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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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跑
费内西尼，他说。她在黑暗中坐了起来，问他那是什么。他又说了一遍，她还是一头雾水，于是伸手点亮放在行军床边的手电筒，不把光束指向他。他也在床上坐了起来，眼睛望着她。在这午夜时分。她走到他跟前，打开床头灯。他说了第三遍那个地名。她以为他在说胡话，刚刚从梦中醒来，梦见他那个遥远的非洲故乡。“费内西尼，”他又说了第四遍，面带微笑，“我的学校……我读书的地方。我以前和你说过的。”
她递给他一本笔记簿——这本子她一直放在自己床头，好让他在说不出话的时候把话给写下来，于是他写下了费内西尼。他不能写久了，他右臂和腿上的肌肉依旧无力，但他能写上几个字。他现在开口比之前多了，一周接受四次语言康复，迫不及待地想要恢复说话的能力。他自己走路去的医疗中心，权当锻炼，每次都自己计时。那里离家只有一小段路。他身体好的时候，走过去只需要十分钟，就是沿着他们这条街走到底然后左拐，顺着那条路笔直走就到了。头两次是玛丽亚姆陪他去的，但后来她就得去难民中心做下午的志愿服务了，于是第三回他就自己去了，一点事没有。从那以后他回回都自己去了，悠悠地走着去。当时是夏末，天气很宜人，他走得很慢，拄着一根棍子，好让右腿不要受力。她有时还会看着他走路，她那勇敢的博姿先生。医生告诉他说，最近一次扫描显示，他左脑所受的损伤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样严重，他的失语症已大有好转。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增强身体力量，一次不落地接受语言康复，然后保持愉悦。保持愉悦看似是不太可能了，但他在语言康复和身体锻炼方面倒是非常听话，渐渐地他能说话了。要听懂他的话有时候不太容易，可他确实渐渐能说话了，他的头脑也清晰了。每次他又能多说几个字的时候，他那股高兴劲儿都让她热泪盈眶。
她看着他在笔记簿上写下的那几个字，然后念了一遍，两眼望着他。他点点头，面带微笑。“你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字。”她说，他又点点头。“在哪里呢？”她问道。
以前她问他这个在哪里的问题时，他总是回答说在老家或是诸如此类的话，然后立刻转换话题。非洲来的猴子。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就说了桑给巴尔。她又递给他那小本子，他写下了那几个字。她对这地名倒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尽管他之前十分小心，那个地方他还是说漏嘴过几次的。“和我说说桑给巴尔。”她说，但他摇摇头，又开始哭泣。这些天来，他动不动就哭。她挨着他，在他的床上坐下，手里拿着小本子，看着他的哭泣渐渐变成呜咽。等到他的呜咽渐渐平息，他也擦过眼泪，平静下来了，她便去楼下拿来地图册，让他指给她看桑给巴尔在哪里。这时他开始说了，一次只说一丁点，说那很久以前的事情，远在他来这里之前。她无声地暗自叹了口气，真希望他之前没有秘而不宣地踌躇了这么多年。桑给巴尔有什么值得如此保密的地方呢？每次她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他总是说东非。然后他又说，他只回去过一次，当时他的船在蒙巴萨港靠岸了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上岸，于是只能望一眼那座小城。所以她猜测他的家乡是蒙巴萨。
夜色渐渐淡去，她也看得出他累了。他也许已经醒了有几个钟头了，在那里想着费内西尼，于是她说，她去沏点茶吧。等到她再上楼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又告诉了她更多事情。她等着他准备好了再开口，可当夜晚降临，两人来到楼上的卧室时，他依然没有接着昨天半夜开启的话题往下讲，于是她提示了他一下。她对自己的地理知识和记忆力不太自信，所以她让他把那些怪名字都在笔记簿上写下来，或是让他拼读出来。他告诉她，他在乡下长大，离费内西尼，也就是他说过自己以前念书的那个地方不远。第二夜，他就只说了那里的事情：他的父亲，守财奴奥斯曼；他的哥哥卡西姆和“不作声”优素福；他的母亲，在他嘴里她永远都只是妈；还有她的姐姐法齐娅（把名字都写下来）。接着他又和她说起那天卡西姆如何带他去了费内西尼的学校。那地方之所以叫费内西尼，是因为路边长了一棵好大的树，树上结的果子就叫费内西。她学着说出那几个字，他又让她说了好几遍，直到她发音对了为止。费内西。她喜欢说这个名字，费内西，让她感觉舌头下面像是藏了个东西似的。他向她描述那种水果，但她想象不出来。就像一只绿色的橡胶口袋，里面装着甜甜的、软黏黏的果肉，他说。他画了一幅画，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种水果。最后，她才发现这“费内西”的英文名字就叫菠萝蜜，因为第二天她去图书馆借来一本书，就是那种配了许多照片的植物学大部头，他们一起在书里一页一页地找，直到找见那种水果为止。那不算是一种很漂亮的水果，但最后能找到它，两人都很高兴。他还不知道这种果子竟如此受人青睐，在全世界的那么多地方都能找到它的身影，虽说他自己在旅经各地的时候也不时见到过它。当她念给他听书里对这种果子的介绍时，他吃了一惊，真的是无比愕然地得知，原来许多历史学家、国王和哲学家都曾为它留下过文字。我们那又丑又笨的费内西，他说，谁曾想竟有那么多的科学研究和诗歌文学是献给它的。在那之后，她只好又回了图书馆一趟，找来更多关于菠萝蜜的书籍。他们得知，阿克巴皇帝(1)不喜欢这种水果，而她以前从来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位阿克巴皇帝，也不知道他创下过那样的丰功伟绩。最早是前往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向欧洲人描绘了这种果子。他知道耶稣会去中国传过教吗？这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知识。是的，他知道，他说，但差不多也就仅限于此了。就这样，她不得不再次前往图书馆，请那里的人帮她找一本关于耶稣会传教的书。每当他找到一个他感兴趣的故事时，他就是这样子的，立马跑去图书馆，请他们帮他再找几本书来。那里的人了解他。
随后的几天里，他又告诉了她更多事情，她从他手里拿过本子，自己记下名字，因为写字会耽误他讲话。她让他帮忙检查拼写，确保她写得没错。这就是一开始的情形，在他刚刚开始说那些事的时候。到了后来，她就得保持耐心了，因为有时候他会不太对劲，承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或者就只是单纯的情绪失控，因为她在那里，而他可以对她情绪失控。她记笔记的时候，他会发起怒来，坐立不安地冲着她比划，指责她在阴谋对他不利，说一种她根本听不懂的语言。Utanifanyia fitna(2)，他说。你能帮我拼出来吗？过了片刻，他照做了，她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当他愈发深入自己的故事，当他完全沉浸在自身的羞耻感中时，他似乎就不在乎她有没有在记笔记了。他会冷不丁地说出一些事情来，有时又一会儿跳到之前，一会儿跳到之后，好像他停不下来似的。又或者，他好像是在兜圈子躲避等在前方的什么东西。
一天晚上，他和她说起了大学和他在那里的幸福时光。他向她描绘学校的大楼、大海，带她走过那里的走廊，还有通向主路的那条长长的乡间小道。他想要她看到那幅场景，趁他们踢足球的时候和他一起走进午后的校园，感受下面的大海送来的微风。他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费劲地吐着字，可他似乎并不想放下这个大学的话题。既然这段记忆如此幸福，他又怎么能沉默了那么久呢？可她并不想对他发问。从一开始，她就打定主意，不要问他任何看似质疑的问题，免得他失去勇气，就此打住。
起初他们只在晚上说这些，但过了几天，他下午就开始说了，按捺不住想要述说的迫切心情。她看得出来他越讲越兴奋，就等着她能抽出身来聆听，只是因为吐字费劲才灰心沮丧。她给他买了一台小录音机，这样他只要想讲，随时都可以对着机器讲，哪怕她不在家。他惊讶地看了一眼录音机，把它放在了客厅里自己那把椅子边上。后来，又有一天下午，他开始说露台上的那个姑娘了。起初她吃了一惊，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起过他认识的女人，但随即转念一想，这不过又是那种他拿来向她显摆的往事，一次调情，一场少年的冒险。但很快，他的眼神和声音告诉她，他们正在逼近他沉默了这么多年的背后原因。他没有磨蹭太久。他没有犹豫吞吐，除了在舌头吐不出字的时候；叙述过程中既没有离题，也没有细说，至少讲这第一遍的时候没有。等到他和她讲完了这个他曾经迎娶，却又在其怀孕的时候弃之而去的女人，两人相对无言地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他们坐在里屋，对着后面的花园；通向露台的门敞着，透过那扇门她能听见乌鸫在歌唱。她尽量不去想那个词，但它还是硬闯进了她的脑海。重婚犯。突然间，等在前方的那一团乱麻让她感到一阵疲惫。他坐在她面前，瘦削又痛苦，两眼瞪着地板。
“你等了三十年才来告诉我，你娶我的时候，是已婚之身，”她说道，声音很轻，“你其实并没有真的和我结婚。”
他看上去吃了一惊。“我当然和你结婚了。”他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法律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又说，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心里想，也许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是犯了重婚罪。
“什么法律？”他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在说什么呐？”
过了一会儿，她问他：“你会告诉孩子们吗？”有那么一刻，他看上去一副茫然无措的表情，但随即点了点头。“以后。”他答道。
这一切一定远比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要复杂，但那的确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保守的秘密：他逃跑了，抛妻弃子。他没有提她的名字，但她会让他说出来的。她不会再允许他躲起来了。她的脑海中生成了一幅画面，模糊不清，是由另外一些杂乱无章的画面拼凑而成的。那是一对母子的身影，走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黑影或是剪影，沿着一条小道前行。她不确定为什么这幅画面会给她带来如此大的痛苦。他会告诉孩子们吗？他应该告诉孩子们吗？他怎么跟他们说？还是说他们应该保持沉默，好让日子好过点？这个世界上说不定到处都是重婚犯呢。
他做出那件事，抛弃妻子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那年，应该才十九岁。事后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捎过话，也再没有见过任何他从前认识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鳞半爪能够将他与那个地方联系起来的东西，他是有意为之的，而她在两人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确实没有见到过那样的东西。她努力想要自己找出答案，想要理解是什么让他如此害怕，到底是什么让他惊惶失措到做出这种事情的地步。这个话题他们又重提了几回。他告诉了她那个女人的名字，还有她那两个哥哥的名字——他们其实不是她的亲哥哥，整日欲火焚身，难以自拔。他和她说了他们如何嘲笑他、威吓他。他已经不知道那场婚姻究竟是不是圈套了。他已经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就这么跑了，但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是怎么让自己相信那样一个可怜又老掉牙的借口的，相信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这话她没有对他说，因为她不想要他就此沉默。她只是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能说出那段往事？为什么在两人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后，他甚至都不能对她说？
