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形虫，“木偶”制造者
弓形虫(1)，“木偶”制造者
我，古怪又调皮，
只在恒温动物体内做游戏。
人类听到我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
你们这么害怕我，
是因为我能操纵你的大脑，窥视你的秘密。
(1) 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一种寄生虫，引发的病征通常很轻微或具有自限性，但是会对胎儿和具有免疫缺陷的人或猫科动物造成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伤害。
如果科卢奇(1)还在世的话，我敢打赌他会喜欢讲关于我们的故事。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们的名字“Toxoplasma gondii”（弓形虫），有点让人想起他著名的“schmilblick”(2)一词。他可能也见识过我集体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的倾向，听到过我作为小小寄生虫的格言：“你的就是我的。”我是微小的生物，是活在细胞内的原生动物，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物之一。早在你们人类出现以前，我就存在了，并且，直到你们消失后我也一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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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很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微生物也会对人类的事情如此热衷。原生动物应该很难感受到幽默吧，开玩笑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没有耳朵，没有嘴，啥都没有。我的身体就是一个细胞，里面有细胞器、细胞核和一些生物分子(3)。
在显微镜下，我就像个弓形的水滴，因此得名“弓形虫”（Toxoplasma来自古希腊语tóxon“弓”）。但是不要误会，我是一位出色的操纵者。我能够劫持比我更大的生物的大脑（这是真的，不骗你），然后让他按照我的意愿来行动。所有恒温动物都是我的潜在目标。所以，此刻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也在我的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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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认为这还不足以吓到你。看不见的东西，对你们来说都是微不足道、可以忽略的。始终以自己的形象作为标准来看待世界，这是你们人类的特点。地球上一共有75亿人，数量很多！但是地球上数量更加庞大的微生物（仅在你们人类的胃里就有几万亿个）会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呢？
出于人类的傲慢自大，你们以自己的寿命长短作为标准来判断其他动物的寿命：10岁的狗，相当于75岁的人类。至于我们原生动物，生存和死亡的时间就等于你们眨一次眼睛的时间。你们根据自己的体型来判断其他动物的体型（你们觉得自己的身材比例非常完美）：象是大的，猫是小的，我们是隐形的，因为你们的肉眼根本看不见我们！
但如果改变一下，以我们的视角来看呢？有人试着这么做了，他主要研究我们的堂兄——细菌。美国伟大的科学家兼科普作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4)在《生物名录》（L’Éventail du vivant）中写道：“谁知道细菌是否会将人体看做巨大的山脉？分散绵延，亘久永恒，具有各种开发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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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应该没想到自己完全说中了。一种生物开发另一种生物，这就是弓形虫的命运。想象一下我们这种生物如尘埃般的生命。我的外部有一层包裹，让我保持温暖，我细胞里的设备能够满足我的基本需求：食物、能量……
但这些还不够。我们无法自己产生一些必要的营养物质，因此不得不从外部“进口”。解决方式如下：我们蹭住在另一个生物的细胞内，确保能获得糖类、氨基酸和其他脂类。不是只有我们弓形虫会寄生，对于微生物来说，寄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方式。
在希腊语中，“parasitos”意思是“在……旁边获取食物的人”。这个词最早来源于一个古雅典君主膳食官（Officier de bouche）的故事，很快，它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指贪婪的食客—古希腊戏剧的观众很喜欢这个滑稽形象。拉丁语作家普劳图斯（Plaute）在戏剧作品《俘虏》（Les Captifs）中便形象地塑造了食客厄加齐乐（Ergasile）的形象。厄加齐乐是赫戎（Hégion）及其子菲洛波勒姆（Philopolème）的随从。
