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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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式
我根本没想到我会活这么久。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也都没想到。如今我还在这里，对此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错。我没想过要在这里赖这么久，我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固执。也许我其实是想赖着的，只是不肯承认。死亡真是件可恶的事情啊。你以为你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可是痛苦依然把你打回原形，这种无助和虚弱真是让人难堪。虽说眼下看来，到头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许多年前，我以为那一天不会太过遥远，我不会在这里再赖太久，我很快就会上路，二十多岁就退场谢幕。离开已经是一种死亡了，再死一次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事情。这倒并非是因为人生的悲剧太过沉重，我希望它越短越好，而是因为我似乎找不出什么很好的理由来让它就这样子继续下去。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现如今我还在这里，就像我自己的人生中一个让人疲惫的客人。我曾经说过，要是有人事先问我，我是不会来的，不会来到这世上，不会来到这样的人生中，面对它那让人疲惫的人来人往。这话让她很不安。她不安，是因为她以为我是想说我期盼死亡，抑或是她在我的人生中无足轻重。我并不期盼死亡，她则照亮了我的人生，可我依然惊讶于死亡竟然还没有到来。
我在摩加迪沙的时候，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一个我在码头上碰见的黎巴嫩人。那个时候，摩加迪沙依然是个港口，还没有变成屠宰场。那个男人先是看着我，好像认识我似的，接着走上前来，向我问好，一面伸过手来，面带微笑，但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是把我错当成了别人。这种事情很常见，在遥远偏僻、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会把别人错当成自己以前认识的人。这一定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长相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更相似，或者说是比我们想要的更相似。面对这个错误，我俩哈哈一笑，又握了一回手，然后那个黎巴嫩人把我拉进仓库边上的阴凉处，躲开午后的骄阳。他和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住在耶路撒冷的男人去海法探亲访友。他到了地方，正在一家一家走亲友的时候，却与一个男人擦肩而过；男人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认出了他一样。不过，男人并没有停下脚步，于是这个耶路撒冷人也就接着走自己的路，一面搜肠刮肚地想着这个看上去孔武有力的高个子男人会是谁呢。没过多久，就在他和朋友们坐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个高个子男人。男人一看到他，便放慢了脚步，像是一直在找他；这回，他走过咖啡馆的时候，久久地、凶狠地好好瞅了耶路撒冷人一眼。就连他的朋友们也对男人那凶狠的眼神感到诧异，可谁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耶路撒冷人开始担心这会不会是某个他曾经侮辱或是得罪的男人，也许当时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种事情有时候就是无心之举。又过了一阵子，在去亲戚家吃午饭的路上，他又与那个男人擦肩而过，这一回他绝不可能错会男人眼中的愠怒。耶路撒冷人慌了神，担心这个跟踪他的男人是个杀手，于是匆匆跟亲戚们道了别，掉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临近傍晚时分，他坐在耶路撒冷自家屋前的露台上，欣慰地想，自己总算是远离了海法的糟心事；就在这时，他又看到了那个男人。高个子男人这次目标明确地冲他而来，面带微笑，口中说道：你好，我叫亚兹拉尔(1)。我是来取走你的灵魂的。你之前在海法做什么？我应该在昏礼(2)开始前半小时来耶路撒冷取走你的灵魂，可你刚刚还在海法游来荡去。真高兴你到底还是及时赶回来了。
希望我这故事讲得还行。那个黎巴嫩人爱死他这个故事了，要是被我讲砸了，那可就太让人难过了。
她想要我开口；她告诉我说，这对我有好处。她说，我应该开口，这样孩子们才能知道那些我没有告诉他们的事情。她说，他们害怕我的秘密。我告诉她说，父母总有秘密是要瞒着孩子的，难道不是吗？他们怎么知道我有让他们害怕的秘密？我的父亲从小在贫穷中长大，可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冷酷、可怕、不知疲倦的小个子男人，永远在发号施令。我想我并不在乎他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是没有告诉过我的。就算我在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求他告诉我。就算我在乎，就算我开口了，他也不会仅仅因为我在乎就告诉我。我从没有听到我母亲说起过她的童年或是她的过去。我也不记得我好奇过，虽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她，也不是因为她就没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故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但我确实不记得她用那样的方式谈论过自己，谈论她一生中做过的或是想做的事情。她是我们的母亲，永远在劳作、抱怨，好像她从来到这世上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可她对我说，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在异国他乡，而关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我们给他们的却只有让人困惑的故事。她觉得，这会让他们在面对自我时感到心虚害怕。这会让他们丧失自信，她说。好像我们应该每时每刻都自信满满似的。好像我们总能知道我们想知道的一切似的。好像我们所有人到头来就不会掘出我们各自的恐惧似的，不管我们都知道了些什么。甚至于，我告诉她，也许我们知道得越少，我们就越是心宽体胖。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给他们的可不只是让人困惑的故事。
这么多年了，虽然她根本就没见过别的地方，她却依然把这里称作是异国他乡。我对她说，别像只胆小的母鸡似的。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她不该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的地方。她告诉我说，她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而如今她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老仆人，终于获准能忙些她自己的事情了，只要她别烦到别人。我已经没力气和她争论这种思维方式的是非了。这一切已经让我承受不起了，这场病，我也让她精疲力竭了，而她一直是我生命中的幸福所在。我才是那个把她变成了女仆的人，让她跟在后面清理我病中的秽物，用我的闷闷不乐来回报她。我太累了，说不动这些事了。为什么她非要逼我说？为什么她就不能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她想要我说说我的家乡——那个小小的、尘封记忆里的温古贾岛。她这话说得很狡猾，好让我感觉不到她是在逼着我开口。就跟他俩说说那里的房子、街道和大海嘛，她说，好像我是个导游似的，在给异乡客们提供信息呢。那里有两个雨季，长雨季和短雨季，而不管是哪季，那个鱼货市场你最好都躲得远远的。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对她说，但这是个谎言。我记得许多事情，每天我都要记起它们，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想要忘却。我本想着只要我还能再沉默一天，我就要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我本想着只要我开了口，我就停不下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说，先不要问我那件事。或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那件事。