难道她自己看不出来为什么吗？他被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吓到了，而之后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反正也没人来听他诉说。
没人？她问。
他耸耸肩。等到他遇到她的时候，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定型了，他自认为就是一个人世间的游荡者，没有责任也没有牵挂。当他对她说，他们应该离开埃克塞特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如果他来到一个地方，却不喜欢那里的光景，他就一走了之。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他对她说出“我们走”时，他是把她当作一个和他一样的人，一个可以说走就走的人。他没想过这一走就是一辈子了，他以为这只是一段开开心心的露水情缘，然后他们就可以接着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然而到了后来，他已经不忍失去她了。
她试图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他哈哈笑了。她不明白他来自一个多么渺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的生活又给人一种多么渺小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让他害怕，他怕的就是这个。抑或是他天生就那么胆小。而他的行为是可耻的，他知道这一点。有些事情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人们会因为你干了这样的事情而鄙视你。他知道自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会因为他的作为而鄙视他。然而，他依然干了那件事，尽管他怕得要命。只是事后他才感到羞耻。只是事后他才学会了压下自己的恐惧和羞耻，像个小阿飞一样过他的人生。
她还试图理解他对自己的作为怀着怎样的羞耻，理解是哪一种羞耻心让他选择默默地承受那样的负罪感，而他原本可以向她倾诉，求得某种慰藉——此时此刻，他终究还是这样做了。又或者，他可以把事情告诉他们所有人，为他的蠢行寻找某种同情——这他肯定是找得到的。他是怎么做到一直保持沉默的？她试图理解这一点。
两人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沉默之中，她感觉自己快要犯恶心了。她渐渐厌倦了听他说话。他的故事让她内心里的某个地方感到疲惫，让她想要躲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她这会儿感觉精疲力竭了，她对他说。也许以后他可以告诉她，他是怎么逃跑的。她想要听他说说这种事情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说他暂时厌倦了谈论这个话题？
他厌倦了不谈这些事情，厌倦了对那么多东西闭口不言，而她一定也厌倦了，他说。她看到他的眉头满是汗水，于是伸手抚过那里，帮他擦干。她看得出来，他也精疲力竭了，于是说，咱们暂时就到此为止吧。你干吗不去花园里冷静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回头再接着讲。他表示反对，他的脸开始怒气冲冲地皱成一团，可她只是对他说，他的倔脾气又犯了。她边说着边站起身来，好让他明白，她没兴趣和他讨价还价。她知道他想说，但她再也不想听了，那一刻不想。她不想听到他的声音，也不想听他的伤痛往事。她什么也不想听，别再言语了。这下他要一连几天都不跟她说话了，她知道的。
她在厨房里面，能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悄声说着话。他有时候是会那样，而当她走近一些，想听听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又不说了。她觉得他像是在用他的母语说话，可她吃不准。那有可能只是他自己的胡言乱语。不管白天黑夜，他随时都会呻吟起来，突如其来，毫无征兆——那是可怕又痛苦的呻吟，有时是在深更半夜，一连好几分钟都不得安宁。有时候他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而当她站到他面前的时候，发现他两眼睁着，却视而不见，嘴里悲痛地呻吟着，像是在呜咽，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而下。
“怎么啦，阿巴斯？哪里疼？”
可他这个样子的时候，听不到别人说话，她就只能抱住他，用力摇他晃他，想把他从恍惚中惊醒。有时他会任由她这样做，另一些时候他则会将她甩开。接着他还会口出恶言，用各种难听话谩骂她：你这白痴，你这婊子。他会长时间地独自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两眼望着窗外，或是读报纸，或是填字谜。前几天，她听到他在那儿轻声轻气、漫无边际地扯着摄政公园和图坦卡蒙，脸上笑眯眯的，嘴里也咯咯笑着，不知道想唬住谁，窃窃地一连说上好几分钟。她觉得是药物把他的脑子弄糊涂了。
她上楼来收洗好的衣物，顺便给卧室通风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去外面的花园了，正在露台上面坐着。此时已临近傍晚，太阳已经落到了屋后，露台也落入了阴影之中。他身子向前弓着，胳膊肘架在椅子扶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虽说她似乎能看到他的脖颈在颤抖，哪怕她离得这么远。他自己能不能想到，他不仅仅是在对他的羞耻保持沉默，而且是在对他们撒谎，对她撒谎，撒了三十年的谎？她又该怎么办，那个被他抛下的女人？她该是早就当他不存在了，以遭到遗弃为由和他离婚了吧。你能在桑给巴尔这么干吗？和一个缺席的丈夫离婚？还是说她依然在等他回家，被他的缺席给困住了？也许在他自己眼里，他甚至都不算是重婚犯，因为按他的伊斯兰教，他能娶四个老婆，所以他就是按这种教规娶的她——也许吧。为什么是四个？为什么不是三个、五个、六个？替他说句话：他按这里的制度娶了这个老婆之后，还真没有再娶下一个呢。他要怎么告诉他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他会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一个重婚犯的子女吗？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马尔打电话回家了。整栋房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丽莎和吉姆去柏林看一个朋友了，要在那里休一个礼拜的假。你会爱上柏林的，他们告诉他，哪天你一定要去那里一趟。莉娜回都柏林的老家了，打算待上几天，这会儿正和男朋友一道出去野营，要不就是在香农河或是别的什么河上泛舟呢。吉姆和莉娜的论文交稿截止日跟他是在同一天，所以他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胆子在这个时候休假。他只要一有力气就坐到书桌前面，写论文，核对细节，改稿子，写累了或是遇到瓶颈了，就上网稍稍休息一下。他之所以给妈打电话，是因为迟迟不打始终让他感到内疚。他觉得她其实不喜欢在电话里说；她总是乐得结束通话，每次他说他得走了，她也从不留他。爸则是出了名地讨厌电话，只要铃声一响，他就眉头一皱；不管是谁在对着话筒说话，他都会气呼呼地怒目而视。不过，尽管他俩或许乐得没人打电话来，贾马尔自己还是觉得过意不去的。他应该打电话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惦记他们的状况。是的，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错了。上回他打电话，还是两个礼拜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而此时距他亲自回家探望他们，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有余。他听说了爸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他总该露露脸，在父亲病倒、母亲心力交瘁时做一个有爱心的儿子。于是那天晚上，他就给家里拨了电话，只身一人，身心孤独，但同时也为自己在写论文的事情上取得的进展感到欣慰；就快完工了，管它是好是歹。他就是这么告诉她的：就快完工了。
他问起爸的情况时，她说他挺好，每天都能多说几句话，多做几件事了。他觉得她说话小心翼翼的，猜想家里面并非一切都好，要不就是他在边上，能听见，她不敢放开了说话。她没提要把话筒递给爸。他问她还好吗，她说好，好，她能有什么不好的？于是他又说，他想着周末过来看看他们，过了片刻她开口了，他听到了她声音中的笑意：那可就太好了。
他正考虑要给汉娜发电子邮件，看看她有没有空一起去（他知道尼克总归太忙了，来不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响动，让他的心扑通一跳；他当即意识到，是有人试图从前门破门而入。他上楼之前是上过门链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在家，回回都这么做，有时到了半夜还会下楼确认一下。他的第一反应是：肯定是那些年轻人干的，他们之前骚扰过隔壁邻居，就是他搬进来那天看见在粉刷花园棚屋的那位。有时候，他们正坐在客厅里面，就听见砰砰几声响，还有人大呼小叫，接着就有一群年轻人哈哈笑着跑开了。那位老人是住这条街的唯一一个深肤色的人——除了贾马尔，而他显然和别的学生合租一栋房，所以没有那么势单力薄。他时常想着应该和老人说说话，跟他客气客气，对他所遭受的骚扰表达一下慰问之情，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时不时地对老人微笑一下。
所以，听到门口的响动，贾马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那些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不过能够在脑海里为他们画像：一群十五到十七岁的少男少女，皮肉结实紧致，咧嘴笑着，不知怎的得知了他的室友们要出去几天，他只有一个人在家，于是认定现在正是吓他一跳的好时机。他自认为没有和别人发生冲突的胆子，因此竭力避免这种事情。他之所以逃避，不仅仅是因为怕疼，更是因为害怕被人用大嗓门恫吓、嘲笑，害怕在残酷的笑声中显得不知所措，像个傻瓜。此刻，就在他跑下楼的同时，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他的大脑则在飞速运转，思考着下面该怎么办。不等他冲到门前，门铃响了，他看到门锁开了，但门被门链紧紧地拉住，只露出一道缝。他们应该给这门装个门闩的。
“谁？”他问道，粗声大气地，以掩饰自己的恐惧。
莉娜刚一开口，他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她听上去忧心忡忡的，上气不接下气。他赶忙解开门链，放她进来。就在他跟门链较劲的那短短几秒钟内，他想象着她站在人行道上，心急如焚，扭头瞥向背后某个一路尾随她的人。他开门的那一刻，本以为会看到一双眼睛在她身后的一片黑暗中闪着凶光，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紧追着她不放。一如既往，他的想象力把他自己吓得够呛。不过，她看上去的确很疲惫，进门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虚弱无力又如释重负的微笑。他们的前门直接开向用餐区，莉娜把包放在一把椅子上，站在那里，看上去犹豫不决。过了片刻，她上前一步，拥抱了他，而他也拥抱了她，双臂完完全全将她揽住，感谢她的拥抱。
两周前，他们在她的一个朋友举办的派对上共舞了。那是一场欢乐的派对，那位朋友刚刚拿到了博士学位，大家欢声笑语，互相拥抱，音乐声震天。两人告辞之前，共舞的动作愈发地亲密起来，最后在回家的路上拥吻了。贾马尔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他觉得她很美——也就是说，觉得她太美了，他配不上。她邀请他去参加派对的时候，他吃了一惊。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平时就像室友那样说话，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出去喝上一杯，可他们的友谊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味道。他们会谈论自己的功课、自己的父母朋友，还有煤气费，而每当莉娜说话的时候，贾马尔都会愉快地看着她，只要他能控制好自己，不会像被勾了魂似的直直地盯着她看。有时候她在花园里，他也会观察她。原来，她也热爱花园，于是两人动手把园子清理干净，种上了鲜艳的花朵，正如他搬进来那天想象的那样。只要她在窗外，而他正趴在靠窗的书桌前读书，他的眼睛就很难停留在纸页上了。可他还是得小心遵守室友规范，不要显得好像在直勾勾地盯她。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他和她一道去参加了派对——只是和一个室友出去玩；而回家路上的那个吻则让他喜出望外。
