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述

在东方生活的那段日子里，我听说过罗马帝国的一个真实故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对我有救命之恩的阿里·利扎讲给我听的，也是这位大善人让我和奥马尔·海亚姆走到了一起。但这故事到底是他特意对我一个人讲的，还是在那会儿时兴的社交闲聊中广为流传的，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罗马皇帝决定，要撤换一座希腊城市的市长。我记得这城市不是雅典，但肯定也是一座同样规模和同样有名的大城市。这位要被撤换的市长是个性情温和的热心肠，最喜欢做的就是在世上行善积德。他降税减赋，让利于民，动用公款，为穷人购置衣食，尤其是捐给教会的善款最为慷慨大方。据当时的描述，他把所有收入悉数捐出。但这样一来，在其掌权执政期间，城市收入日渐减少，开支与日俱增，以致上缴朝廷国库的钱财也越来越少，最后财政完全空虚告竭。所以皇帝决定将其撤换，另选能人取而代之。候选人须以城市利益为重，深明国穷则民亦难富之道理。

新市长走马上任之初便欲向市民昭示，该市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于是认为最佳方案就是以贪污公款的罪名公开惩处前任市长，具体惩罚手段便是按照当时的风俗，让手下人将其头朝尾绑在驴身上，然后命令卫兵牵着这头驴，走街串巷地游街示众。在此之前，他发布公告，让是日街上所有行人，当该驴经过身边时，皆可用手中持有的任何物品投掷被示众者，但能致命或使其遭受重创的大块石头不得使用。

此举亦按计划得以实施。遇一礼拜日，市民刚做完祈祷从教堂涌出，卫兵便牵着绑有前任市长的毛驴，他在前，驴在后，沿街穿市而过。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礼服盛装，气氛热闹非凡。时值仲秋，地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拿来砸那位倒霉的市长再合适不过。于是，空中接二连三地飞过腐烂的柑橘、啃过的无花果、粪便屎块、破衣烂布，不过其间也夹杂着完好无损的鸡蛋。人群里回荡着讽刺谩骂的歌谣和诅咒，叫骂与嘲笑混杂，粗话与脏话交织，此起彼伏，犹如一场狂欢的盛宴。

卫兵和驴子行进到一处稍微僻静些的十字路口时，过来了一个行人，此人走到和毛驴并排时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向前市长深鞠了一躬。驴背上的市长虽已神思恍惚，但人一直还有意识，见状便开口喊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一生中也没为你做过什么好事，为何如此以礼相待？”“说得不错，我是大约二十天前才到此地的。”说完，此人再次恭敬行礼，随后扬长而去。

游街示众还没结束，前市长就已经昏死过去。第二天暮色即将降临时，便一命呜呼了。估计他是承受不了这悲哀、折磨，或者类似的什么煎熬，两腿一蹬翘辫子了。

我的贵人阿里·利扎是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教训来讲的：“敬爱的真主用我们自己来戕杀我们。”接着，他用无数实例证明了这句话。那位市长的最爱就是在人间行善积德，而最后恰恰就是这懿行善举要了他的老命。善玩女人的花心男子大都在女人身上丧命，嗜酒如命的贪杯者必死于杯中之物。饕餮之徒会饱胀而亡，乐天性格会纵笑而毙。一般说来，我们的最爱往往就是我们的致命杀手。当然，只不过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平静和谐地与自己共赴黄泉一同安息罢了。

而我现在也身处此境！我一生像只骄傲的孔雀，尤其在青年时代，致力于炫耀波斯尼亚的伟大。在南方生活时，我从未停止过对波斯尼亚气候湿润、草木繁茂的推崇，从而一度在自己周围的人群中引起了不少赞叹与羡慕。可现在这些曾经让我引以为豪的美好自然条件，也理所应当且合乎情理地成了我病痛的来源，从而毁掉了我的健康，让我的生活苦不堪言，并以此向我预告，它们将把我一步步送进坟墓。事实上，正是这湿润的气候和繁茂的草木让我患上了痛风以及一连串由此而引起的并发症，如呼吸困难，腰肌无力。本来我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但我感觉到，如果没有痛风和腿部肿胀，其他的一切都还能忍受。这毛病可以把人困在家中，让其卧床不起，迫使患者像孩子一样由人照顾。可病人自己和照顾他的人看得很清楚，他不是小孩，而是一个行动迟缓、情绪易怒的老翁，身体虚弱不堪，内心痛苦不已。所以那原本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一大乐事的悉心照料，现在从各方面来看倒变成了一种没完没了的折磨。