赫戎的一个奴隶哀叹道：
愿朱庇特和诸神消灭你，厄加齐乐，你和你的胃，还有所有的食客，以及未来在晚餐时接待食客的人们！这是一种劫掠，一场灾祸，一场可怕的风暴，瞬间就降临在一座房屋之上。
奴隶们，监视好他，你们要团结；而我，我要去找老主人。我会建议他储备新的粮食，如果他愿意留下点让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物的话。因为这里的粮食储备，按照我们主人目前的安排方式，很快就什么都不剩了。
生物学家们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寄生虫被当作有害生物。但在19世纪，科学家们对寄生虫的观点有了变化。他们开始区分“好寄生虫”（共生寄生虫，与宿主互帮互助）和“坏寄生虫”（彻彻底底的有害寄生虫）。但是后者也不一定是杀手（如果是杀手寄生虫，我们称之为捕食者）。阿梅代·路易·米歇尔·勒佩勒捷（Amédée Louis Michel Lepeletier），1833年法国昆虫协会的会长，对寄生虫做了一个漂亮的描述：“寄生虫以牺牲他人而活，吃他人的食物，但不吃他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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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并没有人说过吃者会一直利用被吃者。宿主被寄生后，就会产生一些防御能力。寄生虫也同样开始发展防御能力。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这就是科学家们口中的“进化压力(5)”。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寄生现象：它似乎是进化的重要杠杆。
人类的世界观建立在“自我”和“非我”的二元对立上（这种世界观让你们感到放心），因此寄生现象会让你们既害怕又着迷。但是自然界却不是二元对立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因此提到过两种生物融合的特殊例子：兰花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让自己被当作雌性黄蜂，从而吸引雄性黄蜂。“兰花似乎形成了黄蜂的图像，实际上，存在兰花的‘生成黄蜂’和黄蜂的‘生成兰花’，这是一种双向的捕获，因为二者中的任何一方生成的‘东西’（ce que）与进行生成的‘一方’（celui qui）变化是一样多的。黄蜂变成兰花繁殖器官的一部分，同时兰花变成了黄蜂的性器官。”总之，这番言论搅乱了你们的参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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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作为单细胞生物的生活远没有兰花那么有魅力。但在寄生方面，我比兰花可早得多。我已经寄生了数百万年！人类在化石内发现了被寄生的痕迹。这是我古老的祖先——Paleohaimatus的故事，Paleohaimatus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古老的血液”（ancien sang）。
2017年，美国昆虫学家在多米尼加发现了一块美丽的琥珀化石，距今大约1 500万至4 500万年，琥珀包裹着一只蜱虫。这只蜱虫肚子鼓鼓的，似乎吸饱了最后一个受害者的血，这个受害者也许是生活在当地的小型树栖灵长动物。在显微镜下，蜱虫消化系统中完整的红细胞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件：研究人员在红细胞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环状寄生虫（Paleohaimatus属）。
Paleohaimatus是我们已经消失了的亲戚。科学家们把它和它的后代——包括弓形虫——都归入顶复门（Apicomplexa）。顶复门下的寄生虫都是单细胞生物，而且都是些坏家伙，包括疟原虫，疟疾的媒介；球虫亚纲（Coccidies），感染鸟类或家兔的寄生虫；还有簇虫亚纲（Gregarinea），它们会从内部吞吃鞘翅目昆虫。而我弓形虫，是弓形虫病的“电报员”。
在这项任务上，我是超级冠军。你知道吗？我们感染了整个地球——从热带到北极——大约25亿人。这还没有算上其他被寄生的动物，比如野生动物，家畜。
对于我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家伙来说，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化胜利。显然，你们不会这么看待这件事。你们把我们归入可怕生物。虽然我比堂兄疟原虫和好友杆菌（bacilles）的危害要小，但是我的致病性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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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8年的某一天开始，我就受到严密监视。事情发生在突尼斯，当时科学家们在检测一只感染瘟疫死亡的小型啮齿动物的尸体。