那天两人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稍稍和他拉开点距离，掌心抵住他的胸口。他把这解读为喊停的信号，于是看向她的眼睛，想要通过她的眼神搞清楚她的意思，但她不愿意和他进行目光接触。他不紧不慢地下了楼，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返身上楼回他的房间去了。刚才发生的一幕不知怎的让他有一种受到责备的感觉，仿佛是他误会了，或是想占便宜，或是想逼她就范。他知道她在都柏林有一个保持长期关系的男朋友，因为她有时会谈起他。他的名字叫罗尼，在都柏林的一家报社当记者，每隔几周莉娜都要回去和他团聚一段时间。因此贾马尔没指望他们的这一吻能吻出什么结果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不过就是派对过后打个啵，找点乐子，在那以后他便退回到了室友模式，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现在，她又钻进了他的怀抱。他一面抱着她，一面想起了那天晚上（他已经想过好几回了），但同时也感觉到了她的胳膊和背脊中有一种意想不到的紧张，而她抱他的动作也意外地用力——他感觉到了一种需求。过了一会儿，她稍稍放松了紧箍着他的双臂，接着向后退开一步。
“一切都还好吗？”他问道。
她摇摇头。“不好，”她说，“我得吃点东西。”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做了一个奶酪三明治，他则坐在桌子边上等着。她咬了几口三明治，然后开始从头道来。她和罗尼去香农河上划船度假了几日，她说，然后她回到都柏林，却发现家里差点出了大事。“我爸妈要去戈尔威度周末，把我弟马科一个人留在家里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干，留他一个人过周末。不过呢，他也十七岁了，不是个宝宝了。只不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离开过他。他们问过他想不想一起去。那好像是一场大学同学聚会，马科不喜欢那种事情。他们还问他，要不要找一个朋友来陪他，可他说不要，他很好。于是周五下午，他们就出发了，开车开了约摸一个半钟头，两个人又掉头往回赶了。我妈说，她感觉好像不太对劲，于是我爸就调转车头，直接回家了。他们发现马科待在车库里，妈的汽车引擎发动着。还好他们及时赶回来了，但谁能想到会出这种事呢？
“他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他和别的小孩没什么两样。他听音乐，追潮流，守着电视看球赛。也许他太享受家里人的宠爱了，有点过了头。妈每天早上都开车送他去上学，不管他突然想吃什么都一概满足，还允许他看电视看到老晚。放在青少年身上，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太过分的毛病吧，我想。对于男孩而言。我对他说，他就是个被宠坏的小屁孩。然后他就做了那样的事情。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马科能做出那种事来。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蓄意那么干的，还是说他只是一时糊涂了。他没法儿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任何理由，只是说他突然间觉得无比孤独又抑郁。他就是这么说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你和一个人共同生活许多年，却不知道他的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天知道妈会怎么瞎猜。过去这几天，我就一直陪他们坐在那里，听他们一遍遍地围着那件事情打转，谈他们对此的感受，我们以后又该怎么办。那个精神科大夫想要他们全都去参加一个像是家庭疗法的东西，叫我也去，不过我跟他们说，不如你们先去，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一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一个自以为是的陌生人坐在那里，问一堆刨根问底的问题，然后再一通七拼八凑，把我们一个个给还原出来。不过，你能想象你弟弟做出这样一桩蠢事吗？”
“他现在怎么样了？”贾马尔问。
“他完全被他干的事情惊呆了，”莉娜说，“这是自然的。他吓得不轻，没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企图，但爸妈这下要为他提心吊胆一辈子了，包括马科自己也是。如果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情，那谁能担保他下次不会再这么干呢？”
他起身去沏茶，她得空独自坐了几分钟，接着她又说起了她的父母。贾马尔知道她的父亲是意大利人，这不难猜到，因为她的全名叫莉娜·萨尔瓦蒂。她父亲当年攻读语言学位的时候，去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当了一年的国际生，并且在那里遇见了她的母亲，她说。
“为什么选都柏林？”他问道。
“为什么不选？”她答道，“你觉得去那里学英语很奇怪吗？那乔伊斯怎么说？还有叶芝呢？还有乔纳森·斯威夫特呢？更不用提奥斯卡·王尔德了。”
“对不起。”他说。
后来，父亲在威尼斯完成了学业，就返回都柏林和母亲在一起了。两人都是笔译，接过各式各样的活儿，译过学术论文、小说、诗歌。出事以后，父亲提醒他们说，他的一个侄子就干过类似的事情，在一间封闭的车库里发动汽车引擎，不过他也及时获救了。他说这话的时候，马科不在；父亲看着他们，并没有说出脑子里的想法——他大概想的是，马科想试上一回，看看自杀未遂是什么感觉。片刻之后，他做了个苦脸，打消了这个念头。
莉娜的情绪平复一些后，贾马尔又和她在餐桌边上坐了好久，喝着茶，聊着天；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贾马尔感觉到了一股电荷正在缓慢地积聚。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一点也不惊讶，不像那个派对之夜。她把手伸过餐桌，来拉他的手，随即被他的两只手紧紧握住。这时她说，我能和你一起过夜吗？
后来，他们躺在黑暗之中，窗帘敞着，她告诉他说，不在的这几天，她一直在想他。她躺在他身边开口说话的时候，他能听见她在黑暗中微笑。他们在香农河边野营的时候，她给他写了张明信片，但找不到机会寄出。又或许她是不敢寄，或是不确定该不该寄。她寄出了一张给父母的明信片，可是当机会到来时，却把给他的那张留在了包里。后来她不在的时候，罗尼在她的包里乱翻，要找什么东西；至于那到底是什么，她再也无从得知了，因为他找到了那张明信片。他很受伤，很愤怒，你能想见的。这是什么，你这臭婊子？他就有那么愤怒。明信片上也没写什么，真的，不过是你好啊，我们玩得很开心，不过最后又加了一句想你了，爱你，莉娜xxx(3)。罗尼不喜欢这句，什么想你了，爱你，莉娜xxx。
“我和你说过罗尼吗？”她问他。
他在黑暗中点点头，然后说：“是的，说过一点。”
他俩之间真的已经结束了，而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怎么跟他谈这件事。他们在一起有两年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他越来越让人疲惫了。她起初喜欢这一点——他的热忱，总是想要干点什么：散步、野营、赛车展、艺术节。来呀，让我们给人生增添点光明和快乐吧。这迫使她打破自己天生的懒散，而那一次次的远足和野营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却又让人愉悦的酸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渐渐让她疲惫了，他的热情也开始让人觉得像是狂热了。老实说，她开始觉得他令人厌倦，却又觉得自己这么想就是不忠。他是一个慷慨的男人，哪怕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是如此。她不想把他往坏里想，但她真心觉得自己并不喜欢他给两人安排的某些事情。她试着告诉他这一点，可他只是嘲笑她，说她就是个懒婆娘，只想整个周末都捧着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哎，不是整个周末，她对他说，但或许也用不着那样忙个不停吧。可他有那么多想做的事情，那么多他想体验的东西，他说。他不想就那么一屁股坐在那里，了却此生。他爱他的爱尔兰，想要看到它的全部容颜，这辈子都不想去别的地方，连走马观花都不想。
“那是真话，”她说，“我经常想起你。我在本该想他的时候，却在想着你，就是从那个派对之夜开始的，但在那之前就已经这样了。”
贾马尔哼了一声，表示愉悦、认同、鼓励、请继续。他爱抚着她，等待她也用哼声来回应。这就是情侣之间的简单对话。
“他是在我们假期的第二天发现那张明信片的，”停顿片刻之后，她继续说道，她的声音此刻变得压抑，里面的笑意消失了，“他跑来找我，手里拿着那张明信片，伸手一亮，好像那是证据似的。这是什么，你这臭婊子？然后他就把它撕成碎片，随手一丢，在他亲爱的爱尔兰身上乱扔垃圾。那一周剩下的几天，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因为每一件事情吵架。每天晚上进了帐篷，他都坚持要做爱，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他想要伤害我。你真该听听罗尼拿些什么样的难听话来骂你。我没料到他会那样，竟是如此恶毒。我都没料到他会用那种话来说我，更别提张口黑鬼，闭口巴基佬、大鸡巴了。也许那都是愤怒男友的一时气话，日后他会为自己说过的话害臊的。他说得越多，我对他就看得越清，但不知为何，我想我还是要坚持到假期结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走去最近的公交站，自己回都柏林去。也许我是害怕迷路，或是怕遇到麻烦，又或者我是担心他会大闹一场。毫无疑问，等到那一周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回到这里，告诉你这个消息。”
只是她刚一回到都柏林，就得知了马科企图自杀。她花了几天时间来化解这件事造成的冲击，但她也明白，她的父母还有马科本人要想勉强厘清这一事件的意义，需要的远不止是几天时间。所以很快，她就急不可耐地要赶在他们把她拖入那种悔恨情绪的无尽循环之前，快点离开那里。她想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学业中，回到他的身边，回来看他，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告诉他自己的感受。
接下来，就轮到他来告诉她说，她是多么美，他有多爱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她的嗓音又是如何甜美得无与伦比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几个月来，他和她就隔着一个楼梯口，却不知道她对他的感受，而与此同时他心里面也一直都在苦恋着她。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然后我就开始想，这正是我想要的。派对过后，就在那件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俩的开始了，可你又忸怩矜持起来了，我真是搞不懂。”
“你把手掌放在了我的胸口，”他说，“我以为你想说的是：够了。”
“掌心的符号学。那是内心挣扎的一刻。我希望你当时能把我的手掌扫开。”她答道。
“你说起过你的男朋友，”他说，“我以为你想说的是：别想多了。”
“我想要你说的是：忘掉他，都结束了。”她说，一面在黑暗中微笑。
“我的成长教育挺缺失的，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经验，也不够大胆。我爸不喜欢男朋友、女朋友这种事情，我想我在这门功课上落后了。”他告诉她。