我本想着我可以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来说这些事情，免得让人从中听出怯懦与可耻来，可那个时机一直都没有到来。我不知道我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如今那一切都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的沉默和谎言终于被人揭穿了。他们总是在揭穿我们的谎言，那些高我们一等的人，却很少聆听我们那宽容、欢快、和谐的古老文明的故事。如果我真的要说起那个小地方，那才是我想要对我的孩子们诉说的。说我们全都生活在太平安宁之中，生活在只有穆斯林才知道该如何建立的一个宽容的社会之中，即便我们分属多个种族与宗教信仰。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和他们说那里。我不会和他们说那潜伏在表层之下、随时等待爆发的怒火，或是奴隶的孩子筹划着用怎样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报复他们的主子以及每一个嘲笑他们、鄙视他们的人。我不会和他们说我们的仇恨，或是女人们如何被当作商品，如何被她们的叔伯、兄弟、姐妹夫交易和继承。我不会和他们说女人们自己如何争先恐后地表演她们的卑贱。我也不会和他们说我们用怎样专制暴虐的手段对待孩子。为什么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满嘴谎话、欺骗成性的贱民呢？
怎么办到的？她想要我说说我是怎么逃跑的。我变成一只海鸥，振翅高飞。我化作一只海兽，小心翼翼地翻过海底的峭壁与巨石。我把我的怯懦劈成碎木，做成木筏，漂流而去。不然我还能怎样逃离一座岛屿？我偷搭一艘船逃走的，就是这样。或者说是我想要偷搭的，因为我刚一打开舱门，走出船舱，水手们就发现了我。我一定是触响了警报。我在那里面待了三天。所有的幸事都和三有关；到了第三天，我终于摸到了通向舱外的路。他们拿上一只手电筒，又把我带了下去，让我清理干净我自己留下的“烂摊子”。如今，他们再逮到偷搭客，是要扔下船的，我们听说是这样，不过当年我很幸运，因为那艘船正好缺人手，就把我给招了。我就是这么当上的水手。那艘船的名字叫作SS爪哇之星。我的第一个海上之家。
在那之后，事情就容易了，因为我喜欢这工作，在一条条船上，以及世界各地，过上了小阿飞式的生活。我从不会失业太久。有时我会在一个地方住上几个星期，然后就能找到下一条船。大千世界，有那么多的东西等着我看，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我做。我遇见她的时候，那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十五年。想想看，十五年里发生了多少的人生故事，然后却要再将这一切搁下，再开始新的人生。我遇见她的时候，已经三十四岁了，年纪是她的两倍大，虽说我一开始告诉她说，我二十八。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太老了，配不上她。
你究竟是怎么偷摸上船的？她不愿放过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她不想要我对她隐藏我怯懦的逃亡之路上最短暂的瞬间。可我不能再一次重温这一切了，不能像这样子。我已经重温了它几十年，直到如今，我的头脑已经为那一刻的故事所麻木。每次我开口说话，我都憎恶这张嘴里将要吐出的话语。她不肯让我说不。她不依不饶：你非得说清楚你是怎么偷摸上船的不可，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横下心来的，又是如何出乎意料地坚定了意志，上了一条驳船，船头直奔一艘停泊在港外锚地的大船而去。这个点子是我几天前想到的。那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谈论政治和独立，空气中充斥着那种言语，洋溢着愤慨与不满。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人们集会游行，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痛斥英国人的可恶。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造访了小岛。那就是HMS皇家方舟号。英国人就喜欢用这种办法来舒缓我们的情绪。皇家海军派来一艘大舰，再让几架喷气式战机从小岛上空掠过；战机突破了音障，吓得孩子和牲畜四散奔逃。几所可靠的学校收到了发给校长的指示，精心挑选了几组学童和学生——专挑那些规矩听话的——去舰船上面做客参观，再在船上享用一餐茶点。我就是那些被选中的大学生中的一员，虽说这时我已经完成考试，毕业离校了，因为我向来是一个恭谦可靠的学生。
在我们的统治者看来，这一定是一个好主意：用英国人的实力震慑当地人，再用果酱、蛋糕和油酥点心安抚他们的孩子。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不知道的是，他们请来的每一位小客人心里面都相信，那些茶点含有猪肉成分。有些家长就是这么说的，很快消息传遍了所有人。不清真——他们往所有东西里面都掺了猪油。所以，小客人们有的根本不碰那些吃的，有的（那些比较大胆的）干脆就傲慢地把东西扔下船去。我能看到水兵们沿着船舷默默地站成一排，双臂交叉在背后，两眼瞪视着前方，看着一群小猴子对他们的茶点弃若敝屣。我们全都在为独立战争尽一分绵力。不过茶会开始之前，他们先带我们参观了舰船。他们给我们看了战斗机和直升机，有些停在甲板上，有些停在下面的机库里。他们甚至还让我们中的有些人钻进驾驶舱。如果他们的意图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和实力吓唬我们，那么这一招在我身上是奏效了。我被他们的知识和实力由内而外地吓住了，慑服了。但也并非我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笼罩在这样的惶恐之中。就在我们走过船上的角角落落时，一个想法跃入我的脑海：要在这样一艘船上找一个地方藏身，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之前的几个礼拜，我一直在琢磨逃跑的办法，但这样的琢磨只是理论性的。如果我想逃跑，那我该怎么做？又该如何实施？参观战舰让我的想法落到了实处。几天后，一艘大货轮停泊在了港外锚地里，我居然想方设法混上了船。那些清晨出海的驳船船员一定十分清楚我在耍什么花招，当我开口说出我有事要上船时，他们一定都在暗自窃笑。我刚一出现在码头上，他们肯定就已经知道了我想干什么。我一看就不是那种成天在码头上晃悠的年轻人——那种人一般衣衫褴褛，身子像海豹一样油光水滑，来回往返于各艘船之间，找活打工。我却是一个学生，马上就要当上老师，细溜得像条虫，穿得嘛——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这种人还能怎么穿呢？当驳船开进大海时，我估计我心里头有多害怕，我的脸色就有多惊惶。
我是因为害怕被人嘲笑奚落，才最终迈出这一步的，最终做了那件如今似乎很难想象当年的我居然做得出来的事情，但驱使我那么做的同样还有愤怒，愤怒于我就这样落入了圈套，就这样毁掉了我的幸福。那件事情我改日再告诉你们，赶在你们听说了之前。要不还是让她告诉你们吧。她全都知道。一想到那个我曾经迎娶，却又弃之而去的女人，她就要被逼疯了。还有那个被我遗弃的孩子。我告诉她说，她是我的妻子，你们是我的孩子。可她说，法律可不是这么认定的。什么法律？她是我的妻子。从法律上讲，那个我弃之而去的女人才是我的妻子。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到那东西——她的怒火。我年轻时落入了圈套，做出了那样的事情。他们愚弄了我。他们都准备好了尽情地、好好地嘲笑我一番。他们给我设了套。每当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惶恐，或是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时，那股怒火总能让我再支撑上几个月。那群诡计多端的卑鄙混蛋——为什么他们就不肯放过我？为什么他们非要夺走我聊以自娱的那些简单的乐趣？是怒火帮助我把我的秘密藏在了心里，也帮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压制住了悔恨与羞耻感。
因为那艘大船的引擎发动的那一刻，悔恨和羞耻就淹没了我。别人会怎么说我？我的父亲会怎么说？他会冲着我的哥哥卡西姆幸灾乐祸，说这就是你想让他过上的生活。大学里面的那群猪猡就把那孩子变成了这样。他们教会了他逃跑。这下他们该怎么办？可我把怒火也同样发泄在他们身上，学会了压制我的羞耻。
一切都是新的，世界那么大，我沉醉其间。我竭尽全力地让自己沉醉，但最难做到的却是不要害怕。过了一阵子，我也渐渐习惯了，就那么随波逐流地四处漂泊，放任自流地面对各种事情。这种感觉有时候也不算太坏。我像那样生活了很长时间，而我离开的那个地方则在我的身后与我渐行渐远。只要我有机会，我还会推上一把，让它离我越远越好。独立之后那里所上演的暴力与残酷后来又持续了许多年，那一切都让人能更轻易地打消任何回去的念头。想要忘记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最难的就是忘记她，或是让我自己觉得抛弃她这件事做得对。有时，时常，我心里会想，会不会是我错怪她了，会不会那个宝宝真是我俩的，但也许个头大得吓人，在她的身体里长得飞快。如果是我错怪她了，我想象着我的妻子会怎样因为我的消失而忧心忡忡；当她意识到我是抛弃了她时，又该是多么受伤。有时，我会计算孩子的年纪，好奇他该长成了啥样。然后我就不得不把这一切推倒重来，只为了再一次感受那股把我赶出家乡的怒火。有时我会梦见自己回到了那里，她却认不出我来，被我目不转睛的凝视弄得莫名其妙。我就在那样的状态里生活了好些年，从不会在任何地方待太久，只是在大海上游荡，哪里有工作就往哪里去，全然不知我的生活还能有怎样的改观。然后，我就在埃克塞特遇见了她；突然之间，我看到了眼前出现的某种可能性。