夏尔·尼科勒（Charles Nicolle）当时是突尼斯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 de Tunis）的所长。作为一名曾经专攻性病的医生，他对微生物学充满热情。微生物学领域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斑疹在突尼斯肆虐，尼科勒证实了这种传染病的媒介是虱子。为此，他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奖。科学家们对动物媒介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尼科勒和同事路易·芒索（Louis Manceaux）在检查死去的刚地梳趾鼠（goundi de l’Atlas）的尸体时，在这种小型啮齿动物的体内发现了我的存在。这两位科学家给我起名为弓形虫。他们的论文《关于梳趾鼠身上的新型原生动物》发表在1909年《法国科学院院刊》（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上。从那时开始，微生物学家就一直在尝试了解作为原生动物的我是如何在宿主细胞内“跳舞”的。
别觉得这很简单。继突尼斯的发现之后，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我对人类的危害有多大。一直到1923年，一名医生在一名儿童身上诊断出弓形虫病。在1948年，人们发明出通过血液来检查这种疾病的方法。这种检测能够探测到抗体——“IgM”和“IgG”免疫球蛋白——的存在，于是能证明机体感染了弓形虫。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是一场“惊喜”。在进行患病率计算（即计算特定时间内受感染的人数）时，卫生机构发现感染弓形虫病的人数已经有数十亿！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人们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全民动员，没有控制边境，没有隔离。也没有恐慌。因为弓形虫病并不是瘟疫。亲爱的读者们，很有可能你已经感染了弓形虫病，因为在欧洲，至少二分之一的人接触过我。但只要你的免疫系统还能正常运转的话，你是不会察觉到我们的。最坏的情况是，有些宿主会出现类似于流感的症状，但人们通常会当作是其他病症，而想不到是弓形虫病。
但对于某些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得了弓形虫病就会很危险。这里所说的免疫力低下的人是患有传染病、癌症或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当我寄生在他们的细胞里，他们的免疫系统无法阻止我在体内增殖。随后的弓形虫病就会很严重。病人会发烧，身体（例如眼睛）遭受损害，甚至是不可逆的损害。
某些人，虽然免疫系统良好，但是也可能患弓形虫病，这类人就是孕妇。有些人可能都没接触过我们，但是在怀孕期间感染了弓形虫，连带未出生的孩子也感染了弓形虫。如果我入侵胎盘，我会从那里开始攻击胚胎组织。而越是在胚胎早期发生的感染，后果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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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不止这些。
在21世纪初期，研究人员在南美洲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弓形虫，他们认为这是最可恶的一种弓形虫！人们给这种弓形虫建立了遗传身份证，发现这种寄生虫具有高毒力，能够让免疫系统完好的人类患上严重的疾病。
在法属圭亚那（Guyane française），数十人得了急性弓形虫病，在医院接受重症监护。科学家们想了解更多信息。研究表明，我们拉丁美洲的同胞已经发生基因变异。也就是说，一种新型的弓形虫入侵了亚马孙雨林！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病理形式——亚马孙弓形虫病（toxoplasmose de l’Amazone）。
我的发现者夏尔·尼科勒非常有预见性地写道：“将来会产生新的疾病。这是一种致命的事实。另一种同样致命的事实是，我们永远无法从源头上检查出它们。当我们对这些疾病形成概念时，这些疾病已经成形，也可以说已经‘成年’。它们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大脑中出来，出来即全副武装。”(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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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弓形虫病不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我是怎么让你们患病的呢？谁是坏蛋，把我带来带去，传播到全世界呢？
答案可能会让爱猫者不开心了。因为弓形虫的媒介恰恰是猫（确切来说，是猫科动物），就像疟原虫的携带者是按蚊一样。（参阅本书第10章）
