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描绘
在刘恒编剧的剧本中，《集结号》和《金陵十三钗》受到了普遍关注。前者在战争题材中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改变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形态，拓展了国产大片的类型，让我们观照20世纪“有了更为深入地表现的新的历史视界”[19]，从而成为“中国战争片文化转型的拐点”[20]；后者则把触角伸向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学生、妓女的视角诠释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主题，从传统的男人抗日转向底层抗日、妓女抗日。
（一）主旨转换
战争题材的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曾大规模生产，但是在主题方面却呈现出基本单一化的局面。影片主要歌颂革命英雄主义，主人公们自始至终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如此过度拔高英雄人物，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人物塑造上往往表现为战争题材电影主题的千篇一律和形象的脸谱化、类型化，如帝国主义一定凶残好色，国民党往往胆小怕事、没有本事，而我军将领往往临危受命、勇往直前、战斗到最后一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长久以来，战争题材电影就只有这一种声音，盲目的乐观主义忽视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被卷入战争中个体心灵的复杂性。而《集结号》对传统战争题材电影的突破意义正在于此，它转变了战争题材的观照视角和主题呈现，既展现了我军将领与士兵的顽强和对军令的坚决服从，但他们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独特性，都有各自的人性弱点，这些弱点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战场上做英雄，而战争在人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也是难以磨灭的。
在结构上，《集结号》的剧本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战争，描写了三场较大的战役，特别是汶河南岸的阻击战，在这场战斗中，九连除了连长谷子地，31名（电影中为46名）战士全部壮烈牺牲。后一部分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连长谷子地为恢复全连“被遗忘”的战士的名誉而做的坚守和不顾一切地寻找战友们的骸骨的故事。如果电影只有前半部分，那么影片则主要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人在战争中的渺小与无助；而后半部分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每一个牺牲者都是永垂不朽的”[21]，任何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也有得到价值认可的权利。上级没有吹“集结号”，把一个连作为炮灰，可以是战争中理所当然的“丢卒保车”的战争策略，但他们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他们的功劳也需要被承认。这样就摆脱了传统战争题材电影的“英雄成长”和“战争胜利”两种基本模式，把矛盾从外部引入内部，从而展现了人性的深度。正如刘恒在剧本的构思梗概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但更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人’、关于‘尊严’和‘牺牲’的故事”[22]。
首先，刘恒的战争题材的剧本和影片真实地再现了战争场面的残酷性和战争中人的渺小。在巨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作为肉体的人是不堪一击的。在第一场战斗中，我们看到的是断壁残垣和人的肉体的撕裂，人的肉体和血液在地雷的爆炸中飞向空中，任泉饰演的指导员在炮火中被炸得血肉模糊。剧本中描写道：“指导员的腰几乎被打断了，胸部以下浸泡在黏稠的血浆和破碎的身体组织之中，眼睛却还大大地睁着”，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而最艰苦的战斗莫过于汶河南岸的阻击战，王金存就是这场战斗中最为真实的人物之一。姜茂财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他永远把玩着他的枪，枪法奇准，心理素质极高。而王金存天生害怕见血，怕炮响的声音，想念妻子，曾以自残方式企图逃回老家，刘恒笔下的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员，却永远不是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是，在连长谷子地的帮助下，他从关禁闭中走出，担任了指导员，最后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战争中人的存在状态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董存瑞、邱少云和黄继光吗？不是，人本来就有求生的一面，这是人的本性。对本性的尊重，应该就是对人性的尊重，战争的残酷性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最大摧残。
其次，刘恒的战争题材剧本和影片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和牺牲的价值。坚守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说在战场上全部阵亡是一种痛苦，那么牺牲不被承认却是对牺牲的亵渎。谷子地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原来发出集结号的团长刘泽水和挖出战友们的骨骸。然而，自己原来的部队番号已经取消，刘团长也不见其人。于是，谷子地在已经变成煤场工地的汶河南岸苦苦挖掘。杨金远的小说在结尾让老谷空等了45年；而在《集结号》中，战士们则得到了应有的承认，牺牲的战士们被从煤窑中挖了出来，被授予了奖章。