差不多两年前我们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装装样子，那时候我住在底楼，家里年纪轻的人住在上面。每天所有人都得无数次穿过底楼。这样，如果我需要什么，就可以装作像顺便一样，请人代劳。比如我儿子或儿媳，总之经过底楼的什么人，都可以替我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而且一切看上去那么自然而然，就像是举手之劳，这对我们两位老人来说就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可是后来波斯尼亚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浸入了底楼，特别是在春秋两季，湿气极大，加重了我的痛风，使病情如同小马驹一样难以驾驭，无法控制，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于是，家里人不得不把我转移到楼上，那儿湿气小一些。为了方便孙子——他们不愿腾出自己在二楼的屋子——于是便在三楼专门为我扩建了两间房子，安了木质贴面。两年多来我便一直住在这里，但并没有觉得潮湿的问题有什么改善，充分感到的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问题反倒更加严重了。每当我要喝水或是要撒尿时，就必须敲敲地板，楼下的人听见了就得放下手里的活儿，跑上来帮我解决进水或放水的问题。谁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呢？！哪一方更觉得难受呢？是照顾别人的人，还是不得不这样被人照顾的人呢？

于是我开始撰写回忆录，希望以此来减轻这种形同囚禁的感觉。其实早有名人显士和来自比勒斯沃、莱索沃，甚至维索科的朋友劝我做这件事，无论是他们，还是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波斯尼亚有谁在远走他乡转了大半个世界后，还能健健康康、快快活活地回归故土，重新开始完全正常的生活。他们说，有些人想了解我所见过、知悉的那些远方的国度和人民，而我的经历可能对他们有用，让它们烂在肚子里，不为人知，实在可惜，其中的知识和教训，即便对那些没打算挪窝外出远行的波斯尼亚人也会大有裨益。这毕竟是近八十年的天涯之旅，有益的人生阅历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应有尽有，肯定丰富无比。年轻时，我曾死过一回（或者不管怎么说，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意识），可后来我居然生儿育女，并把他们抚养成人。我一生行走了大半个世界，却没有失去在波斯尼亚的老家。我打过仗，学到过智慧，也遍尝艰辛，饱经风霜，最终收获了珍贵的知识。

可正着手动笔时，发生了点不可思议的事。我按常规先回忆了一遍想要叙述的事情，记下一点想法和句子，好支撑思路，以免忘掉任何事件和人物，然后就呆看着笔记傻眼了，就像只牛犊盯着新圈门发愣一样，不知如何把一件事同另外一件事联系在一起。笔记里的每一条记录我都清楚，也清楚其让我想起的具体事情。但我不清楚的是，这条记录与之前和之后的记录有何相关，不知道它让我想起的事与之前和之后的记录让我想起的事之间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些笔记综合在一起无法向我呈现出最为关键的完整生活画面。我尝试把要讲述的一切唤回记忆里时，竟然看不到自己的存在。我可以回忆起自己参与过的一件事，对事情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可就是看不见我自己在其中的影子，也不知道为何要讲述这件事。比方说我能想起一次同某位学者、名人的见面和交谈，当时说的每个词我都记得，甚至可以倒背如流，可就是听不到我和他说话的声音，所以不明白自己到底要讲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讲。其实我原本很清楚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我一生当中有幸结识了许多为人正派、受人尊敬的智者，得知他们身上有不少美德懿行。关于这些人，应该说什么，怎么说，本来是不言而喻、一清二楚的。可就是没有什么能促使我把这些诉诸笔端。与此相对，反倒是我同内沙布尔那个悲伤而又幸福的老人奥马尔·海亚姆共同度过的一年，在记忆里显得与众不同地生动鲜活。无论何时，每当我回想起自己的人生，或者回想不起，甚至不愿回想起时，那一年的情景便会一幕幕闪现在我眼前。伴随着画面，当年与我交谈的真切声音又回响在耳畔，昔日那让我特别敏感的芬芳气味又重返我的身边。想必是因为那场大病，我神志昏迷、不省人事，所以与世隔绝，也远离了人间的气息。

