向我武装部队投降。盘踞在格兰大酒店十楼的狙击手一直不停地向我们射击，几乎顽强抵抗到战斗结束。
当时只有盘踞在古巴中部最大的军事要塞——莱昂西奥比达尔的驻军还没有投降。但是，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里的守军已经毫无战斗力了。那天早晨，我们派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和阿方索·罗德里格斯·德拉维加上尉前往守军驻地商讨他们的投降事宜。
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各种传闻，有的矛盾百出，有的又出人意料。据说，巴蒂斯塔在那天仓皇出逃，使武装部队司令部陷入一片混乱。我们的两名代表通过无线和欧洛希奥·坎蒂略将军进行了接触，通知他主动投降。但是，他表示无法接受这一要求，认为这等于是一种最后通牒。他还说他正是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领袖的指示才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我们立即和菲德尔取得联系，通知他这一情况，还告诉他我们认为坎蒂略态度奸诈，不可信任。菲德尔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在这一关键时刻，坎蒂略放行让巴蒂斯塔政府所有的主要官员逃离古巴(4)。鉴于他是一直和我们联络的敌方官员，他的这种态度就更让人寒心了。我们过去一直很信任他，认为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军人。）
随后局势的发展众所周知：卡斯特罗拒绝承认坎蒂略的权威；菲德尔下令向哈瓦那进军；巴尔金上校从派恩斯岛监狱获释后接管了政府军的指挥权；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攻占了哥伦比亚兵营；我们的第八纵队攻占了拉卡瓦尼亚要塞；几天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任临时政府的总理职务。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国家当代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角色绝不仅仅是受一个民族摆布的工具，我们是未获解放的美洲大陆的希望所在。所有的目光——不可一世的压迫者的目光和满怀希望的人民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拉丁美洲民族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今后采取的立场，取决于我们解决纷乱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一直受到大债主们始终戒备的目光的关注，同时也受到我们拉丁美洲的兄弟姐妹们乐观的目光的关注。
站稳脚跟后，我们已经开始勤奋地工作，努力创造出第一批革命的成果。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不过，如果说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拉丁美洲其他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不同，与拥有几百平方公里、差不多占整个大陆的那块神奇的国土——幅员辽阔的巴西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的话，那么古巴面临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是单一作物经济。在古巴，我们是甘蔗的奴隶，甘蔗是把我们牢牢束缚在北部大市场的一根脐带。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方面实行多种经营，促进工业发展，确保我们的矿物、农产品——以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工业产品通过我们自己的运输手段，进入最适合我们的市场。
古巴政府第一个重大的战役是土地改革，这场改革是彻底的、极具风险的，同时也是灵活的。它将摧毁古巴国内的大庄园，不过它不会摧毁古巴的生产方式。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一战役将从人民和政府中汲取巨大力量。土地将无偿还给农民，能证明自己是通过诚实手段获得土地的庄园主将以获得国家长期债券的方式得到补偿。不过，农民也会获得技术援助，国家保证为农产品提供市场。通过广义的国家发展观和伟大的土地改革战役，国家也将为工业生产提供资金，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年轻的古巴工业将有能力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大国展开竞争。同时，随着土地改革后形成新的国内市场，随着新产品的销售逐渐满足日益发展的市场的需求，国内某些工业产品将需要出口，需要有足够的设备把这些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这种设备就是海上运输舰队，已获批准的《海事发展法》已经对此作出了展望。
有了这些基本的手段，我们古巴人将开始为争取我们领土的完全解放而斗争。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明白，古巴要成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榜样，决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是“七·二六运动”的重大的历史责任，是古巴革命的重大历史责任，总的来说，也是这个民族的重大历史责任。
我们这块不屈不挠的美洲大陆上的朋友可以相信，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奋起斗争，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如果战斗需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把我们这块土地变成拥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的、民主的、与拉丁美洲的兄弟姊妹亲如手足的国家。
(1) Eulogio Cantillo，时任巴蒂斯塔政府野战军司令，国家东部地区所有驻军的司令。
(2) 菲德尔·卡斯特罗随后进行了战略调整，命令卡米洛留在拉斯比利亚斯，加强切·格瓦拉在那一地区的军事和政治行动。
(3) Antonio Guiteras（1906—1935），一九三三年推翻马查多独裁统治的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对革命者进行了残酷镇压，吉特拉斯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遇害。
(4) 据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跟随巴蒂斯塔搭乘飞机和轮船逃离古巴前往美国和多米尼加的军政要员及其家属多达四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