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情认知
爱情是电影以及文学最永恒的题材。在中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爱情的影子。无论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承诺，还是“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誓言，都道出了人类在恋爱过程中生死相许的极致体验。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电影一直以来就秉承了文学书写美好爱情的优良传统，无论是《罗马假日》中因为责任而无法实现的爱情，还是《魂断蓝桥》中因为战争而遗失的爱情，都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和艺术震撼。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著名编剧都或多或少地书写着爱情。我国也有着一大批爱情电影文本编剧，刘恒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在刘恒编剧的电影中，爱情题材占有极大的比重，刘恒电影如同其小说一样，依然以其凝重的笔触对爱与性、爱欲与权力，以及穿越时空的纯美爱情进行了独到的观照，拓宽了当代爱情电影的思维领域和思考路径。在对爱情的思考中，这些作品广泛地反映了爱情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权力话语以及爱情的挑战和反叛力量。
（一）欲望迷失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处理不好爱与性的关系。他们往往在追求性爱的刺激中迷失了，这也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刘恒的剧本中，《红玫瑰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与《本命年》中的李慧泉就是代表，他们代表着在爱情追寻过程中的种种迷失。
在电影《红玫瑰白玫瑰》中，刘恒把张爱玲对爱与性的思考发挥到了极致。刘恒在编剧的时候大量地保留了原著小说中的语言和论述，并以独白的形式娓娓道来。佟振保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贫寒，深受中国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凭借自己的努力留学欧洲，受到了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成为企业高管。他一方面看重自己的名节，另一方面对性和爱又有着强烈的需求。在欧洲时，就曾与一个叫玫瑰的华侨女孩恋爱，回国之后在上海，又与既是自己朋友王士洪的妻子又是房东太太的王娇蕊产生婚外情。在与娇蕊的交往过程中，振保的双重性格暴露无遗。一方面他要维护他在朋友圈中的好名声，维护自己的事业不受到任何伤害，做一个传统的好儿子、好丈夫、好哥哥、好父亲；另一方面又被自己的欲望所迷惑，面对丰满迷人的红玫瑰王娇蕊，他总是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躁动。在爱情中的表现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因为在爱情中，人的最原始的性情都会暴露出来。面对王娇蕊，振保的品性也暴露无遗。
振保有“柳下惠”之名，但是内心却始终对异性充满着强烈的渴望。在影片一开始，振保来到士洪家第一次洗澡的场景，就暴露和表现了他的双重性格。在洗澡间放水的时候，振保发现了娇蕊洗澡后留下的一缕头发，影片以一个特写镜头拍摄振保捡起头发，反复观察，放进口袋，然后又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微微摇头，表示自己不应该这样做，继而把发丝扔进马桶，冲洗干净。整个过程在轻轻的音乐中进行，又采用特写等手段，深刻地表现了振保内心自律与欲望的矛盾冲突，充分地展现了振保对这个丰满多情的红玫瑰有点把持不住，但又以自己的理智加以克制的矛盾心态，也为后来的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娇蕊一方面是朋友的妻子，对朋友的忠诚是振保安身立命之本；另一方面，振保认为趁士洪去新加坡自己乘虚而入，勾引房东兼好友的妻子是不道德的。但是他始终无法忘记娇蕊的身体，在黑夜的独白足以表现他此刻的纠结：“也许，也许还是她的身子作怪。男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就关心到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在其中，我们看到振保试图解救自己，但是他并没有做到。
振保先是支走与自己同住的弟弟，然后与娇蕊进入一个相互试探的阶段。娇蕊原是为了嫁一个好男人而留学，但名声变得不大好之后就随便抓一个人嫁了，嫁人后却又不能安分守己。振保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俏皮中有暗示、幽默中带挑逗和适度的君子之风，而娇蕊则肆无忌惮地在振保面前呈现了自己不成熟的可爱和鲜活的肉体。最后，在琴声的悠扬声中，双方都向对方乖乖地缴械投降。然而，这部片子吸引人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娇蕊真正爱上了振保、愿意为他放弃一切的时候，振保却在世俗的伦理规则前退缩了。显然，红玫瑰只是他婚外情的对象，只是满足他肉体欲望的尤物。他绝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而毁了自己的好名声和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娇蕊的悲剧，就在于她无可救药地爱错了人，也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代价。
