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多数人的暴政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多数人的暴政

如果从古希腊时期算起的话,民主诞生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其中两千三百多年里,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不太好。

在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公民可以直接参与和管理城邦事务,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每月召开三至四次,一年共四十次,遇有紧急事务还可召集非常会议。基本上每隔九天左右雅典的公民就要聚集起来,对城邦大事自由发言或展开激烈的辩论,最后采取投票或举手的方式,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为了避免城邦被有权有势的人操控,公民大会甚至定期举行放逐投票,公民在陶片上写下认为应该放逐的名字,投进箱子里,得票最多的人就要被放逐十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十天之内必须离开。在君主贵族政体盛行于世的古代,雅典的民主的确是让人惊叹。

可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却将雅典的民主称为“民主的暴政”。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西方哲学之父,就是被雅典公民通过投票(281∶220),以侮辱神灵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被迫喝下一大碗毒药。放逐也变得非常随意: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有一次参加放逐投票,身边有一个不识字的人请他帮忙在陶片上写名字,阿里斯提德问写谁,那人说就写阿里斯提德,阿里斯提德很惊讶,问“你为什么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这样的民主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使雅典由盛转衰,并最终导致整个希腊文明终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

这场战争是由于雅典人的贪婪引起的。公元前5世纪末,古希腊诸城邦与庞大的波斯帝国发生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希波战争。雅典统帅名叫西门,积极倡议希腊城各邦国家捐弃前嫌,联合起来拼死抵抗,于是希腊各城邦建立一个攻守同盟(提洛同盟),逐渐转守为攻,最终赢得了战争。西门在这场战争中多次指挥希腊联军击败波斯大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希波战争的胜利使雅典进入鼎盛时期,作为盟主,雅典统领着两百多个盟邦,可谓势力强大。但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雅典人想进一步把这个提洛同盟变成雅典帝国,把昨日还并肩作战的同盟国变成自己的附庸,谁不服就以武力镇压之,没收其舰队,勒索其贡赋。同盟金库也被搬到雅典,成了雅典人的财产。西门指出这么做不对,提洛同盟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却在公民大会上被投票表决放逐海外。

最后,不堪忍受雅典欺压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与雅典对抗,掀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一场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内战。战争中的头十年,双方不分胜负。公元前422年,战争告一段落。七年之后,战争再度爆发。

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上的塞盖斯塔和叙拉古两个城邦开战,塞盖斯塔请求雅典出兵支援。冷静的温和派领袖尼西阿斯认为,在一场大规模战争远未结束之时远征西西里非常不明智。但是这时候一个年轻贵族——亚西比德却跳出来,主张再开辟一个战场,远征西西里。亚西比得外表出众,口才也不错,还获得过奥林匹克赛车冠军。他希望能够建功立业,于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西西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征服他们易如反掌。……占领西西里就有可能取得全希腊的霸权。”狂热的群众在煽动之下决定出征,并且选亚西比德为将军。

亚西比德的军事才能还是不错的,到了西西里以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征服了两个重要的城市。西西里只有大约十九个左右这样大小的城市,如果给亚西比德足够时间的话,这次远征还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是这时候,雅典有人传言亚西比德与一宗捣毁神像的案件有关。曾经被视为年轻人的偶像的亚西比德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公民大会决议要把亚西比德召回受审。亚西比德听闻之后,弃军而逃。公民大会缺席判处亚西比德死刑,并且剥夺了他的财产。亚西比德索性投奔了斯巴达,向敌人透露了全部的远征计划,导致雅典远征军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粮食补给不上,战船也濒于腐朽,前线指挥官向国内请求撤退。但是雅典民众认为撤退有损国威,反而又派出一支援军,坚持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雅典军队一败再败,直到最后五万远征军全军覆没。这场极不明智的远征成为雅典失败的转折点。从此以后,雅典的海上同盟开始瓦解,称霸希腊的梦想灰飞烟灭。

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又集结一支舰队,在萨摩斯岛附近准备与斯巴达决一死战。这时亚西比德因为勾引斯巴达的王后,在斯巴达也待不下去,又转回雅典一方。他说服萨摩斯岛的雅典驻军帮助他平反,并率领这支部队打了几场胜仗,甚至全歼斯巴达海军新建的六十艘大型战舰,逼得斯巴达求和。带着这样的赫赫战功,亚西比德回到雅典。雅典人好像已经忘了这个反复小人曾经叛国,也忘了他们曾经将他缺席判处死刑,全城出动,欢迎他,歌颂他。过去没收的财产被归还给他,过去控告他的罪名既往不咎,他还被选举为首席大将军,统领海陆两军。(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斯巴达人利用一次小小的伏击,掳走了十五艘雅典舰船。此事本不是亚西比德的责任,但公民大会怒不可遏,免去了亚西比德的职务,任命了新的将军。亚西比德只得再次逃走。