她说他们知道埃克塞特的事情。我们已经和他们讲过许多回了。跟他们说说之前的那些年吧，说说你当过小阿飞，满世界游荡的日子。她真是个不依不饶的蠢婆娘。我关掉机器的时候，她过来听了一遍，又叫我多讲几句这个，多说几句那个。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最精彩的部分，剩下他们不知道的都是可怜可鄙的事情。现在他们连那个大秘密也都知道了，那个我本想让他们省点力气，不用知道的秘密。我逃出了自己的家，遗弃了一位妻子和一个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用哪种格局来看，这都是一项够可怕的罪行。我或许还可以再说一句，我对自己造的孽也够可怕的了。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废物，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废物，我用我的所作所为，对我自己的人生剜了心。这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当初离开那里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把多少东西都抛在了身后。在那之后，无论我游荡到了哪里，又在哪里生活，没有人对我抱有任何期望。我是一个没有责任、没有目标的男人。没有人对我提任何要求。我很想对你们解释这件事情，解释我如何失去了那里，与此同时也失去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那就是这件事情——这番游荡的意味所在。那就是在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上当一个异乡人的意味所在。我很想和你们谈谈这个，可眼看着时间不多了，我却还没有找到谈论这些事情的法门。你们肯定还会想要知道更多，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们更多了。我没想到会等上这么久才来告诉你们这一切，可事情已然如此了。我下不了开口的决心，以为你们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以为我们全都可以给自己创造出新的、更好的东西来。好啦，这件事我说得够多了。
她又按下了开机键，把机器放在我边上。再聊聊桑给巴尔吧，她说。我去给你弄点茶。她是一条寄生虫，她的牙咬进了我的血肉。每日每夜，她都在这里，在我身边，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她给我喂药，让我别断气，这样她才好接着吸我的血。不知道他们后来全都怎么样了，有没有挺过一场场杀戮与放逐。如果说有一个人能挺过来，那就是我那位诡计多端的姐姐。我是没有那份坚强的。我说得还不够多吗？我对桑给巴尔再没有更多了解了。那里对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每次我一听到这个地名，都会拔腿就跑。每次我一看到这个地名，都会别开目光或是立刻翻页。那间老厕所——你还要我多说什么呢？
我在霍利斯路的街角搭乘校车，那里在当时还是一座桥，横跨一个小湾。小湾的一侧正在被人填平。另一侧最终通入大海。海水涌进来的时候——从来不会是在早上——小湾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闪闪发亮。海水退去的时候，就会露出黑乎乎的湾底，上面满是污水和人的粪便。那些住在费尔古尼海滨的人家会在水边搭起平台，这样就可以一边坐在家里面，一边正对着小湾拉屎。校车会沿着小湾的海岸线开上大约一英里，然后在古里奥尼接上更多学生。这一站之后，校车很快就会开入乡间，那感觉就好像是我们终于从一个挤满了人的房间里面给放了出来。过了姆托尼，直到校车抵校的一路上，我们就一直都能望见大海了。这就是我每天的上学路，多年来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逃跑后的那几周，我要么愤怒，要么害怕——这愤怒和害怕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来由，一定就只是单纯的恐慌吧。就连我身边的人也让我害怕。我以前甚至都没有和英国人说过话，近距离见过的英国人也仅限于战舰上的水兵和大学校长，而校长大人从来没有理由直接和我说话，一次都没有。如今，我发现自己被这些人包围了，陷入了他们的红脸膛、假惺惺的笑和可怕气味的裹挟之中。每当我们看到他们走过来时，我们都会闪到一边，给他们让道，不仅仅是在那艘船上，而是在所有地方。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学会如此畏惧他们的，但我知道我自己直到今日，都还没有学会摆脱这种畏惧。我必须让自己横下心来，才能不要闪到一边，不要唯唯诺诺，才能说出一句：我什么都不怕。
不过我在那艘船上倒是没有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变得尤为关键，因为这意味着我挺过了我那场鲁莽的叛逃。我开始感到安全了，而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安全过，更有许许多多的意外之喜在等着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太阳升起时看见陆地就在我们边上；天明之时靠向加尔各答或是香港这样的大港口。想想看：当人世间正在上演着这一切，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之时，我却坐在那棵菠萝蜜树下剥花生。还有大海本身，如此浩瀚，又如此狂暴，闪着十足的凶光——我找不出词语来跟你们诉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描述。怒涛汹涌时，它很可怕；海色绝美时，它也很可怕。大海，我永远也忘不了它，忘不了它恐怖的魔力。
一切都是新鲜的，而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这两点就渐渐替代了我心中的恐慌。就连他们派给我的活儿起初也很新鲜——打扫厕所，扫地擦地，拿这个搬那个，全是脏活儿，要是让哪个熟人看到我在干这个，我肯定会羞死的。有时候，想到这个，我会不禁莞尔：换作从前，我肯定会觉得做这种事情有辱身份，可现在的我却完全没有受辱的感觉。那些英国长官都很孤高，看到我干脏活儿也一点都不惊讶。在他们眼里我本该如此，而这反过来也让我自己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那第一艘船上也不全是英国人，还有几个马来人和菲律宾人，其中两位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拉贾在厨房工作，阿尔文在轮机舱工作。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两位。阿尔文把我带进了轮机舱，里面那些庞大的机械曲柄与传动轴就像是一头巨兽那搏动的心脏；他爱那台轮机，他向我展示它时的姿态，就像是让我得以窥见了一个秘密。每当我们得空在某座港口城市里面逛上几个钟头的时候，这两位就是我的同伴；不过一开始，在我应对其他船员及其冷嘲热讽时，他们并没有过来管我。如果说长官们是孤高又冷漠，那么他们的下属就是饶舌又好斗，满嘴恶言冷语。他们以自己的粗野为豪，永远都在嘲弄彼此，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起初我对此很不理解，默默地生闷气，但后来我也学会了一有机会，就用同样的粗野回敬他们，逼着自己开口，好像我很熟悉那种讲话方式似的。那第一艘船带我去了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马尼拉、香港，然后是雅加达，接着又回到新加坡。我的马来朋友拉贾在新加坡下了船，我想方设法，施展手段，得到了他原先在厨房里的工作。
我在新加坡城里走了一圈，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我独自一人，走过市中心的一条林荫道，我还记得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自由了。这倒不是说，之前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囚禁了——就算有这种时候，那也得等到我逃跑前的那最后几个礼拜，当时我有一种落入圈套的别样感受。我在新加坡体验到的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某种我此前从不知晓的东西。我感觉好像是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想要什么、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从任何一种现实的意义上讲，这都只是一种幻觉。我没有钱，没有证件，没有技能，但那并不能阻止我自认为是自由之身。我丢掉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恐惧。我以为没有人能再让我做任何我不想做的事情了。我周围的一切——景色、气息，甚至是焦虑——带给了我莫大的快乐。甚至在有人企图骗我几个钢镚的时候，我竟把那当成了向我伸出的友谊与欢迎之手。就在当天晚上，货船驶离新加坡，去往马德拉斯、孟买、德班、开普敦、弗里敦与利物浦；等到这趟航程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生被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了。
