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伦理

爱情和伦理一直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也是电影文学广泛涉及的题材类型。一个关于观众观影偏好的调查结果显示，爱情片一般占故事片总比重的35.5%，虽然居于喜剧片和动作片之后，但大部分喜剧片和动作片中亦有爱情元素。在刘恒的影片中，爱情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伦理”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词。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汉代这个词就已经出现。汉代戴圣的《乐记》中就有“乐者，通伦理者也”^[3]的说法。中国古人也用“五伦”来说明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它现代，是指伦理学作为一门学问真正兴起，是近代的事情。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人们把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片称为伦理片。伦理片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家庭、爱情、婚姻、宗教、社会、政治都可以纳入伦理的考察范围。由于爱情与伦理影片之间的诸多重合，为了便于叙说，我们在这里把爱情与伦理并举，把既相关又重叠的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讨论。鉴于刘恒的实际创作情况，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讨论伦理影片，即刘恒创作的家庭伦理影片。

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大胆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忌，逐渐表现出对政治宏大叙事掩盖下的“小”事情的关心，爱情就是这些小事当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早在1979年黄健中执导的影片《小花》与1981年杨延晋执导的影片《小街》中，两位导演就把触角伸向了爱情这一主题，这是新时期电影爱情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不过，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之后，这两部影片中的爱情诉说都带着某种压抑。黄健中在《小花》中从兄妹伦理的角度，委婉地暗示了“阿哥”“阿妹”的男女之情；而《小街》则通过对女扮男装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性的爱情。此外，电影理论界也注意吸收国外的理论成果。1979年，张暖忻与李陀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从理论的角度呼唤电影回归电影本体。正是在理论界和艺术界的双重努力之下，我国迎来了1981年电影的“爱情年”。在这一年里，陆续拍摄了《伤逝》《知音》《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爱情片，被压抑的爱情题材电影因为一系列的有益尝试，终于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呈现在银幕上。此后，爱情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重要题材。21世纪以来，爱情电影还与爱欲、身体消费以及商业元素联系在一起，走出了日益多样化的发展路径。(https://www.daowen.com)

爱情与伦理息息相关，但又有区别，伦理是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故而伦理的范围比爱情的范围要大，爱情伦理是伦理关系中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伦理还包括家庭、社会、婚姻和国家关系与准则。伦理片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伦理道德的国度。五四运动以来，启蒙思想打破传统的伦理道德，重建现代化的新伦理。在启蒙与被启蒙的双重运动中，伦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论说场域。在电影中，我国自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对伦理的言说。根据李道新在《中国电影史专题研究》中的统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影坛就出现了《大义灭亲》（1922年）、《孤儿救祖记》（1923年）、《重返故乡》（1925年）、《难为了妹妹》（1926年）、《儿孙福》（1926年）、《空门贤媳》（1926年）等一系列以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为题材的伦理影片。在经历了1949到1979年30年的宏大叙事题材之后，伦理片很快就在新的启蒙中受到第三、第四代导演的欢迎，《人到中年》（1982年）、《菊豆》（1990年）、《四十不惑》（1992年）、《漂亮妈妈》（2000年）、《美丽的家》（2000年）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刘恒并没有显示出对某一题材的特别爱好，也没有对某一题材给予一以贯之的创作，他大部分时候是根据导演的要求和时代的要求进行相关的电影文学创作。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刘恒创作的电影剧本主要集中于爱情题材和家庭伦理题材，如《黑的雪》《伏羲伏羲》等。在刘恒的电影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涉及爱情的还有《本命年》《画魂》《四十不惑》《西楚霸王》等，以爱情为主线的有《红玫瑰白玫瑰》《云水谣》《杀戒》等，以家庭伦理为主线的有《菊豆》《四十不惑》《跟我走一回》《漂亮妈妈》《美丽的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