如果说《红玫瑰白玫瑰》还只是刘恒将张爱玲对爱与性的思考的文字表达创造性地转为影像的表达，其中的思想内核依然还是属于张爱玲的思想，那么在《本命年》这部改编自自己创作的小说《黑的雪》的剧本中，刘恒延续了小说自身的主题属性，更多地思考现代人的迷茫和自卑青年的人生遭际，展现了主人公泉子在爱与性的挣扎中得不到认可的悲惨命运。如同小说一样，剧本主人公最后在苦闷中走向死亡。在小说《黑的雪》中，刘恒对于青年爱情展现的文化意味在于主人公李慧泉在爱情面前的自卑，进而导致性心理的放纵——手淫自慰，以致最后无所谓地死去。而在电影《本命年》中，刘恒则以影像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被社会抛弃的人——李慧泉在爱与欲望的挣扎中走向毁灭的过程。
李慧泉是一个弃儿[4]，他是父亲从桥洞下捡回来的。他从小就性格刚毅，讲义气，一根擀面杖奠定了他在江湖中的地位。他为了哥们义气打伤了人，被判刑入狱。刑满释放后，他成为一个个体户，在街道上倒卖衣物。他本想改过自新，但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人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当他看到曾经一起长大的女孩都念了硕士、博士的时候，深深的自卑感更加萦绕在他的内心，进而造成了他孤僻的性格。他讲义气，不愿看到自己的朋友马义甫堕落，一直借钱给他，但朋友却骗了他，他对友谊也逐渐失望。然而，在让泉子走向毁灭的诸多因素中，爱情的失败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性的苦闷和爱的缺席是泉子毁灭的重要原因。泉子出狱之后，邻居罗大妈就张罗着给他介绍媳妇，他也并不反对。但在几次约会中，女孩们（也许并不漂亮）一个一个对他的过去都充满质疑，他在别人的质疑中变得更加压抑和自卑，于是造成他不敢面对自己的局面，不愿意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在性与爱的苦闷中随波沉浮。剧本像小说一样，数次表现了泉子自慰的场景，这既是性压抑的表现，也是生活压抑的表现。赵雅秋的出现，为苦闷中的泉子带来了一抹亮色。赵雅秋的清纯甜美，脖子上和嘴唇上的绒毛勾起了他对女性的保护欲和爱欲。第一次在酒吧遇见赵雅秋时，泉子就出头保护了赵雅秋，并送她回家。影片以三组镜头反映了他们之间关系的进展。第一次是泉子推着自行车走，赵雅秋跟在后面。第二次是两个人一起并排着走。第三次是赵雅秋坐在泉子自行车的后座上。通过三次两个人距离的不断靠近，表现了两个人情感的靠近。泉子把赵雅秋当作一个最美好的存在在追求，始终不敢对她有所亵渎。泉子的过去，让他在赵雅秋面前始终自惭形秽。当最后一次泉子送赵雅秋回去，赵雅秋问为什么他们都说你很厉害的时候，泉子躲躲闪闪地说自己不是好人，曾经进去过。泉子的回答让赵雅秋十分震惊，赵雅秋的过度反应也让泉子掉入了绝望的深渊，因为赵雅秋不断地问他：“是他们骗我，还是你骗我？”泉子无法以自己的有罪之躯面对这个纯美的“女神”，他的自卑和压抑到了极致。李慧泉的毁灭并不是社会不容他，而是他自己的性格特点造成的，他不可能像崔永利那样为非作歹，也没有勇气战胜自己，去实现自己有价值的人生。在赵雅秋离开后，泉子一直在暗地里保护她，但是赵雅秋却渐行渐远。他不敢向赵雅秋表达自己的爱意。当他放弃所有，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送给赵雅秋一串金项链却被拒绝的时候，李慧泉的所有希望都在瞬间破灭，他的人生的所有意义也在瞬间化为泡影。
（二）政治隐喻
把爱情放到历史大背景之下，在历史的沉浮中表现爱情的伟大与执着，从而展现爱情的全部丰富性和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这是《云水谣》所展现出来的爱情。《云水谣》是刘恒参与编剧的最为纯美的爱情故事，一反刘恒剧本的悲剧氛围。全剧整个过程都在回答影片开始时晓芮的疑问：“人世间，把生者和死者隔开的是什么？把相爱的人隔开的又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一答案，《云水谣》把主人公陈秋水、王碧云、王金娣三人之间的爱情放到20世纪4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台湾与大陆的复杂历史背景下，以爱情写历史，以历史的沉浮表现爱情的坚贞和伟大。(https://www.daowen.com)
在刘恒的电影剧本中，《云水谣》是并不多见的纯美爱情故事，当然这首先来自原著张克辉的剧本《寻找》的创意。张克辉192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是台盟成员和中共党员，1948年之后在大陆工作。他的剧本《寻找》就是要以爱情为线索来反映海峡两岸历史的沉浮，以及在历史的沉浮中理想、爱情所面临的挑战和坚守。可以说，剧本展现的是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也是他们心灵深处苦难的抉择和坚守。刘恒的改编大体上遵从了原著的基本内涵。《云水谣》剧本把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经历历史的几度磨难依然不忘初衷，以无法割舍的爱情旋律来传达大陆与台湾之间无法隔离的政治旋律，从而在爱情的书写中完成政治的隐喻。
以爱情来隐喻政治，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传统，在《离骚》中，屈原以香草美人隐喻君子，以对美人的追慕象征对美好政治的追求，以自己与美人的距离来象征与权力核心的距离。这样的一个传统在《云水谣》中也得到了发挥。20世纪40年代末，要求进步的青年陈秋水是左翼组织的拥护者。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鲁迅式的斗士、叛逆者，他想让更多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对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的认同就是台湾进步青年对大陆的认同。