“哎，反正呢，我不在的时候，心里就在想：等我一回来，就要直接告诉你：你交卷的时间到了。”她说。
两人一直聊到临近破晓，他和她说了他爸还有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说他周末打算去诺里奇看看爸妈。她说她好不容易才刚和他在一起，他这就已经在说要离开她了，他说他只去几天，然后立马就赶回来。等到两人睡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那天晚上，安娜也给家里打电话了，而她也是只身一人。和贾马尔一样，她也感觉到了母亲的声音不对劲。她甚至都觉得母亲就快要哭了，可她没有哭，至少安娜没有听出任何端倪来。她不依不饶地问个不停，直到母亲最后没好气地说，什么事都没有，爸好得很，一天好过一天。他锻炼，他散步，他一周做几次康复疗法。他一直在好转。
“那你的声音为什么听上去苦歪歪的？”安娜问。
“我？我才没有苦歪歪呢，”玛丽亚姆说，“只是这一天过得挺累的。等到你来看我们的时候，你就能让我们又开心起来了。这都好几个月了——”
“是的，我知道，”安娜打断了她，“他还在说过去的时光吗？”
玛丽亚姆之前告诉过她，说爸最近谈起了那些他们从不知道的往事，安娜当时就想听听爸都说了些什么。可玛丽亚姆说，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会亲口告诉他们的。听她这句话，安娜估计这里头也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不然的话母亲早就脱口而出了。安娜以为，只要她做出了一点施加压力的姿态，母亲是抵抗不住的。
“疗法对他很有帮助。他一直在说话。我都快跟不上他的故事了。”母亲说，但她在做出这番回答之前，明显顿了一顿。接着她压低嗓子，像是在耳语：“伊拉克战争让他心情很不好，就好像他才知道这世上正在发生什么似的。我想这就意味着他在好转，不是吗？这会儿他正坐在那里，对着电视破口大骂呢。每次电视里放新闻的时候，他总要这样大骂：那群丧心病狂的凶手，等等等等。他就康复到这种程度。我不能说太久，他又会为了电话的事情小题大做的。别在乎他的小题大做，你怎么样啦？和我说说你都在忙些什么。贾马尔这周末要来看我们。”
于是安娜决定，她也要去。她已经有五个月没去了，自从他们搬去布莱顿后就没回过家，虽说她会定期打电话，每天（差不多吧）都和贾马尔保持电邮往来。不可能有什么大事是她不知道的。但五个月也真的是够久的。以前也从来没有这么久过。当然咯，她一直在忙着教书，但之前学校都放一个月的假了，她还是把回诺里奇探亲的计划一推再推。她知道尼克不会去，她也宁可他不去，尤其是在爸可能会让人不省心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尼克肯定是会觉得无聊的，还会因为没法儿工作而满心窝火。他周末至少得工作一天，才能感觉自己在掌控局面。那天晚上他人在伦敦，跟一群参加学术会议的人一道出去吃晚饭，然后又去朋友家过夜。她很想知道这算不算工作。安娜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术会议，也不知道学者间的饭局会不会就像一场研讨会，聪明人来发言，笨蛋只管听着，或是假装在听。尼克把会议说得辛苦又累人，把饭局说得好像酷刑折磨，其他与会代表则是半瓶子醋的呆瓜（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那他干吗还要去开那么多的会呢？这是他的工作。安娜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为他要和无名友人一道过夜而操心，最后决定还是不操心了。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多着呢，要是她回回都操心，那非得把自己逼疯不可。他俩之间有什么事情就快要爆发了，她感觉得到。有什么事情一直在酝酿，但她吃不准那究竟是什么。
她觉得，或迟或早，尼克肯定要搞外遇，如果他现在还没搞的话。他的眼睛一直瞄来瞄去的，每当他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总会鬼鬼祟祟地盯着她的胸看上好久，而安娜则假装没注意。也许男人全都一个德行。这下好了，他以工作之名成天参加那么多的会议和活动，安娜估计他的外遇也很快就要开始了。也许每一位被留在家里的另一半总免不了要这么想的。不操心——这不是一个她真有能力做出的决定，但她还吃不准该如何预测自己对这个结局的反应，这个在她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等到她发现的时候，她会怎么做？如果她能发现的话。她想得出来后面的事情——你跟尼克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心里面很清楚他只要一不在家，就会蠢蠢欲动，可你并不知道他到底干了什么。然后你该怎么办呢？用空洞的指责和他对峙？还是无视他，把苦水咽进肚里？还是自己也找情人？也许“她会怎么做”不是一件她现在能够预测的事情，她也就只能顺其自然，边走边瞧自己会作何感受了。但这件事一定会发生的，或迟或早。尼克是个调情老手。他跟隔壁的贝弗莉调情调得火热；虽说他俩把这当成玩笑，但安娜觉得他们其实兴奋得小鹿乱撞，又是挑逗，又是恭维，最后还要又亲又抱。总有一天……她脑子里面想这种事情已经想多久了？
贝弗莉就是搬家那天被他们看见在自家花园里干活的那个女人；过了几天，安娜在屋外的人行道上追上了她，两人聊了起来。她看上去像是过了三十五岁，一头烫成大波浪的金发；就在那个周六的早晨，她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和一件松松垮垮的大开口套衫，右肩从开口中溜了出来，这也正是其设计的初衷。她在市政会的城镇规划局里上班，批准家宅的改建、扩建、阁楼、落地窗，诸如此类的事情。贝弗莉忙不迭地告诉了她左右两边还有马路对面其他邻居的情况。托尼和贝蒂——她是个医生，在街角的诊所里上班，他是个老师。肖恩和罗宾——他是个房产中介，她目前在家带孩子。那边那栋房子，他是个画家。等到“艺术周”开幕的时候，你可以进去看一眼，因为那一周，所有的画家都对访客敞开大门。我不知道他爱人是干什么的。那栋房里住着索菲，她是吃福利的。她整天东奔西跑的，好像很忙的样子，但其实她屁都不干，就靠我们这些人来养。那边26号住着一位埃德温娜，她九十八岁，耳朵全聋了，可每天都还要满街溜达，在主路上的那些店铺周围晃悠，不管刮风下雨。我家女儿比利有时候把音乐放得震天响，尤其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别理她就好。你要是让她把声音调轻点，她肯定要大闹一场，闹得不可开交。你有什么需要，只管来找我，任何时候都行。把这话也转告你家那位大帅哥。那么，你们又是从哪里搬来的呢？贝弗莉问道，提示安娜也透露一点自己的情况，作为她无偿提供那么多讯息的回报。
有时候，他们晚上会听见从她家里传来大嗓门的说话声，通常是贝弗莉在叫嚷咆哮，然后是一个男人更为低沉的声音。安娜不止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进她家的门。那是一个黑发男人，穿一身气派的西装；她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把他那辆豪气簇新的萨博双行违停在路边，然后径直穿过马路，瞥都没瞥一眼左右两边。他单手拿着一个画框，背面对着她，从上面华丽的装饰来看，安娜猜那是一件画作。她估计他就是晚上贝弗莉大吼大叫、顶桌子撞椅子的对象。她猜他并不会吼回去，而是会一面等着贝弗莉嚷嚷个够，一面带着一种阴险的笃定发话。
还有一回，她看见他在她门前停留了一小会儿，身着一件黑色小礼服，脖子上系着一条真丝白围巾，就像一个要去赴会的黑帮成员，而她并未收到请柬。作为一个接受过文学训练的人，安娜不能不自己动手，把剩下的情节给补充完整——在这个故事中，贝弗莉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情妇，她的情人则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画商，跟一些不明不白的人勾勾搭搭。安娜倒是没有太被她家女儿的音乐声吵到，虽然贝弗莉给过她预警，或许也就周日早上有过两三回吧。她听到贝弗莉家动静的时候，一般心情不好，想找人茬，或是深更半夜在打电话，所以她没怎么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只是听到了情人的语调还有响亮、放肆的大笑。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贝弗莉的吼叫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然后男人的低音也升格成了咆哮。接着安娜听到女儿也在大喊，打住！打住！过了一小会儿工夫，只听见前门砰的一声响，然后有人在出声地啜泣。那听上去像是贝弗莉的声音。
她不能十分确定自己为什么对贝弗莉那么警惕，也许是因为她跟尼克调情时的那股疯劲儿，又或者是因为她可以堂而皇之地站在窗前，观察街上的大事小事，然后，一旦时机到来，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她经过汇编的观察记录做一个归纳总结。她心想，这要是碰上了多事之秋，贝弗莉肯定会是个告密者。
尼克完全不这么看。他觉得她挺有意思的，只是或许有点多管闲事。“她人不错。”他说。
当初他们决定搬来布莱顿的时候，安娜把这看作是一个重大决定，一次承诺，等于是在说，他俩打算在一起长相守了。要个孩子的念头之前就在她的脑海里徘徊过一阵子了，但在做出了那个永不分离的姿态后，这念头变得愈发迫切了。他们在一起快三年了，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尼克的职业生涯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现在是考虑要孩子的好时机。当她告诉尼克这个想法时，他似乎有兴趣，但也有疑虑。干吗那么急呢，他说。这就让她开始多想了。要孩子之前看来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也许源自某些她未经推敲便加以内化的期待，以及一种她未经深思的本能。而当她真的开始深思的时候，她开始思考他们的生活幸福在哪里。尼克人帅又聪明，同时让她觉得自己也美丽又可人。他们的性生活很和谐。她热爱性生活，自从她上了大学，发现了其醉人的愉悦和唾手可得之后，她就爱上了这件事。这种体验将她从父母传染给她的那种恐惧之中解放出来，从爸和他的移民焦虑、他一心只想逃避关注的偏执渴望，以及他的讳莫如深之中解放出来。性带给她的愉悦让她觉得自己老练又世故，觉得自己不管怎样都属于这里。尼克也是个好伙伴，很会来事，知道怎么讨人喜欢。他不紧张，不粗暴，也不盛气凌人。一点也不。
就在她思考总结他的优点时，她开始感觉到心中渐渐浮现出一种叛逆的抗拒。她的一部分内心怂恿她掐灭这个想法，但她并没有这么做。这个过程花了一点时间，但最终她心中的想法完全浮出了水面：她不想跟尼克生孩子。前一分钟，她还在考虑要和他生孩子；下一分钟，她就开始对他产生严重怀疑了。她真是个白痴！她可不想就这么跟他绑定一辈子了——要是真跟他生了孩子，想跑可就晚了。她不想要拉尔夫和吉尔成为她生命中永恒的一部分。也不想要劳拉，或是迪格比伯伯。她不想在漫漫余生中忍受他们那种风格的无所不知和胸有成竹。起初这是一个吓人的想法——这是在预测两人关系的终结，但她渐渐习惯了这样去想；而随着尼克越来越心不在焉，他也在帮助她习惯他的缺席。也许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在没有向她承认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下，让她一点点接受这一结局。不，她认为这不太可能。他太自我了，不可能有那份深思熟虑。所以你瞧，她已经开始让自己如此冷酷地去揣摩他了。
自从他开启学术生涯后，他活得更开心了，也有了一种和以前不一样的轻慢。她能感觉到他的自信心在膨胀。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了，她说话的时候他也并不总是在听，要是觉得烦了，还会打断她。他并不经常打断她，可每次他这么干的时候，她心里面都有感觉，因为这种生硬直接在他俩过去的相处模式中是找不到的。他这种不同于以往的不上心，也并非一蹴而就，不然的话她早抑制不住地伤心难过，两人就该吵起来了。他的态度是一点点转变的，她也能够容忍他的简慢，把这看作是他心事太多的一种表现，毕竟他要应对新的工作，应对新流程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忙着自己的代课教职，而等到她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又把他那种屈尊俯就的腔调掩盖了大半。她不相信他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只能姑且认为两人搬家之后没过多久，就在他们告别伦敦后的那头几个月里，她开始让他厌倦了。她是在夸大其词吗？也许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阶段，但这让她感到抑郁，让她窝了一肚子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对于和尼克生孩子这件事的抗拒之情开始冒头。有时，他们整整一两天都没有身体接触，而这种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让她不禁寻思，究竟是什么制造了两人之间的隔阂。这也是她造成的吗？
