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伤寒
瘟疫对人类的影响还不仅仅是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或者改变几场战争的走向。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懂得恐惧、悲伤，在灾难和死亡面前会作出各种反应，于是瘟疫也一次又一次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文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可以说独树一帜，非常有特色。如果要问中国古代什么人最潇洒、最具风度，大概要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他们是当时社会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艺术家，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这些名士的思想意识，举止行为，体现了自然而高贵的气质，被称为“魏晋风度”，千百年后仍然为后人所称道。
什么叫体现了自然而高贵的气质呢？首先，魏晋名士在穿着上讲究洒脱。衣服以宽大为美，袖子从胳膊肘开始就做得特别肥，几乎可以拖到地面。布料必须柔软轻薄，显得飘逸，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穿旧衣服，不爱穿新的，有的还不系腰带，敞开衣襟，更飘逸。脚上穿木屐。有些人则更放得开，光着脚，露着胳膊，敞着怀，“竞以裸袒为高”[20]。
这种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体现在衣着上，行为举止最好也自然散漫一点，不能拘束。东晋时期，尚书令郗鉴想在琅邪王氏家族中挑选女婿，派一位门客到王家去观察。门客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很好，但是听到有人去选女婿，就拘谨起来，只有一位露着肚皮，大大方方躺在东边床上，跟没事似的。”郗鉴说就这个好。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由此而来。
谈话时一定要神态镇静。比如有一次名士王猛去见东晋大将军桓温，穿着一身旧衣服，不知道多久没洗了，生了虱子。王猛一面对着人家侃侃而谈，发表对天下大事的见解，一面旁若无人地摸身上的虱子，于是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又留下一句成语“扪虱而谈”。
旁若无人发展到极致就成了狂放不羁，不拘礼教。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在家里赤身裸体。客人来拜访，见他这样便责备他无礼，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1]东晋的名士王忱也很狂放，“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去”[22]。
魏晋名士们还有个共同的嗜好——酗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23]。另一位名士阮籍也是一日不可无酒，天天烂醉如泥，他曾经一再表示不想做官，可有一次却主动跑到司马昭那里要求做步兵校尉，因为他听说校尉府中藏有好酒。到任之后，他根本不办公，天天畅饮，酒喝光之后就辞官不做了。
后世的人们对魏晋名士的这些怪异行为赞赏有加，认为他们是尽情挥洒恣意率真的本性，绝无半点做作掩饰，也不顾世人的褒贬毁誉。魏晋时期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难得的人性自由解放的时代，一个寻找自我，呼唤自我的时代。
然而20世纪30年代，鲁迅却指出，这些名士的那些放荡不羁的行为都是在毒品的作用下产生的。
人们一说到毒品，马上想到鸦片，觉得好像在鸦片泛滥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吸毒的历史。其实这是不对的。魏晋时期的上流社会就曾大规模吸毒，吸的当然不是鸦片或者可卡因，而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黄、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辅料，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之得当，有一定的壮阳作用。当时全社会都梦想着修身求仙，五石散便被视为一种强身健体的良药，吃了虽然不能腾云驾雾，脱胎换骨，但确实能让人感觉精力充沛。当时服用五石散在全社会，不管是修道之人，还是帝王贵胄、士大夫中，都很流行，到后来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我们所谓的魏晋风度居然很大程度上是“五石散”在人体内发作时的表现。
吃了五石散之后，人会感觉浑身发热，五内俱焚，于是宽袍大袖就成了时尚，有的人索性光着膀子甚至赤身露体，所以王羲之才会露着肚皮，刘伶在家里不穿衣服，王忱赤身裸体。有时候吃完药热得实在受不了，为了出一身大汗把药力发散出来，还要到野外狂奔，称为“行散”。当时的人当作时尚，没吃药也跟着狂奔。我们今天说的“散步”一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
吃药之后，皮肤也变得非常敏感，容易磨破，穿衣服的话必须轻薄柔软，新衣服太厚，洗过的衣服太硬，摩擦皮肤，所以名士们都喜欢穿没洗过的旧衣服。穿鞋也难受，所以踩着木屐，甚至光着脚。因为衣服老不洗，自然而然生了很多虱子，所以才会有一边聊天一边抓虱子的故事。(https://www.daowen.com)
药性发作的时候，不能饿着，不管什么时候，要赶快吃东西，一日可能要吃好几次，同时还必须拼命喝酒才能让药力散掉。于是魏晋名士们就根本顾不上什么礼仪礼貌，不分时间、场合，大吃大喝。后人居然把这当作他们反抗礼教的证据。
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有毒成分，副作用很大，吃了之后伤脑子，人往往变得性情暴躁。本来很聪明的人，也会变得迷迷糊糊，痴呆儿一样。所以魏晋名士们往往脾气很坏，高傲，容易发狂，遇到苍蝇绕着他嗡嗡地飞，就暴跳如雷，拔剑去追着砍苍蝇；说话也总是糊里糊涂的，于是“痴”也成了当时人的时尚。