也许，正如小说《官司》中营长所说的，老谷就是“太认真”，剧本中赵二斗也说“找不到就不要再找了”。然而，正是在这种“讨一种说法”的过程中，谷子地对牺牲的重视，对战友们生命的重视，也是对上级命令的重视，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对一个个鲜活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坚守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部影片代表着中国现代战争片的视角由英雄向平凡人的转变，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移。(https://www.daowen.com)
（二）自我救赎
如果说《集结号》把战争题材影片的视角从英雄转向普通人个体，那么《金陵十三钗》中的这种转向就更为彻底，它把宏大的爱国精神付诸秦淮河妓女身上来表达。在《金陵十三钗》中，当同时遭遇国破家亡的变故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保存做殊死的反抗。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各个人物都在战争的洗礼中经历了各自的成长和性格的完善过程，他们变得更加成熟并富有献身精神。这一成长，几乎是剧中每个人物的心路历程。贝尔饰演的约翰，开始只是一个想发战争财的好色之徒，逐渐地成长为一个保护学生的具有圣洁光辉的神父；看不起妓女的教会女学生，逐渐放弃她们的高贵，开始理解秦淮河的女人，读懂她们的不平凡和沦落为娼妓的无奈。然而，成长和牺牲最大的应该是秦淮河的妓女们了。她们自古就是被人看不起的“娼妓”，忍受着男性的凌辱和唾骂，而战争的残酷让所有遭受苦难的人得以成长。
杜牧曾经在诗歌《泊秦淮》中写尽了诗人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痛心和鞭笞。然而，只要仔细想想，作为瘦弱女流的商女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又怎么去掌握国家的命运呢？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在杜牧的诗中让歌女献唱的依然是某些达官贵族，商女又怎么能够登上家国之恨的历史舞台！然而，《金陵十三钗》中的妓女们做到了，她们用自己的瘦弱之躯去对抗军人都无法抵御的侵略者，虽然她们使用的唯一工具是肉体，但是她们依然是一批了不起的女人，是最纯洁的女人，“个体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抽象的共同体，属于民族或国家的利益”[2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刘恒要将民族解放的重任托付给这些忍辱负重的女性。
秦淮河，是一个出名妓的地方，也是一个出女英雄的地方，柳如是就是一个例子。当一个国家衰微的时候，就有被异族凌辱的可能。当所有人都在南京的沦陷中拼命寻求藏身之地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堂，在中国的领土上，它能暂时保护中国人。于是，女学生、约翰、妓女、日本兵、教导队战士都挤在教堂里。李教官的战死，意味着中国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保护中国女人的能力，她们完全暴露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外界的失衡，使一些本来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来到了同一个屋檐下。影片的巧妙之处也在这里，它把一般情况下无法见到的矛盾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可以说，这一设计导致一种新的外在矛盾和内部矛盾的发生。如果说中国人与日本兵的矛盾是主要的外在矛盾，那么妓女们不顾阻挠地进入教堂，则意味着“妓女们是以入侵者的姿态进入教堂的”[24]，她们就和女学生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内部矛盾。这种新的内部矛盾，在与日本兵的内外矛盾激发时就会凸显出来。
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始终是以敌对的姿态来面对以玉墨为首的妓女团队的。在女学生们看来，她们衣衫不整，放荡肮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下两种女性的对立，也是传统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二元划分。一种女性，是豆蔻年华的青春女孩，她们纯洁善良，是男性保护的对象；一种是秦淮河上卖弄风情的妓女，她们搔首弄姿，一钱不值，是男性玩弄的对象。这不仅在男性话语中是如此，如李教官把浦生送到地下室的那一刻，对妓女和女学生的不同态度就反映了这一点。李教官对妓女们是粗暴的，也是不愿意直视的，但是他却冒着全队战死的危险拯救了女学生，并且捡回了书娟丢失的一只鞋，悄悄地放在了书娟的门口。同为女性，在自己的话语中也认为妓女低人一等，女学生甚至不愿意和妓女们共用一个洗手间，可见“妓女低人一等”的观念在女性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教堂内部的对立中，女学生的隐忍和妓女们的吵闹形成了对比。最后，在一名女学生死于日本兵的流弹下之后，内部矛盾一下子转换为外在矛盾。因此，书娟为了不暴露玉墨等妓女而选择独自面对日本兵。书娟的这一抉择，也是选择对话的开始，也让群妓在女学生身上看到了她们自己的童年。
日本兵对人道主义的无视，对圣洁之地的污染，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用最极端的暴力强奸失败之后，他们就采取了迂回和缓的方式，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放过女学生。长谷川的到来，似乎给女学生面对的局面带来了一定的好转，但是却把女学生推进了另一个火坑。谁都知道赴宴为日本人唱歌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书娟试图通过自杀来免除身子可能被糟蹋的耻辱。也是在这个时候，玉墨等妓女的伟大之处才得以凸显。她们计划用自己的身体去替换女学生的身体，让女学生免遭侮辱。玉墨对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有着自觉的，她们想要用自己的行动来保护女学生的名誉，体现出“商女亦知亡国恨”。
“玉墨们”走向日本人的庆功宴是悲壮的，她们试图用这种行为洗脱妓女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的污名，完成自我的救赎。然而，这种救赎是建立在“妓女”不如“处女”，是次一等的生命的二元对立思维之上的。这种思维具有根深蒂固的男性话语属性，编剧和导演试图通过妓女们的献祭行为救赎学生，也希望在牺牲的边缘上救赎妓女自己。不过，这种救赎是悲壮的，是带着历史的屈辱的，同时也是对男性话语的解构，因为最终保护了女学生（中国纯粹的象征）的不是男性象征的中国军队，而是被男性压抑的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