他一开始跟她说自己要去伦敦开会的时候，还说他也许晚上能回家。接着，就在他早上出门的时候，他又告诉她说，自己要和几个大学同窗旧友一道过夜，不过计划一旦有变，就会打电话给她。这件事其实没啥大不了的，但她不开心的地方在于，他甚至都不觉得有必要征得她的同意或是向她做解释。这是一个征兆，她十分确定。她讨厌在脑子里面打转的这些无聊的牢骚，讨厌这种眼看自己一点点变得小肚鸡肠、整天疑神疑鬼的感觉，就像一个被丈夫无视的妻子，除了忍耐，别无选择。
第二天，贾马尔没有碰他的书桌，而是睡了一个上午，补昨晚的觉。每次他睁开眼睛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莉娜就在他的身边躺着。后来，等到他终于一觉睡醒，发现她已经走了，但他能隐约听见水管里嘶嘶作响，猜她该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冲澡呢。下午，他们走去塞恩斯伯里超市买东西，准备搞一个庆祝晚餐。就在他们要离开超市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走着走着，膝盖一软，整个人慢慢地倒在了地上。他是脸朝下着地的，在路面上发出一声闷响。莉娜倒吸一口凉气，伸出一只手，像是要阻止贾马尔冲上前去。这个动作转瞬即逝，当她看到他眼中惊讶的神情时，便立刻撤回了伸出的那只手。他冲向那个倒地的男人，也顾不上周围洒落一地的橘子和蔬菜，跪在男人身边的人行道上。他立刻认出了那是谁。男人的眼睛闭着，鲜血从他头颅里面往外渗。
“是我们的邻居。快找人帮忙。”他对莉娜说，伸手一指超市。他看到男人的脸在痛苦之中拧成一团；比起之前远远看上去的样子，这副怪相让他脸上愈发沟壑纵横。他问男人：“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男人微微点了点头，动作有点吃力，脖子在地上扭着。过了片刻他睁开了眼睛，贾马尔吃不准是应该动手扶他，还是应该让他保持这个姿态待在原地，等待懂行的人赶来现场。他也许是中风了，这种时候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扶他。又或许他是喝醉了。一小股深黑色的液体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他也分不清那究竟是血还是吐出来的酒。“你能翻身侧过来吗？”他问道，因为他想起来以前在哪里看到过说，如果一个人要呕吐，侧卧是最好的姿势。“我来帮你，你看看能不能侧过来。”男人照做了，翻转身子，侧躺在那里。贾马尔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不知道该不该再让他躺回刚才的姿势。就在这时，两个女性员工从超市里面跑了出来，后面跟着莉娜。她们动手让男人仰面躺下，然后把他的头抬离地面，在下面垫了一件卷起来的塞恩斯伯里夹克。鲜血淌下他的脸颊，流出他的嘴角，他的太阳穴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他望着贾马尔，眼睛微微颤动着。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一名急救士凑近老人的嘴巴嗅了嗅，看看他是不是喝醉了，嗅完冲他的同事摇摇头。他们急急忙忙把老人抬上担架，又在车里给他安上一副氧气面罩。
女救护车员瞥了贾马尔一眼，冲着救护车一挥手。你来吗？贾马尔摇摇头，意思是不，他和我没关系。他这么做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个背信弃义之徒，仿佛是他抛弃了那个老人。救护车开走后，两个塞恩斯伯里员工开始动手捡起散落一地的东西，放回购物袋里。莉娜从地上拾起一顶鸭舌帽，对她们说，她可以替他把这些东西捎回家。他是他俩的隔壁邻居。两个女人对视了一眼，吃不准该怎么办。
“也许最好还是把这袋子菜就先放在这里吧。”一个女人说道，眉头皱着。
莉娜耸耸肩，女人点点头。是的，那样最好了，她说。
直到两人默默地踏上回家的路，莉娜才意识到，自己手里依然拿着老人的鸭舌帽。她把帽子举到贾马尔眼前，微微一笑。“我忘了把这东西还回去了。”她说。
那是一顶旧帽子，年深日久，帽圈都被磨平了。他经常看到老人戴这顶帽子。他爸也有一顶这样的帽子，他散步的时候偶尔会戴，把它当作一件有格调的行头。它是属于什么人的呢，这鸭舌帽？属于劳动者，还是属于地主乡绅？他在照片里见到过这两类人的头上都戴着这种帽子。而它又是怎么落到移民头上的呢？自己刚才跟他划清界限的样子真是刻薄。就在他回想那个男人倒地的情形时，他记起了爸那天回家以后，刚一进门就倒地不起。试想，若是他没能坚持到家，而是脸朝下摔倒在人行道上，离家门口还有好长一段路，这时一位碰巧路过的邻居却因为害怕被牵扯进去，矢口否认与此人相识。而等到他自己碰上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表现却跟那位假想中的可耻邻居一样差劲。他已经在那里住了有几个月了，却一次都没有和老人说过话，甚至连一句简单的招呼都没打。他知道那群年轻人在捉弄老人，却从没有过去看看是不是能向老人至少表达一下同情。
“等他们把他送回来以后，我们给他把帽子拿过去。”贾马尔说。
第二天早上，救护车把他送回了家。莉娜看见车子到了，大声招呼贾马尔，两人透过她的卧室窗户，看着那个男救护车员抓住老人的胳膊肘，抬脚就朝前走。他们的邻居却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把胳膊肘从男人的手中挣脱出来，然后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们看到他面露微笑，接着又看到他缓缓地、颤巍巍地迈步向前，那个男人则在他身后跟着，和他保持几英寸的距离。救护车在那里停了几分钟，莉娜说这还挺让人安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前脚把他在门口放下，后脚就呼啸而去。贾马尔猜想，这条街上的其他住户大概也都站在自家窗前，看着救护车把他们的一位邻居送回家。没人出来问问情况，也没人自告奋勇要帮忙。就和他俩一样。
贾马尔说：“他看上去有点颤巍巍的，不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过去问问要不要帮忙，万一他需要呢？我们要不要拿点什么？我们有什么可拿的吗？也许可以带点水果，他好像喜欢橘子。还有他的帽子，我们应该把这个还给他，说不定他明天打算散个步或是活动活动呢。”
“让他自己先安顿一下吧，”莉娜说，“我们回头再去看他。”
“我明天得去诺里奇，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该过去一趟。”贾马尔说。一听他要走，莉娜做出一张苦脸来。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上门拜访这位邻居了。邻居家的前门装了一个大大的黄铜门环，上面有一个花朵图案，花瓣细细尖尖的，像是蓟花或是雏菊。贾马尔拍了那门环两下。他似乎是看到有人从没开灯的起居室中走过，片刻之后门开了，老人站在了他们面前。他的脸颊和下嘴唇又青又肿，左眼周围的皮肉鼓起来一块，太阳穴上还敷了一大块膏药。他平静地看着他俩，表情一点都不吃惊，贾马尔猜他之前可能就看到他们站在门口了，所以有时间先镇定一下情绪。他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和一条灯芯绒裤子，和贾马尔第一次看到他在自家花园里时的打扮如出一辙；这下两人终于近距离面对面了，贾马尔也看清了他有多么瘦小。他的眼睛是灰色的，此刻一动不动，尚未表露出友善来。
“我们是住隔壁的。”贾马尔说，伸手一指他们的房子，老人点点头。
“你的帽子掉了。”莉娜说着，上前一步，把帽子交还给他。这下他笑了，也朝她迈出一步，来接帽子。“你昨天摔倒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场，看到了这顶帽子被你落下……”
“原来是你们呀。”他说道，欣喜之中提高了音调，脸上也绽开了微笑。这一笑，却牵扯到了肿胀的嘴唇，他不由得抽搐了一下，紧紧捂住脸。“不好意思。”他说，一面等待着疼痛消退。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再度微笑，嘴里还在道歉。“我刚才稀里糊涂的，但现在我记起你们的长相了。谢谢你们帮助我。”
“你还好吗？”莉娜问，“我们就想过来说一声，你有任何需要，我们都乐意帮忙。我叫莉娜，这位是贾马尔。我们给你带了点橘子。你缺什么吗？吃的？还是药品？”
“你们真是太好了，”他说道，一面还在用他那张受伤的脸勉力微笑，看上去像是全然没有料到这一切，“谢谢你们，莉娜和贾马尔。我很好。我昨天像是暂时昏迷了，不过没啥大不了的，不过是年迈体衰，仅此而已。谢谢你们，不过我什么都不缺，明天护士还会过来给我做检查，所以我有人好好照料呢。改天你俩一定得过来坐坐，一起喝杯茶，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嗯，那可就太好了。”莉娜说。
“唔，我们这会儿就不打扰你了。遭了那样一场罪，你可得好好休息一下了，”贾马尔说，“不过你要是需要帮助，我们就在隔壁。”
“我不会有事的，贾马尔，不过谢谢你。”老人说。
贾马尔注意到，他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叫什么，也没有主动跟他们握手。他这人只是性格内向，还是说不太友好？可他的微笑很友好。他说话的腔调很有教养——“年迈体衰”。回家的路上，贾马尔把这些想法一股脑地全和莉娜讲了。
“他大概还有点哆哆嗦嗦的呢。那些瘀伤看上去挺严重的，”莉娜说，“依我看，他精神貌似还是挺矍铄的，而我俩确实杀了他个出其不意。”
当天晚上，莉娜聊起了弟弟马科，聊起每年夏天，爸妈都要带上他俩去意大利，去维罗纳，和爸爸的家人同住。他们要马科和她说意大利语；两人小时候，他们在家里就只说意大利语。
“你会说了吗？”贾马尔问。
“哈哈，会，这招真的管用。只是我讨厌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叫我玛格达莉娜。干吗不叫苏珊，或是玛丽，或是类似的名字呢？爸爸的名字叫卡洛，妈妈的名字叫安妮，马科就叫马科。为什么我非得叫玛格达莉娜呢？”
“莉娜这名字可爱。”贾马尔说。
“翠雀花来啦。”周五下午安娜到家的时候，爸这样来了一句，然后就平静地挂上一脸幸福的微笑。听到他又用这个从前的小名叫自己，她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俩还小的时候，他爱给他们起小名，都是些意想不到的名号，有时候会让她觉得莫名其妙。“翠雀花”这个小名在她身上用得最久，她自己也喜欢，而贾马尔就只能忍受“大明虾”和“庙塔”这种名字了。他竟然还记得这小名，还能微笑，这真让她高兴。
她陪他在花园里坐下，问了几个常规问题，他也简短地作了答。她没有看到他有大叫大嚷的迹象，心里在想，不知道爸妈平时单靠自己，是不是这日子应付得有些吃力。他感觉好没力气，他说。真是可笑。安娜觉得他看上去好些了，虽说有些焦躁不安，也许只是因为他太急于表现得一切都好了。母亲这时端着茶水来到屋外，三人就在这微风习习的八月阳光下坐着，母亲趁机对安娜讲起了父亲的这出医疗剧的最新剧情。玛丽亚姆没有和医生争论该怎么给爸用药，而是自己动手减了剂量，尤其是安眠药的剂量。她能亲眼看出这样的疗法让爸好起来了，他能自理更多事情了，注意力更集中了，还能读书了。他不再像之前那样老是恶心了。当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时，她就向门德兹大夫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大夫倒是没有小题大做，虽说她也并不开心。她说，这是有违医嘱的，不过我们可以按你的办法试一阵子。大夫这话是在开玩笑呢，这可不像她的风格，妈解释道。他已经能好好休息了，大夫说，然后就顺势减了开药剂量，好像这原本就是她的主意似的。爸坐在那里，冲她俩咧嘴一笑，对着妻子摇摇手指，意思是她好大的胆子。她以为她现在成医生了，他说。