这个说法值得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也因为我知道看到这里时，你会觉得沙发垫上的小猫咪突然就不可爱了。不过，这有点复杂。我，卑微的单细胞生物，将努力给你们这些拥有聪明大脑的生物普及一下知识。
你们知道我们弓形虫喜欢猫科动物。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繁殖（至少无法有性繁殖）(6)。我们的生命周期可以通过其他动物——中间宿主(7)——来完成。作为寄生虫，我以不同的形态从一个生物进入到另一个生物，互相感染，然后又回到猫科动物的体内，之后又重新开始循环。
想象一下，一只老鼠正在垃圾桶里啃食一块剩余的披萨，垃圾桶里还装满了其他垃圾，例如碎木屑。这时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弓形虫。
我开始在这只老鼠的细胞内殖民，我的身体被包裹在一个液泡中。这种液泡类似一个脆弱的口袋，一股胃液就足以摧毁它。这一阶段被科学家们称为“速殖子阶段”（stade tachyzoïte）。在这个阶段，我在宿主的体内快速繁殖，“tachy”这个词缀的意思就是“快速”。
寄生的第二个阶段，会形成包囊（kystes incrustés）。微观上，每个包囊内含几千个弓形虫。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缓殖子阶段”（stade bradyzoïte）：我们在老鼠组织中的繁殖速度非常慢（brady就是缓慢的意思）。中间宿主于是被终身感染：包囊会躲藏在免疫系统（负责发现入侵者并击垮它们）最不活跃的细胞内——肌肉细胞和神经细胞。
想象一下，这只被弓形虫感染的老鼠被猫吃了，弓形虫立刻传染到猫身上。在这只猫的胃里，包囊被溶解。这简直是我们弓形虫的派对！我们开始疯狂跳舞，分裂，继续分裂……我们在猫的消化系统里形成了非常多的卵囊。结果呢？数十亿的卵囊便会随着猫粪被释放到环境中。这些卵囊特别顽强，能够抵御寒冷、干燥甚至84消毒液。这么说吧，当人类吃了一份被污染的沙拉时，他会同时把我们吃下去。
一只羊，或者一头猪，都很容易变成中间宿主：它们被弓形虫寄生的肉，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煮熟，就会让食用者感染弓形虫。从一个宿主到另一个宿主，我就这样过着自己的寄生生活，直到有一天，我会遇到我的猫咪朋友，它会吃下被寄生的老鼠或者喝下被污染的水，同时把我吞到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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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信赖猫来帮我们实现广泛传播。几年前，研究人员曾有个想法，要看看里昂红十字山医院（hôpital de la Croix-Rousse）的地下区域和花园里会发生什么情况。
几十只野猫选择在这里安家，因为这里的食堂提供救济食物，人类朋友也会在周围留下猫粮。科学家们收集了猫咪粪便，然后一寸地挨着一寸地地对土地进行检查。分子分析结果显示，这里的土地拥有非常多的弓形虫，以至于科学家们建议喂猫者、园丁、医院工作人员和遛狗者要万分小心，因为这些人群非常容易接触到这里并感染弓形虫。
到处都有猫。有猫的地方，就可能有弓形虫。2014年，研究者们甚至在北极发现了感染弓形虫的白鲸，它很可能是吃了被感染的候鸟。
人类很想消灭我，但是你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各种技巧，尤其是不被宿主发现和驱赶的技巧。在2018年，科学家用一种非常机智的方式发现了我是如何进入宿主的细胞的。真正的入室抢劫大盗的方法！接近目标细胞时，我会注射一种蛋白质复合物到目标细胞的细胞膜中，这是一种纳米级的入侵装置，依靠这种装置我能进入到细胞中。一旦到达合适地点，我会扭动并且做几个完整的90度到360度的连续转弯，这是为了使纳虫泡膜与宿主细胞膜分离。关上门后，我就和宿主细胞膜剥离，从此被一个纳虫泡（vacuole）包裹。此后，我就专心地在液泡里侍弄我的柔软的小窝，以便让自己生存发展。
依靠这种方式，我得以入侵大脑细胞。科学家们研究出我们是如何操控老鼠树突状细胞的，也就是一种白细胞（属于免疫系统）：这些细胞并没有把我们出卖给杀伤性淋巴细胞（lymphocytes tueurs），而是忙于把我们引导到大脑。这简直就是特洛伊木马！
到达目的地后，一切就恢复平静。我进入休眠状态，待在温暖的包囊中。包囊有时会被免疫系统攻击，但最终还是成功殖民了整个神经系统。接着奇怪的故事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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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被我们感染的老鼠在小路上行走。它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自己的天敌——猫的存在。众所周知，猫尿味道很重，老鼠的嗅觉又很敏锐。显然这只老鼠能够闻出猫尿，然后尽量避免被捕食。但是在2011年夏天，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上的研究论文指出，有些老鼠在闻到猫的气味后并没有逃跑。相反，这种气味居然引发它们性兴奋！这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这篇论文的作者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和神经学教授，他的这份研究揭开了一个秘密，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研究了弓形虫如何改变被感染老鼠的行为。他在论文中写道：“有一个有趣的生物学现象：寄生虫会操控宿主的行为，以便让自己获益。”
