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关注
可以说，刘恒对乡村和城市的关注具有独特的渊源，他对两者都有着深厚的情谊。乡土和都市都滋养过刘恒的精神，是刘恒精神架构中两块不可或缺的文化土壤，一是作为都市的北京，一是作为乡村的洪水峪。
刘恒创作的农村题材的电影作品中有洪水峪的影子。少年刘恒曾长时间地待在父母的家乡，与外祖父待在一起。外祖父是典型的农村知识分子，爱好故事，还把唐诗写在用白灰刷成的外墙上。他逢年过节都会给别人写春联，刘恒那种对文字的景仰和神圣感自小就建立起来。这个叫洪水峪的地方，是刘恒小时候的精神家园，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也唤醒了他的生命意识和写作意识。刘恒的小说创作，就常以洪水峪作为故事背景。《狗日的粮食》写洪水峪的农民杨天宽用200斤谷子买来了一个有“瘿袋”脖子的女人的故事。《伏羲伏羲》讲了原始中国农村洪水峪里一个关于性本能与伦理禁忌的悲剧，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菊豆》可以说是刘恒电影文学关涉洪水峪乡民故事的一个重要代表，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欲望的无限性和行为的有限性的冲突。
北京是刘恒的第二精神家园。从部队复员后，刘恒成为一名装配工人，他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作为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和观察者，刘恒熟知北京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快乐，并不断将其诉诸文字，如小说《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试图通过文字来传达底层城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并以此来反映这个时代下人们的思考和生活。1988年，刘恒根据其小说《黑的雪》改编的电影《本命年》就讲述了一个社会失足青年在接受社会的改造后，如何面对20世纪80年代逐渐市场化的城市所发生的故事。此后，北京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刘恒电影文学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1997年，在《北京文学》第10期发表的、引起很大反响的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由导演杨亚洲，编剧崔砚君、孙毅安搬上荧屏，改编为电影《没事偷着乐》。2000年，刘恒又将其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又改编为电影《美丽的家》。此后，该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有的学者认为，刘恒在老舍之外开辟了新的京味传统。
在改编他人小说之时，刘恒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广泛触及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如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就以农村妇女进城告状的形式反映了农村与城市的隔阂；改编自俞胜利小说的电影《杀戒》，则把农村与城市在爱情上的差异展示得淋漓尽致。
（一）场景再现
《菊豆》的实际拍摄地在安徽黟县南屏，因而电影的场景、画面、风情具有了鲜明的安徽地域文化特征。因为《菊豆》并没有涉及故事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所以不能根据其拍摄地来研究剧本故事的乡村因素。当然，剧本的乡村场景可以借助小说这一参照背景来确认和领会。在小说《伏羲伏羲》一开始，刘恒就交代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话说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的某个逢双的阴历白昼，在阴阳先生摇头晃脑的策划之下成了洪水峪小地主杨金山的娶亲吉日。”这句话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发生地点为“洪水峪”，即为刘恒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子，小说用的是真名。在剧本《菊豆》中，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则已经隐去，因为它与小说对人的欲望的深刻剖析无紧要关系。但是，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菊豆》中的风俗习惯和景物器具体现出农村乃至洪水峪的典型特征。
剧本中有很多的场景都反映了农村的生活场景。在剧本的第二个场景，杨金山迎娶菊豆，标题为“田野，阴”。新郎杨金山“端坐在骡子背上，戴礼帽，着黑衣长衫，帽带里风雅地插着狗尾巴草，扎了显眼的斜十字红绸”[10]。新娘菊豆“蒙着新娘盖布坐在喜背子的毡垫儿上，青衫青裤，只有红盖头像一团火，她怀里抱着一把伞”。这是杨金山买来菊豆时的场景描写，这是典型的农村娶亲的场景。“田野”“狗尾巴草”“喜背子”等意象都反映了故事发生的基本地域特征。
对染坊的描写，则展现了典型的农村小业主的工作场景。刘恒对剧本第五个场景染坊内的描写是这样的：“墙边支着几口大锅，咕嘟咕嘟的煮着染料，火苗绕锅奔窜。正面地下几个大地池排开，分别是红、绿、黄、黑的染料水。土白色的坯布从锅中提起，热腾腾甩进地池浸泡，而后又捞入几口大缸水洗……//杨金山用棍在锅边搅动，杨天青赤裸上身，满脸汗水从地池中捞起布来一节节拧干。作坊里轻烟环绕。”这是劳动场景的描写，小业主杨金山必须亲自下到染坊一起干活，属于典型的家庭小作坊的劳动模式和经营模式。这是剧作家第一次对染坊做比较细致的描写，也暗示着以后故事发生的基本场景。