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安娜望着他独自一人坐在露台上，两眼入神地盯着夏日阳光下的纷纷落叶。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她猜他该是都能听见麻雀在筑巢。她想不出来为什么前几天妈在电话里的声音听上去那么不安，也许不过是因为一场如今已被遗忘的争吵。晚些时候，他们趁着天还没黑，又出去散了会儿步，然后母亲再带父亲上楼锻炼。没有大吼大叫，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可疑的眼神。他人没力气，有一点心神不宁，也许还稍微有些烦躁易怒，但他同样也很和蔼，听人说话时面带着微笑。晚餐过后，电视里播起了新闻，全都是些关于突袭、爆炸，还有儿童惨遭折磨的报道。他一言不发地听着，身体仰靠在椅子上，好减弱那种如今困扰着他的烧心感。安娜和玛丽亚姆两个人都时不时地瞥上他一眼，以为他会有所反应，但他只是疲惫地看着，一言不发，眼睛藏匿在一种空洞的凝视后面。这一天对他来说已经很漫长了，尽管他很想熬夜等贾马尔来（贾马尔坐的是晚班火车），但他实在太累了，再也熬不下去了。
他上床之后，安娜和母亲说起了自己的工作，说起那所让她代课的学校给了她一个永久性的职位，以及一些新的职责。她一个字都没有提尼克，没有提她早上出门的时候，依然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她也没有打电话给他，看看他有没有回家。她看得出来，母亲并没有认真在听她一片光明的职场故事，但她还是接着往下说。也许是因为贾马尔马上就要到了，她有些分心，又也许是因为她脑子里面还在想着前几天的那桩烦心事，想着安娜方才断言她早已遗忘的那场或许发生过的争吵。她得想个法子，问问这件事。母亲的面孔因为心中的思绪而变得严肃。安娜一面说着话，一面两眼望着母亲，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这样的神情完全不像母亲平日里的样子；意识到每次母亲面向她的时候，她都指望母亲给她一张开放的、能让人读懂的面庞：或是关切，或是满足，或是坚决，依具体情形而定，而不是眼下这种恍惚、内敛的目光，让她显出意料之外的悲伤。安娜这才领悟到，为了维持那张关切、关注的面庞，那张她早习以为常的面庞，母亲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安娜正想找个法子，把话题往母亲身上引，就在这时玛丽亚姆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和她四目相对。安娜打住了话头，默默等待着——突然间，母亲脸上那种少有的情感强度让她紧张了起来。玛丽亚姆开始说话了，时而看着安娜，时而望向别处。过了一会儿，她便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故事中，抛开一切，成为此刻似乎将她攫住的那些情感的俘虏。安娜知道自己应该保持沉默，什么也别问。这一定就是他俩这些天在谈论的事情了，安娜心里想，那些肮脏的秘密。这就是他俩的紧张情绪和长久凝视的幕后深意。她真希望贾马尔也在场，因为一想到她接下来不得不听的丑事，她就浑身不自在。可随着母亲故事的继续，安娜意识到，这和她预料的大相径庭。
“离开学校那年，我十六岁，”母亲说，“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说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她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一钱不值。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的那些人可喜欢用这个字眼了。这么干值吗？接着读下去？不，对她来说不值。那毫无意义，她落后太多了。那时她跟费鲁兹和维贾伊住在一起。自打她住进费鲁兹家后，她就想当一个精神科护士，和她一样。听到玛丽亚姆这么说，费鲁兹很高兴；她哈哈大笑着说，她要是真想做，那谁也拦不住她呀。费鲁兹对她很好，比她之前碰到的任何人都要好。她不停地跟她说话，又是抱她，又是亲她，鼓励她做功课，要她迎头赶上。在他们收留她之前，她已经换过好几次学校了，可即便是有费鲁兹的帮助，她依然沉不下心来读书。她已经错过良机了。一次又一次地转学对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她落后太多，已经习惯了破罐子破摔，听不懂就算了。这么干不值。她本就不是个聪明小孩——她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而换作是一个更有毅力的孩子，这时候还是能想方设法咬牙克服，取得好成绩的。那样的孩子会在同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当中找到乐趣。她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焦虑了。她没法儿平心静气地去领悟学校里教的那些东西。
费鲁兹这时就跟她讲故事，说她要是能真正努力去学习，她未来的人生会变得如何如何。费鲁兹是个好女人，但人生对他们所有人而言都太复杂了，没人能例外。这个国家能提供许许多多的机会，费鲁兹以前常说。只要你努力，你就能飞黄腾达，哪怕人生给了你一个无情的开端。瞧瞧维贾伊。出事以后，他们都以为，这下他可算是废了，最多也就只能编编篮子，或是在大街上讨饭了，一辈子都要当别人的负担。可他又是哀求，又是抗争，就是要把书给念下去，后来他又在城里找了脏活儿，晚上再去读夜校，学成了电工的本领。后来，一个回国探亲的朋友告诉他说，英国这边有工作，于是他又是存钱，又是借钱，最后就这么来了这里。瞧瞧他——如果维贾伊这时能听见她们说话，就会搞怪一下，挺直身子，隆起肱二头肌，像个电视里面的冠军——他努力了，如今得到了回报。
那就是维贾伊永恒的忠告：努力，努力，一切皆有可能。他的意志无比坚定，不像个英雄，倒像个固执的小个子男人，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他永远在忙个不停，不像是迫不得已或是压力很大的样子，而像是他手头确实总有什么事情等着去做。他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回家。晚饭过后，他坐在客厅一角的一张小桌子前，开始学习。他报了一门会计学的函授课程，希望能学到足够的东西，好先在会计所里找一份工作，然后边干边积累知识。维贾伊就是那样的人，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沉默寡言，奋发努力，哪怕是在吃饭的时候。也许板球赛能让他激动一下，如果有印度队的话，但除此之外他就只会静静地忙自己的事，任由世界自行运转。
等到她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她开始觉得这种活法挺奇怪的，拼成那个样子，满心想着成功、发财，自己倒成了这些小小野心的俘虏。这样的人生似乎毫无乐趣，永远都在工作。她还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自私，精神上很自私，眼里完全没有他人。但费鲁兹似乎并不介意。只要她想，她就和他说话，不管他是在学习还是在吃饭。有时他会搭腔，有时他只管接着做自己的事情。对此两人似乎都不介意。她也很努力，做饭、洗衣、肩扛手提，好让维贾伊接着做坚忍的楷模。费鲁兹喜欢这么说他：坚忍的楷模。她是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人这么说的，说某某女士是儿童权益运动中一位坚忍的楷模。她觉得拿这个词来形容维贾伊真是绝了。
一辆汽车停在了门外，片刻之后安娜听到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她猜那该是贾马尔打车到家了，于是不等他按门铃，就赶忙冲向前门。不知怎的，不能让他按门铃似乎成了此刻的一件大事，免得他在这个时辰惊动了那些逃出地府、藏匿在他们家的恶魔。两人回屋的时候，玛丽亚姆想要起身，但贾马尔一个拥抱，将她裹得严严实实，摁着她坐回椅子里。安娜已经和他说过什么了。他在椅子上坐下：不，他不饿，不累；是的，旅途很顺利；不好意思，他迟到了。是的，他也很高兴能见到她。两人默默地等待着，等母亲准备好了再度开口。
“接着讲呀，妈。”安娜说。
“我刚刚在跟汉娜讲费鲁兹和维贾伊。”玛丽亚姆说；不知何故，她的目光飘到了阿巴斯的相片上——自打他住院起，这都过去好几个月了，可这张相片依然摆在客厅的架子上，没有回归楼上的原位。接着，她和贾马尔说起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初那段时日。
她一开始住进他们家的时候，事情变得有些麻烦——至少麻烦了一阵子，费鲁兹只能调整安排自己的上班时间。后来，等到他们习惯她了——她非常努力地要让他俩习惯她——就给了她一把钥匙。费鲁兹要到晚上六点才回家，所以在此之前，玛丽亚姆有一两个钟头的时间看电视。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放学后的一两个钟头，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间楼上的公寓里，看着电视里面那些兴高采烈的孩子，感觉很安全，什么都伤不到她。她喜欢住在他们家，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费鲁兹的宠爱和温暖，有维贾伊的一点点人情世故——如果他想得起来的话，还有属于她自己的时间，可以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一个孩子，居然会有那样的想法，会在区区九岁的年纪就想要独处，但她此前的人生本就够忙够乱的了，这些午后的时光则是一种令她始料未及的慰藉。她总是在离六点还差好一会儿的时候就关电视。她一开始拿到钥匙的时候，维贾伊问她放学回家以后都在干些什么，她说她在看电视。他对此可不太高兴。他皱着眉，悲伤地摇摇头，告诉她说，她应该抓紧补上功课，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电视上面。打那以后，他每次回到家，都要把手按在电视上面，看看刚才有没有人开过。后来，费鲁兹回家以后，也会如法炮制，所以为了证明自己乖巧听话，在按他俩的要求努力学习，她每天提前好久便关了电视，乖乖坐在那里，捧着一本书，或是彩色铅笔，或是诸如此类的物件。她很想爱上做功课，可她的心就是沉不下来。
后来，随着她渐渐长大，她成了家里的女仆。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费鲁兹下班回家以后，玛丽亚姆就去厨房帮忙。费鲁兹给了她一只小凳子，让她站在上面，好够着锅具。她开始教玛丽亚姆怎样下厨房——这件事情是每个女人都得学会的，哪怕你将来幸运地嫁给了一位王子，她告诉玛丽亚姆。让费鲁兹惊讶的是，玛丽亚姆上手得非常快，因为她毕竟才那么小呢。那个时候，她俩谁都不知道，这恰恰就是她未来的命运，那就是和锅碗瓢盆打一辈子的交道。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先是在厨房里面搭把手。接着费鲁兹开始把事情留给玛丽亚姆，等她放学回家来做：给蔬菜削皮，准备锅具，摆桌子开饭。然后是准备做薄煎饼的面团，把木豆架到火上，直到最后她开始独立为一家人做整餐饭。
他们用钱十分小心，吃的东西都很简单。那是一个守财奴之家。他们就是那么过日子的，什么都要省着，以备未来之需。费鲁兹下班回家以后，还会检查一下垃圾桶，看看玛丽亚姆有没有把能吃的蔬菜也丢掉。她刚开始的时候会这么干，因为那时她还不相信玛丽亚姆会和自己一样能不浪费就不浪费。
又过了一两年——玛丽亚姆已经记不清具体多久了，因为一旦你的生活成了那样，时间的流速就变了——她连打扫卫生和洗衣服也一并干了。费鲁兹这时已经不太提她将来要当精神科护士的职业规划了，不过每次她回到家，看到衣服已经洗干净叠好，桌子上也摆好了晚餐，都会亲吻玛丽亚姆。维贾伊也很乐意玛丽亚姆和他们坐在一起，他需要什么就给他拿什么，把她当作一个受过他俩恩惠的人留在身边。因为他俩待她确实有恩，他们就是这么告诉她的；他们还告诉她说，他们将她从怎样的境遇中解救了出来。那时，她并不是总能听懂他们的意思。也许当初他们收留她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一直装着这样的想法：当大善人，将她从堕落的人生中拯救出来。教她同稳重清醒的人一起生活，做正当的工作，从中找到一点尊严。一开始，费鲁兹和她那番关于家庭的说教一度让她一头雾水。