我本可以说一半藏一半的。我本可以告诉你们部分实情的，就算不是所有实情。也许我没有折中的智慧。等到我有条件和你们诉说多年前我那场叛逃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自己的沉默里，习惯了处置我人生的那段空白。我干了一件无情又轻率的事情，沉默就是我应付这段记忆的方法，冷面以对这个心头的负担。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充实、够复杂的了，无论是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童年，还是这个让人头疼的地方，我少年时代做的事情就留给我自己去处理吧。也许这是因为，我担心你们一旦知道了，就会替我感到害臊，就会失去对我的敬意。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但我想，一言不发、自求多福本就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选择。哎，够了，我本意不是想让你们因为我的沉默而害怕。我本想让你们不必知道这件可鄙的事情，好让你们向前看，勇敢起来，不要为这些可耻的记忆所瘫痪。
今天早上，我列了一份清单，上面是我那些年来生活过的所有地方。让人惊讶的是，谈起我人生中的那些时光，竟勾起了我想要回溯那段记忆的欲望；尽管我一心要将其尘封，却还是有那么多东西留存了下来。有时候，干完了一份活儿，我还没有准备好再上下一艘船，便会就地住上一段时间，碰上哪里算哪里。我就是这么在德班住了几个月的。我在那里坠入了爱河，但那不是我留下来的初始原因。我不喜欢之前打工的那艘船；在同一名长官吵了一架之后，我冲动地要求他们解除我的职务，等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德班的街头游荡了。我最后来到了城里的印度区，立刻感到浑身自在。那里的咖啡馆和吃食让我似曾相识。那里的房子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就像孟买、马德拉斯，甚至是科伦坡的房子曾经带给我的感觉。我听到宣礼吏在召唤人们去做礼拜，心动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咖啡馆里，再喝一杯甜茶。
就在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高个子男人走进咖啡馆。他朝我这边看过来，然后又看了一眼，像是认出了我一样。我开始微笑，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剧情。他还以微笑，来到我的桌前。他问我，我俩是不是认识，我说不，可他觉得是。走遍世界各地，我总是会碰到这种事情，除了在英国。我总是会遇见一些自以为认识我的人。我就是这么遇见的易卜拉欣；不一会儿，我俩熟络得就好像真的从前认识一样。他帮我找到了便宜的出租房，过了几天又帮我在他叔叔家的废品站里找到了工作。晚上，我俩一起去逛咖啡馆，偶尔偷偷摸摸地喝上几杯啤酒。他来自一个信仰虔诚的家庭，不敢公然饮酒，免得给家里人丢脸。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两兄弟带着各自的家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是伊朗人。兄弟俩一个是废金属商，我正是在他的废品站里工作；另一个就是易卜拉欣的父亲，他是一位毛拉。他们生活的那个德班城区里面到处都是印度人，只要他们不接纳你，你在那一片就身无立锥之地。印度人就喜欢这样，好把野蛮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虽说他们并不太反感阿拉伯人——除伊朗人之外的穆斯林都叫阿拉伯人。那是政府给他们定下的官方名号。就连印度穆斯林也是阿拉伯人。千万不要被人叫成土著，因为那样的话你就得受恶法管辖了(3)；再者说，那个时候也没人愿意被叫成非洲人。
易卜拉欣的祖父以前是一位十二伊玛目派的毛拉，在南非不远千里，四处奔波，为他散落各地的信众服务，主持婚丧嫁娶，外加别的宗教仪式。等到易卜拉欣长到记事的年纪，老毛拉已经离世了，但在他的整个童年时代，依然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祖父就在身边。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我对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一无所知，也根本不认识他们家里的人或是七姑八姨什么的。但在易卜拉欣的家庭里，他们每天都会呼唤祖父的名字，反复传诵他的某些故事，就像是某种宗教仪式。其中一个故事我直到今天依然记得，讲的是祖父被人匆匆叫去家里，为一个猝然离世的男人诵经。他到了以后，发现男人下葬得太急了。葬礼后的第二天，他家亲属注意到坟上的土堆被人动过了；他们担心有人亵渎死者，便把坟给挖开了。他们发现他的尸身从下面的葬坑里翻滚了出来，而之前他们是依照习俗让他侧卧在里面的；他的嘴里也满是泥土。他们这才明白，昨日他下葬的时候，一定还有一口气，而这就是他最后的挣扎，拼了命地想要呼吸。这个故事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时候，我一想起它来，就会觉得呼吸困难。
易卜拉欣的叔叔发现我能读会写之后，就把我调进了办公室工作，就在他们住的那栋房子的一楼。到了午餐时间，楼上就有人给我把饭送下来，我就是这么认识了易卜拉欣的妹妹，同她坠入爱河。当然咯，这场爱情是不会修出正果的。他们是一个大家族，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水手阿飞，况且我已经知道了和一位富商的女儿眉目传情会是什么结果。我俩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不知怎的，易卜拉欣还是洞悉了我们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微笑，还有每天她带饭给我时眼中闪过的一星火花。也许这种事情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那两个自以为你知我知的人儿。易卜拉欣费了一番口舌，特意和我说了他母亲的事情。我猜这应该是某种警告，所以我听从了警告，立刻辞去了在他们那个家族企业中的职位，当天就搬出了出租房。此后不久，我刚一订到铺位，便离开了德班。以下就是易卜拉欣对我讲述的这个他母亲的故事，在我的心里它永远和德班联系在了一起，个中机理我无法解释。
他的母亲，他说，有时候会变得很反常。她的灵魂像是出了窍，她的眼睛变得茫然空洞，深不见底。她会打碎东西，伤到自己。她嘴里会说个不停，既有明白的字词，也有胡言乱语，让人很难听懂她究竟在说什么。这种情况大概每季会发生一次，突如其来，没有太多预警。她反常的时候，其所作所为会有一定的模式，但依然无法预测。有时候，她会默默地打碎东西，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另一些时候，她不会打碎东西，嘴里却会说个不停。
每次只要这种反常的征兆刚一露头，她的女儿（就是我喜欢上的那一位）、她的丈夫，或是她的一个仆人就会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再捆上她的双脚，堵住她的嘴。她从来不会反抗这样的约束，除非她已经神魂颠倒，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事实上，当她感觉到这种怪病就要发作时，她自己往往就是那个发出呼喊的人，呼唤身边的人来给她上绑。接着她的眼睛就会变得茫然空洞，她的灵魂就会出窍。她极少出门，也从不会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一个人待太久。
她是一个聪明女人，他说，可照她这个样子，她每一次疯病发作，都有可能让她自己、让她的家庭蒙羞。他们就是这么说她的，可怜的疯子扎赫拉。没有人需要向她解释为什么非得给她上绑封口，尽可能地把她关在家里。疯狂是一场劫难，一种不可抗力，其意义只有它自己才说得清楚，因为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神，它都毫无益处。易卜拉欣的父亲不时会说这句话，抬出他自己的毛拉父亲作为这句箴言的作者。
我明白易卜拉欣是在警告我不要打乱他家中既定的安排，不要因为我对他妹妹的关注而让他们蒙羞。当天晚上，我和他道了别，像一个老派的水边游民一样，开始在码头游荡。种族隔离制度那时已经根深蒂固，不过他们不太爱管我们这些水手，何况我还有我那受英国保护的证件，就连神怪和恶魔都不敢来骚扰我，更不用说是布尔人了。我在德班街头游荡了数日，避开易卜拉欣和我过去时常造访的地方，又一次感觉自己像是从人类伪善的苦恼中被解放了出来。也许，我对自己说，我就是偏爱那眼角递出的一瞥和依依不舍、腼腆羞涩的目光，而只有那些正值花样年华却被锁在深闺，以免有辱家门的富商女儿才会有这样的神情。我为我不得不告别我在德班寻得的快乐而痛惜，但我更为我失去了易卜拉欣的友谊而痛惜。原本我甚至都开始考虑求他想想办法，帮我在德班长住下来，给我的流浪生涯画上句号了。总有办法的。但在他对我说了他母亲的故事之后，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了。