可为什么会这样，仁慈的真主能告诉我吗？！难道就因为我如今也是个行将就木的老人，而那时目睹了一位可爱的老人与世长辞，所以这一体验今天对我来说比其他任何经历都更加亲切，而且也比我可能看见和经历的别的任何情景都更加熟悉？是因为我那颗当时尚属纯洁无瑕、未染世尘的心，爱上了这位老伙计？我不记得，后来我还这样爱过谁，还这样全身心地理解过谁，这种爱我们大概只能在那个年代里拥有。抑或是因为经过神智全无、意识丧尽的那段时间，我好比天真幼儿，身体虚弱，意识单纯，格外敏感，对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印象深刻，感受强烈，而与奥马尔·海亚姆的相遇是我苏醒过来后的首次与人交往？我不知道，也不想说这其中哪种推测会是正确的答案。既然海亚姆在我少年时代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只是偶尔才想起他，而不是让他随时随地鲜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但不管怎样，我不得不承认，与其他所有走到我眼前的人和关心我的人相比，如今奥马尔·海亚姆离我最近，他的形象在我眼里最清晰真切。如今，当年的经历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融汇于一炉，甚至将后者赶出我的脑海，使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这一事实我无法否认。所以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咬了一口李子，可嘴里弥漫开来的却是当年我和海亚姆早餐时品尝的无花果的味道（顺便说一句，我很想把李子叫作我们波斯尼亚的无花果，因为李子之于我们，正如无花果之于南方国度的人们）。特别奇怪的是，还不仅仅是无花果的味道，在我嘴里当年的全套早餐都复活了，所有食物的味道，所有的促膝交谈，全都又栩栩如生……(https://www.daowen.com)

于是，我停止了笼统的回忆录写作，转而只将与海亚姆共同经历的、从他那儿听到的和别人说他的一切事情认真记下。最让我惊奇的是，自己居然对此手到擒来，怡然自得，十分满意。我仔细看了自己写下的东西，切身感觉到，这就是我的回忆录。我深深感到，有关海亚姆的叙述，也是我自身的体现，让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存在，它比我所能做的直接自我介绍而提供的信息要更加详尽、更加真实。我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奇迹本来就没有解释，你只能通过心灵沟通和切身体验来融入，成为其中一部分，方可理解个中玄奥。但是我心里清楚，事实如此：我肯定写不出再比此书对我本人更加详细的回忆录来，所以赶快就此搁笔。

海亚姆卒于公元一一三一年冬天，享年八十三岁。我们把他送到墓地，在那儿按当地的风俗举行安葬仪式。在其他人按其宗教习俗做祷告时，我无所事事地闲站在一旁，竭力想把目光和思想集中到随便别的什么事情上去，好分散一下自己的悲哀，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痛苦，将欲夺眶而出的泪水硬收回去（穆斯林不喜欢葬礼上有人哭，尤其不喜欢对死人哭。他们不说谁死了，而管这叫作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有些人甚至称死者是回家去了），可我内心憋得几乎要流泪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曾为失去一个人如此悲痛过。如前所述，正当我想寻找某个念头或某个物品，好来转移注意力，分散悲痛心情时，我发现，人们把我去世的老伙计葬在了紧靠墓园围墙的地方，墙的外侧长着一棵梨树，而紧挨着海亚姆坟墓的另一座墓旁边则种了一棵桃树。我猛地恍然大悟，这样一来，桃梨两树的花叶便会每年两度分别飘落在他的坟上。一瞬间，我泪如泉涌，夺眶而出，强烈的悲痛难以抑制，刚才所有试图转移分散心情和忍住眼泪的伎俩顿时全都作废了，所以不得不赶快逃离墓园。对我们外人来说，尊重人家的规矩和风俗，毕竟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我择路朝海亚姆家走去，再说，反正我也不能参加葬礼后紧接着举行的亡灵追思会。途中我回想起来，海亚姆在梅尔夫时说过，他将来要只埋在一座坟墓里，但墓顶上一年会有两次撒满落英，而这种说法给他惹来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有些好事者借他的话推论说，海亚姆根本不打算死，或者讲他死后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别去处。