而为杨天白的取名，则是典型的农村宗法制下为后代取名的场景的再现。在天白诞生的那个晚上，象征族长的、须发皆白的二爷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为天白取名。有的说“天字辈的没剩几个好字了”，应该现想一个，立即就有人反对：“放屁！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你比祖宗学问还大？杨家就这一个后人，取上歪字叫杨家风水就完了。”这一场景再现了农村宗法制下村民们对孩子名字的重视和对传宗接代香火永续的信念，带有典型的农村宗法制意味。(https://www.daowen.com)
这一切对具有标志性的农村劳动、娶亲和取名的场景的描写，比较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偏远落后农村的风俗习惯和景物器具，是对刘恒小时候生活过的洪水峪的直接再现。
（二）美好愿景
作为刘恒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北京可以说是刘恒最熟悉的城市。北京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也是刘恒最熟悉的生活之一。在刘恒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描写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部长篇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种无奈而亲切的平民生活。小说主人公张大民总能把生活的无奈消磨在自己的贫嘴中，他的贫嘴既是对无奈而平凡的生活的反抗，也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曾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其中有孙毅安和崔砚君编剧的《没事偷着乐》，刘恒自己操刀的《美丽的家》，此外还有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两部电影比较而言，孙毅安等编剧的电影《没事偷着乐》更加忠实于原著，影片的人物和基本事件都没有做大的改变，而刘恒自己编剧的《美丽的家》则做出了较大的调整，虽然刘恒认为在《美丽的家》中饰演张大民的梁冠华因为胖更加符合自己小说的精神。在《美丽的家》中张大民不再住在拥挤的小巷中，而是住在都市楼房中；他不再是保温瓶厂的工人，而是一个送“闷得儿蜜”矿泉水的送水工；他虽然不用再忍受一家多口人住在一起的拥挤，但是却深受房子装修、孩子上学等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方方面面的事情的困扰。人物虽然变化较大，但基本的精神却没有变化。房子、孩子、票子始终困扰着主人公，然而他也乐在其中，因为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房子、孩子是当下人们始终围着转的主题。房子代表着最基本的生活起居，没有房子就没有归属感；孩子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维，也是自我的延伸。对于一个稳定的家庭来说，房子和孩子无疑是重中之重。而张大民就处在孩子、房子的紧张与矛盾、幸福与困扰之中。他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的最基本的生活状况——无奈而平实，简单而幸福。
为了追求更有品位的生活，在邻居们整天装修的吵闹声中，张大民也开始了他的房子的装修。但是他却一次次被骗，第一次是张大民在路上碰到的刘师傅，刘师傅笑容灿烂，主动打广告。于是，他把刘师傅请到家，又是丈量，又是谈价，但是刘师傅离开后就不见踪影，骗走了大民丈母娘的5000块钱退休金。为了安慰丈母娘，他让送水公司的老李帮忙，谎称骗子被抓住，钱都追回来了，一分不少，大民就这样“巧妙”地化解了丈母娘心中的烦恼。第二次大民又被孙经理摆了一道，孙经理一边攀亲戚，一边说啥都行。为了自己帮着把装修弄好，大民偷偷地学刨木、贴瓷砖，“占小便宜”的市民心态表露无遗。他一方面无法像“疯子”[11]一样把家里做成原始的窝，也没有经济实力把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在“疯子”的启示下，大民把家里刷成了海蓝色。这种无奈之举，表现了大民对家居的重视却又无可奈何。而对别人家装修的豪华和奢侈，大民既羡慕又不愿承认的复杂心态。在当下房价高涨的时期，这部电影依然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教子观念。所以，孩子的教育一直是一个困扰无数家庭的重大问题。家长们在孩子读书的时候总是对他们严格要求，在上课之余还要安排他们不断地补习、学特长。在《美丽的家》中，李云芳就一直想要儿子张树学习一门特长，那就是吹小号。每天起床后，张树都要对着窗户练习吹号。在孩子的培养方面，李云芳可谓“无所不用其极”，80块钱一个小时为孩子请乐团退下来的老师做家教，买票让儿子听海顿的作品音乐会，自己却舍不得花钱，在剧场外等儿子出来。而培养这个特长也正是为了孩子能够上一所好的学校。然而，这一简单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先是999中不再招收小号特长生，接着张树过马路时小号被车子压扁。这些家庭的琐碎事情，始终让大民苦恼。
在剧本的末尾，为了给有些老年痴呆的母亲祝寿，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个拥挤的小屋子里。这时候，小树已考上了666中学，仔细看来，大家各有各的苦恼，但又都愉快而幸福地生活着。也许，这才是生活的本来状态。正如大民对死去的父亲所说的：“日子过得不比别人强多少，可也不比别人差到哪儿去。我们没给您丢脸，都咬着牙往前奔呢……”[12]这就是像张大民一样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然，这也是最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