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碰撞
农村与都市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二元划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进入城市，城市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生存地域孕育出不一样的生存逻辑和生活准则。当农村人进入城市，农村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文明的困扰，或者在两者的碰撞过程中给人的心灵带来创伤。
（一）城乡差异
从城乡关系角度切入对刘恒电影文学《秋菊打官司》的解读，也许别有一番风味。
在《秋菊打官司》[13]一剧中，秋菊的丈夫因与村长发生争执，庆来骂村长只会生母鸡，被村长踢了一下“命根子”。村长要面子，不肯认错；秋菊要说法，不肯让步。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两条难以交汇的河流”[14]。双方的矛盾得不到调和与解决，好强的秋菊只能不断地上诉和上访，要求村长给他们一个说法。先是镇上，再是县里，法律的判决都一样——罚款和调解。然而，秋菊要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村长的低头道歉，可是村长对罚款的裁定并不拒绝，但是拒绝道歉。最后，秋菊上诉到了市里。进入城市和与城市人打交道的过程，正是秋菊观察城市、了解城市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文化与地域差别、思想观念的差别得到进一步凸显。
去市里，对于秋菊来说无疑是进了城，她和妹妹处处小心。农村来的秋菊和妹妹走在城市的人群中，以农村人的视角观察着城市。首先，人力车夫喜欢骗农村来的人。来到市里，镜头跟随秋菊的目光前进，她们看到了高楼、广告牌、车流以及来来往往的人流，一派繁荣而陌生的景象。在一处路口，为了找到“便宜的旅馆”，秋菊花了30元钱雇人力自行车车夫把她们拉到了“东方饭店”的门口。一问才知道被人拉在城里逛了大半天，本来只需要5元钱的路程却花了30元钱。门口的自行车管理员建议秋菊换一身衣服，因为菊豆和妹妹的行头一看就是农村来的人，不换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这里，农村来的人成为某些城市人欺骗的对象，他们审视农村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着装。于是，秋菊在一家服装店买了两套衣服穿上，装成一个城里人。在这里，农村和城市的对立凸显出来了。农村人被视为无知懵懂、可以随心所欲欺骗的对象，城市人在农村人面前扮演着一个强盗的角色。虽然那些人也是城市的底层市民，但是底层市民的生活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基本道德水准。为了不被城里人骗，秋菊不得不装成一个城里人，这是农村人进城首先必须谋求的身份转变，至少要在外表上是一个城市人的样子，这样才没有人欺负你。剧本就这样无形地体现了城市与农村身份角色的严重对立。
其次是村里人围观从城里回来的秋菊。秋菊从城里回来后，先让二顺子提前回家，自己则“从包里掏出一件人造毛的短大衣，鼓足勇气穿上了。仿豹子皮的大衣使怀孕的她显示了一种古怪的意味，华丽，残忍，还有点儿滑稽。她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一下子便充满了自信了”，村里人挤在热气蒸腾的房间里围观着这一切。秋菊所带回来的新鲜劲是乡里人没见过的，村里人你一言我一语。虽然打人事件还没有讨来说法，但是看得出来，秋菊一家人都很开心，这是进城带给他们的欢乐。一个村民说：“你把市公安局长的车给坐了，真的假的？”村里人的惊讶和艳羡之情溢于言表。农村人与城市人的观念差异，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本剧的主旨之一是体现农村人对于人情与法理关系如何处理的迷惑。秋菊并不在乎法律程序的严谨，她要的是村长对打人的行为认错。按照法律程序，村长已受到应有的惩罚，罚200元，包括误工费和医药费。可是村长死不认错，两个认死理的人纠缠到一起，难分胜负。然而，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还是在剧本中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成为电影文学剧本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也是我们在解读时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
（二）人性扭曲(https://www.daowen.com)
一个是配种站副站长，未来的站长候选人，小城的普希金，诗人，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帅气俊朗与超拔；一个是天生丽质的钢琴女神，出身于书香门第，对艺术和爱情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两个人因为对文艺的爱好和“因缘巧合”走到了一起。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又因为志趣不合，渐行渐远。在争吵和争抢儿子的大战中，他们发现对方竟然和自己当初所想相去甚远，直到最后走上法庭，甚至持刀相见。这就是电影文学剧本《杀戒》的故事情节。
