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兴趣
刘恒“跨界”从事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还成为国内知名的剧作家，或许出于偶然，因为这种偶然或许来自谢飞对刘恒小说电影化想象的发现，但更主要的来自他童年的经验和成长阶段积累的兴趣，它们早就孕育了刘恒剧本写作的可能，几十年的电影文学创作确实是他早年兴趣和爱好得以实现的表征。在一次采访中，刘恒这样说过：“在纯文学的圈子里，写剧本是下贱的事情。在一些朋友的眼睛里，我是掉在影视的泥坑里爬不出来了。”[11]为什么掉在影视的泥坑里“爬不出来”，就是因为电影剧本的创作一直是刘恒早年多元兴趣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刘恒在部队当兵且其小说创作未成名之前，他就开始了对剧本创作和电影的迷恋。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是刘恒创作兴趣中最原始和最本真的追求。当然，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期待他的剧本创作会获得多大的成功，而仅仅是当成提高写作能力的一种练笔而已。正是由于刘恒早年对剧本创作的尝试和多年兴趣的累积，使得他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就不同凡响。这部根据其电影剧本拍摄的影片《本命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荣获第40届（1990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从此以后，刘恒便开始在影视编剧界大显身手。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恒持续与张艺谋、安占军等导演进行合作，剧本创作思路被进一步打开。他开始将自己的小说作品进行电影改编，如将《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将《白涡》改编为《白色漩涡》。同时，他也开始对其他当代作家的相关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改编，如《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画魂》改编自石楠的小说《画魂：潘玉良传》。他还创作了一批高水平的原创电影剧本，包括《四十不惑》《跟我走一回》《美丽的家》，等等。这些作品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多元局面，为电影界吹入了一股新风。进入21世纪以来，刘恒开始向主旋律电影和大片发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有《张思德》《铁人》等一类反映特殊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原创剧本，也有《金陵十三钗》之类的其他类型大片剧本。(https://www.daowen.com)
刘恒剧本创作的成功和他在电影界的一路高歌猛进，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编剧界的重要地位，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够恰到好处地与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密切合作。一方面，刘恒能够与导演们密切沟通，“我觉得我跟这些导演的合作都很愉快，我这个人不挑剔，还算是有包容心。恰好我合作的几个导演人品很好，艺术素养也很好”[12]。另一方面，与其合作较多的导演如第四代导演谢飞、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和尹力等人也对刘恒的创作才华和性格给予了一致夸赞。刘恒曾于农历马年即他的本命年那年戏称谢飞“是一匹马”——一匹“大刘恒一轮的老马”；而1990年携《本命年》赴第40届柏林电影节参赛并捧得银熊奖的谢飞，当年就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身，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他人之所长，弥补己之不足，刘恒等年轻一代艺术家走在了我们的前头[13]。时隔25年之后，谢飞依然认为刘恒观察人生、刻画人物有十分独特的角度，他的思想对自己确定影片的视角是一个启发。[14]刘恒跟导演张艺谋既是很好的合作者，也是很好的朋友。刘恒认为张艺谋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导演，把整个生命都寄托在电影上，而且常常能焕发出一种创造力，特别是在影片拍摄遇到困难时能突然爆发出一种灵感，这种灵感是最宝贵的，是任何金钱难以买来的，而且用任何办法去找它都不一定能找到的。而张艺谋也与刘恒惺惺相惜，他觉得刘恒刻画人物功力深厚，是中国少见的几位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刻画人物很深刻，他看中的正是刘恒这种对人物的刻画。