海亚姆的妹妹、妹夫对我很客气，主动说我愿在老人留下的房子里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我没待多久，也就住到刚好从认识他的人那儿听完了我从他嘴里听不到的事儿，算是弥补了对他了解的缺憾，随后我便启程返回西方。旅途中我终于搞清了那次和海亚姆拜访母校后回家路上看到的幻觉是怎么回事。遗憾的是我当时不懂，第一次看见的那些惊悚场景和自己的怪异经历，其实皆为某种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之表现。我看见一所完好无损的住宅墙上生长着野玫瑰，看见祖母在啃哭喊的孙儿的脚后跟，而且事情发生在一座内部模糊不清、一切无法辨认的房子里。这情景让我害怕、痛苦、迷惘。现在我明白了，那儿将要发生的是我当时已经看见过的事情，就如同在我的旅途上多次遇到自己从前见过的事情一样。正所谓坏事亦有其好的一面，我经常诅咒自己的视觉能力，因为它让我恐惧害怕，常把令人无比痛苦的未来场景放到我眼前。但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承认，自己同样也有充分的理由赞美这一能力，因为预见未来的特异功能给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有时候甚至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在耶路撒冷待得最久，差不多整整四年。在那儿我从军参战，也经商搞贸易，替人预卜未来，也帮人将其所要办的事翻译成阿拉伯语，以此挣点生活费糊口。在那儿我还认识了圣殿骑士团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太让我联想到海亚姆的朋友哈桑手下的刺客了，两者何其相似乃尔，以致我私下就把他们称为哈桑信徒的基督徒翻版。这帮人几乎跟“白衣卫”一模一样，一身白色装束，不同的只是他们胸前佩戴的不是红色皮带，而印着个大大的红色十字架。同哈桑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组织。一些人天生爱管本不该他们管的闲事，对他们来说，圣殿骑士团显得尤为神秘莫测而令人备感好奇。这帮好事者到处散布虚无缥缈的消息，把事情搞得玄乎其玄。在那些美化骑士团的传说中，他们和哈桑的死党一样，被描述成乐善好施的君子，行侠仗义的英雄，捍卫信仰的斗士，排忧解难的救星，身怀绝技的奇人。而不喜欢他们的人，通常也是害怕他们的人，则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半句好话。按这些人的说法，骑士团是异教徒，背信弃义者，杀人凶手，颠覆国家、扰乱秩序、反对一切公正之事的阴谋家，抢掠老百姓的恶棍，放高利贷的吸血鬼，以及其他一切破事、坏事、烂事的形象代表。

就像当年说哈桑的人一样，他们也讲，谁要是加入了骑士团，也就进了一个大家庭。如同历数“白衣卫”的累累罪恶一般，有关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疯狂丑恶行径也被传得沸沸扬扬，这些连孩子都不会相信的传闻，却让许多严肃认真和头脑理智之士信以为真，就像我也对此深信不疑一样。比如有人讲，在接纳新人入伙或者踏入圣殿之家时，必须亲吻该组织最高指挥官——即大团长、宗师——的嘴、肚脐和屁眼儿，好以此来封住大师向外界开放的所有通道。这一传闻，我无数次亲耳从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思想成熟者口中听说，这些人对此皆深信不疑，就像相信自己的名字或者相信自己拥有双手一样。他们用理智的话语向我解释这种非理智的仪式，看来真正的荒谬往往倒比人们日常生活里正常的所言所为显得更加真实了。散布这一疯狂入会仪式的人说，圣骑殿士团是一个内向、隐遁、看不见的封闭组织，因而他们的宗师必须对外界保持全方位的封闭，而其信徒亲吻所说的那些部位正好能封堵他对外开放的通道，以此防止内部秘密的外泄，避免将情报透露给外人。