她干的那些家务不算辛苦。她甚至喜欢上了干家务：准备食材，烹制一餐饭，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清洁一遍，收齐放好，再把厨房上下抹干净。这感觉就像是达成了一项成就。一件她可以带着满足感去做、去完成的事情。就连维贾伊也不再叫她奋发努力了，因为他看得出来她确实努力。她的功课也有长进。这时她已经上了中学——一所吵闹拥挤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时时刻刻都在让彼此疲于奔命。她落后太多了，只能和呆瓜们分在一个班级。他们就是这么叫自己的。给他们的功课也很简单。有些老师带漫画书来给他们看，还让他们在班上玩棋盘游戏。平生头一回，她开始取得好分数了。她还交了些新朋友。他们的老师——那位思韦特先生——对她很满意，她也喜欢待在他的班里。他留着一把姜黄色的大胡子。他甚至会叫她玛丽亚姆，而非玛丽——学校里面没有第二个人会这么叫。他会跟他们讲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位思韦特先生，课讲着讲着就跑题了，讲起了一些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听得他们只希望他能永远讲下去。一天，他和玛丽亚姆说了一个有关她名字的故事。他说，穆斯林在征服了麦加之后，便去了天房，将所有异教崇拜者竖立的偶像和画像统统移除。你知道什么是天房吗？就是穆斯林做礼拜的时候，面向的那块大石头。在穆斯林的心目中，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神祇的偶像在他们看来是不洁的，因此必须移除。可是，就在那些画像当中，却有一幅小小的圣母圣婴像。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伸出一只手，遮住那幅圣像，命令道：除此之外，其余一切尽皆抹去。救世主之母的名字为所有的民族所爱戴，思韦特先生说。他不得不将故事的许多段落拆解给她听，直到最后她才领悟。许多年后，她比当初领悟得更多了，心里面想，也不知道那幅圣像后来怎么样了。
反正呢，放学以后，她就回家做那一堆家务。做完家务，她就回自己的房间，用费鲁兹和维贾伊作为生日礼物买给她的磁带录放机听音乐。那个时候，她听起音乐来能听上一整天。
她对自己说，她很快乐；但是，当然咯，其实她并不快乐。人在那个年纪就没有真正快乐的，因为你会遇上那么多的事情，你对自己缺乏信心，你还害怕在别人眼里像个傻瓜。所以，她对自己说的是，尽管有那些个事情让她的同龄人一个个全都闷闷不乐，她却是个快乐的少女。她真希望自己能再聪明一些，能有点奔头，能用她的人生成就点什么，但她并非不快乐。她习惯了费鲁兹和维贾伊的那种高度警惕的生活方式，什么东西都要数一遍，连勺子都不放过。她把他们看作是一对好人，让她住在自己家里，还关心照顾她。她感谢他们，所以她不介意替他们做家务；就算介意过，那也只是偶尔为之。她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奋发努力，警惕一切。他们下定决心不要失败，不要被打垮，尤其是在走过了那么长的路，吃过了那么多的苦之后。她觉得，正是这样的艰苦奋斗有时候让他俩显得阴沉沉的。
再后来，维贾伊的侄子就过来和他们一起住了。他来的时候，她十六岁，正好在读最后一年书。维贾伊这时已经在一家合伙商行里当会计了，商行的老板是一对印度兄弟，跟他是同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几家当地的小企业做账。他现在穿着西服去上班了；不难看出来，如今他自认为也算是个人生有所成就的男人了。唔，他是，他是，尽管这并没有让他停下学习的步伐，他依然在一如既往地努力攻取下一阶段的职业资质。那位侄子——他们让玛丽亚姆叫他表哥——是维贾伊姐姐的儿子。维贾伊把他喊来身边，安排他进埃克塞特的一所学院学会计。这是维贾伊在向自己的家族伸出和解的橄榄枝，但同时他还有另一个盘算：一旦侄子接受了足够的培训，他就要开办自己的商行，一家真正的家族会计行。就这样，那位侄子住进了他们家。
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起过他，但他确实和她后来的遭遇有关，也和她离开费鲁兹和维贾伊的来龙去脉有关。孩子们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哎，其实他们也不必知道的，但这有助于他们多少理解事情为何最后是那样的结果。而她也再也不想把这段经历埋在心里了。
那位侄子的年纪比她想的要大一些，约摸二十三岁的样子，维贾伊把他从机场领回家那天，他满脸微笑，忙不迭地行合十礼。他睡在客厅的地铺上，因为家里实在没地方了，可维贾伊说，这不碍事，因为印度人在哪儿都能睡觉，他们习惯了艰苦朴素。起初他一点都不惹麻烦。早上他把铺盖卷好，喝一杯茶，吃一片面包，然后就出门上学去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课堂和图书馆里度过的，甚至都不会停下来吃个午饭。维贾伊对他的全身心投入十分赞许。她觉得他从来没有独自去过城里的任何地方，回家以后也很少说话，除了对维贾伊。他对自己的英语有点不自信，而他也完全有理由不自信。大多数时候，她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算听懂了，他吐出的字词也都颠三倒四的，就好像他是倒着说话的一样。后来，等到他适应了新环境后，有时玛丽亚姆放学回来，发现他也已经回到公寓了。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她不是家中的女儿，甚至都不算养女，只是一个被他家亲戚收留的流浪儿，如今成了全家人的女仆——玛丽亚姆·里格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女儿云云的说辞都渐渐被淡忘了，除了在被拿来嗔怪她的时候。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理解这件事，不过当她看到维贾伊和侄子在一起的样子时，她对于家族、责任、慈爱和淡淡的骄傲总算有了一点领悟，同时她也明白了费鲁兹和维贾伊从来没有对她有过这样的感情。
渐渐地，那位侄子开始让玛丽亚姆头疼了。她放学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捷足先登，然后她走到哪里都会跟着她，嘴里还念念有词——他的话她听不懂，但话中的意思她是明白的，就凭他说话时的那些手势。费鲁兹和维贾伊在的时候，他会用目光追随她，就好像是在伸手触摸她一样。之前她无意间听到了费鲁兹和维贾伊之间的争执，知道他在抱怨自己得睡客厅，而那个女孩却占了房间。迪内希需要学习，需要好好休息，这样他在学校里才能集中注意力，维贾伊说。如果他睡不好，他就没法儿学习。他就叫这个名字，迪内希。她已经很久没有把他的名字大声说出来了。费鲁兹开口同维贾伊争论道，玛丽亚姆就像是我们的女儿。玛丽亚姆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脸上绽开了微笑。维贾伊说，是的，她当然是，这就是为什么她会理解，这么做是为了全家人好。玛丽亚姆知道，迟早她得让出房间，如此一来，等到公寓里面只有他俩的时候，她就无处躲避表哥迪内希了。
她和费鲁兹的关系也出了问题，因为她为了躲避表哥只好迟迟不回家，也就没法儿好好完成她手头的那些家务了。他们觉得她开始变野了，把时间浪费在街头，见各种男孩子。在这个国家，女孩子迟早要被宠坏，不管你盯她盯得有多紧，维贾伊说。她想过要对费鲁兹说点什么，因为表哥迪内希现在已经威胁到她了，其所作所为常常让她害怕。一天，费鲁兹再次因为她迟迟不回家而动怒，责怪她对自己的分内事不上心，哪怕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把她当女儿照料。这一回，玛丽亚姆也不高兴了。她说，表哥迪内希一直在烦她，所以她才不回家的。怎么烦她的？费鲁兹问。你知道怎么烦的，玛丽亚姆说。费鲁兹摆出一张嫌恶的脸孔，挥手扇了她一耳光。她就是那么干的，一巴掌扇在她脸上，而之前的那些年里她一次都没有打过她。接着她又对玛丽亚姆说，她是个脏女孩，以后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玛丽亚姆没法告诉她说，他进到自己的房间来，乱翻自己的东西。她没法说，她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故意挡住她的去路。她没法说，他把手放在她的腰上和屁股上，她知道终有一天他会对她做出更可怕的事情。可是在费鲁兹扇了她那一耳光之后……被人那样扇脸真的是太打击身心了。在那之后，她也就没法告诉费鲁兹她碰上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有她究竟在害怕什么了。
学校组织的考试结束后，他们就叫她搬出自己的房间，好给表哥迪内希一个像样的学习空间。那感觉就像是这位侄子被拔擢进了贵族阶层一样。他使唤玛丽亚姆给他拿杯喝的来，训斥她没有把自己的衣服熨烫好，还抱怨伙食不行。就连他对待费鲁兹的态度也变了，对着她笑的样子就好像她是个傻子似的，有时候她和他说话，他都不理。读完最后一年书之后的那个夏天，玛丽亚姆在一家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心里想，只要她挣的钱够，她就搬到出租房去住。然而，她的钱不够，工作也又苦又无聊，虽然她还挺喜欢那里的工友。后来，她在工厂里面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她遇到阿巴斯的时候，正是在那里上的班。她依然会时不时地去那家咖啡馆，喝上一杯茶，见见她从前的工友们，还总能免费吃到一块奶油蛋糕。她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阿巴斯。他瞥了她一眼，认出了她。他犹豫了片刻，随即便走上前来，打了声招呼。她不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但没过多久他就坐了下来，两人随即聊了起来，最后他和她道了声拜拜，咱们回头再聚。
那天晚上，表哥迪内希摸进厨房，一把抓住她，在她身上乱摸，还试图吻她。他嘴里一直说个不停，什么你的味道好美啊，你光彩照人啊。他比她要矮，但体格健壮。他年纪还比她大。她拿手中正用来搅拌木豆的勺子打他，可他只是哈哈笑着，不肯撒手。最后她拼命挣脱了他，他却依然站在她面前，一面笑着，一面对着她摇手指，好像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寻点乐子，在女仆姑娘身上揩一把油，权当闹着玩。事情就是演变到了这种地步：每当他发现她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会故伎重施，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恶劣。她拼尽全力去反抗，用勺子和擀面杖敲了他许多下，可她知道总有一天，等到他鼓足了胆子，他就会用强——一想到这个，她就既恶心，又恐惧。她觉得费鲁兹也知道。她觉得费鲁兹看她的眼神就好像是在说，她心里头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他们就发觉了阿巴斯的事情。她提了他的名字，漫不经心地，把他说成是一个她在厂里面碰见的人，可她的语调一定是泄露了玄机。两人开始审问她，直到最后她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和盘托出。她根本想象不到他们竟会这般小题大做，好像她做了什么下流的事情一样。整整两天，他们不依不饶，威胁要把她锁在公寓里面，免得她出去见他，还警告她说，要是她胆敢不从，就要把她扫地出门。表哥迪内希也加入进来。你一点都不自尊自重，他说，一面撇着嘴，就像他爱读的那些印度电影杂志里面的神怪。到了第三天晚上，她下班一回到家，他就在厨房里面把她的手强摁在墙上，掀起她的套衫，遮住她的脸，让她两眼一抹黑，然后逼着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她用尽全力反抗他，可他力气比她大，拖着她上了她的那张旧床。
这太恶心了，安娜心想。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你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们？我再也不想听这个恶心的故事了。
“趁着他费劲地自己褪衣服的当儿，不知怎的，我竟然挣脱了他的铁爪，跑进费鲁兹和维贾伊的房间，闩上房门。”玛丽亚姆说道，用的是一种清醒冷静、在他们听来十分陌生的声音，描述着她所见证的一起不大不小的糟糕经历，故意淡化那一刻的遭遇。“我在里面一直躲到费鲁兹回家。她刚一进门，我就听到表哥迪内希开始向她告状；等到我给她开门的时候，她已经听完了整个故事，听说了我如何在他面前袒露身子，他如何责备我，我又如何跑进他们的房间躲了起来。”
他们冲着她大吼大叫，出言威胁她，她觉得维贾伊这下要把她扫地出门了，或是把她锁进地窖，但凡他有地窖的话。这是渗进她血脉里的，这种堕落，他说。费鲁兹反复警告她说，如果她今后对他们再不放尊重些，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把她赶出门了，尽管他们之前对她那么好。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她记得很清楚。阿巴斯邀她去看电影，她也答应了，可她当然是去不了。第二天一早，不等别人起床，她就收拾了几件衣物，装进一只购物袋里，跑去找他，找阿巴斯，然后他们就逃离了那个小镇。