[15]在刘恒的眼里，张艺谋不像谢飞那样“最省事”，也不像李少红那样“也比较省事”，他认为张艺谋“榨油最狠”，但张艺谋依然觉得刘恒改编《万家诉讼》是帮了他很大忙，他很感动，甚至毫无保留地称赞刘恒改编的剧本《金陵十三钗》是他“当导演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16]。而刘恒与尹力的关系，更是被人视为让人羡慕的黄金搭档，他们曾四度合作，先后拍摄过《云水谣》《张思德》《铁人》《雨中的树》，默契程度很高。在尹力眼里，刘恒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认为刘恒虽然写过那么多优秀的剧本，但是他还不完全是一个职业电影编剧，他最大的特点是作为小说家对于人物的把握，对于整体呈现出来的思想的内核的升华，都有其独到之处。这一点是很多职业编剧往往欠缺的，也是他和别人最大的区别。刘恒的文学剧本提供了一个坚实故事基础。[17]王朔也认为刘恒是作家里写剧本功力最深的一个人。[18]总而言之，编剧刘恒与谢飞、张艺谋、冯小刚、尹力等导演的共生共荣，为当今影坛编剧与导演的交往及关系的良性处理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当然，刘恒在与导演的交往和沟通中也清醒地知道保持编剧自身的独立性非常重要。“一个作家在影视工业之外，虽然是微不足道，不引人注目，但是你仍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你不是那个大机器上的螺丝，你是河滩上的一块石头。但是你进入这个大工业，就要失去你的独立性，你要付出被吞没的代价”[19]。这就是说，刘恒的剧作虽然在电影界如日中天，深受各大导演的“宠幸”，但刘恒自己并没有在功名利禄的裹挟之下失去自己的立场，而是依然保持着自己对于人性的深入思考，对于电影艺术性的深入追求。当然，这得益于刘恒与导演的充分合作，能够把剧本创作作为一项艺术作品来完成。在刘恒看来，“导演确定剧本怎么进行，规定得比较细致”[20]，这自然是中外影坛流行导演中心制的必然结果，但并非因此就没有了编剧施展手脚的舞台，关键在于编剧自己能否自觉地与导演充分而愉快地沟通，有没有与导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的能力，这也是衡量编剧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杆。刘恒在对电影工业运作规则了如指掌的基础上，恰好能够与各类导演认真合作，甚至获得了临阵指挥的机会。凡与刘恒合作过的导演和同行，没有不对其给予高度评价的。正如之前所说，导演张艺谋认为刘恒是国内唯一一个只要创作就能成功的编剧。冯小刚导演认为，刘恒的剧本“一出手就能用”。著名作家兼编剧王朔则认为刘恒是小说家中“写剧本功力最深”的一个人。[21]由此可见，刘恒编剧的成功，不应只归功于其写小说、讲故事的深厚功力，而且也缘于其善于与他人特别是导演密切合作的能力。我们知道，在与导演竹卿合作创作《杀戒》一剧之际，刘恒的一稿剧本被“枪毙”，江苏省电影局责令他大改。在众多写作任务压身之际，刘恒居然把编剧的修改权主动让出，同意导演竹卿作为后续剧本修改的主笔。而竹卿对原剧本的悲惨结局做出了重大修改，即把电影原著的主题从“杀戮而毁灭”转变为“放下而走向救赎”，这完全背离了原创者刘恒的本意，但刘恒没有固执己见，仍然与竹卿通力合作。这是刘恒与导演密切合作取得成功的一个个案，完全符合刘恒在导演面前所坚持的态度，即“作为编剧，我没有太多的主动权”[22]。这就是说，编剧必须和导演搞好合作，并尽量满足导演的要求，因为这既是电影产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目前电影市场的传统规则。由此可见，进行“跨界”写作的刘恒，心底其实对编剧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编剧其实有的时候像那个提供图纸的人，尽管这个图纸可能是投资方或导演要的。提供了图纸之后，你可以要求他用什么砖瓦去盖，但真正到盖的时候，还是那具体操作的人就是盖房子这个人去完成这个建筑。”[23]因此，纵观刘恒的电影文学创作生涯，正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不可攀的编剧大师的神坛之上，才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面对年轻或知名导演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编剧生涯走向成功。
与此同时，为了全面介入电影和电视剧的生产过程，2003年刘恒成了电视剧《少年天子》的总导演，既把自己的影视编剧能力发挥到极致，更把电影剧本的创作兴趣发挥到极致，从而被人称为“触电”作家中“最成功的一个”[24]，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刘恒“触电”之所以如此成功，源于其早年最为本真的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影视剧本创作，与我早年的兴趣有很大的关系。”[25]正是他早年对电影的兴趣和剧本创作的实践，奠定了他后来电影文学创作成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