对于王碧云来说，爱情是超政治的。一次偶然的机会，秋水到王碧云家给她的弟弟王雨萌补习英文口语，他幽默率真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青春年少的碧云的好感。在假期中，秋水回西螺老家，碧云追至西螺，两个人在西螺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一天晚上，秋水从楼上取下一批书，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秋水向碧云谈起他的政治理想，碧云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她来说，“左和右都只是名词”[5]。作为女性，碧云并不关心政治，她只想过一份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然而，男人却是政治的动物。秋水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政治因素介入了两个人的爱情，秋水的政治抱负是两个人分开的原因。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游行请愿遭到镇压。秋水也在当局追捕之列，不得已在仓皇之中逃亡大陆，之后改名徐秋云，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阴差阳错地开始了和上海姑娘王金娣的恋情。之后，王金娣一直追随秋水，直到改名王碧云并与秋水结合。
剧本中陈秋水的两段爱情，有着极强的政治隐喻。秋水和碧云被隔离在海峡两岸。两地政治的隔绝封锁，也断绝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通信和联系。但是，两个人始终都没有放弃寻找、放弃重新结合的可能，这象征着两岸有可能重新对话的一种尝试。王碧云终身未嫁。秋水和碧云的爱情经历，显然隐喻着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王金娣改名王碧云，是一种替代性的爱情，也是两岸统一的隐喻。
综合上面的分析，《云水谣》用爱情的生离死别反映台湾与祖国分离的具体事实，同时也发出了统一的呼唤，这就是《云水谣》作为主旋律电影的深层内涵。
（三）权力挑战
《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鉴于电影影像与文学文本的区别，刘恒在电影剧本中对小说原作做了一定的取舍。关于《菊豆》，自从电影上映以来，就受到广泛的议论，有的学者认为，《菊豆》与“《俄狄浦斯王》有着某种相通之处”[6]。有的则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菊豆》中杨家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主要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来分析剧本《菊豆》中性爱对权力话语的突破与失败。
“食色性也”是刘恒写作的重要主题，可以说性爱一直是刘恒探索人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菊豆》中，染坊小地主杨金山因为性功能的丧失而经常对买来的媳妇实施暴力，而他收养的“侄子”杨天青则贪恋菊豆的美艳不断偷窥，从而对菊豆受尽杨金山的虐待充满同情。虽然杨天青与菊豆多次偷情野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伦理秩序，但杨天青并不是彻底反叛，而是陷入了性爱本能的自由释放与纲常伦理的规训惩戒的悖论之中不能自拔，最终造成了性爱挑战家族权力但终归失败的命运悲剧。
首先，从杨金山与菊豆的关系来看，杨金山是一个没有性能力的小地主，但性对于杨金山而言又承载着太多的家族意味和男性的自尊，生殖能力的缺失和传宗接代的压力造成了他偏执的性格和对女性的厌恶和虐待。性对杨金山来说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当这一工具得不到他想要的效果的时候，他便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以毁灭女性作为证明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杨金山在虐待死了几个媳妇之后，又买了菊豆为妻。然而，换妻并没有解决杨金山的生殖能力的缺失问题。杨金山变本加厉地虐待菊豆，每个晚上菊豆的凄惨叫声充斥着染坊。遍体鳞伤的菊豆的肉体，展现出杨金山全部的变态心理。面对杨金山的威权和虐待，菊豆没有获救的可能。她求生唯一的希望，就是对她的肉体充满渴望的杨天青。
其次，从菊豆与杨天青的关系来看，天青是菊豆获救的唯一可能，而求助的重要筹码也是性爱，是她寻求突破家族权力话语的重要手段。在得知天青偷窥自己洗澡后，她先是异常震惊，后来慢慢地平静下来，她把天青当作拯救自己的男人，并有意把自己的肉体及伤痕通过天青偷窥的小洞予以展现。后来，菊豆又通过对“侄子”的一番倾诉，把自己的苦难说了出来，也完成了向权力话语挑战的重要一步。
最后，从三者的关系来看，性爱话语最终在无形的权力话语中败北。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青与婶子所生的儿子天白只能和天青是兄弟。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青”“白”二字蕴含着的意思却是“不清不白”。杨金山在世的时候，即使是半身不遂，天青依然对“叔”充满了敬畏和恐惧。第二，在杨金山死后，强大的家族权力却还在继续。在送葬的时候，天青和菊豆一次又一次地从棺材底下爬过去加以挽留，足以体现权力话语对他们的迫害。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杨金山的权力在送葬的时候无形地传给了天白，最后天青死在既是自己的儿子也是兄弟的天白手里。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杨金山所代表的父权其实是传统家族权力话语，而菊豆所代表的性爱话语试图瓦解这一权力话语但并没有成功，天青死在自己儿子手上，意味着杨天白取代了杨金山的地位，父权之类的家族权力之棒依然能够继续肆意挥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