阿巴斯说，咱们离开这地方吧，她心想，那好吧。她没有告诉他自己遭遇的那起强奸未遂。她很乐意远离这个泥潭，远走高飞，将它抛在身后。她不知道她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也不知道费鲁兹和维贾伊能不能让人把她遣返回来，再给他们当女仆。所以一听到阿巴斯说：得啦，我们离开这里吧，她就说，好嘞！
“我以前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个表哥，”玛丽亚姆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觉得非要告诉你们不可。那不过是一个企图强暴我的男人，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早该忘了它，就像忘记一道渐渐淡去的旧伤疤。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个中屈辱、个中不公。起初我甚至都没办法对阿巴斯说这件事，但如今我觉得有必要对你们说。以前我总觉得不该和你们说这个，不该让你们那样看待你们的母亲，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被如此威胁的人。你们还小的时候，我总觉得不该和你们说这种事情，不该让你们觉得这个世界如此危险。但是现在，我想要你们知道，免得你们觉得，我心里头藏着一个肮脏的秘密，不敢让你们知道。我想要完全坦诚地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我要逃离费鲁兹和维贾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设法联系他们这件事，我想都不愿意去想。”
“没事了，妈。”安娜说，想要她就此打住，不想再听她不堪的人生故事了。“没事了。都过去很久了。不要再为了这件事难受了。”
玛丽亚姆用沉稳的目光看着女儿，明白她不想要自己再往下说了。“我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天我一直在听阿巴斯和我说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把这些事情憋在心里，任由它们毒害你的生活——这么做是多么的可悲。”
“哦，天啊，”安娜说，“他都说了些什么？”
玛丽亚姆凝望了他们片刻，脑子里面搜罗着词语，然后开口道：“他还有一个妻子。许多年前，他把她和她的孩子抛弃在了桑给巴尔。”
贾马尔叹了一口气，仰靠在椅子上。安娜对着母亲怒目而视。
“我受不了了，”她愤怒地说，“我受不了你们这些糟糕透顶的破烂移民悲剧了。我受不了你们那不堪人生的压迫了。我受够了。我要走。”
“闭嘴，汉娜，”贾马尔说，“让妈说话。”
“我的名字叫安娜，你这白痴。”安娜说，但她并没有走。
接着，用简明扼要且同之前一样毫不避讳的语言，玛丽亚姆告诉了他俩阿巴斯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觉得那孩子不是他的；从那天起，他就没有把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听过。四十年来，他活在自己的耻辱之中，玛丽亚姆说，无法对任何人言语此事。如今他想要开口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死了。让他亲口告诉你们吧，她说。
“我不想听，”安娜说，“我不想知道。我要走了。我这就叫辆出租车，搭下一班火车去伦敦。或者随便去哪里都行。”
贾马尔出了房间，上楼去了。上面的楼梯口黑黢黢的，可他无需灯光来帮他引路。他推开父母那间卧室的房门，悄无声息地溜了进去。他稳住呼吸，在黑暗中静立了一小会儿，知道父亲没睡。
“爸。”他说。
“贾马尔。”阿巴斯说。接着他开始低语。贾马尔凑近了些，这才意识到，父亲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一片黑暗之中，他坐在地上，听着父亲东拉西扯。他能听到安娜在楼下提高了嗓门。
“桑给巴尔听上去像个挺不错的故乡。”贾马尔说，但阿巴斯没有留意。
过了似乎很久，父亲停止了低语，贾马尔从他的呼吸声推测，药物终于让他睡着了。楼下的嘈杂声也停歇了。他听到卧室的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地开了，凭着楼梯灯的些许微光，他认出了来者正是母亲。他跟着她来到门外。
“他睡着了。”贾马尔说。
“也许吧，”玛丽亚姆说，“有时候他只是装睡。”
“他刚才低语了很久。”他应道。
“是的，我知道，”她说，“他这副样子看来得持续好几天了。他心思一乱，就会陷入迷惘。然后他就会用他的语言像刚才那样低语，好像他忘了怎么说英语似的。我想，他知道我在跟你们说他逃跑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躲起来了。”
“汉娜走了吗？”他问道。
“没有，她在楼下，”玛丽亚姆说，在半明半暗之中微笑着，“她在厨房的一个橱柜里面摸到了一瓶酒。”
第二天，他们的父亲没有起床。贾马尔过去看他的时候，阿巴斯静静地望着儿子，接着开始低语。贾马尔拉来一把椅子，坐在他边上，听着爸用嘶嘶的气流声不间断地说了一个钟头或者更久。最后，贾马尔微微一笑，吻了父亲的手，返身回楼下去了。玛丽亚姆又和他们说了一些阿巴斯告诉她的事情，可眼看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她说，他俩没必要再待在这里了。他躲进了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等到他从那里出来的时候，我会让他继续对着录音磁带说话的。他现在情愿那样。他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看着任何人的眼睛。她不想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她那位害病的重婚犯。这个词吓了贾马尔一跳，但玛丽亚姆告诉他，她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习惯它，为了让自己不要再像一开始那样被它深深刺痛。
“这种情况下，男人另组家庭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就在他们登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后，贾马尔说，“想想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并非无法想象。”
“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指的是移民和难民。”安娜说，依然气鼓鼓的。
贾马尔微微一笑。“最近你真的是把那个词成天挂在嘴边啊，”他说，“糟糕透顶的移民悲剧，听听。”
“我只是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那么可怜又可鄙，”安娜说，“我的爸爸是一个重婚犯，我的妈妈是一个弃婴。你只要和别人这么一说，那你在人家眼里活脱脱就是某部滑稽情节剧里走出来的人物嘛。当然，男移民重婚不是什么稀奇事，弃婴在1950年代也到处都是。真是再稀松平常不过了。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更加宽容，不要小题大做。这就是你想说的话，对吧？你应该把这话跟爸说的，让他不要觉得自己上哪儿都得背负着那个沉默的重担，弄得所有人都不开心。他许多年前就该告诉我们的，不说是他的不对。而她现在又跑来告诉我们说，自己十六岁那年，被一个凶神恶煞的印度男孩强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她就不能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吗？”
“并没有真的被强暴，”贾马尔说，“而她之所以告诉我们，是因为她一个人回忆伤痛，只会更痛。也许吧。”
安娜安静了片刻，接着又开始说话，时断时续地说了好一会儿，最后渐渐地陷入沉默，两眼凝望着窗外掠过的乡野。好多次，贾马尔想要开口，想要抗议，想要说：妈想告诉他们的不仅仅是那次强暴；可每一次他都忍住了。她想告诉他们的是，那些人曾经对她很好，后来却又以如此漫不经心的方式苛待她，伤害她，而她想要让他们知道她心中的内疚——为一种她既不理解，也未能回报的善意而内疚。她还想让他们知道她心中的屈辱——她一直在努力压抑，但如今再也不想这么做了。然而，贾马尔没有抗议，也没有辩护，只是坐在汉娜面前，让她说个够。汉娜身上有一种冷酷的刻薄，他心里想，而他以前就已经这么想过许多回了。当冷酷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时候，她依然冷酷，仅仅是为了炫耀她的伶牙俐齿，而她说起话来又是那样的一肚子怨气，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伤害她，惹恼她。这样做符合她的自我认知：她可没耐心听那些胡说八道，她会有话直说，绝不躲藏在客套和温情后面。
他和她说了莉娜的事情，看到她的眼里慢慢点亮了兴致和愉悦的光芒。他把这当成一个娱乐故事来讲，讲他如何暗恋上了她，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满心的爱慕让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接着，那场派对过后，那个吻又是如何让他大吃一惊，可他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对于他的笨嘴拙舌，她满怀怜悯地大摇其头。他又和她说了那位男友罗尼，说了那张明信片的事，还有她是怎么在香农河上度完假后，返身归来，接管主动权的。他把事情说得轻松愉快——她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她最爱的是那张明信片的桥段。
“你真是好傻好天真啊，”她说，“你非得等到她都快在她那位超级强壮的猛男面前甘冒生命危险了，才能认识到她真的想要你。”
“我是个白痴，”他附和道，“可你也用不着那么夸张。她怎么就有生命危险了？”
她对马科的自杀未遂不屑一顾。一场作秀性质的恶作剧，她说。时候一到，他自会跳下汽车的。他只是想把自家爸妈吓个半死。贾马尔告诉她说莉娜的爸妈是意大利人的时候，看得出来她迟疑了一下，面对又一个移民故事微微皱眉，不过这次她没有发表评论，就让这件事过去了。接着，等到他和她讲完了所有他暂时能讲的事情之后，沉默又一次横亘在了两人中间，她的脸色也变得阴郁。列车开进了伦敦远郊，这时她才开始和他讲起了尼克与她之间的事情。我觉得他在跟某人上床，她说，或者是某几个人。又或者他迟早会这么干。贾马尔静静地听着，听她细细讲述尼克带给她的不幸福，还有在她看来，前方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这些细节让他吃了一惊。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样子说过尼克。贾马尔原以为，汉娜和尼克是要一直走下去了，因此早就学会了把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藏在心里。他一直无法理解汉娜怎么受得了尼克的自我中心，还有他卖弄聪明、显摆学识的模样。此刻，他一面听着姐姐既轻佻又悲苦地谈论她爱情的衰竭，一面遗憾自己已经不习惯于对她开诚布公了。他看着她边说话，边心不在焉地抚弄手机，而他却想不出什么轻巧的安慰话来应景。
就在火车驶入利物浦街站的时候，她对他说，我最好是给我们那位领导打个电话。咱们保持联系，美人。他们在环线上分道扬镳，她去往维多利亚站，他去往国王十字。他搭上了往北的列车，心思飘向了父亲，还有他一度默默忍受，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个秘密；接着又飘向母亲，还有爸给她平添的不快。他想着妈告诉他们的事情，想着他如何娶了那个女人，却又以为自己被骗了，想着他说起那段岁月、那些事件的时候，如何老泪纵横。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是徒劳了，她说。那些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如今再怎么哭也没用了。他应该在好些年前就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应该陪他俩多待几天的。
(1) 阿克巴（1542—1605），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任皇帝。
(2) 斯瓦希里语，意为“你会给我惹麻烦的”。
(3) x代表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