她对我说，不要停下来，因为说话对我有好处，不过我应该再多说点桑给巴尔的事情。我在德班的时光很有趣，可他们都想多听我讲讲桑给巴尔，不想听富商的那个小贱货女儿。我对她发火了——这不是难事，因为那婆娘真是唠叨个没完没了。别烦我了，我对她说。我不要再说桑给巴尔的事情了，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我把那机器朝房间对过扔去，希望它会摔坏，她也就能别烦我了，可我没有力气，机器没坏，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哦，玛丽亚姆，我不愿再想那个地方了。这些年来，我每天都会想起那里，哪怕是在我不想的时候。我不愿去想那个被我遗弃的女人，想她该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愿去想那个孩子，想他长大了会做什么，想他对我该会作何感想。我不愿去想我的母亲，想我到头来也没有机会对她说，全是因为我们，她的人生才过得如此悲惨，对此我是多么愧疚。我不愿去想他们后来的遭遇，以及当他们的世界变得丑恶不堪时，他们又该是如何看待我的。你要不要我说说黄昏时分林间的微风，或是清晨静谧的小巷里的喃喃细语？我不愿去想这些给我制造痛苦的事情了。我要把这东西关掉，我再也不想看到它了。
她坚持要我试试。她说我应该试试。她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件事对我有多大的益处——我的治疗专家如是说。我答应再对着这东西讲一回，然后就到此为止，她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打算说说她，我这位讨厌的泼妇，说说她是怎么及时找到了我，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日子。但我发现，我不知道从何说起。说我遇见她时，她长得有多美，她的笑声有多扣人心弦吗？我要告诉她这个吗？我不知道我的阿飞生涯是有多么荒唐和孤独，直到我遇见了她。我要不要告诉她，孩子们带给了我多少欢乐，倘若没有他们，没有她，一切又会是多么空虚？我要不要告诉她，我无法想象我的人生少了她的陪伴？这一切她全都知道。
就在刚才，在我想象着我俩初遇那天她的容颜时，我想起了我走过的另一个地方，还有我曾经短暂爱过的另一个女人。也许流浪的人生中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你可以去爱的女人，一个你可以为了她而结束游荡的女人时，你仿佛是瞥见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而这，或许便是我在路易港的遭遇。我有好些年没有想起她了，不过我在埃克塞特初遇玛丽亚姆的时候，的确就想到了她。而当玛丽亚姆告诉我说，她的养母来自毛里求斯时，这件事情就显得愈发奇怪了，因为闪入我脑海的那段回忆，围绕的也是我在毛里求斯遇见的一个人。那件事发生在此前几年，当时我们正停靠在路易港接货，把一批发往布里斯托尔的糖装上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访毛里求斯。
因为货物交付有延迟，我得空进城四处看看，而城里的景象让我着迷。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了家乡。这里的许多地方都让我想起家乡——房子的外观、集市上的水果、清真寺外的人群。我无法对两者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在路易港的一处海滩上，我看到一个老人坐在太阳暴晒下发臭的鱼鳞中间，于是我就站在那里，观察了他几分钟，看他缝补一面帆布，心中暗暗吃惊，因为他穿针引线时的那份优雅，竟是如此似曾相识。我走了许久，发现自己正朝城外走去，而这并非我的本意。就在我穿过一条乡间小路时，我看到一个人正要从对面穿过来。我停下脚步，后退一步，而那个人的动作也和我如出一辙。场面一度十分滑稽：我俩同一时间都后退了一步，中间隔着一条乡间小路。男人哈哈大笑，挥了挥手，我也挥手还礼。接着我和他又都迈开步子，朝着彼此走去，在小路靠中间的地方碰了头。我想要问他回码头的路该朝哪个方向走，虽说我并不是特别操心此刻我身在何处。当你过着那样的生活时，你早就不在乎迷路了。男人得知我是外国人后，很是高兴；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是想去码头，那我完全走错了方向——到了这时候，我自己也猜到这一点了。他对我说，他正好要回城里，我要是愿意，可以和他一起走。于是我们就一道走回城里，边走边聊，就像两个新认识的朋友。他对我说，我看上去像是毛里求斯人；我对他说，他看上去也像，说完我俩都捧腹大笑起来，最后还意犹未尽地握了握手。
他陪着我一路来到了港口。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门紧闭，保安说按计划要到早上才会有船出海。我的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帕斯卡——说我应该去他那里过一夜，第二天早上再回我的船上。我刚才也说了，当你过着那种四处游荡的生活时，你对很多事情都不再操心了。我这位朋友的家是一间小平房，我们是走花园里的后门进去的。我先是闻到了花香，第二天才看到了那个美丽的花园。我的朋友向他的妹妹解释了刚才的事情，她微微一笑，给我们拿来些吃的。她说他们晚饭吃得简单，并为一桌粗茶淡饭表示歉意。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这种表达方式我都没有听到过第二回——一桌粗茶淡饭。
她的名字叫克莱尔，长得很美，虽说还是比不上这个唠叨婆娘初遇我时的模样。我们三个一道吃了这餐饭，然后又聊了几个钟头。他们和我说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管他叫“先生”，好像他就叫这个似的；接着又说了他们的母亲，她最近刚刚去世。“先生”是路易港一家大商行里的高级职员，可他同时还是一位知名的业余植物学家。花园里的鲜花正是他种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可以一面观赏，一面赞叹了。我真想当场就去一饱眼福。他们把那花园说得是那么神乎其神，向我描述生长其间的各种花朵及其芬芳，可他们还是对我说：不行，得等到早上。早上才是花园最美的时候。
那天夜里，我久久无法入眠，心里面想着许多事情，但主要还是在想克莱尔；第二天早上，在被领着参观了花园之后，我不情不愿地告别了那里，和我的朋友帕斯卡一道去往港口，无缘再见到她。可货物依然没有送到，所以我拨了帕斯卡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又返回我新朋友的家里吃午饭。下午晚些时候，我辞别而去，同克莱尔握了手，心中一阵悲伤。我觉得她看上去也很悲伤。我答应会给他俩写信，以后要再来路易港。那个时候，我以为我是绝对不忍心从此再也不见她的。但我从来没有写过信，也再没有回过路易港。
我在那家工厂里第三次见到玛丽亚姆的时候，不由得想到了克莱尔，还有多年来我如何怀着怅惋之情，每每想起她来。天知道这个老唠叨婆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又会作何感想。我很久没有想起过克莱尔了。她俩的长相或是其他方面也并不相似。勾起我回忆的是那种感觉，一种幸福的机遇，而这一回，我可不能再犯傻或是犯懒，让机会白白流失了。
安娜用高保真音响放了磁带，扬声器中传出父亲的声音，像是在做公开演讲，像是电台里的节目。可她还是把音量调得很轻，像是害怕被人偷听似的。她怀着一种奇怪的自豪和意想不到的欣喜之情听了磁带。她没想到他的头脑会这么清楚。她本以为他会大叫大嚷或是窃窃私语，叽里咕噜地自说自话，发着牢骚，一如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惯常表现。她本以为会听到一个支离破碎、带着哭腔、颠三倒四的声音，因此害怕听这磁带。再重温一遍那样的痛苦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当他的声音和他要说的那些话语完全打消了她的疑虑时，她大吃了一惊。大多数时候，他的声音清晰又镇定，即使是在说到那些难以言表的段落时，也依然平静又雄辩。某些时刻，他说话的语调是她以前从来没有从他口中听到过的，谦逊又深省，以一种她能够理解的方式。她自己的思绪有时候也会采用那样的语调，但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这样说话。她认识到这是一种毫不留情的坦诚，一种她很少指望会在别人的声音中听到的东西，更不用说是父亲的了。他是他们的父亲：他教导他们，劝诱他们，鼓励、命令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可不会坐在那里，出声地思忖自己的错误和悔恨，还有救命稻草出现的那一刻，那放慢脚步的时间。