公元前406年,斯巴达与雅典舰队激战,雅典失利,七十艘舰船被击沉三十艘,雅典岌岌可危。雅典人全民动员,他们把卫城神庙里的金银都融化去换钱,打造了一支一百五十艘船的大舰队,同时释放奴隶组成军队,再与斯巴达决战,终于取得了一场大捷,如果不是突然刮起一场风暴,雅典舰队被迫放弃追击,斯巴达人几乎全军覆没。此战后,斯巴达求和,雅典重获制海权。

此战指挥官居功至伟。但是由于风暴,雅典海军无力救助落水水手,阵亡战士的尸体也没能及时掩埋。雅典公民知道之后群情激愤,在公民大会上将八名指挥官判处死刑,而且不允许他们为自己辩护。六名指挥官惨死,两人逃走。从此军心大乱。冤死的指挥官们尸骨未寒,雅典公民又后悔了,把那些煽动处死将军的人判处了死刑。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批评的:“雅典人反复无常地并残酷地对待其最卓越的公民的例子确实不少。”[26]公元前405年,雅典人被斯巴达人彻底击败,被围困三个月后投降了。

如果说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历史上我们看到的是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在古代雅典,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群暴君。他们背信弃义,对过去的盟友横加欺凌;他们贪得无厌,不但窃夺公款,还勒索贡赋;他们好大喜功,一场大战没打完,又开辟另一个战线;他们听信谗言,屡屡制造冤案;他们冷酷无情,对有功之臣杀伐相向;他们反复无常,刚刚作出的决定转眼就反悔。这些不都是通常我们看来“暴君”才有的特征吗?一个人施暴是独裁的暴政,一群人施暴是民主的暴政。民主的雅典最终用暴政结束了自己的辉煌。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著作中借一位波斯贵族的口表述了对民主的不满:“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27]

两千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是另一个民主造成的悲剧。这场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革命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被誉为新社会的出生证,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推翻专制皇权之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却成了腥风血雨。

在1793年人权宣言和宪法中,明确宣布“主权属于人民”。法国人民可以自由地参与国家政治和司法。立法机关的大门必须永远敞开,欢迎民众随时进去旁听。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民主。于是人民群众茶余饭后全都挤到议会里来,有一次旁听席竟被挤塌了。不但能旁听,他们还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议员们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们可以大声表示赞成或反对。赞成的时候大声呐喊,把地板跺得震天动地,反对的时候还是大声呐喊,把地板跺的震天动地。呐喊的内容可能是赞美,也可能是辱骂,但是音量都是一样的。议员们必须声嘶力竭,大吼大叫地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就这样还经常淹没在围观群众的声音里。人们可以自由喧哗,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凭着自己的热情左右政治,群众要是有什么想法,还经常成群结队地跑到议会大厅来请愿,有时甚至携带武器。当局者必须立即作出答复,通常是不答应不行。国家政权在这种局面下毫无权威可言。

司法也是这样。只要国民公会多数决议通过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法庭只能执行决议。大批人遭到逮捕,不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1792年9月2日,仅仅是因为听到外国干涉军包围了凡尔登的消息,狂热的巴黎民众便在革命的激情鼓动下冲进各个监狱,不经审判,杀死了一千多名被怀疑“反对革命”的犯人,约占在押人数的一半。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不得不顺应民意,开始制订恐怖性法规,实行恐怖统治,逮捕和处死任何意见不同的人,逮捕和处死任何反对他们这么做的人。被拘禁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达到三十万。就连许多革命领导人都被昔日的战友硬安上一个罪名,剥夺一切辩护权利送上断头台。更有大批无辜群众死于非命。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有三万五千至四万人丧生,而且第三等级占84%(其中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贵族只占8.5%。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为我们如临其境般地描绘了一个难忘的情景——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编织一边数着掉下的头颅:“二十二、二十三……”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就是“断头台越忙碌,共和国越巩固”,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理直气壮地、疯狂地杀人。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在1837年谈道:“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个旗帜有时是为了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最残酷、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是为了反对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是为了违抗最合法的权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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