我们弓形虫还不是唯一一种这么做的生物。例如，一种人们特别害怕的肝吸虫：矛形双腔吸虫（Dicrocoelium dendriticum）也会控制宿主大脑。通过蜗牛的肠道后，矛形双腔吸虫的幼虫也许会被一只蚂蚁吞下。然后寄生虫会进入蚂蚁的神经节，控制这只可怜的昆虫爬到一片草叶的顶端，下颚骨夹住叶片。于是，这只蚂蚁就更容易被一只反刍动物吞下，而反刍动物是肝吸虫的终宿主。
和矛形双腔吸虫一样，我们弓形虫也能促使宿主自杀，其唯一目的是完成我的生命周期。问题是要如何做到这一点。萨波斯基在论文中给出了一些解释。寄生在老鼠大脑中的弓形虫或许会扰乱两条神经回路，一条控制恐惧，另一条控制繁殖。这会让宿主走上一条不归路：面对天敌，它对食肉动物的恐惧会变成对猫尿的致命喜爱！
还不止这些。研究还表明，我能够为宿主提供一种叫作“酪氨酸羟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的物质。酪氨酸羟化酶是一种酶，可用于合成大脑中的另一种物质——多巴胺。“这就表明多巴胺（一种参与大脑决策和奖赏回路的神经递质）与老鼠行为变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萨波斯基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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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猫、鼠、弓形虫三者的故事给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寄生虫真的能够控制宿主多巴胺的产生，继而控制宿主做出比较高级的行为，例如产生动机、冒险或寻找乐趣吗？
当时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等着看是否有新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些初步的推测。不过，他们不需要等太久。在2016年，一项研究就带来了新的且令人不安的证据。
这次，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他们要研究感染弓形虫的黑猩猩对豹子尿液的反应。这些感染弓形虫的黑猩猩生活在加蓬，它们在闻到狮子或者老虎尿时，没有特别的反应（因为它们生活的地方没有狮子或者老虎）。但当它们闻到或者舔到它们的捕食者豹子的尿液时，情况就不同了。
从黑猩猩到人类，你们完全有理由猜想我们会多冒点险、更进一步，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我也许能够控制智人的大脑。当人类还是猫科动物的猎物时，我们也许就进化出了这种能力，毕竟都是为了完成我们的生命周期，回到“大猫”（big cat）的肚子里。甚至在今天，我或许就在你们体内悄悄地移动，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操纵你们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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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你们开始知道害怕了。即使我们弓形虫加入电影《活死人之夜》(8)（La Nuit des morts-vivants）也毫无违和感，就让寄生虫把人类变成僵尸吧！
总之，这类说法让科学家们跳了起来。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又是媒体的错误，媒体总是把简单的关联和牢固的因果关系混淆。然而，即使是最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也必须承认这其中还是有些值得深究的东西。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这些值得深究的东西：首先，大脑中的寄生虫包囊会影响多巴胺水平；其次，多项研究表明弓形虫感染与人类的精神疾病有一定关联。
发起辩论的人是雅罗斯拉夫·弗莱格（Jaroslav Flegr），布拉格查理大学（université Charles à Prague）教授、寄生虫学家、进化生物学家。这远不是一个玩笑。2013年，他在著名期刊《寄生虫学趋势》（Trends in Parasit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弓形虫如何以及为什么使我们发疯》（Comment, et pourquoi, Toxoplasma nous rend fous）的文章，因此备受关注。
在论文中，这位捷克科学家细数了我的众多罪状。第一条，我是引发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已经在弓形虫感染和精神疾病之间建立了统计相关性。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9)患者中弓形虫病的患者比例是60%至90%，而普通人口中弓形虫病患者的比例是40%。此外，感染弓形虫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治疗弓形虫病的药物后，精神疾病的症状也得到了改善。