她很想再听他多讲讲他在新加坡的那次孤独的行走，或是在路易港的那场大胆的漫游。她很想再多听听他的故事，因此当磁带放到头的时候，她很是伤感。尼克的离去让她忧郁，爸的死更是雪上加霜，带给她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她以为她已经准备好接受爸的死讯了，可是当玛丽亚姆打电话告诉她这件事情时，她还是对着话筒失声悲号，就像你在电视新闻里面看到过的那些个疯女人。听着磁带里面父亲的声音，她想要爸爸；她潸然泪下，哀悼了他片刻，心中悲伤：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过错感之中，觉得自己随时都会颜面扫地。她把磁带拿上楼去，插进自己的收放两用机，戴上耳机又听了一遍。这一回她的神经不再像刚才那样紧绷，她听到了他字句间长长的停顿，还有他声音中的几处哽咽。她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他坐在椅子上娓娓道来的形象，脑中想象着他把录音机扔向房间对过，也不知他是真这么干了，还是仅仅说说而已，故意扮出一副任性老头的模样来。她想象着母亲是如何不顾他的抱怨，坚持要他说下去的。
她伸手抓起话筒，要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听过磁带了。她已经有好几天没跟母亲通过话了，之前就想好了要这么干的：先听磁带，听完再给母亲打电话。可是她拨了号码，那头却没有人应答。她往椅背上一靠，脑子里面又回放了一遍父亲讲述的这个故事；故事是以一连串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飞快地一张接一张从她眼前闪过，许多都不清不楚，模糊失焦，因为她知道的还不够多，不足以让画面切实具体地定格下来。她的母亲玛丽亚姆之前和他们说过他的大学生涯，还有他曾经躲在储藏室里偷望的那个女人。她一次又一次地回放那幅图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透过墙上的一道窄缝朝外张望，目光越过树冠，看向一片闪着微光的大海。她说那是他的一段快乐时光，也许的确如此吧，但在她为他所绘的这幅图画中，她感受到的却是他的孤独。她看不到那个露台上的女人，这超出了她的想象。也许那不过是一个刚刚告别童年、瘦得皮包骨头的少女。她得读一些文字，看一些照片，才能对此多少有点概念，看看她可能会穿怎样的衣服，那又会是哪种类型的露台。她早就打算要做这件事情的，自打母亲和他们说了他来自桑给巴尔，说了被他遗弃的那个女人之后——那个可怜可悲、身怀六甲的贱人。那就发生在他去世前的短短几周，那段时间她还有别的事情要料理，没有太多工夫去查阅有关露台上的桑给巴尔女人的资料。紧接着，他的死和母亲的悲恸让她得以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尼克引发的危机。她不得不从他带给她的惆怅之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到之前她所反感的那一切：关于他，关于她和他的关系。一场大火扑灭了另一场火灾，虽然过程缓慢。
她上网浏览了一番，读了所有那些荒诞可笑的介绍——假日与酒店、旅游与节日，心里想，她情愿换个地区做调研，这个她没兴趣。她估计，贾马尔以他那有条不紊的风格，应该已经查阅了一半相关文献了，他手头可有一所大学图书馆听候他差遣呢，而且他有时间。反正呢，这就是她给自己找的借口。
她又回头去重温他的故事所唤起的那一幅幅画面，意识到了自己有多享受以这种方式回想他所说的一切。她想象着他坐上校车去往学校的场景，那段他后来每每追忆的车程，心里寻思着为什么这趟旅途如此令人难忘。也许是因为这样一幅画面——清晨的校车之旅——是如此清晰吧；或者是因为校车载着他们出城，微风透过半敞的车身徐徐吹拂的那一路上，黑乎乎、臭烘烘的小湾和大海的远景之间那种强烈的反差吧。也许令人难忘的是个中感觉，而非景象。她自己的记忆里也有那样的画面，会毫无缘由地浮现在她眼前：诺里奇大教堂边上的一个街角，或是傍晚时分伦敦城里的一个火车站台，但她并不会怀揣着他所描述的那种热望来回想这些时刻，所以或许她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渴念。接着，她看到他又一次走过新加坡的那条林荫道，为自己所获的自由欢呼雀跃，然后靠在货轮的扶栏上，让大船载着他们驶入开普敦港。全都是幻觉，当然咯，但她想象得出像那样自我膨胀的时刻会如何冲昏你的头脑。她看到他在大学里的样子：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穿着衬衫，和其他年轻人一道信步穿过校区。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他当大学生的样子，在她的脑海中他从来都只是水手，后来等到她能认他的时候，他又在一家电子器件公司里当技师。她曾经以为，他的阅读量和他的知识都是他业余习得的，纯粹是出于兴趣，而他年轻的时候是无暇顾及这些的。她以为他俩能上大学——她和贾马尔——乃是创下了家族运势的新高点。
亲爱的贾马尔：你的胡子怎么样啦？长得快吗？据说下巴下面的胡子至少得长到四英寸长，你才能管自己叫真信徒。你知道这件事吧？你怕是没太大指望了，要我看。我今天听了爸的录音磁带，听了两遍。我本以为他会哑声哑气、嘟嘟囔囔，因为他最近一直是那副好吓人的怪样子。结果，他说话一清二楚，条理也完全清晰，他的故事真的打动了我。他谈了他的青春时代，他那些满世界游荡的经历。他在新加坡终获自由的感觉。你说他以前老是那副怪相，会不会是想吓唬我们？让我们保持距离？离我远点，小崽子。我在开始听磁带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那个秘密究竟是什么，这一点肯定对我也有帮助，让我不必一边听，一边提心吊胆的，生怕他随时都会从灌木丛里跳将出来，搬出那个吓煞人的故事来。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够吓人的了：他抛弃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其实只是个女孩，然后为了解释自己的作为，又编出那个疯疯癫癫、风声鹤唳的故事，说什么有人策划了那种阴谋来害他，把别人的孩子硬栽到他头上。但比这更吓人的事情还多得是呢。你说他到底为什么要跑？也许呢，他只是想逃离。也许这里头根本就没有什么悲剧或是深长的意味。我不知道妈是怎么做到让他坚持说下去的，又是怎么让他不要嘟嘟囔囔、恶言恶语的，因为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你怎么看待路易港的那对梦幻兄妹？你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吗？帕斯卡和克莱尔，一段意外的友谊，一场刚刚萌芽就遭弃绝的爱情。然后又是许多年的老水手(4)故事，直到他在埃克塞特遇见了妈。不过他这故事讲得很好，你说呢？这个构思我喜欢：他靠着两条腿走遍了全岛，就算迷了路也全不在意。我想，这该是我迄今为止最长的一封邮件了吧。真是不应该啊。刚才我听完了磁带，是想给妈打电话的，可她不在家，也许是在逛玛塔兰(5)吧xxx。
贾马尔写道：你说过要帮妈搞定她的文书工作，不如这样，下回你再跟她说上话的时候，问她会计维贾伊姓啥。或许我们值得花点力气查查看他到底有没有开出那家会计行来，再顺藤摸瓜地查出他的公司地址，应该就是轻而易举了。这件事可以交给我，我时不时地也需要暂时放一放手头这些累死个人的强脑力劳动。我暂时要躲妈一阵子。她威胁要来利兹看我，我怕她看到了我的生存环境又脏又乱之后，就要迫不得已地对我实施改造了。有人似乎跟她说了莉娜的事情，我想不出会是谁，但我感觉她很好奇。显然，那家异教徒开的慈善机构给她的活儿还不够多，不足以让她忙个不停，哪怕那完全都是白忙活xx。
安娜写道：她威胁要来，只是为了吓你。我看她现在是不太可能有任何外出计划的。难民中心的妇女团体要上演一出戏剧，她要在里面出演角色，这会儿正忙着排练呢。剧本是她们自己写的，她要演一个女医生，也许是一个固执的西班牙女医生，名叫门德兹。故事和政治避难有关，她说那里面什么都有——降生、死亡和婚姻，还有几首歌。她和我说了戏里所有的角色，哪个人演哪个角，但你得先一集不落地追完了前面的剧情，才能知道哈利马是谁，莉迪又是谁，所以我就不跟你多说啦。我问了她维贾伊姓啥，她说他姓戈帕尔。一开始她对这个问题有点紧张，可我跟她讲，葬礼过后我们正好说起了这个事情，想着怎么能想办法找到她的寄养家庭，如果她有兴趣的话。她说，她或许已经找到了他的公司地址。V.K.戈帕尔会计行。中心的某个人给她示范了怎么用公司注册处的官网，她上去搜了他的公司，相信自己找到他了。他一定已经很老了，可她说他也就七十五岁上下，而且她相信维贾伊的工作热情是不会被年龄吓倒的。她还没有继续跟进，因为她真的很忙（瞧见没），所以我想，不如就周末开个小会吧。也许我们可以去诺里奇一趟，看看她们的表演，再研究一下后续的跟进计划？也许她就是不太敢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xxx。
安娜后来又写道：剧情正在展开。第一——这不是在按重要性排序——演出定在这周五，如果你能赏光到场，妈会不胜荣幸，这一点你心里肯定有数。这是本学期的最后一个周五，所以我不得不经历了一场艰苦的谈判，才获准缺席圣诞节前最后一个教学日里的所有那些欢乐的活动。第二，我刚刚和妈说上话了，那个可怕的表哥迪内希给她回复了，就是许多年前时常威胁她的那个人。他在回复中说，他已经转达了她的请求，费鲁兹·戈帕尔太太同意接她的电话，但是不想见她。维贾伊·克里希纳·戈帕尔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了，身体很不好，她不会允许任何事情来搅扰他的心情。戈帕尔太太指定了一个妈可以去电的时间：周六下午两点整。妈——天啊，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妈吗——当即拨通了号码，和费鲁兹说上了话。你敢信吗？这就是过去那个像是生怕会被电话夹了手的女人？长话短说，通过某种古老的法术，也许是低声下气的道歉和泪水，两人设法达成了一定的和解，费鲁兹终究还是同意见她了。我猜孩子们——也就是你和我——也是这法术的一部分。所以，周六早上，天一破晓，移民阿巴斯一家就要启程前往埃克塞特啦。我刚刚查过列车班次了。我想妈也不需要我们提供后援支持什么的。我们的作用就是扮演诱饵，吸引敌人的火力。好啦，我们会搞清楚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值得搞清楚的事情，也算是不枉此行吧。这一个学期我过得挺舒爽。我应该是让我最喜欢的一个班级爱上了济慈。还有，我很高兴地说，我个人生活的情节剧成分正与日递减。很快，要不了多久，我连想都不会再想那个傻叉了。向莉娜问好xx。