由魏晋至隋唐，五石散流行了五六百年之久。服用的人多，中毒死亡的人也多。五石散对人体的损害绝不亚于鸦片，说它是毒品一点都不冤枉。那么这种药是从哪儿来的呢？据说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治疗当时大范围流行的伤寒病，只是后来才被名士们当成了仙丹灵药，没事就吃。那么伤寒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还得追溯到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在汉武帝对匈战争的后期，由于汉军攻势猛烈，匈奴人就派巫师在汉军可能经过的道路和水源地掩埋病死的牛羊。汉军接触了这些死牛死羊，或者在掩埋过牛羊尸体的水源地喝了水，就会染上瘟疫，大面积地丧失战斗力。骠骑将军霍去病千里奔袭，封狼居胥，可是远征匈奴归来，年仅24岁就病死了，很可能就是死于匈奴人制造的瘟疫。
当汉军从战场上回到中原之后，匈奴人施放的瘟疫也被他们带了回来，在中原大范围传播，当时人称之为“伤寒”。这种瘟疫死亡率很高，得了之后有两个病征，一是发高烧同时又怕冷，二是身上出现红斑，所以有人推断可能是现在的流行性出血热。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防治手段，一直没法控制，从汉武帝后期开始，直到三国魏晋的二百余年间，这种瘟疫每隔十至二十年就发作一次，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在社会繁荣时期，瘟疫流行还不至于影响社会安定；但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瘟疫往往成为动乱发生的诱因。西汉后期，王莽篡位及绿林、赤眉起义之所以会发生，与瘟疫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东汉后期，汉顺帝，汉恒帝时期都不断地有疫情发生，汉灵帝在位期间先后发生五次大范围的瘟疫流行。瘟疫的流行与东汉王朝的崩溃相伴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东汉灭亡的深层原因。
整个三国时代发生了二十二次瘟疫。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爆发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病逝了四个。三国末期洛阳地区发生瘟疫，当地几乎一半以上人都死了，曹植曾经描绘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三国时期的社会动乱与此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汉末三国时期的贵族、士人纷纷寻找防病治病的方法和药物。张仲景就是在总结防治瘟疫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名著《伤寒杂病论》。五石散正是因为被认为可以防治伤寒，才大为流行。因此，魏晋风度就这么产生了。
为了避免传染疾病，许多士人尽可能地避开人群密集的地方，寻找净土，于是开始崇尚自然，流连山水。魏晋时期山水诗和山水文学也开始兴起。瘟疫的流行还引起了东汉末年道教和佛教的盛行。
佛教战国末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才开始在皇家和社会上层精英中流行。佛教的流行与瘟疫的大规模流行在时间上恰好是一致的。当时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不仅有佛教的经典教义，也包括古印度的医学和医术。后者可能才是当时的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那些高僧了解到这一点，也有意识地借助医术来传教。比如汉桓帝时期在洛阳传教的西域高僧安世高，既是一代佛学大师，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
道教也是这样。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就是以救治疾病为号召，从而迅速兴起。《后汉书》里记载说：张角“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张角长期借治病驱魔在民间秘密组织会众，“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最后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汉末三国乱世也从此开始。黄巾军闹得最凶的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个州也正是瘟疫比较严重的地区。
比张角早些时候，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了天师道，因为入教者要交纳五斗米的会费，所以也叫五斗米道。《神仙传》里说，蜀中有魔鬼数万，播撒瘟疫，人民深受其苦。张道陵入蜀之后施展法术，驱散群魔。这反映的其实还是张道陵在蜀中借治病传教，五斗米道由此在巴蜀盛行开来，张道陵被尊称为“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后来在汉中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三十多年之后才被曹操降服。
战乱兵灾加上瘟疫疾病，使魏晋时期成为一个阴暗悲怆的时代。大灾大难总是容易诱发人类对生命的思考。于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主题，由两汉时期的政治、伦理，转变为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知识分子们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几个人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聊天、辩论，但是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谈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形而上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