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主旋律
刘恒与“主旋律”的结缘不是一种偶然的关系，他年轻时曾经有过部队的生活经历。对于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战士们的思想深受“主旋律”的熏陶是毫无疑问的。可想而知，入伍从军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刘恒，因而我们从刘恒的创作中也能不时看到他过去当兵时的影子，以及不时涌起的战士情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虽然距离某些影片中反映的特定时代已经多年，但是影片里反映的军队的某些氛围，确确实实来自他曾生活的部队。“一有了什么艰苦的事情，人会不由自主地冲在前面。那种对命令的坚决服从，战士之间的那种相互关怀，跟战争的年代没有本质的区别。”之所以有如此的判定，是因为他对部队生活的熟悉。《张思德》里面的普通战士张思德，《集结号》里面的连长谷子地，《南方大冰雪》里面的连长周志强，这些人物身上具有的共同特点也一如前面刘恒所说的那样——坚决服从命令，与身边的战士互相关怀，不论有什么艰难的事情，始终冲锋在最前面。而这些人物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是刘恒赋予他们的，但从刘恒所谈到的他自身的经历来看，确是那支刘恒曾经生活过的部队的传统。部队的传统影响了刘恒，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令他“站在新的历史观角度反思英雄存在的价值”[30]。
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一般都面临一个主题时代性的问题。英雄人物需要缅怀，优良品质需要传承，对于电影的接受者而言，一个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的主题，更能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主旋律电影正具有这种力量并可以净化被污染了的精神土壤。从另一个创作的角度看，主题的时代性，是在对英雄人物进行塑造的时候，力求还原他们曾经的真实生活，并且创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要从英雄人物的素材里面发现新的具有某些时代意义的东西。“把普通人写得很真实，没有拔高，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写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31]由于时空的限制，也由于艺术塑造的需要，完全还原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不可能的，将人物的素材堆砌起来也不是主旋律电影的正确创作方法。并且很多媒体对英雄人物的宣传过于“高、大、全”，导致他们的形象跟现实生活中一般人的所见所闻相差甚远，因而难以满足观众对主旋律的真实需求。于是，对主旋律的素材进行重新选择、重新发现并观照现实生活中普通大众的真实需求，便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创作取向。
主旋律作品需要塑造英雄人物，这对于刘恒来说不是难事，因为部队里面就有英雄人物精神的传承。“当了6年兵。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崇拜的人，就是喜欢雷锋、王成、张思德。”[32]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骨子里可能早已有这个基础了，他不会排斥宣传这样的英雄人物。此外，在创作的过程中避免将人物塑造得过于脸谱化。英雄人物身上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政治信仰、共同的思想品质、共同的精神力量是可以理解的，创作的时候不仅不能避开对这些的描绘，而且都要体现出来。人物的共性不能丢在一旁，但是人物也需要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刘恒认为，永远都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标准，因而在人物的塑造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不管电影当中的人物塑造得如何完美，不管创作者使用何种艺术手段把人物塑造得多么可信，一个事实是，观众的心确实越来越难以俘获。关于主旋律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刘恒也曾说过，人物身上需要具有美德，但是“任何美德都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之后，可能要走向反面”[33]。当他在写作品、塑造人物的时候，有些理性的思索在当时是离得比较远的，指望以艺术化的人物承担那么多思辨性的东西并不实际。然而，这些思辨性的东西得融入故事当中，并且使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能够从人物身上感知这些东西的存在。他认为这就是影片的深度和它的那种独特性所在。于是，在刘恒的作品当中，张思德、王进喜、谷子地、陈秋水、周志强这些英雄人物各自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有各自的人性色彩。这些人物身上的思辨性色彩也相当浓厚。(https://www.daowen.com)
主旋律电影要获得市场的认可，需要具有一般类型影片的基本元素，比如好的故事、戏剧性冲突等。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观众的欣赏水平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可以说，更加挑剔了。既要能抓住观众，又不能失去主旋律本身具有的价值功能，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恒的主旋律作品是“文化消费与主旋律折中的产物”[34]。他的主旋律作品当中，也同样具有商业性的色彩，但是他不是简单地随波逐流，而是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此，他也曾谦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给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树立所谓的标杆，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样式，丰富了这类题材的表达方式。
再从形式上来看，一般来说，主旋律作品的形式非常丰富：其一是献礼类的影片，比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其二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比如《大决战》《开国大典》等；其三是革命领袖的影片，比如《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等；再有就是英雄平民化书写的影片，比如《国歌》《焦裕禄》等。从题材类型，乃至影片的形式来看，刘恒都有意避开了主旋律的这些外在形态。他不再聚焦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而是将视角放在了现实题材上面，书写平民化的英雄，从这些人物的生活入手，从他们平凡的历程当中去刻画这些平凡而又意义非凡的人物。张思德、王进喜、李林森、周志强等人虽然从外在看具有一定的“英雄本位”色彩，但相对于前面那些恢宏题材和风云人物而言，已经明显不同。对于他们，刘恒不再是歌功颂德，而是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从日常生活入手，以平常人的心态、以平常生活的角度去考察他们的生活，在作品中不断强调人物的人情味和他们的性格魅力以及散发的人性魅力。这也正是刘恒一向秉持的创作风格：以对人的探索为中心，侧重于对人性、生存二者关联的探寻与思考，深度挖掘人物，深度挖掘主题，采用更多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作品讲述的故事并不为具体的时空所局限，而是在日常生活故事中阐释人性和普遍性意蕴，因而也成功地刻画出全新的人物形象。鉴于刘恒对主旋律电影文学作品创作的深刻理解和开拓性贡献，学界把其创作的主旋律作品风格称为“新主旋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