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乌合之众

为什么会这样呢？群体心理学给出了一种解释。

在群体当中，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会下降。19世纪的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指出，孤立独处的个体很清醒，独自一人时是不能去焚烧宫殿或抢劫商店的，即便有这样的冲动，也很容易把它抑制下去或打消掉。而一旦在他进入群体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时，他就会意识到人多势众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激发出打家劫舍或烧杀抢掠的念头，并且人们会马上听命于这种冲动。因此，当一个人身处集体当中时，不管先前是从事的是科学研究、文艺创作，还是修鞋补锅，都会放弃循规蹈矩的生活，变成一个个胡作非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最恶劣的极端无耻的勾当都是一群人共同干出来的。

群体中的人们还会变得非常狂热、非常极端，就像被麻醉了一样，失去理智，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没有了人道主义精神，连自我保护都想不起来。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信念不惜任何代价，即使是流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可以残忍地屠杀敌人，也愿意英勇地死在战场上。

当很多个人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的时候，他们的智商不会因为人多势众而提高，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只能达到群体成员的平均水平甚至更低。“当个人汇集成群体的时候，绝不会有集思广益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反的是，群体的叠加只能增加他们的愚蠢，智力反而会大幅度下降。……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29]这就是民主常常走向“暴政”的原因。

不仅如此，民主还可能将国家引向战争。在人们印象里，独裁者似乎总是与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联系在一起，而民主国家则是和平的代言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在专制国家里，一切都是独裁者自己说了算，野心得不到任何约束，当然可以不顾百姓死活地发动战争，反正冲锋陷阵的又不是他。而民主国家就不同了，由于政府由民选产生，不得不对公众及舆论负责。谁都明白，战争将使公民（选民和纳税人）付出流血和财产的代价，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地发动战争，最终可能使它在下一次选举时遭到失败。

从历史上看，民主国家的确很少发生内部战争，不易出现自相残杀的悲剧。但是从对外战争来看，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一点不比专制威权国家少，甚至可以说，近代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几次最为惨烈的战争，恰恰都是“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最早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英国多次与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争霸战争，几乎打遍了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国和意大利虽然被称为法西斯，但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是在意大利大选中胜出后（共获得65%的选票，375个议席）上台执政的，而希特勒的纳粹党同样是在大选中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政党之后获得执政权力的，具有极为普遍的民意基础。

至于今天动辄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更是战争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先后对七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自60年代开始，美国又先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侵略战争。当冷战刚刚结束，美国马上就发动了海湾战争，以后又在科索沃进行干预。21世纪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战火硝烟之中无不隐现美国的身影。(https://www.daowen.com)

这是因为在民主政体之下国家政策很容易被“民意”所控制。而民众常常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他们总是相当乐观和自信，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一定能够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且他们在道德上也是完美无瑕的，自以为正义一定是站在他们这一边。正因为如此，很多民主国家的选民们会信誓旦旦地要求自己的政府出兵海外，为了报复他国对本国的无理欺凌，或者为了伸张正义，插手他国事务，“拯救”受苦受难的他国人民，甚至“拯救”全世界。

而在专制独裁的国家里，独裁者想要发动战争必须慎重考虑，因为打了败仗或者滥用国力必定动摇他的统治。他和他的少数几个谋士们对本国的实力会有清醒的认识，对是否应该发动战争也可以冷静地从长计议，不易被狂热冲昏头脑，反而不会轻易地参加战争。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了中立，没有参与这场厮杀。

所以很多情况下民主不但不能阻止战争，相反却加速了战争的爆发。1812年，正是民意和国会促使当时犹豫不决的美国总统对英宣战，试图夺取加拿大；1898年，同样是民意加速了美西战争的爆发；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英法国内立刻掀起一股要求“投入战争”的强大潮流；1962年，民意使美国总统肯尼迪决心封锁古巴；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被阿根廷占领后，民意的压力驱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扩大了英阿战争；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民意支持率曾蹿高至71%。可见，如果民意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所左右时，即使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很可能被推向选择战争这条路。

有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正在从独裁制到民主制过渡的时候，会变得更为好战。曾经有两位美国学者对1811年至1980年间的国际战争作了一项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从完全的独裁制向高水平的民主制转变的国家，卷入战争的概率比独裁国家平均高出三分之二。前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所谓的“铁托专权时代”，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相对平等和合作，不仅从未发生过战争，连可能引发矛盾和摩擦的争吵也被视为不合法；而自从1980年那位铁腕人物去世以后，特别是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南斯拉夫政治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纷纷独立，并实现民主化，随之而来的就是为边界划分和民族纠纷发生冲突，直至演变成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炮火最猛烈的战区。

这是因为在民主化进程中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能更有雄心和更愿意看到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在自己执政下出现的新的改变；而且民主化的进程愈快，权力斗争愈公开，社会遭到的震荡可能愈厉害，社会内部原有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也愈有可能得到释放。这些都给国际冲突培植了深厚的土壤。

显然，民主是一种存在一定缺陷的政治类型。民众的一时冲动常常会导致国家在重大问题上作出鲁莽和错误的决策，民众被煽动以后的破坏力往往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