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荒唐的话，那就是有关黑色公猫巴风特¹的故事。据说此猫乃圣殿骑士团的主要偶像，在其面前人人皆得俯首下跪，对其顶礼膜拜。传说骑士们把猫神巴风特供养在圣殿里最隐蔽的圣屋中，常人根本无从睹其尊容，而每次仪式皆以亲吻其屁股开始。一次，一位精于本行、善于交往的名绅向我讲述巴风特后，我问他，根据他的判断，这只可怜的公猫屁眼儿究竟应该长成什么样儿，才能承受每天如此之多的亲吻？可他用无比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不屑一顾地把手一挥，好一阵子都没从对我如此天真的惊愕中回过神来，所以就无意再和我攀谈下去，末了只甩给我两句话：“巴风特是恶魔的使者，它的名字应被忘却，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魔鬼。无论是亲吻还是击打都不能痛其身、伤其体，这些连黄口小儿都知道。”

此君是个好人，曾帮过我不少忙。我不愿失去这个朋友，想和他继续合作，于是就努力纠正他的看法，让他回归理智。我告诉他，阿拉伯语里“不菲特”这个词可以有“理解之父”的意思，然后问他，在不会阿拉伯语的情况下，世界上还有比把“不菲特”变成“巴风特”更容易的事吗？“难道圣殿的深宫密室里除了只黑猫外，就不会供奉点别的什么可以促进人类理解力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人们必须理解的东西，例如一本书或者一整座图书馆吗？”

“你大概不会以为他们真的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吧？！”我的聊伴对我的话半信半疑，看得出他心中惊诧、气愤与恐惧并存，急于将引起他恐慌的问题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我原本只想自我解嘲，我想替圣殿骑士说句公道话的企图，还他们个清白的良好愿望，反倒把他们抹得黑得不能再黑。打那以后，我在耶路撒冷逗留期间再也不去做什么实事求是的解释和澄清是非的辩护，尤其严禁自己去帮一个随时准备维护世界秩序的人恢复理智。

但我承认，自己至今也没搞懂，纯粹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一个人可以长年和另外一个人相邻而居，却从来不去问长问短，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这并不一定要出于好心好意，哪怕纯粹是因为好奇也行啊。

在耶路撒冷其间我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所以重返故土时能像个老爷似的大包小包地装船托运。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抵达了亚得里亚海，从那儿再骑马用了差不多十天就到家了。

见到母亲时，她正卧病在床。母亲认出了我，我们母子俩抱头痛哭，泪水里流淌的既是伤心与酸楚，也是幸福和喜悦。家里的几个弟弟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得法有方地经营着那份不大的祖传家业。用我积攒的钱财和积累的经验，我们很快扩大了家业，在短短的几年里就有了很大起色，从而在比勒斯沃、莱索沃，甚至维索科都有了一定的名气。后来几个弟弟相继离世，我就和自己的子女以及侄子侄女们共同分享这份财产和与之相应的家族荣耀，现在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已传到了我们的孙子辈。

我多次扪心自问，为什么死神就如此固执地回避我。我比弟弟们大许多岁，可他们三个都早已魂归天堂。当时有疾病的肆虐，有狩猎的危险，好些技术老练、经验丰富的猎人出猎后便一去不复返，还有脾气暴躁、撒蹄狂奔的烈马，不少好汉也不幸丧生其蹄下。世间险象环生，周围危机四伏，我却不知怎么地一直赖活在人间，偶尔遭过一回骨折，或者受点小伤，有过惊吓，有过教训，但总能逃过厄运，大难不死。难道死神是因为我年轻时的经历，不愿与我邂逅？还是由于我气数未尽，尚未成为其索命的对象，不想提前接我去阴间？人真该知道这里面的玄奥！可只要你还是个活人，所有这些秘密你就无法得知。

现在我已感觉到，他来了，这次不会再回避我，虽然我除了痛风这老毛病外别无大恙，而痛风是死不了人的。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必须把这一切写下来，是因为在内沙布尔时，海亚姆的去世让我平生第一次与死神相遇，当时对我的触动真的很大，使我深感震撼。其实我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只知道把所能找出来的有关他的一切都记载下来，也在其中将我自己这个比勒斯沃的老头沃卡奇诚实地付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