还不止这些。研究表明，我也是阿兹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pathologies neurodégénératives）的责任者（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意见相左，这个观点尚有争议）。我也会影响人类日常的行为。因为我，你们会产生邪恶的想法，喜欢冒险……这主要和男性有关：研究者们证实，除了多巴胺，我或许还能控制睾丸素的水平。
雅罗斯拉夫·弗莱格在美国杂志《大西洋》（The Atlantic）上提出弓形虫可能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他是首位提出这个假设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雅罗斯拉夫这位拥有两只猫的研究员被查理大学聘用。他的同事们已经研究了很久弓形虫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雅罗斯拉夫对自己做了检测，呈阳性，这令他想到自己有时会做出非常疯狂的举动：例如，他看也不看就穿马路，不管当时车流是如何密集，引得众多司机纷纷鸣笛提醒。
随后，雅罗斯拉夫在2002年对捷克汽车司机展开了一项调查。他发现有很多发生交通事故的司机感染了弓形虫。其他最新的研究也都印证了雅罗斯拉夫最初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关于弓形虫感染与自杀态度、吸毒、酗酒的行为倾向之间的关联。
好事是，我也许会成为冒险创业的动力！2018年春天，《英国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上刊登了一篇论文，研究人员对1 495位学生和约200位经济领域从业者进行弓形虫感染调查，发现感染者更愿意创业。在感染者身上，对于失败的恐惧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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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你或许撇了撇嘴——我了解你的一举一动。我对你们大脑的操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这让你们深感必须找到应对的办法。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吧。当今时代，分子生物学正经历一场变革，基因编辑技术蓬勃发展，那为什么不把我当作一个工具，比如帮助恐惧症患者消除恐惧？也许也能帮助战争中的士兵消除恐惧？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1) 科卢奇（Michel Colucci，1944—1986，常被称为Coluche），法国电视喜剧演员。
(2) schmilblick是由法国喜剧演员皮埃尔·达克（Pierre Dac，1893—1975）在20世纪50年代假想的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毫无用处但又可以用于一切。随后这个词被人们用来指不知其名或不愿指明的东西，类似于中文的“东西”。1969至1970年，有档电视节目发明了一个游戏，游戏名字就叫schmilblick。主持人对某件物体进行描述，然后让人猜这个物体是什么，比如：“这个Schmilblick是圆的，里面是黄的……”科卢奇在1975年录制了一个短小喜剧节目叫Le Schmilblick，把上述的游戏喜剧化，用以讽刺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和行为。
(3) 生物分子（biomolécule）是自然存在于生物体中的分子的总称，包括大分子（例如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质和核酸）和小分子（例如代谢产物，次级代谢产物和天然产物）。
(4)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1941— ），美国古生物学家、演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科普作家，曾在哈佛大学任教。
(5) 进化压力（pressions de sélection），又称选择压力，指外界施与一个生物进化过程的压力，从而改变该过程的前进方向。
(6) 弓形虫只有在猫科动物的肠道内才能进行有性繁殖，在其他恒温动物体内只能进行无性分裂。
(7) 弓形虫的宿主有中间宿主和终宿主，其中中间宿主包括很多种生物，如人、犬、鼠等，弓形虫感染中间宿主时，会在他们细胞内发育增殖，但是不会通过宿主粪便排出卵囊。弓形虫的终宿主只有猫科动物，在感染终宿主后，弓形虫的卵囊会通过猫咪粪便排出体外，卵囊在合适条件下会发育，然后感染其他生物。
(8) 恐怖电影《活死人之夜》讲的是太空卫星泄露的放射物质会让死人复活，变成僵尸，然后袭击正常的活人。
(9) 双相情感障碍，既有抑郁又有躁狂发作的一种精神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