对于极为重视传统男人自尊的肖立昆而言，他此前让人艳羡的美好姻缘竟然是建立在对方的欺骗之上的。江月娥的前男友出国，但是江月娥已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虽然社会风气、婚恋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但未婚先孕仍足以让人颜面尽失，用她闺蜜的话来说就是“以后你还怎么嫁人”[15]。在配种站闺蜜王晓娟的帮助下，月娥与立昆在配种站偶遇。月娥的姣好面容，立昆的帅气潇洒，给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月娥也曾真心想和立昆在一起，当月娥读着立昆笔记本上的诗歌、看着立昆骑着骏马飞奔的时候，月娥含着泪水撕碎了与前男友的合照。因此，月娥与立昆两人的结合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然而，两个人不同的家庭出身，却成了彼此不可逾越的鸿沟。剧本再现了结婚三个月后肖立昆第一次带江月娥回家时的情景，立昆出身不好的一面充分展现在月娥的面前。两人提着大包小包、坐火车、坐敞篷摩托来到了肖家屯。面容憔悴的立昆和月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立昆的父亲和弟弟正在杀猪，满地的猪血和刚开膛的肉猪摆在两个人的面前。这让月娥有些作呕。更让月娥无法忍受的是，厕所爬满了蛆，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这让她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无法忍受。第二天的酒宴都准备好了，月娥却一个人固执地离开了肖家，回了城里。肖立昆的挽留，从请求到最后变成了歇斯底里。月娥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她不顾立昆的挽留，毅然离去；立昆认为这是对他的蔑视，是对他的家庭的不尊重。“杀猪的后代”，似乎成为肖立昆无法逃离的宿命。在剧中，立昆多次与人争吵，缘由都是“杀猪的”三个字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甚至从弟弟和一个不知名的小孩子口中说出，他都感到异常气愤。他对弟弟摔筷子，把小孩子推翻在地，都是他敏感的表现。
立昆之所以对“杀猪的”三个字这样敏感，在于“杀猪的”三个字是他出身的标签，是他被妻子和其他人看低的标签。妻子的冷漠和歧视是对他自尊的最大伤害。两个人的鸿沟，在结婚三个月后回家开始就出现了。月娥开始夜不归宿，到处与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乃至其他男人私会。月娥彻夜不归，即使深更半夜归来，立昆也一次次求爱不成。性饥渴、性压抑、精神崩溃，这一切直接导致了两个人的离婚。在离婚前，两个人简短而又激荡心灵的对白，彻底展现了彼此对对方的看法。月娥认为立昆距离闺蜜晓娟所说的“诗人，理想主义者，优雅、英俊、体贴，好得不能再好，小城的普希金”相去甚远，他骨子里就是个“粗俗”的人。而立昆对江月娥的招蜂引蝶、水性杨花也十分不满，因为这挑战了他的道德底线。无可否认，在立昆的道德秩序里，他始终有城市与农村、上层与下层的桎梏和困惑。他认为月娥看上了上流社会的白马王子。同时，在立昆的骨子里还有着一种发自心底的不自信。在城市与农村乃至上层与下层的对立中，立昆始终是被打败的一方，甚至他会被一个小孩轻易地打败。由于家庭的分崩离析，他容易把不开心带到工作中，导致立昆在事业上也节节败退，最后在竞选站长时落选。
而最为重要的，最终导致立昆彻底崩溃的是他发现儿子竟然也不是自己的。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个与自己相处多年的儿子，居然与自己毫无关系，由此使得他此前想方设法把儿子藏起来的行为显得相当可笑！他彻底崩溃了，他走向了极端，他要毁灭这一切。在刘恒编的剧本中，立昆这样做了。但是，竹卿修改的作品改变了结局，立昆只是在梦中而没有在现实中完成杀妻的行动，不过刘恒对此并没有异议。因此，剧本的结局是立昆在黑暗中远远地看到月娥母子一起生活的场景，深受感动，一朝顿悟后放弃了预定的杀妻行动。
两种结局的好坏，我们姑且不论。事实上，在刘恒改编的剧本的结局中，以死亡代替救赎，为的是给观众带来一种道德上的教化，也许会更有冲击性和震撼力。爱情是什么？婚姻又是什么？它们是否可以并存？爱情和婚姻是否可以穿越不同的教育背景和阶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杀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以自我救赎为结局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还是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示。
随着信息传输的日益便利，农村和都市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但是，当城市人和农村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依然会有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的差别。如何继承以往农村题材和都市题材电影的优良传统，立足当下，反映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路历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不可回避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现在，刘恒对农村和城市题材的把握和挖掘，应该说也在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