贾马尔立刻就回信了：太棒啦！对情节剧说不！这是你两天来的头一封邮件。你不知道吗？我们这种整天坐在电脑前面的人，就要靠邮件来保持理智呢。得啦，我们这就去埃克塞特。
难民中心看起来曾经是一家小企业的经营场所。楼下有两个大房间，楼上是几间办公室。演出一会儿就要在靠里面的那个大房间中进行，靠正门的那个房间里面可以买到小食饮料，平时那里是中心的接待区。不演出的时候，这个临时剧院还充当日托所、各类志愿团体的活动场地、会议室，必要的时候甚至还能做音乐会场。
演出在下午三点钟开始，四点左右结束。椅子被大致排成一个半圆形，给最靠近大门的房间那一头留出一片空来。进门的位置摆了一组架子鼓。房间里挤满了妇女儿童，许多都已经就座，几个男人懒洋洋地靠着墙，看起来像是不打算在这里久待。从相貌判断，观众主要由非裔和亚裔构成，外加一两个中欧家庭。许多人似乎彼此认识。贾马尔出于职业好奇心，已经查清了他们大多是索马里人、厄立特里亚人、阿富汗人以及罗马尼亚罗姆人。房间里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孩子们四处溜达，谈笑声嗡嗡一片。
终于，灯暗了，高高架在后面一根椽子上的聚光灯亮了。聚光灯下，他们看到一个小伙子溜了进来，坐到架子鼓跟前。观众立刻报以掌声，小伙子开心地咧嘴一笑，在半空中挥舞着他的鼓槌，感谢大家的热情。更多的灯光点亮了，把那一块空地变成了一个舞台。所有的演员都是女人和孩子。戏剧以一段段叙述的形式展开，女人们讲述着各自生活被打乱的故事。有些故事夸张，有些故事滑稽，还间杂有歌唱段落，由观众席后面的某个长笛手伴奏。鼓手在必要的时候制造紧张氛围，并示意场景的转换。观众依然在进进出出，虽说不像刚才那么频繁了，孩子们则随时都有可能溜达进舞台区。
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们慢慢地消停下来，房间里的男人也多了起来。妈扮演那位医生，老是给女人们一些严厉的嘱咐，有关乎她们自身的，也有关乎孩子的，还会告诉她们一些事情，让她们对自己所投奔的这个现代世界的性质多少有一点了解。有些数字和统计数据在安娜听来很是耳熟，因为她时不时地从贾马尔嘴里听到过这些。她瞥了他一眼，他冲她微微一笑，承认了自己所做的贡献。你在喂她吃政治宣传啊，她小声嘀咕。每当一位女演员自认为说出了一句有力的台词时，她都会转向观众，以求回应，而观众们也都慷慨地报以掌声，与此同时鼓手还敲出隆隆的、渐强的鼓点，以表达自己的欣赏之情。全剧的高潮是一场婚礼。扮演新郎的是一个少年，最多也就十三岁，可他只是个幌子。房间里的所有女人——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突然之间全都用索马里语唱起了一首喧闹欢快的歌谣，她们可是为此排练了好几个星期呢。她们的声音是如此清澈，根本就无需伴奏。她们的面庞——还有其他所有人的面庞——都闪烁着微笑，房间里充满了歌声和笑声。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了个大早，赶七点十分发往利物浦街的火车，接着又穿越伦敦城，去帕丁顿赶那趟去埃克塞特的火车。他们在十二点刚过的时候抵达了埃克塞特，从东到西横穿了整个英国。坐火车的一路上，玛丽亚姆没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望着窗外，或是面带平和的微笑，听她的两个孩子说话。他俩并不去搅扰她的思绪，安娜估计那会是纷乱不安的思绪，尽管她表面看似平静。她努力想象着费鲁兹的模样——一个喜欢微笑的瘦削女人，母亲曾经说过；也不知道她一会儿迎接他们的时候，是会满腹怨愤，还是会彬彬有礼。不管她会怎样，这件事非做不可：搞清楚那些可以搞清楚的事情。
坐上出租车驶离火车站后，玛丽亚姆环顾四周，眼里闪烁着回忆。自打她三十年前不辞而别之后，这是她头一回重返埃克塞特，一切都变了样。比起她刚才坐火车时的样子，尤其是乘地铁横穿伦敦城之前的那一路上，现在她似乎远没有那么紧张了。费鲁兹给她的地址和从前不一样了，不再是她和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地方了，而是在一个她所不熟悉的繁华城区；随着三人渐渐接近此行的终点，玛丽亚姆变得沉默了。那是一栋又大又新的宅子，门前的私家车道宽得足以让一辆大轿车掉头。车库前面停着一辆灰色的梅赛德斯奔驰。门上挂着一个圣诞花环。一个年轻的印度女人为他们开的门，给了他们一个愉快且会意的微笑，自我介绍说她叫阿莎。她把三人引进了门。门厅十分宽敞，里面摆满了各种圣诞节饰物。一道四英尺宽的楼梯通向楼上。显然，这是一栋富人的宅子。
年轻女子领着他们来到起居室，先进了屋，然后站到一边，把他们让进来，先是玛丽亚姆，接着是缩在后面的安娜和贾马尔。房间从宅子前墙一直通到后墙，前后开着窗。站在后窗前面的是一个高挑瘦削的女人，身穿一条印花裙，双臂僵硬地垂在体侧，体态紧张，有种说不出来的责备意味，满是沟壑的脸庞紧绷着。贾马尔没想到费鲁兹会看上去这么虚弱、这么不安。他意识到，在他的脑海里，他把她想象成了一个对手，因而把她描绘得比眼前这副模样要更结实。接着，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费鲁兹的脸上绽开了微笑；她赶忙强压下笑意，上下嘴唇紧紧地包住两排大牙，好像是在非难，但与此同时她的体态改变了，人也向前走去，握住了玛丽亚姆的手。她把那只手举到唇边，送上一吻，极尽温柔之能事。玛丽亚姆也投桃报李，躬身向前，吻了费鲁兹的右手，然后是她的左脸，接着是右脸。看着这番彬彬有礼又充满温情的交流，贾马尔感受到了一种痛苦的愉悦，仿佛是在见证一个未完成的仪式终告圆满。
“玛丽亚姆，”费鲁兹说，这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尽情微笑了，“玛丽亚姆，玛丽亚姆。你能来看我们真是太好了。可之前你居然躲了我们这么久！”
“是我不好，”玛丽亚姆说，眼中闪着光，“你看上去一点没变。”
“哦，怎么会，你这大骗子。我老了，瘦得皮包骨，”费鲁兹说，对玛丽亚姆的恭维付之一笑，“这两个就是你的孩子了。长这么大了，这么可爱。谁能想得到呢。汉娜和贾马尔，请吧，随意些。快来坐，阿莎会给我们拿些小吃过来的。”
直到交流进行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注意到，一个男人正一声不吭地坐在后窗的另一侧，一道半拉的厚重窗帘在为他遮光。他又老又黑，脸上有一个大疣。维贾伊。妈从来没提起过他脸上有疣。他们几个围坐在这里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圈子的一分子，虽说他在他那个阴暗的角落里显得孤僻离群。
“维贾伊也很高兴你们能来，”费鲁兹说，指了指那个沉默的男人，“你们要是非常了解他，就能看出来他是在微笑了。可怜的维贾伊之前不得已做了髋关节置换术，结果术后中风了。他恢复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恢复，所以现在他全天都得服用大剂量的止痛药。他不能动了，也说不了话，但他听得见。他知道你们来了，他也欢迎你们。嘿，维贾伊——你瞧，他在微笑。你们看得出他在微笑吗？”
贾马尔看不出他在微笑，可他还是微笑回礼。阿莎端来一盘小吃和软饮，他们小口吃喝起来，听费鲁兹和他们讲维贾伊的不幸遭遇及其生活受到的影响。“维贾伊热爱工作，”费鲁兹说，“你还记得吗，玛丽亚姆？他今年七十七了，辛勤工作了一辈子。而如今他只能终日坐在这里，操心他那几个合伙人又在打什么主意——试想一下，对这个可怜人来说，那该是怎样的折磨呀。生意现在都是由迪内希打理了，他打理得非常好。那是一家大商行，非常成功，然而可怜的维贾伊还是忍不住要操心。我知道他是什么德行。不过没关系，他也在利用这个机会补上以前他一直没机会完成的阅读课。这会儿他就在听一本介绍古吉拉特邦历史的音频书呢。我们曾经回印度探过亲，在他病倒以前；能再度见到自己的家人，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真是美好。那场面就像是过节，他像个王公一样四处分发礼物。他为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倍感自豪，如今他想要了解有关古吉拉特邦的一切。
“可现在轮到你来跟我说说你躲着我们的这些年来，都在做些什么了。”费鲁兹说道，面带微笑，目光和蔼地在他们三人之间闪转腾挪，好打消这句话中的责备意味。
玛丽亚姆和她说了诺里奇的事情，说了爸的病逝；接着，过了一会儿，她说出了此行来看他们所为何事。费鲁兹点点头，说她会告诉玛丽亚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当初她被寄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拿到了她的出生证，也得知了她的身世。就在她说话的当儿，她递给玛丽亚姆一纸证件，之前她就已经放在身旁的小桌子上备好了的。玛丽亚姆接过出生证，扫了一眼，然后搁在大腿上。就凭刚刚那一眼，她已经看清了自己在上面的名字只有“玛丽亚姆”四个字，没有后面的姓。
“你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那年你只有九岁，”费鲁兹说，脸上挂着微笑，“也许有一些事情是我当年没跟你讲，因为我那时觉得，那不是孩子理解得了的，但我尽力把它们记在心里，好日后再告诉你。有什么是你特别想知道的吗？”
“我想弄清楚我母亲是谁——如果还有可能打探出她的任何情况的话。”玛丽亚姆边说边拿起那张出生证，在半空中举了几秒钟。
“官方说法是，你被人放在了医院门口，而他们最终也没能找到你的母亲。”费鲁兹说到这儿，看了安娜和贾马尔一眼，也许是为了缓冲她刚刚透露的这条令人不快的信息，抑或是她一看到玛丽亚姆的孩子们，就会不禁莞尔，“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个社工向我们透露了更多内情。她告诉我们说，警方的调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那个最有可能是你母亲的女人后来消失了。他们从她的一个女邻居那里听说了她的情况，那人是在警方公开征询信息后主动站出来的。她告诉警方，她那条街上以前住了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女儿怀孕了，未婚。那家人是战后难民，波兰人。他们回不去，在英国待了几年。她知道他们打算移民海外，可她不确定他们是要去澳大利亚还是南非。二者必居其一，这是肯定的。她刚听说他们的打算时，他们还没有决定好选哪一个，可她觉得，他们最终还是选定了澳大利亚。她后来看到了那家人动身启程，但走得十分匆忙，所以她也没时间和他们说话。她说她不想多管闲事，但她确实注意到了那个女孩的身孕消失了，却不见宝宝的踪影。那时候的人对这种事情是很警觉的。等到她听说了警方在征询信息的时候，事情才过去了两个礼拜，所以她不由得想，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关联。
“警方经过调查，找到了那个年轻女子工作过的地方，询问了她的几个同事。他们说她几个月前就走了，至于她去了哪里，他们一无所知。她曾经和一个军人约会，一个肤色较浅的‘黑皮’。那个时候的人，说起这种话来都不害臊的。这些都是那个社工告诉我的；她还说，她引用的都是档案里的原话。一个肤色较浅的‘黑皮’——这样的描述未免太宽泛了，而那时候我们也并不真的急于追查这家人的下落，所以也就没问名字。我本该想到你总有一天会想知道的，可当时我们并没有往那处想。反正呢，这也只是个传言，因为那个女人已经消失了，警方也一直没能确定她的身份。”
讲完了这段语焉不详的历史，费鲁兹转向维贾伊，仿佛是要看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其实呢，贾马尔心想，她是在躲避妈两眼圆睁的灼热目光。
“你们为什么要收留我？”玛丽亚姆问，“收留一个族裔不详的私生女，难道你们不担心吗？更何况我还给别的父母惹了那么多麻烦。这一切你们都不担心吗？是什么让你们决定收留我？”
费鲁兹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她又看看维贾伊，贾马尔觉得她是在让自己镇定下来，选择是要给出哪种回答，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最终，他估计，她还是决定选择那个简单的。
“我们想要帮助别人，”费鲁兹说，声音中透着恳求的语调，“这一开始是他的主意。他说我们的人生一路走得顺风顺水。我们健康，我们幸福，我们富足，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一个命途多舛的孩子，既然我们自己生不出小孩。于是我们就要了一个小孩来抚养，他们就把你给了我们。我们想着要给你关爱，给你庇护，视你若己出，直到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我眼里，你就像是我亲生的一样。”
玛丽亚姆起身走向费鲁兹，拥抱了她，亲吻了她，接着又走向维贾伊，重复了刚才的动作。他们搭临近傍晚时分的那班火车，踏上了返回诺里奇的路。告别的时候，费鲁兹泪流满面，拥抱了玛丽亚姆，还有安娜和贾马尔俩。他们全都握了维贾伊那软绵绵的手，而费鲁兹则在一旁指着他那无形的微笑。火车上，他们不去搅扰玛丽亚姆的思绪，等着她自己想好了再开口。
“很有可能我是波兰人。”她说，面对人生中的这又一复杂变数而忍俊不禁。
“半个波兰人，”贾马尔说，“别忘了那个‘黑皮’。”
“可什么样的波兰人会管自己的女儿叫玛丽亚姆？”他们的母亲问道。
“波兰犹太人。”贾马尔说。玛丽亚姆摇摇头，可贾马尔不依不饶：“果真如此的话，既然犹太人身份随母不随父，那就意味着我们全都是犹太人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有权成为以色列公民。”
“玛丽亚姆不是个犹太名字。”玛丽亚姆说。
“另一方面，”贾马尔接着说道，“那个肤色较浅的‘黑皮’也许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附近的一所军事院校里接受某种特别训练。玛丽亚姆是他亲爱的母亲的名字，而当你的母亲生下你的时候，她就用他母亲的名字给你命名。”
“玛丽亚姆不是个犹太名字，”玛丽亚姆又说了一遍，语气坚定，“我查过了。之前我就想到了这会不会是个犹太名字，所以就查了一下。这名字的希伯来语写法是米里亚姆。”
“那样的话，这件事情就确凿无疑了。我们的波兰外婆当年是在跟一个阿拉伯人约会，她不是犹太人。”贾马尔说。
安娜写道：想想那个关键元音(6)！她已经在跟进了，又是大谈信息自由，又是要求调取警方卷宗，追查疑似她母亲之人的姓名。她甚至就在用这样的词汇：“调取卷宗”“疑似她母亲之人”——听上去满口的司法腔。她在难民中心工作的时候，一定是学到了一点东西。等到她拿到了名字，她计划要对照她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里飞往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旅客名单，继续追踪那个女人的下落，不找到她不罢休。我担心她在调取警方卷宗这一步上会碰壁。她的母亲当年遗弃她的行为是犯罪，这个案子依然没有结。如果一项调查仍在进行中，警方是不会放出相关卷宗的。
贾马尔写道：我隔壁那位作家朋友喜欢这个关键元音。他跟莉娜真是一见如故，莉娜开始宣称他是她的一大发现了。如果我是妈，我想我是不会非要把这件事情追个水落石出的。就像我并不真想找到爸当年遗弃的那个女人，还有她的孩子。我们的哥哥或是姐姐，我应该这么叫他/她。不是特别想。你呢？是我人品不好吗？可我想去桑给巴尔，绝对的。
安娜写道：我们真的要去桑给巴尔吗？还是说，这永远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令人心怡的可能性，一个快乐的神话？有时候，我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会感到不安，好像是在走近新的失望和碰壁遭拒的可能性。这倒不是说我觉得自己属于那里，或是说我理应受到欢迎，而是说，在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感觉自己被悬空在了两个地方中间——一个是真实的、我所生活的地方，另一个是想象中的地方；后者也是真实的，但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意味。也许悬空这词太戏剧化了，那就换成拉扯吧——我被朝着一个有时我发现自己试图抗拒的方向拉扯。我这会儿正在看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怀中抱着女儿的厄立特里亚女人，孩子可能只有两三岁，两人身后是一个用铁皮和旧垃圾搭成的窝棚。母女俩都穿着破衣烂衫，可女人的头发精心盘卷过，好像她为了拍这张照还把自己打理了一番。她差一点点就能为摄影师挤出一个微笑了。照片是尼克的一本杂志里面的，之前落到了桌子后面。女人在皱眉，看上去精疲力竭——一个美丽的女人，可饥饿和陋习却在她的身体上面刀劈斧斫。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生殖器和她女儿的生殖器都被摧残过(7)，两人都饥肠辘辘。当我们的世界充斥着那么多无以言表的痛苦时，我的头脑里却塞满了我自己的小心思。有时候，知道了这种事情，我会羞于过上安康的生活。xxx。
贾马尔写道：她让我想起了妈在难民中心见到的那些女人。事情还没到全无希望的地步。说到妈，给你个最新消息：她在考虑买一台健身器。现在是关键时刻。你觉得她在跟人约会吗？我们当然要去桑给巴尔。我想看看那棵大树——当大千世界在视线之外红尘滚滚时，爸当年就在那棵树下剥着花生。我在写一个短篇。又一个父亲的故事。如此缺乏惊喜的移民主题。我打算叫它：《非洲来的猴子！》
（完）
(1) 伊斯兰教中的死亡天使。
(2) 伊斯兰教每日五次礼拜中的第四次，规定的时间窗口从日落之后开始，至晚霞消失为止。
(3) 当时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原住民实施法律上的歧视。
(4) 原文为ancient mariner，出自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名篇《老水手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又译作《古舟子咏》。
(5) 英国一家时尚与家居连锁店。
(6) 可能指的是上文提到的玛丽亚姆（Maryam）中的a与米里亚姆（Miryam）中的i之别。
(7) 指的是非洲女性的割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